原標題：4位來自成都的四川歷史名人穿越時空來相見
四川省正式公布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其中，文翁、司馬相如、常璩、薛濤四位是來自成都的歷史名人。
千百年來，成都既傳承著燦爛輝煌、弦歌不輟的巴蜀文脈，又書寫出豐富多彩、獨具魅力的天府文化。西漢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興教育，首創官辦學校；西漢文學家司馬相如開創蜀學，奠基漢賦；東晉史學家常璩纂寫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華陽國志》；唐代女詩人薛濤創製了風行一時、流傳千載的薛濤箋。他們不僅留下了引領各自領域、影響至今的歷史成就，還有創新創造、不斷開拓的精神力量。
文翁
治水又辦學
建立中國「第一所公立學校」
文翁（約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姓文，名黨，字仲翁，西漢廬江郡舒縣（今安徽省舒城縣）人。文翁自幼好學，飽習儒家經典，尤以治《春秋》見長。初任郡縣小吏，漢景帝末（公元前145年左右），任蜀郡太守。文翁治水與辦學，兩千年來對蜀地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稱「文翁化蜀」。
如果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任教師」，那麼，文翁的貢獻就在於：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公立學校」，自己就是「第一任校長」。
初來蜀郡，文翁看到的，是一個儒學空氣非常稀薄之地，「蜀地僻陋，有蠻夷風」。「好仁愛教化」的文翁決心從教育入手，改變這裡的民風，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教學試點項目。他首先通過考察，從屬吏中選定十餘人來當學員，由他授課。經過短期的培訓後，文翁又將他們送到京城長安，跟隨博士學習儒家經典、律令。數年之後，這些學員學成歸來，他又根據各人的學習成績安排相應的官職，其中有精英官至郡守、刺史者。
接下來，文翁把這套經驗全面實施——辦中國第一個地方官辦學校。辦學校首先要有校舍。文翁因陋就簡，用成都最常見的石頭壘起了石屋，名之曰「文學精舍」。因為講堂全用石頭建築，故又稱「石室」，史稱「文翁石室」。文翁兼任了學校的首任校長，還為學生授課。
政府辦學，向平民招生，「文翁石室」的創立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座裡程碑。
文翁首創的第一所公立學校，從古代的「文學精舍」（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到近代的錦江書院（1701年）、現代的成都府師範學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學堂（1904年）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學，培養了數以萬計的人才。在同一地址連續辦學達2161年，成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蹟。
文翁繼李冰之後，在蜀中大興水利，據《都江堰水利述要》記載：文翁在任職期間，帶領民眾「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頃」，將都江堰水利工程體系拓展至湔江（沱江）流域，是第一個擴大都江堰灌區的官員。
司馬相如
漢賦奠基者
一曲「鳳求凰」流傳千古
在成都市中心，有一條古色古香的道路叫「琴臺路」，這條道路是為了紀念西漢大文學家司馬相如而命名的；將近2000年過去了，司馬相如以一曲古琴「鳳求凰」博得了巴蜀才女卓文君的青睞，並與卓文君「當壚賣酒」的故事，在成都仍是家喻戶曉。
據《史記》記載，西漢景帝時期，四川成都有一位很有才華的年輕人來到了長安，成為景帝的侍從，這位年輕人，就是以辭賦名揚天下的司馬相如。臨邛令和司馬相如是好朋友，對司馬相如推崇備至。富豪卓王孫慕名宴請相如，席上，相如彈了一曲《鳳求凰》，沒想到，躲在一邊偷看的卓文君立刻就愛上了他。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兩人一起逃到了成都。此後，文君當壚賣酒，相如刷碗洗杯，成就一段佳話。
據《華陽國志》記載，司馬相如北上長安時，在城門上題字：「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表示此去一定要功成名就，後來，這個地方就叫作駟馬橋。
司馬相如到長安見到漢武帝，聽說漢武帝喜歡《子虛賦》，立即說：「那是我為梁王所做的，算不得好，我要為您寫一篇更好的賦。」於是寫下了著名的《上林賦》。
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全文照錄了司馬相如的這篇名賦，可見司馬相如才氣之高，名氣之大。
司馬相如在漢武帝身邊擔任郎官幾年之後，被派往撫慰巴蜀百姓。
南夷道修通之後，漢武帝又派遣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司馬相如經過成都的時候，蜀太守讓手下人迎接到了城外，北宋蘇軾有詩云：「使君負弩為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說的就是司馬相如衣錦還鄉，縣令身背弓矢，在前面為他開路的盛況。
這就是《史記》中所記載的司馬相如的故事。司馬相如是西漢最傑出的文學家，被稱為「辭宗」「賦聖」，與揚雄並稱為「揚馬」。他是漢賦的奠基者，蜀學的開創者，也是通《爾雅》著《凡將篇》的訓詁學家，還是著首部書法著作《季候四時書》的書法家和蜀派古琴的開創者。
班固在《漢書》中記述，司馬相如在京城和諸侯國做官，以辭賦名揚天下，讓蜀人「慕循其跡」，後來，巴蜀之地湧現了王褒、嚴遵、揚雄這樣的文化名人，「文章冠天下」，都是因為司馬相如的模範作用。所以他提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大力宣揚文翁、司馬相如兩位歷史名人對於巴蜀地區文化發展所起到的作用。
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何一民認為，西漢時期，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這樣的大家，在蜀地接受教育，他們的思想觀念、文學藝術達到當時的最高水平，為巴蜀博得了「自古文宗出巴蜀」的美名。
常璩
地方志始祖
所著《華陽國志》是了解古蜀的門檻石
位於天府廣場的四川省圖書館汗牛充棟，在560萬冊的巨量儲存中，堪稱鎮館之寶之一的，就有《華陽國志》。這部記錄了從遠古到東晉永和三年巴蜀史事的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堪稱地方志「鼻祖」。《華陽國志》被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贊為「中國地方志中一顆耀眼的明珠，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之一」。它的作者，就是入選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的常璩，被譽為「中國地方志始祖。」
常璩，字道將，東晉蜀郡江原（今崇州市）人，約生於公元291年、卒於公元361年。我國現存最早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巨著《華陽國志》作者。
常璩出生於一個好學不倦的家族，受到家族的影響，他自小勤奮好學，少年時即以廣博才學名聞蜀中。長大之後，常璩順利進入成漢政權，先被拜為史官，後升為散騎常侍，參與決策，掌理文書，傳達詔令。也是在這個時期，常璩利用工作之便，閱讀了大量政權史館書籍，並儲備下大量的史料信息，為著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到了成漢末期，東晉大將桓溫率兵伐蜀，常璩從國家統一、百姓安康角度出發，力勸成漢政權投降。東晉統一巴蜀後，常璩隨桓溫到達建康（今南京），入秘閣，掌著作。在建康，常璩積平生所學，花了六年時間，在晉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期間，撰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著作《華陽國志》。
在常璩的書中，「華陽」是一個更加宏大的地理概念。
《華陽國志》記載的是四川、雲南、貴州全境以及陝西、甘肅、湖北部分地區的史實，因其地處華山之陽而取命《華陽國志》。其記述的時間遠起於天地開闢之初，近止於晉永和三年（347年），可以說是一部通志。
自成書以來，《華陽國志》一書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評價和推崇。徐廣的《晉記》、範曄的《後漢書》、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劉昭的《續漢志注》、李膺的《益州記》、酈道元的《水經注》、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唐初修的《晉書》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都大量取材於《華陽國志》。中國著名學者、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任乃強認為「其開我國地方史志創造之局，有如《史記》之於我國史籍」。
同時，《華陽國志》還是古蜀歷史信息的寶貴鑰匙。四川大學考古系林向教授認為，《華陽國志》與《蜀王本紀》是「我們認識和詮釋地下出土的古蜀歷史信息的寶貴鑰匙，是後世了解古蜀文明的門檻石。」《華陽國志》書中很多內容給予今天成都考古工作以重要啟示。如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古城址群、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十二橋遺址、商業街船棺葬、秦人墓、老官山漢墓、成漢墓等重要考古發現，均可與《華陽國志》中的歷史材料相互印證。
薛濤
唐代女校書
「薛濤箋」歷代文人鍾愛
在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名單中，唐代才女薛濤名列其中。薛濤,字洪度(一作弘度),原籍長安,長於成都,是地地道道的成都才女，唐代著名女詩人，被後世譽為「女校書」「薛校書」。存詩90餘首，收於《錦江集》，代表作有《十離詩》《池上雙鳥》《籌邊樓》等。
賦詩40餘年間,她詩名極盛,「詩達四方」;詩風「調婉神秀」「細膩多巧」。著名詩人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都是她的「粉絲」,互有詩文唱酬。薛濤一生大約作詩500首,可惜大多散失,流傳至今的僅91首。即使如此,僅存的詩裡也體現出了這位女詩人的傑出才華。
薛濤與魚玄機、李冶、劉採春並稱唐代四大女詩人，與卓文君、花蕊夫人、黃娥並稱蜀中四大才女，其詩歌數量乃唐代女詩人之最，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薛濤的詩,不僅如世所傳誦的《送友人》《題竹郎廟》等篇，以清詞麗句見長，還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關懷現實的作品。薛濤曾到過接近吐蕃的松州,有《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詩,其第一首說：「聞說邊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對防守邊疆士兵的艱苦生活寄以深切同情。
「薛濤箋」是薛濤的一大創意產品。據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雲:薛濤「好制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人狹小為之」。薛濤又發明了塗刷染色技法,能染出深紅、粉紅、明黃等十種顏色,做出的小彩箋很快風行全國，流傳後世，受歷代文人墨客鍾愛。而薛濤自己則偏愛深紅一色。據史載,薛濤本用浣花溪水造箋,但到了明代,唐時的百花潭逐漸淤積,水質欠佳。於是明代蜀獻王朱樁,就用位於今天望江樓公園中的薛濤井取水建作坊,仿製薛濤箋。由於井水經砂質地層過濾,甘甜清冽,所制出的紙號為上品。此井周圍石欄環繞,「有堂室數楹,令卒守之」。
清嘉慶年間,此處逐步有了一些紀念薛濤的亭臺。1814年,四川布政使方積與成都府知府李堯棟等還在培修薛濤井外,在井的對面修建了濯錦樓、吟詩樓、浣箋亭,皆因薛濤故事取名,兼作官民遊宴之所。但清鹹豐初年,俱毀於兵燹。到了清光緒年間,望江樓迎來了一次盛大的重建。這次重建奠定了今天望江樓公園的基礎。（成都日報記者 陳蕙茹 汪蘭 李雪豔 王嘉）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