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美國芝加哥發生連環槍擊案，一名32歲非洲裔槍手南丁格爾開槍射擊，導致3死4傷。在芝加哥大學就讀的30歲中國留學生範軼然不幸遭槍殺，槍手已被警方擊斃。
範軼然，本科北大，碩士劍橋，博士芝大，無論是師長還是同學，都對其有極高的評價，然而在1月9日這天，本該擁有光明前途與未來的他，遭受了無妄之災，永遠留在了這天。
北大校友會在事發後的三天發文悼念：噩耗猝來，我們悲憤不已。我們對軼然校友的離去深表哀悼，對他的家人和朋友表示深切的慰問，並向所有身在海外的校友致以來自燕園的關心與問候，惟願君安，健康順遂。
據悉，範軼然父母在多方幫助下，短時間獲得籤證，於13日抵達美國，芝加哥大學在14日舉辦了線下燭光追思會。逝者已逝，親友們只能帶著悲痛繼續走下去。
範軼然的摯友廖元辛，在2016年前往芝加哥探望範軼然後寫了一篇文章，本意是展現中國留學生在美申請、攻讀博士的艱難，後收錄在《新留學青年》，現謹以文紀念範軼然。
2015年3月，當我來到芝加哥看望已近兩年未見的軼然時，他正處於我們相識十年以來最焦慮的狀態。說「最焦慮」，是因為他平時也焦慮——無論是在高中時代，還是在大學的校園裡，你任何時候見到他，他都行色匆匆，臉上掛著淡淡的愁容。不過這一次，他的焦慮確實事出有因：就在三天之前，他剛剛收到最後一所自己申請的學校寄來的拒信。用他的話說，「天塌下來都比這個容易承受」。這是軼然第一次申請美國大學的博士項目。為了能畢其功於一役，在過去的三年時間裡，他幾乎是皓首窮經，宵衣旰食。兩年之前，在重大決策中歷來小心謹慎的他，出人意料地從國內的研究生項目退學。其後，他遠赴英倫，在劍橋拿到研究型碩士學位，同時考察了英國學校的博士培養方式。從劍橋來到芝加哥之後，他沒日沒夜地學習、修改申請所用的自薦信。為了趕上博士的申請季，他用一年的時間修完一年半的課程，其中還包括在暑期自學成才，從而免修了本來必修的C++課程。「我過去這三年只幹了這一件事，就是申請博士。」我剛放下行李，還沒來得及坐下，軼然就憤憤不平地講起來，「結果現在搞成這個樣子，你說說，這公平嗎？」我咽了口唾沫，把本來想說的話又吞了回去。「要不這樣，明天咱們出去逛逛，你也散散心？」「唉，」軼然長嘆了一聲，擺了擺手，「沒意義，你說，出去逛逛能讓我申上博士嗎？」我漲紅了臉，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是啊，除了等到明年的申請季，還有什麼法子能讓他申請上博士嗎？在軼然一言不發地開始切起白菜，炒起五花肉的時候，我也在一旁靜靜地思考著博士對於他、對於許許多多的中國留學生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記得從上小學開始，每當父親問我今後要不要讀大學，我就會說，不僅要讀大學，還要讀碩士。「那讀完碩士呢？」「讀博士！」「讀完博士呢？」「讀博士後！」那時的我，顯然還不清楚碩士、博士和博士後這些耀眼的頭銜意味著什麼。對那時的我來說，帶上博士帽、穿上博士服，然後在照相館裡拍出一張「博士畢業照」，遠比搞清楚「博士是做什麼的」這樣高深的問題重要的多。事實上，這種「讀完本科讀碩士」、「讀完碩士讀博士」（或者是碩士優於學士、博士優於碩士）的思維方式，在中國社會中似乎普遍存在。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即「博士」是那種讀書非常多的人。到底有多「多」呢？不知道，但大概至少比碩士多。一個人既然是「博士」，那就自然是經綸滿腹，博古通今，自然是「頂厲害的」了。而博士後呢，自然要比博士更「厲害」。然而在美國，或者說歐美各國，讀博士或者讀碩士，則根本上是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徑。自20世紀初以來，歐美國家的博士項目主要以培養學術研究者為目標，強調學生的科研原創性。同時，博士也是一塊敲門磚——在大多數院校，只有獲得了博士學位才有資格受聘成為教師。然而就是這樣一塊敲門磚，讓自上本科起就想成為一名大學老師的軼然已經苦惱了三年。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境：「我覺得我現在特理解《儒林外史》裡的範進。你說，我現在申博士，跟範進考科舉有什麼區別？我覺得沒區別。」第二天，我開車帶軼然出城到聖母大學轉了轉。他的情緒已經稍稍有所好轉，但依然起伏。回程的路大概一個半小時，我想正是深入談談他申請博士想法的好機會。事實上，儘管我們談論的是他的「傷心往事」，但和他談話還是會給人帶來一種莫名的喜感。這一來是因為他抑揚頓挫的語調像極了評書大師單田芳，二來是作為一個曾獲得哲學雙學位的哲學迷，他會把我問的每一個簡單的問題進行理論化的分析，給人一種「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似的黑色幽默感。說實話，要說這一年來有沒有開心的事，我覺得沒有。為什麼？因為我每天就是按部就班地上課，做研究，找推薦信。每天就幹這麼點事兒，最後還沒申請上，你說我能有高興的事兒嗎？這些年出來讀書也花了不少錢，你說，如果我明年再申不上，我咋辦？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在申請之前，其實我就知道估計會很難。畢竟金融博士每個學校就招那麼幾個人，全世界那麼多人都在申請。先不說其他人是個什麼水平，你就看看我們芝大這些學生都是怎麼念書的：每次下大雪，其他學校都封校放假了，可我們不放。為什麼？不是學校不讓放，是學生不讓。學生說，我們交了學費來上學，你提供的教育就得足時足量。既然我們能來到教室，你就應該繼續給我們上課。你問我為什麼想教書，為什麼要讀博士，這個說來就長了，我得先講講這個想法產生之前的事兒。我小時候，大概初二的時候吧，就在想人活一輩子，總要幹點事兒。那什麼事情有意義呢？我一直覺得當醫生這件事情很有意義，因為它解決了人類的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活下去」。而使得人類活不下去的根本因素是什麼呢？那時候我覺得是癌症。為什麼呢？因為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控制，但癌症這個事情你沒法控制。就像一個人在街上走，被撞死了，那可能是因為司機的問題，也可能是因為他走路不小心。或者一個人感染了愛滋病，那可能是因為醫生給他輸血時用了不乾淨的針頭，或者是因為他出去亂搞沒有做好保護措施。無論如何，這都是因為一些人的問題，導致了最後這樣一種結果。你現在聽這個想法可能會覺得很好笑，但我當時真的這麼覺得。因為我爸從小就教導我，「不要犯低級錯誤」。所以我那時就在想，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錯誤，那會怎麼樣？就像撞車或者感染愛滋病，如果所有人都不犯錯誤，司機和行人都很小心，醫生每次都換針頭，你不出去亂搞，或者你做好保護措施，那麼這些問題理論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癌症就不一樣，你無論怎麼小心，還是可能會得癌症。所以當時覺得，如果有一天能把癌症治癒了，那將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因為它解決了一個在即使完美世界中也依然存在的問題。當然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自己當時也太自大了——就憑我，能治癒癌症（笑）？但在當時，真的就是想做這個事兒。所以我就跟我媽說，我覺得幹這個不錯。我媽在醫院工作，她就跟我說，學醫有兩種，一種是臨床醫學，一種是基礎醫學，你想治癒癌症，是不是就是要去基礎醫學。我一想覺得不對，因為我覺得既然是醫生，就應該給病人治病，怎麼能天天在後面做研究呢？這是我初中時的想法。後來到了高中，我還是覺得應該去治癒癌症，但我依然不能調和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之間的矛盾——我覺得這是我當時生活中的根本矛盾（笑）。而且我當時漸漸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現在開始致力於癌症研究，可能等不到我研究出來的時候，別人就已經研究出來了，這樣我豈不是白幹了嗎？想到這一點之後，我的心態就發生了一些變化，後來我就想得了，咱不幹這個事兒了，咱搞個別的事兒吧。那搞個什麼事兒呢？我當時其實也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也沒辦法，因為到高三了得報志願啊。後來去北大清華的宣講會一看，覺得商學院不錯。為什麼商學院不錯？狀元多嘛，畢業之後出路好嘛，能掙錢。於是我當時就想，既然我不知道我喜歡什麼，那我應該喜歡錢，因為錢所有人都喜歡。所以後來我就去了。我的想法是，我可以掙錢，掙很多很多錢，然後我資助別人去研究癌症。這樣做有一個什麼好處呢？因為我之前一直在想，如果我要去自己研究癌症，國家給我好幾十年的資助，結果我最後沒研究出來，浪費這麼多資金，這不太合適。但是如果我是一富翁，資助別人去做，他把這個錢浪費了，那是我自己的錢，我樂意。可是去了商學院之後，我發現國內教育體系有不少弊端，於是我又產生一個想法，就是有朝一日能當上大學校長。另外就是我意識到教育這個東西太重要了，你當了校長，大概能影響到全國千分之一的人。而這千分之一的人，對社會的影響可能就不止千分之一了。但是後來我意識到，我估計是當不上校長的。為什麼？因為國內知名高校的校長是有行政級別的，而我對政治天生不感興趣。這樣一想，我覺得咱還是別當校長了。當然了，我後來也掂量了一下自己，覺得估計自己也配不上，沒這本事（笑）。得了，既然咱當不了校長，那就當個老師吧，至少可以在課堂上把自己的想法傳遞給一部分人。另外你也知道國內現在的學術環境，如果大家想的都是怎麼去業界掙錢，而不是把自己的研究做好，把自己的課教好，那麼學術風氣只能會越來越差。所以我決定申請博士的時候，其實是有這個打算的，就是將來回去任教，用自己的力量去正一正學術風氣。當然對於教書這件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其實沒有問，就是「教」和「研」的關係。你到底是想「教」還是想「研」？國內的學術氛圍是不好，思想的交流確實不如美國這邊活躍，但如果你真正想做的是「教」，那麼這些事兒你應該就不那麼在乎才對啊，不是嗎？說到底，我還是想教書的，教書對我來講比做科研更重要。但是我後來發現，如果你真想教書，想獲得一些話語權，那麼你就需要一個正教授的職稱。而這樣一個職稱，部分取決於你的研究做得好不好。另外，當你為了最後能教書而去讀一個博士，你真正把自己擺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為了完成這個博士的任務，可能你90%的時間需要做研究，只有10%的時間去做助教，你會不由自主地去重視自己的研究。我也重視自己的研究，雖然我還不是一個博士。在聽到最後那一句「雖然我還不是一個博士」的時候，我分明能感覺到軼然的失落。在這樣的自嘲之外，更多的時候，他在嘆氣。幾乎在每一個段落的結束，他都要長嘆一聲，給作為提問者的我一種無形的壓力——儘管熟悉他的人其實也都知道，這樣的長嘆幾乎已經成為了他的一種不自覺的習慣，而絲毫不會起到「如釋重負」的作用。我在想，在最終申請上博士之前，這樣的習慣也許還會延續下去。作為一名旁觀者，同時又是他的好朋友，當軼然提起他初中的班主任老師送給他們的那句「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一定；十分耕耘，一份收穫，一定」時，我一方面為他這三年來的不懈付出肅然起敬，然而另一方面，也不由自主地感到擔憂。我感到擔憂，是因為與很多人滿懷期待為了一個目標而「痛苦並快樂著」不同，在軼然的這段艱難跋涉中，似乎只有痛苦，沒有快樂。這樣的痛苦，自然與他習慣性焦慮性格的緣故，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說，也與博士申請過程中存在的極大不確定性密切相關。與中國學生在國內已經習慣的考試看分數、只要考得好便上得好大學相比，在美國申請博士——尤其是申請文科博士的過程，則不啻為一次命運的審判：學校的錄取委員會雖然會把申請人的託福和GRE的分數、推薦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等因素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但最終錄取的結果畢竟不像單純的考試成績一樣掌握在申請人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軼然把自己比作範進的原因——因為在科舉時代，沒有人能在走入考場的那一刻，就能保證才華橫溢的自己一定能金榜題名。這種不安全感，激勵著每一位申請人付出不懈的努力，卻也促使他們中一些對自己要求嚴苛的人走向患得患失。當軼然給我講起近幾年來，他會為每一次上網玩小遊戲所耗費的半個或是一個小時的時間而內疚不已的時候，我傷感地想到一句網絡語言來：半年之後，當我第二次去芝加哥看軼然的時候，他已經搬了家。新房間採光不太好，顯得陰暗逼仄。暖氣時有時無，我睡覺的時候夜裡好幾次被凍醒。軼然擰開暖氣管道上的一個閥門，房間裡立刻暖和了起來，但產生的噪聲卻也震耳欲聾。他不好意思地聳聳肩，向我解釋道：「沒辦法，一打開就成這個樣子。」軼然習慣性的焦慮依然在生活中隨處可見，但畢竟比半年前好了許多。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曾經想，要是申請全都被拒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可是你看，這半年過去了，我不還是活著呢嗎？」在第一次申請折戟沉沙之後，他費了好一番工夫，在學校的商學院裡找到了一份為期兩年的研究助理的差事，「演兵修武」，以待明年捲土重來。由於今年不準備再次申請，一向深通文藝理論的軼然還主動請纓，擔任當地中文劇社「風車劇社」的導演，排練薩特的名劇《禁閉》。「風車劇社」在當地知名度很高，在演出的前一天，軼然甚至還接受了央視《華人世界》節目的專訪。我沒有給他講我採訪的其他留學生在博士道路上知難而退的故事，但他卻主動給我講起了他那位曾與他一同申請博士的室友。「你還記得他嗎？」他問我。「是的。一直想申請博士，最後卻打了退堂鼓。兩年了，我知道他是怎麼過的——提前上博士生才修的課；每個周六一早起來就給國內以前的同學打電話一起討論學術問題；上自己並不喜歡的《環境經濟學》，就為了拿到那門課老師的推薦信……」說到這兒，軼然習慣性地長嘆了一聲，「我是真為他感到惋惜。」「回國了，跟著我們一個很有錢的朋友做金融衍生品。說實話，待遇很不錯，我猜他應該過得也挺好的吧。」我沒有問軼然是否會羨慕這樣的生活，因為他的行動已經告訴了我答案：就在話劇首演結束的當晚，軼然結束了劇組的總結會回到家，打開電腦，開始認真修改之前設計的一組投資模型。改到一半，他習慣性地嘆了口氣，轉過頭對我說：「你知道嗎，排完了這幾場戲，我又要過起除了準備申請什麼都不幹的生活了。」2021已經到來，新的一年擇校應該從哪個方面入手，歡迎添加擇校老師微信進行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