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主持黃埔軍校開學典禮後，與蔣介石（中）、何應欽（左）、王柏齡（右）合影
大革命時期，蔣介石參與領導過北伐與東徵，參與創建了黃埔軍校，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稱之為：「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黨軍鋒芒所指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正因為如此，帝國主義列強和軍閥才稱蔣介石為「赤軍領袖」，恨之入骨。縱覽蔣介石「反共」的一生，這是僅有的一段短暫且鮮為人知的紅史。
●預料兩三年內必定革命成功●
1908年，蔣介石經盟兄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第三年，又是陳其美的推薦和介紹，孫中山在日本召見了他。 自此，他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投身革命。一次次起義的失敗，他開始思忖失敗的原因，尋覓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勝利的那一年，他恰當而立之年。迷茫中的中國革命青年得以新的啟示，走俄國人的路似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共識，蔣介石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也就是在這時產生學習俄文、去蘇俄學習的想法。1919年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編》，這段時間，蔣介石尤為讚賞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稱他們「意志堅定，精神緊張，久而不懈」，認為十月革命的勝利，是因為列寧有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中國革命所缺少的就是列寧的「勞農兵制」。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面臨帝國主義列強的搗亂、制裁乃至封鎖，都未能動搖其國本，就是因為「其內部之團結堅強，實力充足，乃有所恃而無恐耳」。由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中國而言歐美乃至日本的外交支持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地方軍閥幫助革命更是荒誕不經，中國革命「恃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他早就有意「赴俄考察政治，為徹底解決國是之計」。
蘇俄對當時的年輕人具有一定的神秘感，誰都想實地感受一下。1922年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派出代表參加會議。列寧抱病出席會議並接見出席會議的國共兩黨的代表張秋白和瞿秋白等，提出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的建議。孫中山在尋求西方列強援助無望的情況下，把目光投到了蘇俄。8月，孫中山決定正式向蘇俄求援。在此之前，蔣介石已向孫中山表白了自己的主張，並主動請求去蘇俄考察。
蔣介石是個急性子，當他向孫中山提出赴蘇俄考察時，恨不得馬上就能批准成行。10月，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蔣介石為參謀長，可他到任不到一個月，就以經費難籌的理由，撂了挑子離開福州前線，回到溪口老家。
孫中山知道蔣介石在鬧情緒，這種情緒來自赴蘇俄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蔣介石因醫治眼病，遲於4月到任，到任後又因軍中關係不睦，於7月12日「憤而辭職」，去香港，準備回溪口老家。當他得知孫中山將派代表赴蘇俄考察時，立即動了心思，於7月13日在香港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寫信，要求赴蘇俄考察，甚至說：「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其態度的堅決已溢於字裡行間，而意氣用事的偏狹，又犯了「撂挑子」的老毛病。
孫中山一直想派團赴蘇俄考察，以學習蘇俄的經驗，組建一支紀律嚴明的黨軍，只是由於時機不成熟，而一直未能付諸實行。現在廣州已成為革命的大本營，終於有了憑藉，於是，孫中山斷然決定組織「孫逸仙代表團」，由蔣介石、王登雲、符定一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組成，蔣介石為團長。8月5日，蔣介石來到上海，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及黨內元老張繼、汪精衛等商議組代表團等事宜。他還起草了一份給蘇俄黨政負責人的意見書，提出：「中國革命之根本計劃，當在列強勢力範圍外之西北，得一根據地，訓練有主義有精神之軍隊，備作革命軍之中心勢力，此為中國革命唯一方略也。」
●如不允赴俄 只有消極獨善●
蔣介石懷揣著在「列強勢力範圍外之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期待，心存組建一支「有主義有精神」的黨軍的心願，率團於同年9月2日到達莫斯科，開始了長達三個月的考察。他們受到蘇聯外交官的迎接，在前往賓館的途中，看到據說二十萬人的遊行，那迎風飄揚的紅旗，那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
在蘇聯期間，蔣介石廣泛接觸蘇聯黨政軍方面的負責人，如託洛茨基、加米涅夫、加裡寧、齊契林、魯祖塔克和盧那察爾斯基等。在魯祖塔克介紹蘇俄革命、新經濟政策和民族政策時，他十分專注地聽著，表示：「國民黨向來把俄共當作自己的親姐妹。」9月7日上午，蔣介石一行拜訪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蘇共中央政治秘書羅素達克接待了他們，通過羅素達克的情況介紹，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革命的成功主要是由於工人、農民的擁護和實行民族自治的政策。這種認識似乎一直沒改變，1952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仍堅持這樣的看法：在民怨沸騰的「沙皇暴政統治之下」，「人民對沙皇的一種『時日曷喪，的痛恨」，「給予俄共從事暴動」提供了「勃然興起最有利的一個時代背景」，
蘇聯正是萬象更新之時，要看的地方太多，要了解的內容也是太多。他們只能象徵性地出席一些會議，還是把重點放在了考察蘇聯紅軍和新式武器上。9月17日，他們參觀蘇軍步兵第一四四團，這個團的黨代表制度對他很有啟發。黨代表與相應的軍事長官權責分明，團長只負責軍事指揮，黨代表則負責政治教育和行政事務。黨代表制度對於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後來，他在黃埔軍校就借鑑了這一制度，並一直沿用。
他對蘇聯的武器開發尤感興趣，在軍用化學學校看到了毒瓦斯的使用和防禦的研究。他對蘇聯正準備使用的騎兵用機關手槍，更是讚不絕口。這種武器輕便靈巧，每次可發射三十五顆子彈。他明顯地觀察到蘇聯對於武器的研究和開發的先進，已不在歐美各國之下。他還試乘飛機，那種感覺真是「翱翔天際如履平地」。
共產國際接待了蔣介石一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和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等聽取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介紹。蔣介石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作了答謝辭，他說：「我們國民黨專以三民主義作革命的旗幟，使大多數人民站在被壓迫者一條線上，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是我們唯一的敵人。預料在兩三年內，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這次來到此地，對於我們中國革命，得到許多教訓。不過各位對於中國革命的現在情形及實地工作，還多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國際友人多到中國去觀察中國革命的現實，研究東方革命問題。」
▲年輕時的蔣介石
共產國際對蔣介石比較滿意，還有意發展他為共產黨員，他則以請示孫中山為由而婉拒。他在答謝辭中所提出的希望蘇聯派員「到中國去觀察中國革命的現實，研究東方革命問題」，引起各方的重視。當時被稱為蘇聯「紅軍之父」、蘇共軍事人民委員託洛茨基就一口應允這一請求，表示：「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託洛茨基給蔣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在莫斯科期間，與託洛茨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為託洛茨基的言行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最後與託洛茨基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 印度與土耳其。……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託洛茨基託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1920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質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
●中國人民更容易實現共產主義●
蘇聯曾經答應幫助孫中山在西北建立軍事訓練基地，可當蔣介石提出要在庫倫（今烏蘭巴託）建立這一基地時，卻遭到拒絕，他們無視對孫中山的允諾，提出種種藉口，說什麼國民黨還沒有到「採取軍事行動之時」，國民黨在以後幾年的「唯一的任務就是進行政治工作」，並說，蒙古人害怕中國人，為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國民黨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外蒙有軍事行動。這種出爾反爾的行動，當然引起蔣介石的反感。
早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沙俄就乘中國國內紛亂的局勢，支持外蒙古獨立。十月革命後的1919年和1920年，蘇聯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曾經兩度發表宣言：「放棄帝俄時代有關中國的一切特權。」接著，1923年發表的《孫文越飛宣言》又再次聲明：蘇聯「絕無使外蒙脫離中國的意向」。
蔣介石在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會談時，對所謂蒙古人怕中國人的說法予以反駁，他說：「你說『蒙古人怕中國人』這句話，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決不是怕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離開怕的環境。在國民黨正想把他能夠從自治的途徑上，達到相互間協作的目的時，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他認為外蒙能否自治，就看蘇共是否有「誠意」。蘇共不可能讓外蒙自治，這恰是蔣介石所極為不滿的。
另一件事給他的刺激也很大，那就是10月10日，在他們下榻的賓館舉行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會，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國學生幾乎全部到場。這些年輕的學生對蘇聯懷有一顆朝聖般的虔誠的心，他們懷著好奇，希望能聽到更多的蘇聯的信息，可是，蔣介石卻偏偏不向他們傳遞蘇聯的內容，甚至不無挑釁地說：「我不談俄羅斯！……我要講中國的情況。你們在如此熱烈地討論外國理論之前，應該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國家。」
他還在講話中介紹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年輕的學生又不滿意了，為什麼不說馬克思，為什麼不說列寧，為什麼不說俄國的經驗？這些留學生當時就非難蔣介石，批評「蔣介石犯了個人崇拜的錯誤」，有的還致信孫中山說：「中國革命黨人忠臣多而同志少。」
這些不愉快並不影響他對蘇聯的興趣，也不妨礙他對新思想的探究。在莫斯科期間，他既讀了《馬克思學說概要》，又讀了《共產黨宣言》，讀後還在日記中寫道：「久久領略其味，不忍掩卷。」至於對蘇聯印象，雖不乏批評之處，但總體還是覺得「蘇維埃政府對於人民已有相當基礎」，而對蘇聯紅軍更是讚不絕口，稱其「上下親愛，出於自然，毫無專制氣味」。「俄國武器研究及其進步可與歐美各國相競，非若我國之窳敗也。」
就要回國了，行前在與共產國際領導人話別時，他的很多語言都顯現出左傾激進的色彩。他贊成蘇聯式的無產階級革命，並說同有些國家相比，「中國人民將更容易實現共產主義」。他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要想抵抗帝國主義就必須藉助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甚至向共產國際建議，組成俄、德、中「三大國聯盟來同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作鬥爭。藉助於德國人民的科學知識、中國革命的成功、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該國農產品，我們將能輕而易舉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將能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
蔣介石12月15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遊俄報告書》，就急急趕回到溪口老家，一待就是兩個星期。孫中山急欲知道蘇聯考察的詳情，可蔣介石又耍起了小性子，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在即，可他卻連代表都不是。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既然不是大會代表，那麼就更別侈談什麼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而中共黨員卻多有當選者，這使他實在接受不了。素有「紅臉將軍」之稱的他，憤憤不平的急躁情緒再也掩飾不住了，立即給孫中山去信抱怨道：「先生今日之於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3月14日，他在致廖仲愷的信中，這種情緒就更是暴露無遺，他說：「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絕不信吾黨可以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
這固然是牢騷話，其中也包含著在蘇聯的些許不愉快，而他對主義卻沒有質疑，以為「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在他看來蘇聯所考察的一些「事實」，儘管不能盡如人意，但是，他仍然認為「主義之可信」，此時的情緒只是因不能出席「一大」，而移情遷怒於中共與蘇共。
從1908年入同盟會，到1975年逝世，在幾近七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的這段聯俄聯共的經歷，可謂是一段稍縱即逝的歲月。不過他的聯俄聯共是有政治前提的，那就是國民黨乃是正統，三民主義乃是唯一的理論基礎，一旦這些受到批評和質疑，他的聯俄聯共也就不能繼續存在和延伸，甚至會走向反面。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和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就是最有力的例證。
——摘自《傳記文學》2016年04期
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