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與「勢」之間：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許紀霖 |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10期
非經註明，圖片來自網絡
許紀霖
從晚清到辛亥，是中國近代變革的開端。眾所周知，晚清的改革，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洋務運動，第二階段是維新運動。辛丑條約之後，這兩個運動合流，形成了最後流產並招致革命的晚清新政。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分別是由兩個不同的士大夫階層主導的。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為首的官僚士大夫，主宰了1860—1894年間的自強變革，而1894年的公車上書，標誌著一個新的改革主導力量即文人士大夫替代了官僚士大夫，走到舞臺的中央。雖然康有為、梁啓超在政治舞臺上的百日維新失敗了，但在民間的輿論空間創造了近代的公共領域，獲得了壓倒性的話語權。
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乃是由第二代官僚士大夫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主導的，但其改革路線在政治上延續戊戌維新的軌跡，在思想上堅守「中體西用」之傳統。官僚士大夫與文人士大夫有衝突也有融合，但最後都沒有成為歷史巨變中的主角。地方士紳與革命遊士這兩個階層異軍突起，成為辛亥革命的主導力量。
以上是晚清七十年的整體圖景。而本文將集中討論1894年文人士大夫崛起之前官僚士大夫階層內部的精神世界及其與「自改革」之間的關係。
從理到勢：經世致用的興起
任何一場變革，都是從統治階層內部的分化開始的。清代官僚士大夫大多出自科舉正途，飽讀儒家經典，視聖人之學為唯一的價值正當性。於是，變革的精神原動力，不可能來自外部世界，而只能來自儒學內部。
儒學雖為德性之學，但不同於佛老。依照內聖外王的標準，個人要成聖成德，不能僅憑修身，而是要由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儒學就具有了修身和經世的雙重取向。從宋儒開始，修身一直是儒學的主流，但經世作為不可缺少的支流，在不同朝代不時有所呈現，與修身形成掎角之勢，如南宋葉適、陳亮的浙東事功學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的經世學派。而在朝廷內部，一旦出現大變革的時勢，經世致用往往會佔據主流，比如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改革，都可看到儒學的精神取向由向內的修身轉向朝外的事功之學。
有清一朝，注重道德的朱子學與推崇古文經學的乾嘉考據，是士大夫中學問的主流。然而，道光以後經世之學開始興起。箇中緣由，正如餘英時所說：「晚清經世思想的興起決不能解釋為對西方挑戰的反應，而是中國思想史自身的一種新發展，其外在的刺激也依然來自中國本土。」鴉片戰爭前後封疆大吏中的陶澍、賀長齡、林則徐，還有之前乾隆年間的陳宏謀，都是以經世聞名天下的一代名臣。以賀長齡的名義、由魏源輯錄的《皇朝經世文編》流行，就很能看出道光之後士林風氣的變化。
經世致用的興起，並非僅僅源於某個學派，而是整個晚清學界的共同價值取向。清代三大學派，其一為宋明理學，其二為古文經學，其三為今文經學。理學中出現了注重經世的曾國藩。古文經學則從清初的顧炎武，中經皖派的戴震，發展到晚清主張「通經致用」的張之洞以及以國學而革命的章太炎。而今文經學則眾所周知是晚清經世致用的主力，從龔自珍、魏源到康有為、梁啓超，皆為「六經注我」，以經學革命推動變法。
晚清的「自改革」運動，首先從辦洋務開始。學習西方「奇技淫巧」是史無前例之舉，需要在聖人之學中獲得價值的合法性。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是朱熹理學。倭仁與曾國藩都是理學大家唐鑑的門生，但兩人卻代表了理學的不同路向，倭仁是修身派，而曾國藩屬於經世派。倭仁尊崇唐鑑的「守道」宗旨，視程朱理學為唯一「正學」，道德心性修養是做人治國不二法門：「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而曾國藩雖然也是理學名臣，但已屬於理學的「修正派」，在修身之外更注重經世。倭仁好談君子與小人之辯，而曾國藩喜歡研究經濟之道。一般將儒學分為義理、考據、辭章三科，但曾國藩認為此外尚有經濟之學，屬於「孔門的政事之科」，與其餘三科共同形成儒家理學，「缺一不可」。古代的理學，就是經世之學，是一門實踐性的知識。曾國藩的老師告訴他，經濟之學包含在義理之內，但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要使實用的經濟之學從抽象的義理中獨立出來，賦予其與義理同等重要的地位，這就為之後籌辦洋務的合法性提供了儒學的學理論證。
曾國藩
第一代洋務派官僚士大夫大多是理學家，但他們除「理」之外還重視另一要素「勢」。所謂「理」，乃聖人之義理，是具有超越價值的從宇宙到人倫的絕對真理，「天不變，道亦不變」，朱熹所謂「山河大地都陷了，理畢竟卻在」。倭仁所要堅守的，就是這個永恆不變的天理，所以，他反對開辦同文館，抵制一切與聖人之理牴觸的外來之物，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但洋務派官僚士大夫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天變了，道也只能變。聖人之理，也要隨著時勢更替而變化。於是，在「理」之外，「勢」就變得格外重要。經濟之學與經世致用的核心，簡單來說，就是隨時勢變化而調整的聖人之學，如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所言，「以中國之名教倫常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
「理」與「勢」之間究竟何者為重，這在官僚士大夫理學家中構成了一道光譜。倭仁與李鴻章處於兩個極端，而曾國藩位於中間。倭仁以理抗勢，拒絕正視晚清國門打開之後的情勢變化，死守千年來的祖宗之道，清流黨人也有著類似的文化性格。李鴻章是「勢」重於「理」，置儒家之「理」於腦後，以機會主義的態度應對變化了的時勢。李鴻章之後的務實派改革大員袁世凱更是變本加厲，是一個全無義理與道德的政治投機者。而曾國藩則希望在聖人之「理」與經世之「勢」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因此內心常有「天人交戰」的煎熬，第二代儒臣張之洞亦是如此。
倭仁
將曾國藩與他的學生李鴻章比較，就可以看出兩代洋務派士大夫在「理」與「勢」之間的差異。曾國藩講究經濟之學，但義理之學依然是第一位的。儒家義理追求的是為民之王道，而經濟之學原本是法家的富國強兵之術。但晚清局勢危如累卵，國之不存，無以保教，不得不將儒家的經世致用落實在國家富強之上。「理」與「勢」之間並非相安無事，二者的緊張與衝突在曾國藩的晚年心理中得到突出表現。在讓他焦頭爛額、名譽掃地的天津教案之後，曾國藩感嘆：「中外交涉以來二十餘年，好言勢者，專以消弭為事，於立國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問。……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論，蓄雪恥之忠謀，又多未能審量彼己，統籌全局，弋一己之虛名，而使國家受無窮之實累。自非理勢並審，體用兼備，鮮克有濟。」
面對「理」與「勢」的衝突，在處事原則上，究竟以道義為價值還是以利害為原則，曾國藩與李鴻章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對話，很能表現出兩代洋務派的代際差異。天津教案後期，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問他如何與洋人打交道，李鴻章信心滿滿地回答：我就與洋人打痞子腔。言下之意，可以依據利害關係，言而無信，因勢而變。曾國藩聽後驟然變臉，正色說：辦外交以聖人之教，講究忠義誠信為第一原則，洋人縱有百般不是，但他們也是講信用的。李鴻章只能點頭稱是，在其晚年承認自己不及曾國藩：「我老師道德功業，固不待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驕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
李鴻章
李鴻章此言並非自謙，而是表現出自知之明。曾國藩號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既是當朝之名臣，又是一代名師，身邊聚集了鹹同年間最優秀的人才，是洋務運動的精神領袖。比他更懂時務、更具實幹能力的李鴻章，雖然幕府部下也是人才濟濟，但多為功利之徒。張佩綸就批評他喜歡用有用之小人，「晚年為貪詐所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李所欣賞的盛宣懷就是顯例。曾國藩以道德人格感召門生，李鴻章則以功利利害招徠人心。曾國藩的時代，士林還講究氣節、忠信和操守，而到李鴻章的時代，士林風氣開始變化，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不僅成為處理朝廷事務的潛規則，也滲透到日常生活的人倫領域。辜鴻銘後來對李鴻章有一段批評，說他代表了中產階級的庸俗，代表了「現代物質實利主義的破壞力量」，從此以後，「我們將不僅擁有中國自身的庸俗，還將擁有歐美的庸俗」。
辜鴻銘以崇尚道德、名譽和節操的歐洲貴族自居，最看不起新崛起的庸俗的中產階級。所謂庸俗，在學術話語中即世俗化，人心不再追求來世的救贖解脫，不在乎道德的倫理信仰，以工具理性的實用原則看待和處理一切人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的確是李鴻章而非曾國藩打開了近代中國世俗化之門。如何評價其功過全然取決於站在哪種價值立場。現代化本來就是一場「庸俗化」的運動，用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就是「祛魅」，社會從此剝離神聖與道德的光環，以世俗之人的利益作為最高價值。
洋務與清流：講利害還是講是非
晚清的洋務派士大夫，從李鴻章開始，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開啟了世俗化的程序。辜鴻銘由此視李鴻章為心目中的仇敵，他理想中的晚清人物乃是清流黨人。清流派與洋務派，彼此是洋務運動時期士林中的對手。清流講是非，洋務講利害。洋務派視清流派為不識時務、不諳世界大勢的一批過氣腐儒；而清流派反過來將洋務派視為利慾薰心之徒，全然拋卻儒家名教的基本義理。
清流派與洋務派不僅有觀念的差異，而且文化氣質也全然不同。洋務派的不少封疆大吏未必有高級功名，同光年間三位位居總督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是舉人，劉坤一、張樹聲只是廩生出身，湘軍、淮軍中的不少洋務派官員只是因軍功顯赫而得以上位。清流黨人最初出現，與翰林擁擠有關。清流派多是正途進士甚至點了翰林，只是軍功者與捐納者佔據了他們原本的外放仕途，於是清流黨人不得已只能在翰林院中暫時棲身。他們自視甚高，看不起洋務派這些「粗才俗吏」，自認「清流」，視洋務官員為「濁流」，批評後者「一切行政用人，論功利而不論氣節、論才能不論人品」。曾國藩之子曾紀澤認為，清流黨人分為三種，其上品者乃「弳弳自守之士，除高頭講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書」，中品者是「好名之士，附會理學之餘緒，發為虛懸無薄之莊言」，下品者本來「視洋務為終南捷徑，鑽營不得，以媢嫉之心，發為刻毒之詞」。這段分析雖不無洋務官員的偏見，但所謂清流的確並非如辜鴻銘所想像那般品格整齊。
辜鴻銘
中國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向來等級森嚴，在鄉野打拼得以出人頭地的鄉紳，與翰林院裡飽讀詩書、講究優雅禮儀的上層貴族，自然存在文化差距。清流之外，更有名士，所謂名士，科舉出身未必重要，關鍵是要有非凡的文化品位，除了正宗學問，金石書畫皆能玩賞。張之洞當年在京城就組織過名士俱樂部，參與者都是他看得起之人，不同於一般的「粗才俗吏」。文化品位的差異，造成了晚清士大夫的等級化落差。
同光年間，洋務派官員與奕訢內外聯合，打造了自強運動的高峰。慈禧太后當然要藉助朝廷中的清流黨人牽制和平衡在一線主持實務的洋務派。這些在翰林院中誇誇其談的文人詞臣，所攻擊的不僅是李鴻章等洋務派，同時也橫掃各種貪官汙吏。於是，同光年間的士林輿論，出現了有清一朝前所未有的難得活躍。
明末士林曾經人聲鼎沸、處士橫議，形成了古代士大夫「清議」的頂峰，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頻繁發出自己的聲音，黃宗羲甚至提出要辦學校，讓皇帝、大臣到學校來，洗耳恭聽讀書人的批評，天下之是非不應取決於朝廷，而應取決於天下之人。但清朝以控制輿論起家，開國二百多年以來，即使康乾盛世也是死氣沉沉。同治中興，不僅表現在世俗化的洋務興起，另一個重要的變化乃是輿論的鬆動。對外開放必然帶來統治階層的分歧，進而形成權力版塊的鬆動，從而刺激輿論的活躍。不過，清流與洋務的對峙基本發生在體制內部，清流的「清議」，乃是廟堂內的聲音，這與晚明的「清議」形成於江南的民間士林、主要在廟堂之外迥然不同。
不過，同光年間，在上海的租界飛地，已經出現了洋人主辦的民間報紙，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申報》，各級官員都通過閱讀《申報》，了解國內外新聞與新知。《申報》的知識偏重洋務，但它的立場卻是青睞清流的，常常放大清流對官僚的批評，《申報》與清流裡應外合，形成了晚清廟堂內外的公共空間。晚清的公共輿論正式發端於1890年代的《時務報》，但在1860年代，已經有其先聲。
邊緣人：口岸知識分子
洋務也好，清流也好，畢竟還是官僚士大夫內部的分野，同光年間在通商口岸還出現了一群中國社會之前從未有過的新式精英：口岸知識分子。
這類新精英，在當時卻被社會視為士人中的邊緣人。古代讀書人的正途是通過科舉做官。若仕途不暢，秀才以下都屬潦倒之輩，或在鄉間當塾師，或是行醫謀生。這批新精英，原本就屬於這群邊緣人。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家庭出身不是平民就是破落的官宦之家。因為家道中落，家庭無法支持他們長年複習應試，不得不出來「覓食」。以兩位蘇州人王韜和沈毓桂為例，王韜的父親是鄉間貧窮塾師，在王韜20歲的時候去世，王韜不得不到上海傳教士主持的墨海書院，從此走上「不歸路」，在仕途之外闖下另一片天地。沈毓桂也是父親早逝、由祖母帶大，雖然聰穎過人，但科場不順，只能行醫、當塾師，最後為生計所迫到上海灘「覓食」，同樣進了墨海書院，後來擔任《萬國公報》主編十二年，這張報紙啟蒙了康有為、梁啓超等整整一代文人士大夫。
若在晚清之前，王韜、沈毓桂這樣的邊緣讀書人必定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一生默默無聞。然而，1843年五口通商，為這些邊緣人打開了另一扇窗戶。在中原的農耕文明的邊緣，海洋文明首先於東南沿海出現，以通商口岸城市為中心，形成了香港－上海走廊。聲光化電的科學和上帝福音的基督教義在口岸城市得以傳播。這些來自西方的新知是傳統士大夫所全然陌生的，而由在華的傳教士和外商掌控。王韜等人跟隨他們，很快成為中國最早擁有新知識的口岸知識分子。
即使如此，第一代口岸知識分子依然是中西社會的雙重邊緣人。對於中國人而言，他們是士林中的另類，為「洋鬼子」服務，自然被看不起；而對于洋人來說，他們則是為自己服務的當地僱員，其地位得不到尊重。口岸知識分子具有新知識，但缺乏權力，從事的是被看不起的邊緣行業。他們靠西學謀生，觀察世界的方式已經是新式的，但心態卻是傳統士大夫的，他們在香港、上海討生活，但並不喜歡洋場的文化，正如列文森所評論，他們理智上面向西方，但情感卻是傳統的。口岸知識分子由三部分人組成：自由職業者、買辦和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識分子。
第一類的自由職業者，除了前述的王韜、沈毓桂，其他具有代表性的還有馬建忠、馬相伯兄弟，李善蘭、華衡芳等人。馬氏兄弟原本就是天主教家庭出身，到上海之後自然進入傳教士文化圈。李善蘭、華衡芳出身世家，本來可以走正常仕途，但因對數學有特殊興趣，遂摒棄仕途，到上海隨傳教士研習近代科學。作為報人，王韜是梁啓超、汪康年這類文人士大夫的先驅，只是在1894年之前還沒有大規模出現而已。
第二類是具有買辦身份的知識分子。自然，並非所有的買辦都是知識分子，但像鄭觀應、經元善這樣的買辦文人，他們與後來出現的張謇這些紳商不同，因為家庭的經商氛圍，從一開始就沒有走科舉之路，身份上就是純粹的商人買辦。他們常年與洋人打交道，對西學新知有敏銳的觀察，對世界大勢有深刻的感受。他們和王韜一樣，思考著中國的改革路向，但因為從事實務的緣故，又沒有受過舊學的學術訓練，故所發表的多為務實之論和具體的改革國策。
第三類是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識分子。在太平天國亂世之際，湘軍、淮軍趁勢崛起，曾國藩、李鴻章禮聘大批讀書人作為私家幕僚。正式的官僚體制很難選拔和培植類似人才。而晚清的幕府制度，可以繞開體制的種種弊端，選拔一流的專業人士服務於軍政與洋務事業。同治中興，除了洋務派官員的遠見之外，離不開這些具有新知和新視野的卓越之士。魏源、郭嵩燾、馮桂芬、薛福成、容閎等一代才俊，無不是幕府出身。晚清的幕府人員，已經不同於傳統的紹興師爺，不再是技術性的刀筆小吏，而是具有各種專業才能的飽學之士。幕主與幕僚既是師生又是朋友，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共商大計。幕府人員與前兩類口岸知識分子不同，他們並非體制外而是體制中的邊緣人，多有進士、舉人等顯赫功名，才幹卓著者得到曾國藩、李鴻章保薦，直接出任四品以上高官。從某種意義上說，晚清時期，在翰林院之外，幕府也成了候補高級官員的蓄水池。
無論是體制外的報人、買辦，還是體制內的幕府人員，這些口岸知識分子大多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出生和成長於香港－上海走廊的沿海地區，以珠三角的廣東人與長三角的江浙人為主，比一般傳統士大夫要早一步接觸和了解西方新知。香港和上海，是1895年之前對外開放的兩個最重要的門戶，同光年間最優秀的口岸知識分子，無不具有香港、上海的生活經歷。改革開放後，最早吹入海洋文明之風的區域，依然是香港-上海走廊的沿海地區，以珠三角和長三角為中心，與同光年間的首輪開放一樣。這並非歷史的巧合，其中既有地理政治的因素，也與文化傳統有關。
「制」的變革，究竟是體是用
1860年到1894年是洋務派官僚士大夫主持改革的年代，而新出現的口岸知識分子起到了不可代替的輔助功能。一般的歷史教科書，都將這一段歷史稱為洋務運動，似乎變革主要集中在器物的現代化上。事實上，1883至1885年中法戰爭的「不敗而敗」之後，朝野都出現了要求從洋務到變法的聲音，雖然沒有直接觸動朝廷推出改革舉措，但已經為之後的戊戌變法鋪墊了道路。
從晚清到五四的知識分子的變革，分為器物、制度與倫理三個階段，它們分別觸及中國文化傳統的「藝」（技術工藝）、「制」（法律政制）和「教」（倫理名教）三個層面。倫理名教是帝國的立國之本，也是官僚士大夫的立身之本，只有到康有為、譚嗣同這代文人士大夫崛起之後，才開始受到衝擊。在戊戌維新之前，無論是體制內的官僚士大夫，還是體制外的口岸知識分子，都致力於在守護綱常名教的前提下從「藝」到「制」的改革。
眾所周知，所謂洋務派官僚士大夫包括兩代人：第一代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第二代是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等。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退出朝廷中樞，這是兩代人權力交替的樞紐。這裡需要討論，1894年之前，官僚士大夫是如何從改「藝」轉向改「制」的？
第一代官僚士大夫曾國藩、李鴻章所領導的洋務運動，自然集中在學習西洋的技術工藝方面，至於如何學習，他們一開始想到的是「人」的因素，認為只要用對了人才，就能將船堅炮利學到手。但在「仿西洋之器」的過程中，他們漸漸發現「器」的背後，還有「制」的因素，比如西洋的軍事制度就與中國的不同，於是，「仿西洋之器」轉向「仿西洋之制」。其實「西洋之制」也是整體性的，學習了軍事之制，接下來就是工商之制、教育之制乃至法政之制。同光年間的自強運動，就是因向西洋開放而步步逼出的內部的制度變革。
馬克斯·韋伯
制度的變革分為兩個層面，一層是技術性的，用馬克斯·韋伯的概念，乃是制度的理性化，通過現代管理強化生產性的效率；另一層是價值性的，涉及政治的參與和合法性重構，如設立議院，將君主專制制度改為君主立憲制。若參考現代的學科劃分，前者屬於行政學、管理學範疇，後者則屬政治學的問題。
技術性的行政學改革方面，1860年代之後，具有新知的幕府知識分子提出各種變革方案，從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到薛福成的《籌洋芻議》，已經洋洋灑灑、頗具規模了。這些改革並不涉及朝廷的核心利益和根本體制，所以為洋務派官僚大臣所願意接納，第一代洋務派官員已經部分採納，而第二代洋務派大將張之洞更將其作為《勸學篇》外篇內容，全盤接受。辛丑之後的晚清新政，就處在這個理性化、技術性意義上的「改制」的延長線上。
戊戌變法時期帝黨與後黨、文人士大夫與官僚士大夫的真正分歧，不在於要不要改革，而在於如何改革。他們在技術性的法政制度變革上沒有實質性的不同，區別只是步驟疾緩。然而，正是在是否開議院這個政治改革的要點上，張之洞與康有為分道揚鑣了。雖然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官僚士大夫為時勢所迫，也推動籌備立憲，但在戊戌時期，當各種技術性的行政改革剛剛推出時，開設議院涉及政權合法性變動，顯然不是官僚士大夫與地方紳商所願意看到的。
然而，開設議院的聲音在1870年代已經出現。國門打開之後，西洋的議會制度隨著其他「西制」一併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最早是由洋人主持的《萬國公報》和《申報》將其作為西方政情介紹進來，隨後出使西方的外交官對此也有詳細的描述。但議會制度作為一種值得仿效的「西制」，最早乃是由體制外兩位最有眼光的口岸知識分子鄭觀應和王韜提出來的。鄭觀應在1875年寫成的《易言》中說，泰西議院「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即此一事，頗與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國，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稍後，王韜也提出了類似主張：「君民共治，上下相通」，這是比君主之國優越的君主立憲之國的好處。
將西方的議會制度比附為中國的三代之制，不僅是策略性也是知識性的。最早觀察西洋的口岸知識分子，只能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視野之中理解新的事物。這類「西學中源」之說，克服了口岸知識分子內心的中西緊張與對立，守護了本土文明的尊嚴，而且也容易為體制內的官僚士大夫所接受。果然，中法戰爭「不敗而敗」，讓體制內的權力版塊得以鬆動，一部分有清醒頭腦的官僚士大夫焦慮於清代以來君主專制帶來的上下相隔，開始傾心於西方的政治制度。1884年，李鴻章的部下、兩廣總督張樹聲在遺折中說：「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一個廩生出身的正二品封疆大吏，在1880年代就有如此識見，可謂超越了整整一個時代。
晚清的士大夫喜歡以體用、道器和本末區分中西之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官僚士大夫從洋務運動到辛亥整整半個世紀的集體共識。在「藝」「制」「教」三者之中，「藝」為用，「教」為體，這並沒有什麼分歧，但「制」的變革，究竟是「體」還是「用」張之洞的《勸學篇》中論述「變法」一節，認為「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 在這裡，張之洞所說的「法制」，乃是行政學意義上的典章制度，而非政治學層次上的國家根本制度。顯然，前者屬於「用」，後者屬於「體」，是不可變易的政教一體。然而，張樹聲臨終卻認識到，議會制度乃是一種無法與改「藝」、改「制」割裂的西學之體，中國只有採納這個層次上的「西制」，才能轉為富強，成為現代國家。
張之洞 《勸學篇》
到中法戰爭之後，官僚士大夫中重視開設議院的，已經有郭嵩燾、崔國因、宋育仁、陳熾等一批人。他們雖然屬於先知先覺者，但這一主張混雜在其他行政學意義上的「變制」清單中，並不顯得刺眼。更重要的是，此一階段的開議院要求，與西式的君主立憲尚有一段距離，基本思路仍是回到三代之治，得民心、通下情，君民一體，共謀自強。其背後的義理依然是聖人之教，與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啓超的激進變法有天壤之別。同樣的「變制」，都在「用」的範疇裡，能否為主流士大夫接受，關鍵要看其與「體」的關係。戊戌變法之所以為官僚士大夫所不容，與名教之「體」被顛覆有關。而在後「洋務」、前「變法」時期的同光年間，因為「體」的無可置疑，哪怕是開設議院這樣的超前主張，依然被視為溫和的「變制」，因此兵部尚書彭玉麟肯為鄭觀應背書，為《盛世危言》作序，孫家鼐也將《盛世危言》連同湯壽潛的《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起推薦給光緒皇帝。
在1894年之前，對於官僚士大夫與口岸知識分子而言，存在一個從洋務到變法的認識進程，其極端主張便是開設議院。但聖人的名教是不能碰觸的天花板，這代讀書人依然在正統的舊學之中，即便最激進、最有超越意識的王韜、鄭觀應這樣的邊緣知識分子，亦是如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綱領性章節《道器》篇中明確表示：「道為本，器為末，器可變，道不可變，庶知所變者富強之權術，非孔孟之常經也。」戊戌維新期間，鄭觀應、經元善這些滬上的紳商階層，雖然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與文人士大夫基本一致，但對康有為激進的變法主張特別是顛覆孔孟名教頗有微詞，以為新進改革者「才高意廣，不求平實」，過早開設議院，恐怕會流弊叢生，招來大亂。他們觀念上與康有為一致，但在行動上卻屬於張之洞的穩健一路。
官僚士大夫與文人士大夫，有著思想上的承繼關係，但畢竟是晚清的兩代知識分子。而在1895年之後，新一代知識分子即文人士大夫崛起，他們與上一代官僚士大夫有同有異，合中有分，進而深刻地影響了未來的戊戌變法。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