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彝族與日本隼人發達的竹文化多維度反映出兩者相似的宗教觀念與民俗生活，通過比較可以為陷入瓶頸的「日本民族文化」起源提供佐證。目前日本學術界關於「日本民族文化」起源的對比研究主要停留在宏觀視野，缺乏微觀比較。本文詳細考察中國彝族與日本隼人各種宗教儀式所體現的竹崇拜，探索彝族「竹王神話」與日本物語鼻祖《竹取物語》的相似性源頭，嘗試分析中國彝族與日本隼人的關係。
奧地利學者約瑟夫·克雷納( Josef Kreiner)曾指出: 「日本民族學及文化人類學最感興趣的研究，從明治以來，一直是關於日本民族的起源問題」「日本人甚至日本民族的身分認同問題是日本民族學研究的主旨」［1］( P. 4 － 5)，這是日本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研究的顯著動向。但在將近 200 年的研究中，對日本民族及文化的起源依然未達成共識［2］( P. 4)。這大概源於日本學者過分關注作為整體的大和民族溯源，而對日本文化有重要影響的「異族」研究不充分，因此難以釐清源頭。既然學者們認為「日本民族文化是各地傳來的諸文化的複合體，上古時代擁有各種文化的民族在不同時段來到日本，居住在列島各地」［2］( P. 2)，那麼對構成複合體的各文化逐一分析則會使此問題清晰明了。本文試圖將在日本歷史中已經消失，但對日本文化有重大影響的隼人文化與中國彝族文化的相似性進行探索，研究兩者可能存在的關係。
一、「日本民族起源」研究溯源
最早研究日本人起源的是德國學者菲利普·弗朗茲 · 馮 · 西博爾德 (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他在 1852 年出版的《日本》一書中指出中國大陸的渡來人與北方蒙古系的韃靼人是日本人祖先之一［3］( P. 16)，此觀點在日本皇權時代頗為震撼。在其影響下，1886 年日本學者坪井正五郎在東京大學成立「東京人類學會」，以「日本人起源」為中心展開熱烈討論，提出「日本民族混合論」，但在當時受到皇統思想人士的評判，加之缺乏田野調查，因而沒有足夠的論據支撐論點。
改變當時狀況的是坪井正五郎的學生，日本人類學先驅鳥居龍藏，在對日本全域及中國東北、華北、西南等全面的田野調查之後，他將日本民族的形成分為六大系統，其中之一是從中國江南、西南廣泛分布的苗族北上而成，當時的苗族是南方少數民族的統稱［4］( P. 125)。此後，鳥居反覆論述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在亞洲民族中所佔的地位及其與日本古代文化的關係。但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學術界為了迎合不斷滋長的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思潮，產生了「純血論」，認為日本人的祖先是單一人種。
1945年二戰敗北後，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觀崩塌，戰前天皇時代的「日本民族是單一的大和民族」的論斷被越來越多的學者反對，對失去目標的日本民族學界與歷史學界強烈刺激的是新的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的提出。
新的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的提出是1948年5月在維也納學派岡正雄與石田英一郎、江上波夫、八幡一郎召開的「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與日本國家的形成」座談會上，岡正雄從「皇國史觀」解放出來，給研究方向還未能確定的戰後日本學界，包括民族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重大影響。當時的學者陸續提出若干新論點，如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徵服說」，認為北亞的騎馬民族南下徵服日本原住民而成為統治階級;［5］(P.99－233)1958年岡正雄用民俗學、民族學及先史學的方法闡明日本民族文化由五種「複合文化」構成，［6］(P.20－30)作為與以前迥然不同的起源論，是戰後日本民族學再出發的象徵。
1961年，被稱為「日本民俗學之父」的柳田國男發表最後著作《海上之路》，闡明其設想:作為日本文化基礎的稻作是經西南諸島傳來。柳田於1951－1953多次發文闡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基礎，日本文化源於稻作文化。柳田將日本文化等同於稻作文化的觀點，不論在考古學、語言學、歷史學等領域都很難被承認。但柳田的權威使其論點在學界紮根，並在當時成為支配性觀點。1979年，坪井洋文發表文章《芋與日本人》，否定將日本文化看作單一、同質的稻作文化的柳田定論，指出日本基層文化除了稻作以外，還存在以旱地作物為基軸的第二種文化類型。以雜谷和芋類為主的刀耕火種型農耕是支撐日本第二種文化類型的重要生產手段，［7］(P.166－182)此觀點給日本學界重大影響。
戰後影響最大的日本民族起源研究是由植物學家中尾佐助與人類學家佐佐木高明等提出的「照葉樹林文化論」，指出從喜馬拉雅山南麓經不丹、阿薩姆、中國西南、泰國、越南北部直至日本西部這一地域從生活到民俗都極為相似，不可否認伴隨稻作，竹與茶一起傳到日本，構成日本基層文化，所以應該在這一帶追溯日本文化源頭。［8］(P.5)由於此理論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關係最為密切，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陸續有學者前來中國西南考察研究。
從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經過戰後數十年日本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地質學等學科的迅速發展，越來越明確居住於日本列島上的日本民族是從亞洲各地渡來的「複合民族」。但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以現在的大和民族的文化與亞洲其他民族文化做比較，忽略了日本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異族文化對日本文化形成的影響，以及此異族與中國的關係。筆者研究發現，日本在8世紀消失的「隼人」與中國彝族文化存在若干相似，因此整理成文，與學界同仁探討。
二、隼人研究溯源
日本古代史上被認為異族的有東方的蝦夷，即現在的阿依努人，西方則是強大的隼人。［9］(P.7)隼人是古代日本九州島的西南地區原住民，根據所居住地域分為阿多隼人、大隅隼人、日向隼人、薩摩隼人，但隼人種族不確定，是日本古代國家熊襲國的主體民族，大和王權時期被當作異族看待，後來被日本大和王朝政府徹底收編，其部落貴族成為日本大和王朝的中下層貴族，平民百姓也被日本「大和」民族所同化，8世紀隼人作為一個部族完全消失。
日本關於隼人起源研究不多，至今也無定論，戰前傾向與南太平洋的民族進行比較研究。西村真次指出隼人是印度尼西亞人，其根據是《大隅風土記》中記載的幾個隼人單詞與馬來語發音相似;［10］(P.384－385)鳥居龍藏根據隼人使用的狩獵工具推斷有可能是馬來人種。［11］(P.678)
但戰後隨著南九州考古學、民俗學的發展，為隼人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小野重郎指出新的研究不應像以前那樣僅僅側重與南太平洋民族比較，而應該在東亞大陸，特別是與中國南方古層的刀耕火種、竹文化做比較研究。因為隼人最早的生業形態是刀耕火種、狩獵，同時南九州的隼人創造了發達的竹文化，而且薩摩半島的隼人的摔跤、幼子繼承制等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化頗為相似。［12］(P.100)關於幼子繼承，德國漢學家艾伯華(WolframEberhard)指出，在藏緬語族中，幼子繼承不少，但在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中，倮倮的幼子繼承制較其他少數民族更為典型。［13］(P.138)
如果說小野重郎只是提出了隼人起源的研究方向應該在中國西南，那麼馬場紀美史則明確提出了「日本民族文化的源頭應該在彝族古代文化中尋找」。馬場紀美史是日本宇佐八幡神宮的世襲祭史，宇佐八幡神宮位於日本古代隼人生活的九州大分縣宇佐市，是全國4萬4千座八幡宮之總本宮。八幡神自古以來被作為弓箭之神而廣泛信仰，具有戰神的神格，八幡信仰是隼人信仰的中核。［14］(P.23－45)由於隼人與大和王朝曾經不斷的戰爭，八幡神宮會舉行隼人的慰靈行事。八幡神信仰發展到日本全域是因為隼人與大和中央軍隊的不斷戰爭與交流，八世紀以後在全國迅速發展。
宇佐八幡神宮的世襲祭史馬場紀美史之所以提出「中國彝族才是古代日本大和民族的主體民族」［15］(P.102)的觀點，源於他「幾乎讀完了所有的古籍」，卻無法解釋八幡神宮重大神事「插柴」以及日本神道的核心內容———北鬥星信仰的起源。後來，受到九州產業大學小河修次教授的指點，得知中國古代彝族先民早在四千多年前，就使用了一種以北鬥柄指向定寒暑，以太陽運動定冬夏的十月太陽曆時，「這一事對我的衝擊就象原子彈的衝擊波一樣強烈」。他立即將日本民俗學、日本古典文獻與彝族文化結合起來研究，並先後數次親自深入大涼山進行實地考察，用彝族畢摩的神枝儀式場解開了日本古代插柴神事的起源，並得出了「我國原始的北辰信仰是由古代彝族傳來的」的觀點。［15］(P.102)馬場紀美史運用畢摩的神枝儀式研究日本與彝族的關係，而筆者發現隼人的竹文化與彝族的竹文化也有若干驚人相似。
7世紀前後隼人被大規模遷入當時的首都奈良一帶，作為一個有悠久文化的強大部族，其文化也被傳播到奈良，繼而傳播到整個西日本，如果隼人與彝族有淵源關係，那麼日本文化與彝族文化的相似就非空穴來風。隼人居住的九州是竹的原產地，隼人是日本竹文化開創者。日本人類學家衝浦和光也指出要研究日本列島諸民族與大和王朝的關係，必須要研究隼人的民族源流，研究隼人必須要研究竹。［4］(P.127)
三、竹崇拜比較
彝族與隼人都有發達的竹文化，張洪澤曾提出「西南竹崇拜文化圈」，指出西南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竹崇拜。［16］(P.161)但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彝族的竹崇拜較其他民族更為突出。彝族是喜竹愛竹、崇竹祭竹的民族，從古至今，彝族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與竹有著密切的聯繫。日本人的生活也與竹不可分割，森浩一指出日本竹文化與隼人系文化東進有關，從繩文(公元前1萬4千年～公元前300年左右)到彌生(公元前300年左右～公元250年左右)時代初期，南九州之外的出土物中沒有發現竹。竹的原產地不是日本，竹文化是從奈良時代開始普及，是由於隼人部落從其據點南九州遷徙引起。［17］(P.111)
(一)竹與出生
彝族與隼人的生活一生都與竹相關。雲南澄江彝族將「金竹」視為祖神，並稱其為「金竹爺爺」。不妊娠的彝族婦女要前往竹山求子，向金竹拜禱，夜宿廟中以求孕;［18］(P.15)滇桂交界地區的彝族，由於認定自己來自竹，所以每個村寨都有一塊二丈見方的空地，中央養一叢蘭竹，種竹的空地，當地彝語稱為「的—卡」，意為「種的場」，平時嚴禁進圍砍伐或毀壞。在婦女臨分娩時，先由其丈夫或兄弟砍一節長約0.7米的竹筒，待孩子生下之後，把胎衣和胎血裝在一節長約2尺長的竹筒中，塞上芭蕉葉，然後拿到「種的場」吊在蘭竹上，以表明他們是蘭竹的血裔;［19］(P.126－128)迄今為止，涼山彝族地區的送靈大典上還保留著完整的求育術:將男女祖靈的竹製靈牌置於提前用樹枝等搭好的小房子，上置母豬油和一束招魂草。畢摩讓成年男性子孫依長幼輩分秩序圍小房轉跑九圈，每跑一圈，將畢摩所遞給的蘸有化豬油的招魂草放入褲襠中一次，此過程中在一旁畢摩誦念《求育經》，這樣祖靈便能保證後代生育更多的兒女［20］(P.23)
日本隼人也有向竹祈求生育的習俗，在南九州，結婚當日會將竹箕帶在新娘頭上，以求生育。或者在婦女久無孕育的情況下，送其竹箕，因為隼人廣泛相信竹所具有的生產神力;此外，孩子滿周歲時要抱到竹箕上，使之跳躍，讓竹的神力傳給孩子，祈禱其健康成長。［4］(P.129)南九州近年來還能看到孩子出生時竹刀割斷臍帶的民俗，［8］(P.10)這極有可能源於隼人系神話《海幸彥·山幸彥》，山幸彥出身時，母親用竹刀割斷臍帶，竹刀所扔之地化成竹林，故地名曰竹屋，後建「竹神」神宮。
隼人把人口繁衍與竹子崇拜相結合的習俗與彝族的竹崇拜一脈相承，都運用象徵的方式來表達族群心理的或社會的需要。因為竹強勁的繁殖力與生命力，以及彼此相連、盤繞而生的竹根，與人們的生殖願望相吻合，故與生育崇拜發生了緊密聯繫。
(二)竹與祖先崇拜
竹與葫蘆是日本古代神事中必不可少之物，是神靈寄居處，尤其竹是古代神事中最重要的存在［15］(P.39)。日本天皇家堂供奉竹和葫蘆象徵祖靈［21］(P.26)，其文化蘊意與彝族視竹與葫蘆為祖靈的信仰可能具有同樣內容和功能。
整個彝區都存在以「竹根」為「祖靈」的崇拜現象，用竹根做靈牌包含了彝族圖騰崇拜與祖先崇拜的內容和形式。［18］(P.4)彝族認為自己源於竹，死後還要再度化為竹。他們普遍信仰三魂，分別是「依」、「娜」和「娜格」。人死後，一魂由畢摩「指路」送到祖仙發祥地;一魂住自己的墳墓;一魂則作為「主靈」供奉於家堂，庇護子孫繁榮昌盛。作為供奉家堂的「主魂」，彝族先民將竹根做成象徵亡靈之魂的祖靈牌供於神龕上，受家人祭拜。根據貴州彝文史籍《益那悲歌》的記載，彝族用竹筒盛裝祖靈的供祀方法，似乎早在夜郎古國時期就已存在。［16］(P.160)彝族大型祭祖儀式長達四十九天，其中包括作祭、作齋等各種儀式程序。作祭部分的《作祭經》、給死者念誦《供牲獻藥經》、作祭的壇場稱為拴靈場、經文聲稱「拴靈之後是祖竹，拴靈之後是妣竹」。［22］(P.14－15)彝族祭祀祖先誦念的經文，用生動的語言述說祖竹的靈異，祈求祖先神靈保佑族群。
日本隼人也廣泛存在竹與祖靈相關的民間信仰，［23］(P.78)竹引導靈魂前往它界的葬禮與祖靈信仰有密切聯繫。南九州地區用竹做神龕供氏神，也叫先祖神，因為日本人認為家人去世後經過33年，會成為此戶人家的氏神，這與彝族用竹根做靈牌極其相似;此外，在九州還有很多葬禮時與竹相關的儀式，如與死者的告別儀式後，會將死者的遺骨送往葬地，在行進途中所用法事的花籃一定是竹編。在此花籃中裝入白紙，途中播撒，竹籃是現世與他界的聯繫;有的地區土葬時，會將竹做的錫杖一起下葬。同時，在墳前還要插上同樣用竹做的錫杖，並掛上用青竹編成的小環;在島根縣隱岐郡，人死後7天，會在墳上插青竹，親人與好友隨神樂繞竹而舞，以鎮死靈，使之與現世告別。隨後，伴隨神樂，引導前往祖靈寄居之地。［24］(P.170－179)通過祭祀，死者能從死靈到祖靈，並保佑子孫。以竹為媒介的信仰包含了隼人的祖先崇拜與他界觀，通過竹使「祖靈歸故土」的觀念，日本隼人與彝族基本一致。
彝族先民與隼人心目中，竹是與祖先聯繫在一起的神物，所以對竹的崇拜綿遠不絕。
(三)竹與民俗
生活由於相信竹所具有的神力，彝族與隼人傳統的民俗生活都離不開竹。彝族有專門祭祀竹子的節日———「跳公節」。廣西那坡的彝族每年都要舉行祭祀竹子的儀式，他們平時在村寨的空地中央種植一叢專供祭祀的金竹，在舉行祭竹大典時，則先由祭司在祭臺前獻上祭品，然後念誦祖先(竹子)保佑後人興旺發達，消災祛病，五穀豐登，祝願子孫像竹子一樣節節高升，再由祭司帶領圍著竹叢跳舞，以取悅於竹神;［24］(P.23)彝族居家生活中，會用竹製品作咒符，如滇南彝族在人畜不康泰時，會在自家大門口懸掛筍葉剪成的各種咒符，因為他們認為人鬼之間可以用筍葉隔開，筍葉咒符是一切妖魔鬼怪的禁忌物;滇南彝族尼蘇頗男女青年成親時，男方會在大門兩邊插金竹枝，竹梢上系紅綠黑白黃線，表明這家人正在為兒子辦婚事，於是鄰居、近親高朋，甚至素不相識的人也會來祝福和慶賀。［25］(P.38)
隼人的民俗生活與竹的關係不勝枚舉，因為隼人相信竹是神靈下凡的寄居處，所以竹是隼人古代神事中最重要的存在，如宇佐神宮被稱為菅貫事的夏季神事會插3根青竹在儀式場所，祭祀日本天皇祖先的伊勢皇大神宮的插秧儀式中也使用10米左右的青竹，竹是古代神事中必不可少之物;［15］(P.36－38)日本正月的年神祭祀，特別是在隼人系文化為中心的西日本，用竹建成小房子祭拜，拜後將其燒掉，以祈求家族平安，而且相信竹灰撒在人身上可以保佑健康;盂蘭盆節時會在家門口或廊簷下用竹搭建梯狀的棚，擺上當季蔬菜以迎接祖先。［8］(P.87)由於盂蘭盆是祭祀祖先的儀式，可以進一步看出隼人信仰中竹與祖先的關係。
四、「竹中誕生」神話、傳說比較
在民間文學方面，彝族與隼人顯著相似的是異常豐富的竹神話傳說，本文選擇最具代表的日本《竹取物語》與彝族《竹王誕生》進行深入比較研究。早在19世紀就有日本學者用彝族的竹故事研究日本《竹取物語》起源，指出「夜郎等南方諸民族的故事及南方土俗與我國民間口傳有近親關係，夜郎的故事是《竹取物語》母胎」。［26］(P.247)
《竹取物語》成書於公元9世紀上半葉至10世紀中葉，是日本平安時代新的文學體裁「物語」文學之鼻祖。江戶以來，不少學者研究《竹取物語》的作者、故事形成時期、完成經過、故事的素材來源等，形成百家爭鳴的素材論，這在日本文學史上非常罕見。
故事大概內容如下:從前有個伐竹翁，依靠山野伐竹生活，一天伐竹時，發現一根竹子閃閃發光，劈開發現有一個三寸長的小人，伐竹翁將她養在竹籃裡，三個月便長成為絕世美女，取名「赫夜姬」。五名貴族公子向她求婚，均以失敗告終。連日本天皇也被其美貌折服，希望能娶她，最終慘遭拒絕。最後赫夜姬給天皇留下不死神藥後於八月十五日升入月宮。但天皇失去赫夜姬後也無意享用此藥，於是下令將不死神藥置於離月球最近的、日本國內最高的山頂，並連同贈詩「不能再見赫夜姬，安用不死之靈藥」一起燒成煙，此山至今煙火不滅。由於在此焚燒了不死神藥，後人便將這座山稱為不死山，即日本富士山。
此故事在竹的背景下展開，有深厚的竹文化沉澱。《竹取物語》的原型最早在隼人部族裡流傳，7世紀後半的天武·持統朝傳到以奈良為中心的畿內，［4］(P.169)至今南九州還有好幾處竹林被稱為是赫夜姬誕生地。［4］(P.46)此外，祭祀「竹取物語」的神社「讃岐神社」位於奈良広陵市，這裡曾是阿多隼人被迫居住之地。作為日本竹文化的開創者，《竹取物語》源於隼人不無根據。
江戶時代研究《竹取物語》起源的代表人物是賀茂真淵，他認為《竹取物語》故事中對現實的否定、蓬萊、升天等情節蘊含濃厚的中國道教思想，應該屬於中國大陸傳來。［27］(P.15－32)這種觀點在江戶時期成為主流。
中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彝族與道教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彝族學者蔡華認為道教與彝族原始宗教有很深的淵源。五鬥米道的創始人張道陵曾在四川鶴鳴山修道，在道教的初創與發展中，必然與巴蜀主要民族氐羌文化相互鬥爭、相互吸收、相互影響。道教從開創伊始就有氐羌民族入教，所以道教在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他們的影響，並反映其民族特徵;［28］(P.84－86)蒙文通曾說:「五鬥米道，又稱天師道……蓋原為西南少數民族之宗教……餘疑其(五鬥米道)為西南少數民族之宗教，而非漢族之宗教」;［29］(P.78)聞一多也疑心先秦道家和東漢道教同源出於「原始宗教」或「巫教」，他把它暫稱為古道教。［30］(P.56－60)筆者也曾做過彝族、日本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發現兩者的民間故事中有濃厚道教思想與情結。因此，當學者把古彝人的習俗文化與道教文化相比較時，發現其在葫蘆崇拜、神仙思想、泛神論、尚黑等方面有同源關係。
日本學者的研究也能表明隼人與道教的可能存在關係，前文論述的八幡信仰是隼人信仰的中核。關於八幡信仰，福永光司等指出八幡大神是道教之神，原因有三:第一，《宇佐託宣集》(卷6)關於八幡大神的記載「昔，吾為震旦國靈神」，而震旦是古代中國的別稱;第二，八幡指八面幡旗，在道教教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經》中記載「幡是玉帝的戰旗，是召喚四海五嶽各路神仙之旗」;第三，「八」在道教中象徵天地宇宙全體，「八幡大神」就是指揮宇宙八百萬神靈的最高級別的神。［31］(P.104－105)。如果彝族與隼人都與道教有聯繫，則可以推斷在宗教方面兩者存在淵源關係。
從江戶後期開始，對《竹取物語》的研究轉向「赫夜姬出生經過」，最早注意到《後漢書》《華陽國志》中夜郎國「竹中誕生」情節與《竹取物語》相似的是國學大家田中大秀。［32］(P.22)第一本利用夜郎國「竹中誕生」情節研究《竹取物語》成立的是西村真次的《萬葉集的文化史研究》，這本書為當時陷入瓶頸的《竹取》起源考打開了新思路，影響頗大。從形成的時間推斷，中國《後漢書》在奈良時期(710－794)已在日本廣為流傳，成書於8世紀的《日本書紀》等日本古籍裡均有直接引用《後漢書》的內容。《竹取物語》的形成是10世紀，明顯是《後漢書》在日本流傳之後。因此，夜郎國《竹王傳說》在8世紀已被日本知識分子所熟知，並構成《竹取物語》最重要的「竹中誕生」情節。［33］(P.380－381)
彝族存在大量「竹中生人」的傳說，其中在漢文典籍中最早記載的是《華陽國志》《後漢書》中夜郎國的竹王傳說，本文摘取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34］(P.247)從中日兩國故事不難看出，主人公的出生屬於化生傳說，但如果只有出生情節相似，其他部分不同，能否說明兩個故事存在淵源呢?筆者試圖從故事情節展開討論，尋找兩者淵源。《竹取物語》可以分為五個主要情節：
對故事情節的整理，可以發現，此故事屬於古層與新層並存的兩層結構，其中一和四屬於古層，二、三和五屬於新層。新層是在故事的流傳中後人逐漸添加，日本民間文學研究者伊藤清司指出《竹取物語》不是一位作者在一個短暫時段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漫長歲月中逐漸形成。［32］(P.11)。關於難題型部分，五位貴族公子是當時實際存在的、眾所周知的好色之徒。在虛構的故事中加入真實人物可以給聽眾或讀者真實感。經江戶末期的國學者加納諸平考證，五個貴族公子均為《日本書紀》中記載的持統天皇10年10月17條中的真實人物。［4］(P.152)雖然對人物的醜化略有誇張，但五人都是672年壬申之亂到天武、持統時期活躍的貴族。因此，在古層的傳說中加入醜化貴族的難題型是當時知識分子對貴族的淺薄、好色的赤裸裸地嘲笑，是王權時代的異類作品。
對天武、持統王朝不滿的知識分子將古層傳奇的浪漫要素與新層的社會寫實手法巧妙融合，形成故事的兩層構造。結構三的皇帝求婚情節是對求婚難題的強調，赫夜姬對最高權威的拒絕隱藏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不滿。關於富士山地名起源與山頂冒煙是源於富士山是一座休眠火山，在故事形成的9到10世紀間，富士山在貞觀6年(864年)與承平7年(937)有兩次噴火，因此現實被加入故事，成為一個有趣的情節。三個新層部分是在故事形成的100餘年間逐漸加入，而古層一「竹中生人」才是內核，關於「竹中生人」的化生傳說在彝族民間故事中頗多，日本除了《竹取物語》也有不少「竹中生人」的民間故事，下面選取兩例比較分析。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彝族此傳說保留有非常濃厚的氏族起源傳說的特色，日本則有濃鬱的幻想色彩。但竹中誕生的基本情節一樣，細節部分也頗相似。
從《竹取物語》與夜郎國的《竹王誕生》的比較，到《竹的兒子》與《竹童子》的比較，似乎存在同源關係。這種同源關係的形成與古代的人口遷徙有密切關係，據日本學者小山修三的推算，彌生到奈良的千年間，從中國到日本的渡來人有100萬。［36］(P.189)其中，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在中國古代多次被迫遷徙，秦統一中國後，受到漢民族徹底的驅除，因此極有可能東渡到日本。［37］(P.145)森田勇造在其著作《探尋倭人的源流》中認為:古代居住在中國江南的一部分人是倭人，倭人原住江南，而江南人又是來自雲南、西南，果真如此，那就可以說西南才是倭人的故鄉和日本文化的起源地。［38］(P.56－78)因此，西南土著彝族先民在遷移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文化帶到日本西南，與九州的隼人文化相融合，成為日本民族文化一大源流並非空穴來風。
餘論
位於亞洲東部的日本列島，從古至今，從南到北都有文化傳入，在日本堆積、融合，形成獨特的日本文化。1974年，日本民族學研究中心「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創立，1978年，以佐佐木高明為代表的民博學者申報的「日本民族文化源流背景研究」的大型項目立項。1997年，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人類學家尾本惠市主持文部省科學研究費重點領域研究「關於日本人及日本文化起源的跨學科研究」，跨學科地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過程。考古學、人類學、遺傳學、民俗學等相鄰學科的合作研究為多元起源論提供有力支持，與中國西南地域及長江流域的民俗文化、西南諸島的傳統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分析渡來文化與日本文化的特點，多維度視角直逼日本文化的多重性。明確多元論的科學性，指出柳田國男關於日本單一、同質的稻作文化只是假象。在這些研究中，伊藤清司關於日本「松明祭」與彝族「火把節」的比較研究［39］(P.124－145)，工藤隆利用彝族創世神話《勒俄特依》探索日本「記紀神話」的源頭，［40］(P.39－48)馬場紀美史通過彝族神枝儀式、十月太陽曆與日本神事活動的比較，均能看出日本文化與彝族文化的聯繫。筆者關於彝族與日本隼人竹文化的對比從更微觀的視角探索其關係。當然，更明確的結論需要進一步研究，同時需要與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的跨學科合作。
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的開展是由日本人尋求身份認同的問題意識展開。在目前國際化更甚的情況下，此問題意識以及尋求理解的社會性要求更加明顯，學界為了回應此要求必須進一步加強研究。但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問題不是組織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即年輕一代的學者對日本民族文化形成論的研究不感興趣。［41］(P.43)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學者的研究會從更廣的視角為日本民族文化起源研究注入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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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6期 作者：趙蕤（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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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阿細先基團隊
責任編輯|納吉茲莫
來源||彝族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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