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檀的算盤，象牙的秤。熱騰騰的豆漿，噴噴香的油豆腐……張忌新作《南貨店》的開篇便是煙火氣十足。
在這部長篇小說裡，已然淹沒在歲月長河中的供銷系統南貨店再度煥發光彩：店裡夥計會「玻璃瓶裡抓小糖」，一把抓下去，想抓幾粒便是幾粒，還會包三角包、斧頭包，捆酒瓶，頭頂盲打算盤，快速卷布匹。就連「打酒」這麼個小事，張忌也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百多字：
「酒提要輕輕放入酒缸，不能直直往下壓，酒提一壓，酒水翻動，缸底的東西浮上來，酒就混了，吃酒的人就不歡喜了。酒提要慢，小心斜著，讓酒自然灌到裡頭。酒有粘性，出酒埕時要穩，要戴一頂酒帽兒，顯得這一提酒滿滿當當，都要漫出來了，顧客看了高興，以為佔了便宜，以後就歡喜到你這裡來。」回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南貨店，人們打酒論提，買煙按支，取餅稱重。張忌不厭其煩地細寫每一件「物」的數量、成色、質地以及它們與人的關係。在一頁有關村裡辦酒的描寫裡，光是香菸就有「上遊牌、新安江牌、一桌兩包、一人四支、嘴裡叼著、耳邊夾著」等等數十種描述。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要特別強調的是，那時候的香菸，那時候的物資，是人們生活裡特別重要的一個事情。」
故事便以南貨店為背景展開：1970年代末，秋林被分配到一個偏遠的南貨店當售貨員，在人來人往中見識了各種人情世故。80年代末，供銷社來了一個新主任，將他調到縣供銷社當秘書股股長。隨著時代變革，後來的秋林迎來了一個個人生高峰，曾經的價值觀也受到了一次次劇烈衝擊。
張忌收藏的小插人將近一千個。
「對於《南貨店》，我的感覺是我一直從事的寫作，或者說我選擇的這門手藝，我心裡最初的東西，到現在終於實現了。」張忌坦言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在自己的小說裡感到困惑與迷茫。但從五年前的《出家》到現在的《南貨店》，他越寫越舒服，他相信自己寫出了自己最想寫的東西。
《南貨店》首發於《收穫》長篇專號2020年春卷，近日由中信·大方推出單行本。6月，張忌受朋友之邀來上海進行劇本創作，期間就新作《南貨店》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南貨店》首發於《收穫》長篇專號2020年春卷。
今年7月，《南貨店》由中信·大方推出單行本。
在現實生活中，張忌同樣對瓷器石雕罈罈罐罐等小物、舊物充滿了興趣。剛到上海不久，他就興衝衝地跑去虹橋古玩城轉了一圈。
「你這個筆很復古啊。」
在採訪間隙，最抓他眼球的居然是記者手中的一支按動多色筆，就是那種一支筆桿裡有四根筆芯，按一個顏色就出一個顏色的原子筆。
張忌饒有興致地說：「這種筆我們小時候也有，不過是只有兩種顏色的。」
【對話】你寫小說總是從對一個人的疑問開始的。上次的《出家》緣於你遇到了一個去做和尚的同學，你會想：「他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想做和尚」。這次寫《南貨店》的緣起是什麼？
張忌：2016年我爺爺去世，我跟我父親聊到了我爺爺的父親。我父親說，好像是一個下雨天，我爺爺的父親穿著蓑衣去餘姚打官司，卻一直沒有回來。後來的故事，我父親也不是很清楚了。
但就這麼寥寥幾句，畫面感特別強，讓我有了一種特別奇妙的感覺。我在想，他前後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沒有回來？一個人的一生，怎麼就只留下一幅畫面了？
再後來我想到，從某種程度上說，哪怕面對的是父母親人，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往往只局限於一個很單一的身份。但父輩那代也經歷過青年，他們是怎麼過來的？有些東西為什麼後來沒有留下來？我就想用我的方式，把一些東西留下來。在這個意義上，我想這篇小說還有一點平民史料方面的價值。
澎湃新聞：你對「父輩那一代是怎麼過來的」心生好奇。那在寫這篇小說時，在具體的切入點上，為什麼選擇了「在供銷系統工作的人」？
張忌：在我的判斷裡，他們是最能代表一個時代——計劃經濟時代的人。在生活物資緊缺的時候，供銷系統從業者是掌握日常物資的人，是很紅的。你可以想像，這在當時是一份特別好的行業。
但是到今天，這麼一個在我們的生活裡曾經舉足輕重的行業，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了。為什麼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知道？當然，這也沒有答案，可能其他行業也就這樣消失了。但作為一個作家，我看到了這點，我就有寫下來的衝動。
另一方面，我一向特別迷戀舊物和老手藝，供銷社這行正好提供了這麼一個窗口。因為迷戀，我也樂得為此做案頭，找一些資料，採訪一些人，專門去看現場演示。這部分講述大多放在《南貨店》的開頭，我相信它會對讀者進入小說有一種吸引力。不過還是有點遺憾的，因為有些具體的動詞用我們當地方言講特別生動，但它沒辦法轉化到書面語。
澎湃新聞：家裡有人之前在供銷系統工作嗎？
張忌：我父親曾在一個供銷社有過短暫的經歷，也是售貨員這樣一個角色，很短，可能就一年。後來他就做警察去了。在供銷社鼎盛時期，有的人寧願捨棄副鄉長這樣的行政職務，所謂的「公務員編制」，而選擇去供銷社工作。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供銷社作為計劃經濟的一個產業，在商品自由流通中失去了原來的優勢，下崗潮也隨之而來。我父親現在就常說一句話：「幸虧做警察了，否則就下崗了。」
澎湃新聞：在我看來，《南貨店》在「父子關係」這塊也有很重的筆墨，包括秋林和他的父親，衛國和他的父親，齊師傅和他的兒子，吳師傅和他的兒子，馬師傅和私生子等等。
張忌：對，我想《南貨店》可能是我寫父子關係最極致的一次。比如齊師傅和齊海生，那種糾葛，那種內心想擁抱對方但又頂著勁兒想讓對方先服軟，真的特別集中體現了我理解中的父子關係。
澎湃新聞：你一開始寫這部小說是因為你和父親的一次對話，然後想寫父輩的經歷，然後小說裡還寫到了這麼多父子關係。那麼，這部小說是否承載了你自己對父親的一些情感？
張忌：那倒沒有。但對於中國式的父子關係，我是深有體會的。我和我父親的交流一向也不多。他是警察，他被調到哪裡，我們全家就到哪裡，這個狀態一直到我念高中才結束。我和我母親就話很多，什麼都願意講。但面對我父親，其實我很想講，我都想好了怎麼講，但一站在他面前就覺得好尷尬，就是這樣。
張忌
「在小說裡，每一個個體都是有價值的」如果簡單地從故事內容說，小說可以分為秋林在南貨店、秋林離開南貨店這兩個部分。小說的時間線也因此被拉長，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寫到90年代。在創作開始你就想到寫秋林離開南貨店後的故事嗎，還是說寫著寫著就寫下去了？
張忌：開始寫這篇小說時我就有一個判斷，要從封閉的計劃經濟時代寫到改革開放，當然沒有寫到後來中國加入WTO，我寫的是中間這麼一個過程。
現在人回想起80年代有一些集體記憶，覺得特別浪漫、美好，但是記憶和情緒不會只是單一的。那些從一個經濟時代走進另一個經濟時代的老商人，他們在80年代經歷過什麼，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澎湃新聞：小說在故事推動時並沒有給出具體又明顯的時間點，但讀者還是能從故事情節、人物對話、人物變化中感知到時間的變化。比如老幹部老戴「下海」，轟轟烈烈，不想傷了老本，默默收場。鮑主任就說：「我們這一代，都是從計劃經濟時代一腳邁進商業社會，但什麼是計劃，什麼是商業，到現在許多人還是搞不清楚。特別是我們這樣吃公家飯的，更是糊裡糊塗一本帳。莫看我們表面上都是威風八面，要是哪天被扔到社會上，肯定比老戴還不如。」
張忌：市場經濟即將到來時，很多人其實是心慌的。個人在時代變化面前，實在是很渺小。
比如杜家姆媽的大女兒，就是一個特別好的縮影。她母親為了她好，從小送去裁縫鋪，她自己也特爭氣，肯吃苦，把這門手藝練好。她最風光的時候，人家找她做件衣服，排隊要等幾個月。不料後來出現了很廉價的成衣批發，裁縫這行就被淹沒掉了。但對於一個人來說，一直的堅持甚至是信仰突然就崩潰了，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像是孤魂野鬼一樣。這樣一個人，其實是好多人的縮影。
我想說的是，在時代的洪流中，不可能每個人都能應付自如，肯定有一批人是被淘汰的。很多地方都有縣誌、市志，但這些「志」裡沒有普通人的影子。從某種程度來說，小說可能是要為這些人來立傳。在小說裡，每一個個體都是有價值的。
澎湃新聞：這也是文學最有溫度的地方。秋林有一個心理活動我挺有印象，是他說在南貨店時餓得眼冒金星也不敢偷吃半塊餅乾，但是現在很輕易就拿著別人送的兩箱罐頭回家了。這裡似乎有一種和過去對話的情結。
張忌：在小說裡，你會發現很多人都在懷念過去，哪怕過去很窮，日子緊巴巴的。要說過去都是美好的回憶嗎，當然也不是，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大家總念著過去的好。這很奇怪。
當供銷系統裡這群人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裡走出來，融入社會，他肯定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看影響到什麼程度。我想秋林還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線。
奇妙的是，《南貨店》寫的是父輩，但是在好多人看來，我還是在寫自己。我想到自己進入工作時也有過特別敏感的時候。因為一些看上去再正常不過的事，你會突然跟自己有個小對話：我以前會這樣嗎？當然，也有人，比如小說裡的許主任就變化極大，到後來完全是兩個面貌了。
應該說，當所謂的改革浪潮打過來了，每個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變化肯定也是不一樣的。我想展現的是，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變化。不可能說進入一個時間點了，大家全變成壞人了，或者全變成好人了，不可能的。群體是群體，但我還是要把個人的東西一個個拎出來。
澎湃新聞：我很喜歡《南貨店》的結尾。秋林給齊師傅寫悼詞，他突然發現，天下人活得各不相同，但寫在悼詞上又沒有多少差別。這個結尾，和「一個人的一生，怎麼就只留下一幅畫面了」有了很奇妙的呼應。你是在今年2月寫完這個故事的，還記得結束這個故事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嗎？
張忌：確實非常奇怪，對嗎？所有人的一生都在悼詞上如出一轍。但是，如果寫得與眾不同，又不是別人想要的悼詞。
《南貨店》的結尾我其實寫了三遍，最後才確定下來。因為最後那段是在疫情期間寫完的，那個時候的文字也有一種特別的反映。當然，大致的東西我是之前就想好了，有關一篇悼詞，但具體如何去表現它，和當時的氛圍和想法是離不開的。那時的你不可能完全獨立於大氛圍之外，那太直接了。
「《出家》是寫我自己，《南貨店》寫的也還是我自己」從上一部長篇（《出家》）到這一部有五年了，你的文學觀有沒有變化？
張忌：沒有。我反而覺得越寫越清晰了，越寫越堅定了，真的知道自己最想寫什麼。對於《南貨店》，我的感覺是我一直從事的寫作行業，或者說我選擇的這門手藝，我心裡最初的東西，到現在終於實現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生活的理解在小說裡是找不到的，就是雖然也在寫東西，但感覺怎麼寫都不是自己真正想寫的。等到寫完《南貨店》那一刻，我會覺得不管是語言還是人物刻畫，我真的寫得很舒服，我終於寫出了自己想寫的東西。
一直以來，我想我的作品不大受現代文學的青睞。我的文學觀或者說寫作觀比較老套，語言是偏《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說那類的。我寫的情節往往不像人家寫的那麼好看，如果我覺得這個情節不符合人物設定，哪怕很精彩，我也不要。在我看來，小說人物是優先於故事情節的。我對我筆下的人物充滿了情感。有一個詞叫「設身處地」，我寫人物就真的是「設身處地」地替他去想。可以說，我的寫作觀是挺陳舊的，我對寫作的理解就是把每一個小的東西解決好。
最早的時候還有編輯告訴我這個寫法是很難有出路的。那當時還年輕，特別容易被其他東西左右，會想最近某種寫法挺受歡迎，我是不是也要這樣學。應該說，《出家》是我的一個分水嶺吧，就是已經在寫自己最想寫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收穫》雜誌對我是挺重要的。
澎湃新聞：你說你內心有真正想寫的東西，你慢慢地抓住它了，那麼這個「它」究竟是什麼？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南貨店》和《出家》確實有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的東西，比如人的欲望，人的選擇，人怎麼面對自己的精神困境。
張忌：我之前做了一個誤判，我說寫《出家》是寫我自己，寫《南貨店》是寫別人，寫眾生，我後來意識到其實《南貨店》寫的也還是我自己。
我真正想寫的東西，是在技術、語言之外，我能把自己也放進這個小說裡。我不知道這種話說出來是不是有點拔高自己，但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就是這麼一個感覺，我寫出了我自己的小說。不管在《出家》還是《南貨店》，小說人物的困惑也是我自己的困惑。很多困惑在現實中我沒法兒回答，那就只能用小說這種方式。這可能也是作家的一個私心吧。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比起《出家》，《南貨店》是不是更具挑戰？人物多了，時間跨度長了，能不能說這是一部「更具野心」的作品？
張忌：我原先的「野心」是把《南貨店》寫到三十萬字，寫出一百個人，最後寫了二十多萬字，沒有一百人也有幾十個人。其實這篇小說還可以繼續寫下去，比如馬師傅的小女兒，比如衛國，他們的故事我感覺還能寫。
挑戰是一定的，人物多出了很多，也不可能每個人都面面俱到，像託爾斯泰到後面都覺得寫人是最難的。而且我對人有一個判斷，人是特別複雜的，沒有一個人是絕對的好或者絕對的壞。在這兩部作品之間，我覺得自己更堅定了寫作的方向。我的小說，包括風格之類，不會再去改變。
澎湃新聞：「定型」的話，是不是也是一種危險？
張忌：到了我這個年齡段，我覺得挺好的。這個「定」不是一個簡單的拍板，不是說僅僅把自己的心裡話寫出來，而是有寫作基礎、經驗、綜合能力的共同輔助。
我寫小說差不多快二十年了，現在是我寫作以來最美好的年紀。我覺得我對小說的理解不會再有特別大的改變。比如年輕的時候，我對文學，對社會，對世界的判斷是不確定的，現在是越來越清晰。
當然，未來我可能還想追求一些新的東西。但我的小說觀可能基本就是這樣了，像一個人，它已經成年了。成年以後就不會再長高，只不過有時候可能會變成一個胖子，也可能會讓自己身材特別好，但它不會有本質上的變化。
「對小說和劇本能分得清，所以才開始寫劇本」你現在也做編劇，之前參與了《春天的馬拉松》的編劇工作。在你看來，寫劇本和寫小說有什麼不同？
張忌：我原來的判斷是寫劇本和寫小說差別不大，有文字基礎的人都能寫劇本，但真的接觸了這行後，我發現劇本寫作是有很多局限性的。它有很多命題，必須要去遵守。小說可以點到為止，劇本不行，一定要一層層地說明清楚。小說裡若總是一來一往的對話，挺low的對吧，但是在劇本裡就要這樣。總體而言，影視是一個商業行為，劇本是其中工業化的一部分，你要為它服務。小說就不一樣了，你真的是一個人說了算，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澎湃新聞：所以，比起寫劇本，你還是更喜歡寫小說的？
張忌：小說創作最好的狀態是在似是而非之間，就是你好像想清楚了它要怎麼走，但是你又不是非常確定。如果像架著臺攝像機，那寫作的樂趣就沒有了，它的樂趣就在於一種未知的狀態。我寫小說時也不喜歡列提綱，因為如果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在具體完成的過程中就少了很多驚喜。
有時我寫小說，快感來自於閒筆，這部分內容好像可有可無，但確實是你整篇小說裡文學質感特別強的地方。但在劇本化的小說裡，讀者往往是看不到這些東西的。有些小說雖然也在大刊物發表，但一看就是奔著劇本去的，甚至你能感受到這就是電視劇的東西。這類東西你讀了以後會覺得功利性非常強，目的性很明確，但小說其實不能那麼功利的。
澎湃新聞：你認為劇本創作對小說創作會有影響嗎？
張忌：就我目前的情況來說，寫劇本還是相對被動的，都是別人找來的。但坦白說，寫劇本其實也能給寫作帶來營養。寫作有各種各樣的狀態，有時候需要你非常清晰，這時寫劇本的經驗就特別有用。打個比方，一集四場戲，每一場戲都是有功能的，劇本創作就要求你對每一場戲的表達都非常清楚。這種自律，對於點的把握，對於節奏的把握，我覺得對寫小說也有幫助。
澎湃新聞：你會警惕自己的小說有劇本的味道嗎？
張忌：我對自己的小說是充滿愛惜的，因為它是我感覺最有價值，最有樂趣的事情。否則我可能二三十歲時就去寫劇本了。到我現在這個年紀，很多東西已經固定了，我能分得清楚，所以我才有膽量開始寫劇本。在技術上，不管是小說改編成劇本還是劇本改寫成小說，和原來的文本差異都非常大，或者說，它是兩個東西，我不會把它混為一談，小說是小說，劇本是劇本，對我來說，保持這份警惕性，就是最好的愛惜小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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