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二年；也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下人禍的顯露階段。
從1957年起，神州大地開始發生政治大「地震」，先把50多萬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產主義「狂想曲」，把一輩子受苦受窮的人民都鼓動了起來，夢想著早日走進糧食成山、食油成河、鈔票作廢的「神仙樂園」。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從土疙瘩裡升了天。毛澤東看到這一個個激動人心的「衛星」，由衷地高興。他多麼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間擺脫貧窮走進共產主義！「浮誇風」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把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目光緊緊吸在「衛星」的表層。在中南海肯定和讚許聲中，一系列的「大」出現了：大辦農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大辦食堂……好像沒有一個「大」字打頭，就失去了人定勝天的力量。
周恩來不是三年「大躍進」中的得志者，卻是「大躍進」後的苦行者。他在這場熱鬧非凡的大運動中，卻一直處在挨批評的地位。這是他漫長的政治生涯裡少有的長時間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有一年就要完成，冒進的苗頭開始顯露出來的時候，他就發現經濟建設速度過快，突飛猛進的背後似乎預告著某種災禍，驚人上漲的數字不一定是個好預兆。他開始考察、思考，進而感到不安。
這一年，我已經在新華社中央新聞組工作。一次我被派去拍攝毛澤東參觀日本工業展覽會。我第一次發現毛澤東會像一個孜孜以求的學生那樣，對日本工業的各種展品表現了極大的興趣，特別是重工業的展品，幾乎每個都仔細詢問，還親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輕工業展廳，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許多，當他看見一個木頭模特兒時，眼神是那樣驚訝。
我當時就覺得毛澤東非常重視重工業，因為他的目光中透出那種渴望強大的信念。
一年後，就是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開始研究設計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據說周恩來和分管經濟工作的陳雲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設速度，適當壓縮基本建設規模，保證重點，提防腦子過熱。當他把這個報告提交中央會議上討論時，毛澤東說話了：勁可鼓不可洩，應當鼓舞士氣。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說搞多了，要砍掉10萬個。經濟工作有進有退，主要還應該是進……這話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來不要保守，不要反冒進。
在周恩來身邊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許多問題上，總理都是高姿態，委曲求全。他雖然在意毛澤東含蓄的批評，但更關心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革命事業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經冷靜觀察形勢，希望讓時間說話。可是全國的經濟建設不但猛烈過熱膨脹，而且迅速演變成了全民性的「大煉鋼鐵」。到了1958年8月後，神州大地已經被星羅棋布的小高爐燻燒得滾燙滾燙，任何冷靜的思考都會遭到無情抵制，甚至批鬥。再說，在人們熱情空前高漲的「熊熊烈火」中，很難有人能不受薰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靜的頭腦。
此時，中央在南寧召開了會議，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長遠規劃。
會上，毛澤東面對大好形勢，又一次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重提周恩來想壓縮基本建設計劃的往事。這次他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毛澤東在南寧會議點名批評了周恩來，而且，十分嚴厲。周恩來又一次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但他心裡非常清楚，時間一到，滾燙的鋼水會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負擔，壓在中國人的身上，自然規律是殘酷無情的。一向嚴於律己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又一次把自己違心的檢查送給了毛澤東。
到了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直言「犯上」時，毛澤東卻把周恩來架了起來，使他無法回到以前的觀點上。毛澤東說：「在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黨代大會上講過，1956年、1957年的動搖，不戴高帽子，講成思想方法問題。如果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的洩氣性、悲觀性。我們不戴高帽子，因為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們也搞社會主義，不過是沒有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站不住腳，就反冒進。那次反冒進的人，這次站住了。如恩來同志勁很大，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恰恰是那次批評恩來同志他們的那一部分人，這次取他們地位而代之。不講冒進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
對周恩來的批評因為出現了彭德懷而轉移了。但是，周恩來心裡受壓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視為落後於時代的保守派。
沒有多久，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大躍進」卻沒有把農民們帶進「共產主義天堂」。冒進後的問題像「兵敗如山倒」似地滾滾湧來。幾乎一夜之間，宣傳家們用最美的詞句描繪的前景海市蜃樓般地不見了。外債、飢餓像瘟疫一樣在全國蔓延，農村首當其衝。
心情一直鬱悶的總理，無法在中南海裡心平氣和閱讀下面反映的材料。他的心在顫抖、在滴血，成千上萬的父老鄉親在新中國政權下並未完全擺脫舊時的窘境……他，人民的總理，怎能深居紅牆視而不見呢？如果接受了三年挨批的教訓，他可以不再出頭露面，因為這種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如果他對不公平的批評耿耿於懷，他也有理由冷靜旁觀自然規律給予人類的報應。
然而，周恩來的記憶儲庫裡沒有「個人得失」這個信息，人民的得失就是他的得失，人民的悲喜就是他的悲喜。
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民領袖，可以從容地面對一切嚴酷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惟獨不能從容地面對百姓的飢號。從1960年到1963年，幾年間，總理的足跡遍布中國的大江南北，工業、農業、軍隊、學校，每個行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