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採動朝端」的北宋著名諫官

2020-12-22 南方新聞網

●郭珊

繼唐代著名的「風度」宰相張九齡之後,北宋時期的嶺南地區又出現了一位以「風採」流芳百世的歷史文化名人,他就是被後人稱為「異代九齡」的餘靖(1000—1064)。

餘靖本名希古,字安道,號武溪,廣東韶州曲江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北宋仁宗時期,餘靖曾任集賢校理、知桂州、廣西體量安撫使等職位,還曾以尚書左丞知廣州。宋英宗繼位後,他升至工部尚書,去世後被追贈刑部尚書,諡號為「襄」,因而又被尊稱為「餘忠襄公」。

餘靖一生為國家竭智盡忠、建言獻策,出生入死、任勞任怨。他在外交、軍事、經濟、民生等方面都有建樹,集學問、政績、才幹於一身。尤其是他在擔任諫官期間無私無畏、耿直敢諫、彈劾奸吏的事跡更是深受世人讚譽。他與範仲淹、歐陽修、尹洙被尊稱為北宋「四賢」;與餘靖同朝為官的蔡襄稱讚他:「好竭謀猷居帝右,直須風採動朝端」;宋仁宗為他御筆親題:「風採第一,廣南定亂,經略無雙。」餘氏後人遂以「風採」為家族堂號,在海內外廣為傳揚其品德和事跡。

從政四十年間,餘靖從自身仕宦經歷與心得出發,總結出「清、公、勤、明、和、慎」等《從政六箴》,以此作為立身原則和自覺要求。《從政六箴》集中體現了餘靖清廉守正、抱公絕私、明辨是非、勤懇盡責、推崇儉樸、謹言慎行等精神品質,歷經千年依然字字如金,令人深思。

直諫敢言 「氣虹萬丈」

據歐陽修《贈刑部尚書餘襄公神道碑銘並序》所載,餘氏先祖原本世代居住在福建,五代之際為逃避戰亂遷居韶關,到餘靖父親時方出仕為官。

餘靖自幼通覽群書,博聞強識,歷代史記、諸子百家,包括小說、律歷,都有涉獵。餘靖於天聖二年(1024)舉進士,開始步入仕途。最初,他在地方上做過縣尉,後來遷任秘書丞,擔任集賢校理等職位,從事典籍的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此期間,他治學嚴謹,以古鑑今,深究治國之道,積累了深厚的史學修養。在地方任上體察吏情、民情的實際經驗,也為他日後與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稱「慶曆四諫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宋史·餘靖傳》,餘靖初次展露出不避權貴、犯顏直諫的品質,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時任禮部員外郎的範仲淹將朝中官員升遷亂象,繪製成一幅《百官圖》上呈宋仁宗,揭發宰相呂夷簡用人不當、以權謀私。呂氏深為震怒,反訴範仲淹勾結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因此被貶出京城。就在滿朝諫官、御史因忌憚呂氏權勢而噤言之際,唯獨當時還不是諫官、與範仲淹也素無交情的餘靖,不懼株連,冒著「越職言事」的風險,為範仲淹鳴不平。

餘靖在上書中懇請宋仁宗開張聖聽、虛懷納諫,對於像範仲淹這樣忠心耿耿、檢舉大臣的言論,可以選擇聽或不聽,但不要輕易因言治罪。餘靖更是犯顏直指宋仁宗自親政以來,多次驅逐議論朝政的人,如果長此以往,恐怕會鉗住天下人之口,導致言路杜絕。

當時,宋仁宗並未採納餘靖的進言,反而將他一同貶官,但餘靖剛直不屈、勇於進諫的名聲,就此傳揚開來。

不久,宋仁宗迫於內憂外患、國乏民困、社會動蕩的形勢,不得不在慶曆年間(1041—1048)發起新政。慶曆三年(1043),他將餘靖提拔為右正言,諫院供職,餘靖至此正式以諫官身份踏上歷史舞臺。

此時的餘靖仍然不改當初冒死直諫、頭上「生角」、「氣虹萬丈」的風骨(蔡襄《四賢一不肖詩》),每有諫言,無所迴避。慶曆四年(1044)夏,宋仁宗不顧國庫空虛、邊防吃緊,有意重修汴京(今河南開封)開寶寺內毀於雷火的寺塔。餘靖為避免修塔勞民傷財,在朝堂上當著宋仁宗的面極力勸阻。因為餘靖素來不修邊幅,宋仁宗退朝後,連聲向宮人抱怨:「今天被一汗臭莽漢燻殺,他還噴了我一臉唾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因餘靖、蔡襄等人的反對,修塔之事最終作罷。

彈劾奸佞 整頓綱紀

餘靖專司諫職之後,在慶曆新政期間寫了大量奏摺,存世有五十多篇。這些文章不僅針砭時弊、切中要害,更為朝廷出謀劃策,如寬租賦、厚農桑、節國用、防盜寇等,涉及「備災之術」「安民之術」「經國之要」「救患之方」等施政方略。

餘靖主張「中外之政,安民為本」,為此,他一方面勸說宋仁宗行德治、施仁政、安民心,對於勞苦大眾,要「緩其期」「寬其力」「減其役」;另一方面,他始終將吏治視為新政成敗之關鍵,提醒宋仁宗「任人唯賢」,嚴選清廉、賢良、敬業的人才,對社會進行有力、有序、有效的管理。

例如,在抵禦盜寇的問題上,他就將「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看作是「求治之本」。針對南方多地出現蠻兵、流寇作亂的情況,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因為官兵「枉殺良民」的殘暴行徑,才導致亂象頻生,並強烈呼籲朝廷重新委派良將,撫恤黎民,使百姓能恢復生產,安居樂業(餘靖《武溪集校箋·奏議》)。

與此同時,餘靖堅持與不良風氣作鬥爭,對於一些碌碌無為、不循正道、營私舞弊的庸官、貪官,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和揭露,對於輔佐朝廷整頓綱紀、扭轉仁宗朝吏治的頹敗局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他曾多次上奏彈劾已被宋仁宗任命為樞密使、即將來京赴任的夏竦,斥其「畏懦苟且」「奸邪傾險」,直至宋仁宗下詔取消了夏竦樞密使的職位,改調他職;他還以不任事、不稱職、違反朝規等原因,彈劾參知政事王舉正、戶部判官王球、監察御使劉元渝、太常博士茹孝標等人。宋仁宗愛妃的伯父張堯佐,憑藉後宮嬪嬙勢力,利用「斜封」「私謁」等不正規的任命流程,快速獲得升遷。餘靖一再上書宋仁宗阻止此事,他強調此等做法系不正之風,應予以嚴肅制止。

在擔任諫官之餘,餘靖還曾多次出使遼國,利用遼與西夏的矛盾,巧妙斡旋,從容談判,避免了遼宋之間再起戰火。後來,宋仁宗採取了他的計策,冊封西夏,使得遼與西夏爆發激烈衝突,極大緩解了兩國對北宋邊境的威脅,為新政的推行贏得了有利的和平環境。

然而,隨著慶曆新政的失敗,加之奸臣的忌恨和報復,餘靖於慶曆五年(1045)被羅織罪名,貶知吉州(今江西吉安)。

兩袖清風 不取一物

外放至吉州之後,餘靖輾轉於虔州(今江西贛州)、桂州(今廣西桂林)、邕州(今廣西南寧)、潭州(今湖南長沙)、青州(今山東青州)等地任職。其間,他最重要的功勳之一,便是擔任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期間,配合大將狄青平定了以儂智高為首的叛亂,並詢民疾苦,安撫流民,制定了休養生息的政策。

在此期間,餘靖依然高度重視吏治問題。在邕州,他以清正廉潔為標準嚴明紀律,果斷啟用了一批廉潔奉公且具有真才實幹的官員,懲辦、撤換了一批違法亂紀的貪吏和庸碌無為的冗員。歐陽修《贈刑部尚書餘襄公神道碑銘並序》稱他鎮守廣西數年間,「嶺海肅然」。

餘靖還以身作則,所經各地,每逢上任、卸任,一律輕車簡從,他嚴令下屬官員不許洩露行蹤,不得迎送,並謝絕一切饋贈,始終做到兩袖清風。

嘉祐六年(1061),餘靖以尚書左丞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勸農使、市舶使等,管轄軍事、政治、稅收、貿易、冶金等各項事務。當時的廣州因戰事頻繁,滿目瘡痍,治理混亂。餘靖向朝廷呈上一系列關於減免流民田賦徭役以及外來商船「裝船稅」(外國商船裝貨時所納的稅種)的奏章,以復甦經濟、振興外貿,並獲得了批准。他還大力懲治了一批貪贓枉法的官吏,令官場風氣重歸清明。儘管餘靖統管職權甚廣,他卻從不搜刮民財、中飽私囊,甚至連朝廷因其平亂之功賜予的獎賞,他也分文不取,全部封存於廣州的軍資庫內。據傳,他到端州(今廣東肇慶)、高州(今廣東茂名)視察時,當地官員分別送他一方名貴的端硯和兩顆角雕圓章,他都明確拒絕饋贈,堅持自己購買。

餘靖在廣州任職將近5年,因為官清廉,深受百姓愛戴。在任滿還朝之際,他更是留下「不載南海一物」的佳話,憑藉「風採清華」,博得世人交相讚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餘靖於回京述職途中,病逝於江寧(今江蘇南京)。他在晚年時,重新修訂了青年時期撰寫的《從政六箴》,以「清、公、勤、明、和、慎」六條箴言來約束自我。同時,他也將《從政六箴》作為行為規範,要求各級官員做到清廉、公正、勤勉、明斷、和諧、慎重。在「六箴」中,他將「清廉自潔」作為「士」的核心操守,倡導為官當以「不貪為寶」;又將「抱公絕私」作為履職的綱要,主張為政之人要品行端方、秉公執法、不畏權勢、不受賄賂。他還告誡下屬,在工作中,要兢兢業業、辨清正邪;生活中,要寬厚仁和、反對縱慾。

在餘氏後裔整理的《餘氏族譜》中,同樣含「八箴、四禁、十六宜」家規,「八箴」中專門列有一項「廉箴」,而「十六宜」中所含「宜勤職業」「宜尚節儉」,又呼應了《從政六箴》中的「勤箴」「慎箴」,由此可見《從政六箴》對其家族影響深遠。

總而言之,餘靖《從政六箴》從為官宗旨、倫理道德,到履職素養、工作作風,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豐富而又深刻的思想體系,堪稱古代廉政文化史上的一筆寶貴財富。回顧餘靖的宦途人生,無論在中央朝廷參政議政,還是駐守地方辛勤治理,他始終把清廉、自律放在首位,以整頓吏治作為工作核心,為國家和人民立下汗馬功勞。餘靖竭忠盡職、剛直持正的精神,時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輝,風採動人。

【評說餘靖】

餘靖的《從政六箴》——清、公、勤、明、和、慎,無疑是超越時空的。其中「清」,也就是清廉、清白,被他排在首位,以為「政為民綱,清本士節。立於寡過,先乎自潔。根不堅固,枝必顛折」。

清廉的官吏歷來受人愛戴,所以才有清官戲的長演不衰。歷史上但凡留下口碑的官員,也都對「清」在宦海生涯中所佔的位置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明朝張翰的「清白信居官之要」,更言簡意賅。清官的前提正是清廉,倘若收受了人家的賄賂,斷案、裁決就不可能有公正可言。戰國時的神醫扁鵲認為「病有六不治」,沒得醫,必死無疑,「輕身重財」居其一。官場上的那些身敗名裂者,應該最能體會出扁鵲的話的意味。官員一旦把「清」置諸腦後,而一味地盯住錢財,就會不擇手段,不顧一切。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還有一種「清」,實際上是「偽」的。如《魏書劉仁之傳》載,劉仁之「對賓客,破床敝席,粗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長官如此之「清」、之「儉」,對下屬甚至產生了不小的精神壓力。然而劉仁之是個表面功夫能做得十足的人。他「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在官場上「善候當途」,很能把握身居要職、掌大權的人的心理。這一切也十分奏效,令「淺識者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偽「清」能換取豐厚的政治資本,許多官員都深諳其道,屢試不爽。

客觀地說,即便真「清」,也是為官的起碼要求,委實不值得張揚。本該如此的事又有什麼可誇耀的呢?但具有真「清」的這種境界及其相應的作為,在當時社會裡實在彌足珍貴。因為現實中,事實上,許多本該如此的事情並不如此。餘靖的《從政六箴》,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借鑑意義,值得弘揚、光大。

——潮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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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靖公銅像  餘靖(公元1000-1064),廣東韶關曲江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從政四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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