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唐代著名的「風度」宰相張九齡之後，北宋時期的嶺南地區又出現了一位以「風採」流芳百世的歷史文化名人，他就是被後人稱為「異代九齡」的餘靖（1000—1064）。
餘靖本名希古，字安道，號武溪，廣東韶州曲江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北宋仁宗時期，餘靖曾任集賢校理、知桂州、廣西體量安撫使等職位，還曾以尚書左丞知廣州。宋英宗繼位後，他升至工部尚書，去世後被追贈刑部尚書，諡號為「襄」，因而又被尊稱為「餘忠襄公」。
餘靖一生為國家竭智盡忠、建言獻策，出生入死、任勞任怨。他在外交、軍事、經濟、民生等方面都有建樹，集學問、政績、才幹於一身。尤其是他在擔任諫官期間無私無畏、耿直敢諫、彈劾奸吏的事跡更是深受世人讚譽。他與範仲淹、歐陽修、尹洙被尊稱為北宋「四賢」；與餘靖同朝為官的蔡襄稱讚他：「好竭謀猷居帝右，直須風採動朝端」；宋仁宗為他御筆親題：「風採第一，廣南定亂，經略無雙。」餘氏後人遂以「風採」為家族堂號，在海內外廣為傳揚其品德和事跡。
從政四十年間，餘靖從自身仕宦經歷與心得出發，總結出「清、公、勤、明、和、慎」等《從政六箴》，以此作為立身原則和自覺要求。《從政六箴》集中體現了餘靖清廉守正、抱公絕私、明辨是非、勤懇盡責、推崇儉樸、謹言慎行等精神品質，歷經千年依然字字如金，令人深思。
據歐陽修《贈刑部尚書餘襄公神道碑銘並序》所載，餘氏先祖原本世代居住在福建，五代之際為逃避戰亂遷居韶關，到餘靖父親時方出仕為官。
餘靖自幼通覽群書，博聞強識，歷代史記、諸子百家，包括小說、律歷，都有涉獵。餘靖於天聖二年（1024）舉進士，開始步入仕途。最初，他在地方上做過縣尉，後來遷任秘書丞，擔任集賢校理等職位，從事典籍的整理和校勘工作。在此期間，他治學嚴謹，以古鑑今，深究治國之道，積累了深厚的史學修養。在地方任上體察吏情、民情的實際經驗，也為他日後與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稱「慶曆四諫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宋史·餘靖傳》，餘靖初次展露出不避權貴、犯顏直諫的品質，是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時任禮部員外郎的範仲淹將朝中官員升遷亂象，繪製成一幅《百官圖》上呈宋仁宗，揭發宰相呂夷簡用人不當、以權謀私。呂氏深為震怒，反訴範仲淹勾結朋黨、離間君臣，範仲淹因此被貶出京城。就在滿朝諫官、御史因忌憚呂氏權勢而噤言之際，唯獨當時還不是諫官、與範仲淹也素無交情的餘靖，不懼株連，冒著「越職言事」的風險，為範仲淹鳴不平。
餘靖在上書中懇請宋仁宗開張聖聽、虛懷納諫，對於像範仲淹這樣忠心耿耿、檢舉大臣的言論，可以選擇聽或不聽，但不要輕易因言治罪。餘靖更是犯顏直指宋仁宗自親政以來，多次驅逐議論朝政的人，如果長此以往，恐怕會鉗住天下人之口，導致言路杜絕。
當時，宋仁宗並未採納餘靖的進言，反而將他一同貶官，但餘靖剛直不屈、勇於進諫的名聲，就此傳揚開來。
不久，宋仁宗迫於內憂外患、國乏民困、社會動蕩的形勢，不得不在慶曆年間（1041—1048）發起新政。慶曆三年（1043），他將餘靖提拔為右正言，諫院供職，餘靖至此正式以諫官身份踏上歷史舞臺。
此時的餘靖仍然不改當初冒死直諫、頭上「生角」、「氣虹萬丈」的風骨（蔡襄《四賢一不肖詩》），每有諫言，無所迴避。慶曆四年（1044）夏，宋仁宗不顧國庫空虛、邊防吃緊，有意重修汴京（今河南開封）開寶寺內毀於雷火的寺塔。餘靖為避免修塔勞民傷財，在朝堂上當著宋仁宗的面極力勸阻。因為餘靖素來不修邊幅，宋仁宗退朝後，連聲向宮人抱怨：「今天被一汗臭莽漢燻殺，他還噴了我一臉唾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因餘靖、蔡襄等人的反對，修塔之事最終作罷。
餘靖專司諫職之後，在慶曆新政期間寫了大量奏摺，存世有五十多篇。這些文章不僅針砭時弊、切中要害，更為朝廷出謀劃策，如寬租賦、厚農桑、節國用、防盜寇等，涉及「備災之術」「安民之術」「經國之要」「救患之方」等施政方略。
餘靖主張「中外之政，安民為本」，為此，他一方面勸說宋仁宗行德治、施仁政、安民心，對於勞苦大眾，要「緩其期」「寬其力」「減其役」；另一方面，他始終將吏治視為新政成敗之關鍵，提醒宋仁宗「任人唯賢」，嚴選清廉、賢良、敬業的人才，對社會進行有力、有序、有效的管理。
例如，在抵禦盜寇的問題上，他就將「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看作是「求治之本」。針對南方多地出現蠻兵、流寇作亂的情況，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正是因為官兵「枉殺良民」的殘暴行徑，才導致亂象頻生，並強烈呼籲朝廷重新委派良將，撫恤黎民，使百姓能恢復生產，安居樂業（餘靖《武溪集校箋·奏議》）。
與此同時，餘靖堅持與不良風氣作鬥爭，對於一些碌碌無為、不循正道、營私舞弊的庸官、貪官，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和揭露，對於輔佐朝廷整頓綱紀、扭轉仁宗朝吏治的頹敗局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他曾多次上奏彈劾已被宋仁宗任命為樞密使、即將來京赴任的夏竦，斥其「畏懦苟且」「奸邪傾險」，直至宋仁宗下詔取消了夏竦樞密使的職位，改調他職；他還以不任事、不稱職、違反朝規等原因，彈劾參知政事王舉正、戶部判官王球、監察御使劉元渝、太常博士茹孝標等人。宋仁宗愛妃的伯父張堯佐，憑藉後宮嬪嬙勢力，利用「斜封」「私謁」等不正規的任命流程，快速獲得升遷。餘靖一再上書宋仁宗阻止此事，他強調此等做法系不正之風，應予以嚴肅制止。
在擔任諫官之餘，餘靖還曾多次出使遼國，利用遼與西夏的矛盾，巧妙斡旋，從容談判，避免了遼宋之間再起戰火。後來，宋仁宗採取了他的計策，冊封西夏，使得遼與西夏爆發激烈衝突，極大緩解了兩國對北宋邊境的威脅，為新政的推行贏得了有利的和平環境。
然而，隨著慶曆新政的失敗，加之奸臣的忌恨和報復，餘靖於慶曆五年（1045）被羅織罪名，貶知吉州（今江西吉安）。
外放至吉州之後，餘靖輾轉於虔州（今江西贛州）、桂州（今廣西桂林）、邕州（今廣西南寧）、潭州（今湖南長沙）、青州（今山東青州）等地任職。其間，他最重要的功勳之一，便是擔任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期間，配合大將狄青平定了以儂智高為首的叛亂，並詢民疾苦，安撫流民，制定了休養生息的政策。
在此期間，餘靖依然高度重視吏治問題。在邕州，他以清正廉潔為標準嚴明紀律，果斷啟用了一批廉潔奉公且具有真才實幹的官員，懲辦、撤換了一批違法亂紀的貪吏和庸碌無為的冗員。歐陽修《贈刑部尚書餘襄公神道碑銘並序》稱他鎮守廣西數年間，「嶺海肅然」。
餘靖還以身作則，所經各地，每逢上任、卸任，一律輕車簡從，他嚴令下屬官員不許洩露行蹤，不得迎送，並謝絕一切饋贈，始終做到兩袖清風。
嘉祐六年（1061），餘靖以尚書左丞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勸農使、市舶使等，管轄軍事、政治、稅收、貿易、冶金等各項事務。當時的廣州因戰事頻繁，滿目瘡痍，治理混亂。餘靖向朝廷呈上一系列關於減免流民田賦徭役以及外來商船「裝船稅」（外國商船裝貨時所納的稅種）的奏章，以復甦經濟、振興外貿，並獲得了批准。他還大力懲治了一批貪贓枉法的官吏，令官場風氣重歸清明。儘管餘靖統管職權甚廣，他卻從不搜刮民財、中飽私囊，甚至連朝廷因其平亂之功賜予的獎賞，他也分文不取，全部封存於廣州的軍資庫內。據傳，他到端州（今廣東肇慶）、高州（今廣東茂名）視察時，當地官員分別送他一方名貴的端硯和兩顆角雕圓章，他都明確拒絕饋贈，堅持自己購買。
餘靖在廣州任職將近5年，因為官清廉，深受百姓愛戴。在任滿還朝之際，他更是留下「不載南海一物」的佳話，憑藉「風採清華」，博得世人交相讚頌（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餘靖於回京述職途中，病逝於江寧（今江蘇南京）。他在晚年時，重新修訂了青年時期撰寫的《從政六箴》，以「清、公、勤、明、和、慎」六條箴言來約束自我。同時，他也將《從政六箴》作為行為規範，要求各級官員做到清廉、公正、勤勉、明斷、和諧、慎重。在「六箴」中，他將「清廉自潔」作為「士」的核心操守，倡導為官當以「不貪為寶」；又將「抱公絕私」作為履職的綱要，主張為政之人要品行端方、秉公執法、不畏權勢、不受賄賂。他還告誡下屬，在工作中，要兢兢業業、辨清正邪；生活中，要寬厚仁和、反對縱慾。
在餘氏後裔整理的《餘氏族譜》中，同樣含「八箴、四禁、十六宜」家規，「八箴」中專門列有一項「廉箴」，而「十六宜」中所含「宜勤職業」「宜尚節儉」，又呼應了《從政六箴》中的「勤箴」「慎箴」，由此可見《從政六箴》對其家族影響深遠。
總而言之，餘靖《從政六箴》從為官宗旨、倫理道德，到履職素養、工作作風，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豐富而又深刻的思想體系，堪稱古代廉政文化史上的一筆寶貴財富。回顧餘靖的宦途人生，無論在中央朝廷參政議政，還是駐守地方辛勤治理，他始終把清廉、自律放在首位，以整頓吏治作為工作核心，為國家和人民立下汗馬功勞。餘靖竭忠盡職、剛直持正的精神，時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輝，風採動人。
文/潮白
餘靖的《從政六箴》——清、公、勤、明、和、慎，無疑是超越時空的。其中「清」，也就是清廉、清白，被他排在首位，以為「政為民綱，清本士節。立於寡過，先乎自潔。根不堅固，枝必顛折」。
清廉的官吏歷來受人愛戴，所以才有清官戲的長演不衰。歷史上但凡留下口碑的官員，也都對「清」在宦海生涯中所佔的位置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明朝張翰的「清白信居官之要」，更言簡意賅。清官的前提正是清廉，倘若收受了人家的賄賂，斷案、裁決就不可能有公正可言。戰國時的神醫扁鵲認為「病有六不治」，沒得醫，必死無疑，「輕身重財」居其一。官場上的那些身敗名裂者，應該最能體會出扁鵲的話的意味。官員一旦把「清」置諸腦後，而一味地盯住錢財，就會不擇手段，不顧一切。
與此同時，也要看到還有一種「清」，實際上是「偽」的。如《魏書•劉仁之傳》載，劉仁之「對賓客，破床敝席，粗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長官如此之「清」、之「儉」，對下屬甚至產生了不小的精神壓力。然而劉仁之是個表面功夫能做得十足的人。他「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在官場上「善候當途」，很能把握身居要職、掌大權的人的心理。這一切也十分奏效，令「淺識者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偽「清」能換取豐厚的政治資本，許多官員都深諳其道，屢試不爽。
客觀地說，即便真「清」，也是為官的起碼要求，委實不值得張揚。本該如此的事又有什麼可誇耀的呢？但具有真「清」的這種境界及其相應的作為，在當時社會裡實在彌足珍貴。因為現實中，事實上，許多本該如此的事情並不如此。餘靖的《從政六箴》，在今天仍然不失其借鑑意義，值得弘揚、光大。
（原刊載於南方日報2020年10月25日副刊海風版面和南方+客戶端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