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薯
哥不吃紅薯，燜的，蒸的，烤的，一概不吃。怕了。
當年我伊（母親）拿手的，是燜紅薯。大半菜籃紅薯，河裡隨洗，往大鍋裡一丟，架上木柴，噼裡啪啦地燜煮。紅薯上放一碗米飯，那是我的，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最小的孩子才有最好的待遇。
燜煮的紅薯，有豬食味。哥嗤然一笑，就是豬食。大鍋裡，品相好的人吃，品相不好的，伊拿起鍋鏟，破之，壓之，翻之，鏟之，成一鍋紅薯泥，冷卻後加稻糠，入豬食盆，餵豬。
春日，梅在開，玉蘭在開，桃花也在一枝兩枝地開。翻《詩經》，和東風一起，與南風一起，合適。《詩經》裡，草木多矣，荇菜、葛根、卷耳、樛木、芣苢、蘩、薇、蘋……只未見紅薯。閩地烏石山有座先薯亭，亭裡有先薯碑，紀念先薯之父陳振龍。
陳振龍是明朝的一個秀才，下海弄潮兒，他放棄功名利祿，隻身下南洋，到菲律賓呂宋島經商。呂宋島上，陳振龍被一種植物吸引，葉綠如貓耳，莖伏地攀爬，根大生熟可食，當地人鹹稱之為薯。作為一個成熟的商人，陳振龍立刻嗅到了商機。但紅薯在菲律賓被視為國寶，嚴禁出境。想法子，第一次，他把紅薯藏在藤箱底，失敗了；第二次，他把紅薯藤編進竹籃，又沒成功。後，陳振龍將薯藤編入船上的一根纜繩，然後把纜繩拋進海水。這樣百折不回，紅薯藤終於帶了出來。
回國後，陳振龍開了一塊荒地，試種紅薯。四個月後，刨開地壟，「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食之充飢，且生熟煨者均隨其便。」康熙年間，紅薯種植傳至贛、滇、貴、川、湘、鄂、豫、皖、冀、魯等地。乾隆四十一年，皇帝下詔：「推栽番薯，以為救荒之備。」至此，紅薯落地生根，磅礴燎原。
紅薯，各處有各處的叫法，番薯、山芋、紅芋、甘薯、番薯、番芋、地瓜、紅苕、線苕、白薯、金薯、甜薯、朱薯、枕薯、番葛、白芋、茴芋地瓜、紅皮番薯、萌番薯……可見紅薯粗生賤養，不挑東西南北，不擇田地肥瘦。
明代科學家徐光啟作《甘薯疏序》：「歲戊申，江以南大水，無麥禾，欲以樹藝佐其急，且備異日也，有言閩、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為予三致其種，種之，生且蕃，略無異彼土。」記載了一六零八年的災情，這一年長江以南水災，麥子水稻顆粒無收，百姓依靠種植紅薯渡過饑荒。
我們家種植紅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應是巔峰期，也許更早，我不知道而已。田裡要種水稻、麥子和蘿蔔，紅薯種在旱地裡。栽種簡單，地窖裡拿出紅薯，插入沙地，待它們發芽生莖長藤，從藤上剪下粗壯的莖葉，栽入旱地，東風一吹，南風一吹，細小的藤蔓就呼呼啦啦，匍匐前進，旱地只見一片深綠，潑墨一樣的深綠。夏天翻藤，除草，將藤蔓一根根地牽起，修剪，剪下的藤蔓還可以剁碎了餵豬。秋末挖紅薯，一鋤一鋤的躲開紅薯，翻挖，挖出來的紅薯一堆堆，碼在鬆軟的旱地上。擔回家，藏之地窖。
也要施肥，用草木灰；更要汗水，汗水一年一年地發酵。
說起草木灰，我就想到了草木灰裡的烤紅薯。我亦不愛吃燜紅薯，豬食氣滿屋，打飽夠。打飽夠是山裡的方言，原以為是打飽嗝，其實不是，是反胃。但我喜歡烤紅薯。城市街角，常見烤紅薯攤位，木柴，舊油桶改裝的烤箱，小喇叭裡，小女孩普通話很甜，「烤紅芋，又香又甜……」我喜歡的是草木灰裡的烤紅薯。
冬閒，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草皮、鋸木屑、稻草……攏成一堆，點火燒了起來，燒過一陣，丟幾根紅薯到熱灰裡。又或，生火做飯時，丟一根兩根紅薯到灶膛裡，用燒過的松針熱灰捂著。過一段時間，從灰堆裡扒出紅薯，燙，左手顛到右手，右手顛到左手，熱氣跑路，剝開烤焦的殼，焦黃嫩滑的紅薯，散發著撲鼻的香味。
粉紅薯、北京紅薯適合烤，一煮即化的紅薯不適合烤。我們把紅心紅薯叫北京紅薯，其實，哪裡有北京紅薯，都是福建紅薯。上十年了，不曾有過這樣的美事了。
如今，人們熱衷吃紅薯。《本草綱目》云：「甘薯補虛，健脾開胃，強腎陰，食之長壽，乃草種良藥。」紅薯藤上的細莖可作菜餚，電飯煲上蒸上幾根紅薯，就覺得是無盡的美味。只是，故土荒荒，旱地種上了茶葉、慄樹，一坡坡墨綠，東風一吹，南風一吹，會不會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