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10左右，41歲的喬恩·克拉考爾（Jon Krakauer）登上珠穆朗瑪峰峰頂。站在了星球最高處。
珠峰頂部的氧氣含量，僅為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減壓艙裡的試驗證明，將人體從海平面猛然拉至珠峰峰頂，將在幾分鐘內失去知覺並死亡。
在這個「死亡地帶」，即便經過適應性訓練的登山者，登頂後的智力、反應力、判斷力也將急劇下降，往往只剩下殘存的意志與本能。這位《戶外》雜誌的專欄作家，他帶著記錄的使命上山，給我們留下了當時第一視角的感受：
「邁出一步後，不得不停下來喘上三四口粗氣，再邁開一步，又不得不停下來再喘上幾口，這是我所能達到的最快步伐。」「當我步履沉重地緩慢登上通往山頂的最後幾級臺階時，突然有一種沉入水中、生命正緩慢前行的錯覺。」「我已經連續57個小時沒有合眼了，唯一一次進食是三天前強迫自己咽下去的一碗麵湯和一把花生巧克力豆，每一陣乾咳都像是有人在肋骨之間猛敲，每次呼吸都如同受刑般痛苦。除了寒冷和疲憊，我什麼也感覺不到。」
克拉考爾在峰頂停留的時間不超過5分鐘。作為紀念，他從一塊被風蝕的頁巖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進口袋，1:17開始下山。
峰頂景色
當他回頭看上山的路線，一片片雲霧，籠罩了整個山谷。這片兇猛的雷雨雲，看起來是如此平靜，僅僅是因為，克拉考爾是站在8844米的世界之巔俯瞰，他看到的只是雷雨雲的頂部。
在這個位置，雷雨雲也意味著暴風雪。
變天了。
此時，他和隊友們在這次珠峰中真正的故事篇章，才剛剛開始。過去六個星期艱苦卓絕的攀登，僅僅是序曲。
我已為這座山峰付出太多，我欲罷不能了，我要為它付出我的全部。——道格·漢森，1996年5月10日登頂珠峰後遇難克拉考爾下到了海拔8810米的位置，再往下就是「希拉蕊臺階」。它的名字來自第一個通過這裡的埃德蒙·希拉蕊（他也是首位登頂珠峰的人）。這段山脊上的巖石斷面高12米，幾近垂直、需要攀登技巧才能通過，是登頂過程中最後一大危險挑戰關卡。（在2015年尼泊爾地震時，它被震碎，如今他。）
可是，來自三支探險隊（紐西蘭冒險顧問探險隊、美國瘋狂山峰探險隊、中國臺灣探險隊）的十幾位登山者，正擁擠在這個位置，一個接一個地緩慢移動著。
珠峰上出現交通堵塞，「堵車」了。
克拉考爾不得不停下等候大隊人馬通過。殘存的理智告訴他：氧氣瓶快用完了。凌晨從4號營地出發衝頂時，他攜帶了兩個3公斤重的氧氣瓶，以每分鐘2升（保守估計）的速度計算，這兩瓶氧氣只能撐到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希拉蕊臺階」再往下的南峰位置，有一個氧氣瓶儲備點，克拉考爾必須儘快趕到那裡，拿到第三瓶氧氣。
此時，也從峰頂下來的嚮導、紐西蘭人哈裡斯也來到了克拉考爾身邊。克拉考爾便請他伸手將自己的氧氣瓶流量調節閥關小，以便節約氧氣，可是，此時的哈裡斯已經處於很遲鈍的狀態，他反方向將進氣閥開到了最大位置。克拉考爾在氧氣在10分鐘內就消耗完了。「感覺就如同服用了大量的鎮靜劑，本來因缺氧而變得笨拙的判斷力立刻好轉。」
但接下來，在這個海拔8810米的地方，他不得不在沒有氧氣補充的狀態下等候一個小時，直到「堵車」結束。
克拉考爾漸漸頭暈目眩、幾乎失去知覺，他小心翼翼地沿著路繩往下走，到了距離氧氣瓶儲備點15米處，不敢前進了，因為已經沒有了路繩，而自己也沒有氧氣。他看見哈裡斯正在那裡整理一堆橙色的氧氣瓶，便喊到：「嗨，哈裡斯！能給我送一瓶氧氣嗎？」
「沒有氧氣了！這些瓶子全是空的！」哈裡斯晃著氧氣瓶回覆說。（這個細節後來在電影《絕命海拔》中有還原。）
恰好這個時候，嚮導格魯姆也從峰頂下到了這裡。格魯姆是一個對隊友非常熱心的猛人，見此情景，他仗著自己三年前曾無氧攀登過珠峰的資歷，將自己的氧氣瓶讓給了克拉考爾。
兩人抵達氧氣儲備點後，檢查發現還有6瓶氧氣瓶是滿的。但是，哈裡斯卻堅持認為，這都是空的。
檢查氧氣瓶氧氣含量的辦法，是將它接到氧氣面罩的流量調節閥上看氣壓表。後來復盤分析認為，當時哈裡斯的流量調節閥很可能被冰堵住了，導致哈裡斯固執地認為這些瓶子沒有氧氣，而一直沒有氧氣支持的他也處於判斷力極為低下的狀態。
這一個細節，將在後面對領隊的生命形成致命影響。
我向下望去。下山的路讓人了無興致……我們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太多的不眠之夜和太多的夢想，才走到這裡。我們不可能再下周末返回然後再來一次。如果就此下山，那我們今後將會被一個巨大的問題所困擾：那上面會有什麼？
這一天的珠峰，和克拉考同行嘗試登頂一共有33人，出發前，領隊強調2點是必須返回的「關門時間」。這不僅是因為氧氣不夠用，還因為，珠峰的氣候，2點之後往往要變天。
然而，兩點之前到達峰頂的只有6人（布克瑞夫、克拉考爾、哈裡斯、貝德曼、亞當斯、舍寧）。兩點之後陸續還有一些人拼到山頂。
而最後面的，是道格·漢森，一位來自西雅圖的美國郵政工人，下午4點才爬到最後一個山坡。
去年的同一天，2:30時，漢森在距離峰頂垂直距離只有90米的位置，被領隊霍爾強行帶下山。一年來，那個離開的時刻一直在困擾著他。這一次，他已經有了拼死的決心，他咬著牙，誓死不放棄。
漢森是一位滿懷夢想的人，在大本營時，他在給一位叫做瓦內薩的小學生寄的明信片中這樣寫道：「有些人擁有宏大的夢想，有些人有著微小的夢想，無論你有怎樣的夢想，最重要的是你從未停止夢想。」這次，他帶上華盛頓州一所小學——日出小學的校旗，想把它帶上峰頂。
如果普通工人如漢森，都能實現如此偉大的夢想，將給學生們多大激勵？
然而，這時，已經耗盡了最後了一點力氣，氧氣也用完了。
留在峰頂一直等他的，是他的領隊、紐西蘭人羅布·霍爾。過往的一切都證明，霍爾是一個幽默、堅韌、熱情飽滿且富有同理心和超強組織力的領導者。這位卓越的登山家在1990年至1995年之間做到一項前無古人的成就——將39名登山者送至珠峰峰頂。
霍爾拖著漢森走完了最後的12米，讓他把小旗子展在峰頂。
此時，翻滾的雲團向頂峰包圍過來。死神的利劍，已經舉在了霍爾等人頭頂。
下午4:30，霍爾通過對講機求助說：漢森很危險，急需氧氣。此時，南峰的氧氣瓶儲備點還有兩瓶氧氣，如果霍爾快速下行去取，再返回峰頂帶給漢森，那麼，漢森可能得以恢復一些力氣。可惜，最先聽到呼叫的是嚮導哈裡斯。於是，和克拉考爾一樣，霍爾得到一個陰差陽錯的回答：南峰所有的氧氣瓶都是空的。
在「希拉蕊臺階」上方，漢森栽倒在地。
霍爾決意將漢森活著帶下山，雖然，在無氧條件下，強如霍爾，將漢森從落差高達12米這個斷面帶下去也是不可能的；雖然，他知道這個決定很可能將自己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快到5點，哈裡斯終於明白，這裡還有兩瓶氧氣，他也意識到了領隊霍爾和隊友漢森正處於怎樣的絕境。於是，5:30，他帶著這兩瓶氧氣，向霍爾和漢森爬去。然而，此時的哈裡斯，早已是泥菩薩過江，在幾個小時前他的境況就已糟糕異常。在這段英雄般的爬行後，他找到了霍爾，但自己失蹤在暴風雪中，只留下一把冰鎬，以及無線電呼叫記錄，至今未見遺體。
大本營通過對講機懇求霍爾放棄漢森，自己下山。他們判斷，霍爾的體力足以回到營地，但如果帶著漢森，兩人都將失去性命。
倔強的霍爾不願意放棄隊員。從希拉蕊臺階到南峰氧氣儲備點，平時半個小時就可以走完，帶著漢森的霍爾，花了十幾個小時才走到。
或者說，是爬到。
凌晨4:43，霍爾和大本營通話，他終於找到了這兩瓶氧氣，但是，面罩上的流量調節閥被冰凍住，無法吸氧。
隨後，大本營通過衛星電話幫霍爾接通了在紐西蘭老家懷孕待產的妻子阿諾德。阿諾德在三年前和丈夫一起登頂珠峰，儘管努力鼓勵丈夫，但她知道生機已去。「霍爾和我曾討論過，在峰脊上被救援是不可能的，他曾經這樣說過：你好像是在月球上。」
霍爾與妻子阿諾德
霍爾告訴大本營：漢森死了。
就這樣，霍爾獨自一人，在珠峰上海拔8750米處，在零下幾十度的狂風中熬過了一個晚上，又熬過了一個白天。次日一早，兩名隊員冒著極大風險從4號營地出發去營救霍爾，他們在下午3點走到了距離霍爾還有210米的地方，但終於還是扛不住狂風和嚴寒，不得不放棄。
大本營記錄下了霍爾最後的信息，次日下午6:20與妻子的通話（通過對講機中轉衛星電話）：霍爾：「嗨，親愛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溫暖的床上了。你還好嗎？」
阿諾德：「我不知道該怎麼對你說，我是多麼地想你！你聽起來比我想像的要好……你感覺暖和嗎，親愛的？」
霍爾：「在這種高度上，我還算比較舒服吧。」
阿諾德：「你的腳怎樣？」
霍爾：「我沒有脫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凍傷吧……」
阿諾德：「等你回家後，我會好好照顧你。我知道你就要得救了。別覺得自己是孤獨的，我正把我的力量傳給你呢！」
此後，再無霍爾音訊。
12天後，當有人再次登頂時，在南峰發現霍爾遺體：他躺在一個冰洞裡，上半身埋著一個雪堆。
珠峰上，有數以百計的登山者遺體，這些遺體之所以沒有得到安葬，甚至成為「路標」，就是因為把它們從珠峰帶下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如果你訓練有素，你將生還；若非如此，大自然將把你收為己有。
霍爾的另一個隊員，49歲的病理學家，來自美國德州達拉斯貝克·韋瑟斯，也遇到了麻煩。
攀登到海拔8410米處時，他一隻眼睛失明，便與霍爾商量在這裡等候。此後，他的眼力進一步下降，不得不與其他登頂後下山的隊員一起，在嚮導格魯姆、貝德曼的帶領下撤退。
可是，在距離4號營地垂直距離只有70米的地方，暴風雪變為強颶風。冰雪粒砸在臉上，足以劃破眼睛。寸步難行的他們決定繞道，避開風口，向東走一條比較平緩的坡路。
只是，這也意味著離營地更遠了。當時是晚上7點左右，天已經完全黑了，氣溫降至零下73度，韋瑟斯沒人攙扶根本無法行走。
他們走到了與營地同一高度，距安全地帶的水平距離僅300米，但是，他們迷路了。於是，沒有氧氣的他們，在一片光禿禿的開闊地，蜷縮在一小塊石頭邊，試圖通過相互擊打拳頭在呼嘯的寒風中保持體溫。
在他們西邊300米，先行回到營地的隊員們開始回頭尋找隊友。隊員哈奇森6次離開營地去搜尋，每次走出一段路後，都被又狂又冷的大風給吹了回來。嚮導布克瑞夫往上方尋訪了210米垂直位置後也退回了。在這個能見度只有1米的特殊夜晚，在珠峰面前，從世界各地聚集在這裡的登山家們都倍感人類之渺小。
在風稍微小一些後，迷路的小隊中，幾位仍然有行走能力的隊員先行往營地走尋求救援，把韋瑟斯，以及另外4名無法自理的隊員留在那裡（其中一位男隊員仍然自理，但選擇留下照顧奄奄一息的女友）。
困境中，韋瑟斯忽然對大夥說到：「嗨，我都想通了。」他往前滾了一小段，蹲上一塊巖石，伸開雙臂迎風而立，一陣狂風吹來，韋瑟斯向後翻倒。
第一次來救援的隊員將另外三人帶走了，但是，他們以為韋瑟斯和康子已經遇難，便把他們放棄了。
第二次救援則試圖來尋找他們的遺體，他們發現了兩人。但他們身上、臉上都蓋滿了雪，只有雙手、雙腳伸在外面，被大風呼嘯地吹著。韋瑟斯臉上蓋著霜殼、眼瞼掛著葡萄大小的冰球。當清除臉上的冰渣後，大家驚奇地發現，韋瑟斯還活著，已經失去手套的他凍傷了，即便用力扶，也無法坐起。「除了還有呼吸，和死人沒有區別。」
這一次，因為沒有條件，救援人員仍然不得不把韋瑟斯留在原地聽天由命。
一個夜晚之後，到第二天下午4:35，一個以敬禮姿勢行走，將滿是凍瘡的右手裸露在寒風中男人，像恐怖片裡的殭屍一樣，蹣跚地向營地走近。
這是韋瑟斯。原來，長久昏迷的他，大腦中感覺到了一縷光線，恢復了直覺。他的右眼仍然失明，但他用視線範圍只有1米的左眼，摸索著走了一個半小時，來到了帳篷。
這個時候的他，幾乎摸不到脈搏。
他被安頓在帳篷裡，然而，這個帳篷當晚又被刮塌，他又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風中，韋瑟斯呼號了幾個小時，但是，暴風雪中沒有人聽見，直到次日早上克拉考爾發現。
但，他又熬過了一個晚上。
隨後，隊員們拼盡全力將數不清已經幾次死裡逃生的韋瑟斯送到了2號營地。在霍爾的一位好友以及韋瑟斯家屬的不懈努力下，美國大使館施加了特殊的影響力，讓尼泊爾軍方派出直升機，冒著撞機的風險，前往救援韋瑟斯。
這次救援創造了在海拔6030米高度救援的記錄。（稀薄的空氣無法為直升機的螺旋槳提供著陸和起飛所需的支撐力，在空中盤旋也是危險的。）
當直升機嘗試了三次才搖搖晃晃地停在冰川時，飛行員表示最多只能載重一人，韋瑟斯，這個德州漢子，二話不說，將這個寶貴的機會先讓給了同樣凍傷但傷勢更輕的臺灣探險隊隊員高銘和。
好在，直升機第二次又回來了，並再次成功降落。
韋瑟斯獲救了。他的鼻子，以及雙手雙腳都嚴重凍傷，不得不截肢，以及進行整形。
硬。
人們之所以總在悲劇裡扮演角色，是因為他們不相信現實生活裡存在著悲劇，然而悲劇卻真的在文明世界裡上演。也在5月10日，在珠峰的中國西藏北坡一側，一支由印度邊境警察組織的探險隊也出發了，三名隊員在下午4點認為自己到達了珠峰封頂，留下紀念品後自豪地向時任印度總理報告喜訊。
實際上，真正的峰頂在雲團上方，這三位隊員在雲團中迷惑了視線和判斷力，他們抵達的是海拔8700處，距離峰頂還有兩個小時路程，垂直距離150米。
這個時候在峰頂的，是霍爾和漢森。
不幸的是，這三位印度登山者也被困在了暴風雪中。
第二天凌晨，一個日本登山隊從印度登山隊的高山營地出發，嘗試衝頂。他們在途中發現了三位可憐的、沒有氧氣和遮蔽的印度隊員，但是，《金融時報》採訪這些日本隊員後報導說：「日本人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給他們水、食物或者氧氣。走出50米後，他們休息了一會兒，並換了氧氣瓶。」日本隊員對此解釋說：「我們不認識他們。是的，我們也就沒有給他們水，也沒有跟他們說話。他們的高山反應很嚴重，看起來處境很危險。」「在8000米的山峰上，人是無法顧及道德的。」
這個日本登山隊衝頂成功。當時，霍爾在半小時路程下的南峰苦苦掙扎。
7天後，印度隊再一次衝頂，他們發現了那三名隊員被凍僵的隊友的遺體。其中一位在臨死前幾乎扯下了所有衣服（這是一種高海拔病症表現，在電影《絕命海拔》中，這一細節安排在了哈裡斯身上）。
「綠靴子」,1996年喪生的印度登山者 Tsewang Paljor遺體現在還在山上印度隊也登頂了。
在另一側的大本營，許多人參與到救援韋瑟斯、霍爾等人的志願工作中。比如，帶著拍攝目的的IMAX探險隊，二話不說把本隊氧氣捐獻出來，冒著使他們耗資550萬美元的拍攝計劃前功盡棄的風險（他們最終還是搜集到足夠的氧氣，並成功登頂）。
1996年5月10日的珠峰山難，有12人遇難（也有說法是9人），這是自人類首次登頂珠峰以來，最慘痛的登山季，實際上，相對於當天的登山人數而言，這樣的比例並不算最高。在這場山難之前，從1921年到1996年5月，珠峰被攀登過630次，144人死亡，大約是每4次攀登有1人死亡。
登山如同生活本身，只是以更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罷了。2019年8月25日20:00，一個24人的戶外探險隊在廣東惠州白馬山，出現了意外，一位女性驢友墜崖受傷，困在溪谷無法移動。深圳藍天救援隊的尹起賀、許挺秀等人就近趕往義務救援，並主動殿後。當時，颱風「白鹿」正在沿海登陸，尹起賀、許挺秀遭遇山洪犧牲。
遇難前最後照片。最高處兩位上為尹起賀，下為許挺秀。下方兩位為獲救人員。
事件發生後，因為尹、許兩人屬於自帶乾糧類型的民間草根志願救援者。輿論反應並不熱烈。我連續寫了《公正的代價》《深圳英雄》《人中之鹽》《這是魯直》等6篇兩萬多字文章，反覆呼籲：給他們英雄稱號，給他們烈士待遇，但是，直到今天，11月24日，深圳市某區有關部門，仍然拒絕接收尹起賀家屬申報烈士的材料。
之所以有不同聲音，是許多人認為並公開表示反對：尹起賀、許挺秀是在救援驢友中犧牲的，這些驢友對生命不負責任，並不創造社會價值，浪費社會資源，不值得為之犧牲，社會不應鼓勵倡導這種救援，所以，稱呼尹起賀、許挺秀是英雄，評選他們為烈士，不合適。「英雄要救美才是英雄，他們救的不是美，所以不是英雄。」
這場不大不小的「論戰」之後，我一直為之困惑，很難想像社會共識如此缺乏，於是，一直在上溯：這種價值觀上的分歧從何而來？
然後一直找到登頂珠峰這裡。
寫作這篇文章之前，我閱讀並參考了《走進空氣稀薄地帶》（喬恩·克拉考爾的經典，前述故事最主要事實來源）、《The Climb》（阿納託列·布克瑞夫回應前書之作）、《珠穆朗瑪峰史詩》（弗蘭西斯·楊赫斯本的經典）、《生命的邊緣——站在珠穆朗瑪峰之巔》（吉姆·惠特克著）、《一次未公開的珠峰探險》（翁慶章著）、《珠峰簡史》（徐永清著）；紀錄片《攀登梅魯峰》（2015）、《徒手攀巖》（2018，這兩部紀錄片都是華裔金國威作品）；半紀錄片《絕命海拔》（2015）、《冰峰168小時》（2003）；劇情片《絕嶺雄風》（史泰龍1993）等等。（（汕頭大學出版社2007出版的翻譯版《珠峰幽魂:揭開馬洛裡與歐文珠峰失蹤之謎》竟然被炒到數百元一本））
而離我最近，而且直接觸動我的，是一冊未公開的221頁《拍攝手記》。
它來自餘非。1996珠峰山難發生的時候，餘非才18歲，為這個故事所震撼的他開始認真地產生了興趣並跟蹤相關的報導。
20年後，2016年，他已經在法國遊戲公司Gameloft公司工作16年，並擔任全球副總裁職位，負責管理大中華區團隊。
也是這一年，他辭職，遊歷了南極，在阿爾卑斯山脈參與技術性攀巖訓練登頂歐洲最高峰勃朗峰，並飛往喜馬拉雅，最終攀登了喜馬拉雅山脈8163米的瑪納斯魯山峰，手指因此被凍傷，險些被切掉末端，半年後才得以恢復。（當然，他已經算是幸運兒，在他登頂的後一天，一個日本團隊的年輕人剛剛登頂就被颶風吹下峰頂，至此再也沒有找到遺體。）
回到北京後，他拋出了原來公司的全部股票，作為第一桶金，成立一家公司，準備給自己投資，拍一部冰峰上的救援冒險電影。
這部電影總投資超過1億元，一個原因是餘非堅持大量鏡頭用實景拍攝，而不是像某些電影一樣只在影棚完成。於是，他賣掉了在三亞的公寓，然後抵押了在北京的房子，再後來，爸媽的全部房產也抵押了。他身邊的一位朋友感嘆說：「一個獨立導演，或者說不太考慮商業回報的導演，抵押自己的房子是早晚的事——如果他有房子的話。不過一般是在電影後期，像這樣籌備項目時就抵押了的實在少見。（苦笑）」
他拍成了。電影《冰峰暴》，主演役所廣司、張靜初，在今年上海電影節曾經露了一個小臉。我看了，拍得很好，上乘之作，值回票價。
等過一些天電影在院線上映後，我準備去二刷。
一個人因了20年前的一場山難激起的興趣投入全部身家，乃至身體力行去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這就是這個世界的趣味。那些說救援犧牲者不是英雄不配烈士的人，實在是無趣，實在是陰暗。
正如世界首位珠峰登頂者埃德蒙·希拉蕊說過的一句話：「人們不會決定變得非凡。他們決定去完成非凡的事情。」是啊，登山如同生活本身，只是以更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罷了。正是那些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如作品一般的人，那些身體力行的人，仿佛一盞盞明燈，對抗這個世界的無趣與陰暗。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場漫長的攀爬，這個過程中必然會遭遇各種挫折，我們會痛，會老，會死，會犯錯誤，甚至會失去一切，但是，一旦我們將最高處選為目標並拼力向前，日拱一卒，我們依然可以稱為一個英雄。
在用一周時間看了許多資料後，我最後選擇將開頭1996年這場山難中幾個真實故事整理下來。以下，是我這次上溯分歧後試圖作出的回答：
攀登，這種看似沒有「好處」「價值」的瘋子般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對美好的一個渴望與實踐。這裡的美好，包括忍耐、高度自律，超越自我的美好；包括目光越過群山、仰望星空，超凡脫俗的美好；包括與自然共同呼吸，體會深刻的美好；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生死與共、簡單純粹的美好。當救援者去救援一個人，他並非僅僅是拯救被救者，也是拯救自己，拯救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非凡聯繫。當被救者終於獲救，這個故事的結束，只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
這其中的很多體驗，具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神秘天性，正如我們生而好奇，正如我們生而喜歡仰望蒼穹，大概是無法為外人道的。
在看完餘非的《拍攝手記》之後，我立即想到，他這麼用力的一個人，在攀登完8163米的瑪納斯魯山峰之後，一定會再返喜馬拉雅地區的。一問，果然，他原本在2018年5月就準備去登珠峰，只是被影片合作方強烈反對，「萬一出事誰來剪輯和後期」，便被拉回來了。「我確定會嘗試登頂的，當然沒有保證一次就能登頂。」
接著，我向他提出了一個小小的想法——「冰封記憶計劃」：我們的朋友們，寫一句自己覺得過去的人生中需要留存下來的一句話（一段話），我們搜集起來，做成一個時間膠囊，請他帶到珠峰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冰封起來。餘非欣然答應。
我們這個時代如此風雲變幻，那麼，我們將存下什麼，留給未來？同樣的，我們的人生已經走過了這麼多故事，我們選哪一句話存下來，留給未來？再也沒有比珠峰更適合擔任這樣一個冰封存放處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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