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安德森:西方民主國家正陷入制度性危機

2020-12-14 人民網

人民網巴黎1月13日電(記者何蒨)在咖啡館見到尼爾·安德森(Nils Andersson)時,筆者很難將他與實際年齡掛鈎。如今已近87歲高齡的安德森談吐穩健,仿佛一位還活躍在知識分子界的中年人。上世紀60年代,尼爾·安德森是首位在歐洲用法語出版毛澤東思想的出版人。生於瑞士,他曾因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反對越南戰爭和支持共產主義思想,被瑞士政府於1966年驅逐出境,因此對西方民主國家的運作本質有著清醒的認知。

如今,長居法國的安德森已退居幕後,但仍保持著年輕時敏銳的思維與鬥志,以冷眼觀察西方世界的變遷。他於2016年出版了《碎裂的回憶:從去殖民化到西方的衰落》。在這本厚厚的回憶錄中,安德森從個人經歷出發,回顧了1950年代至今,從第三世界反殖民鬥爭到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失去未來人口活力的歐洲

尼爾·安德森親歷上世紀60年代共產主義思想在歐洲的遭遇,對西方國家鼓吹的自由口號始終保持審慎的態度。他對西方世界未來發展的預測,更多基於統計數據顯示的國際關係變量。安德森強調地理版圖、人口、經濟及軍事力量對不同國家參與世界格局的影響,並認為人口作為國際關係變更的重要指標,其失衡將很容易帶來地區衝突與風險。

安德森援引瑞典蓋普曼德基金會(Gapminder Foundation)統計指出,從2018年到2050年,亞洲人口將從45.44億增至55.55億,增幅達7億;非洲人口將從12.86億增至25.25億,增幅高達12億;北美從4.9億增至5.9億,增幅1億;歐洲則從7.4億減少到7.1億,減幅2700萬,歐洲儼然進入失去社會活力的軌道。

蓋普曼德基金會同時指出,在2019年,一歲以下兒童是非洲人口數量最多的年齡段,這一趨勢將保持至2050年不變。在亞洲,人口數量最多的年齡段將從2019年的31歲發展為2050年的37歲,美洲將從26歲提高至50歲,歐洲則將從32歲提高至63歲。安德森強調:「這些數據都指出,2050年亞洲及非洲人口將佔世界總人口的80%,歐洲則毫無疑問將進入衰退。」

世界經濟體排名再布局

安德森援引法國普華永道事務所對世界前20大經濟體排名的預測,指出從經濟發展的前景來看,大部分發達西方國家的前景同樣不樂觀。預測顯示,從2016年至2050年,以GDP平均購買力為預測基礎,美國將從第2名退至第3名,德國將從第6位滑落至第9位,英國從第9位退至第10位,法國從第10位退至第12位,加拿大從第17位退至第22位,澳大利亞則從第18位跌至第28位。

在歐盟以外的地區,俄羅斯將保持第6位,土耳其從第14位升至第11位;在亞洲,中國於2016年排名第一,到2050年這一位置保持不變,印度從第3位升至第2位,沙烏地阿拉伯從第15位上升至第13位,伊朗從第18位變成第17位,韓國從第13位上升至第8位;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巴西從第7位上升至第5位,墨西哥則從第11位上升至第7位。相反,前述地區目前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未來則出現頹勢,日本從第4位下降到第8位,泰國從第20位下降至第25位。

安德森指出,上述統計可以說明,歐盟成員國幾乎將全部失去原有的優勢地位。2050年,義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泰國已不在前20名經濟體之列,而將由奈及利亞(第14名)、埃及(第15名)、巴基斯坦(第16名)、菲律賓(第19名)和越南(第20名)取代。這樣的經濟趨勢表明,世界的重心將從歐洲-大西洋地區轉移到亞太地區,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及墨西哥)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力明顯增強。但是,安德森也同時強調,雖然歐洲及西方世界的影響力正在減弱,但美國仍將保持其世界大國的地位。

西方國家的財富與社會制度失衡

安德森分析了大部分西方國家的發展現狀,並指出:「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後果之一,是造成了西方國家國民收入的私有化和私人財富相對於公共財富的大幅增加,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國家政府作為決策者的角色與特權,也成為西方衰退的重要原因。」他強調,在德國、英國、法國、日本和美國,國民收入私有化的結果,是公共資本比例大幅下降,也即國債增加,政府貧困,從而導致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經常陷入僵局。

安德森指出:「私人財富的增長,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出現的大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西方國家財富與社會制度之間的平衡。如今,約1000家西方跨國企業控制著全球80%的工業生產,由於資本高度集中,跨國企業之間競爭激烈,背後的資本關係也錯綜複雜,加之跨國企業往往與政黨及媒體關係密切,使得跨國企業及資本擁有者成為國家權力的新型介入者,對西方國家的公共政策產生重要制衡,由此造成公民參與政治的空間不斷被壓縮,進一步加深了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危機。」

安德森將西方世界面對的危機加以總結並指出:「總體來看,生態危機、金融危機、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的擴張、戰爭導致的人口遷徙、西方代議制民主危機、民族國家理念式微、民族身份激化、民族利己主義意識增長、對意識形態的拒絕、以及通過宗教迴避現實的心態,是西方國家當前及未來要面對的主要問題。」儘管如此,安德森也指出,美國仍是國際關係的重要組成力量,由於美國在軍事上依靠北約,在國際機構和國際組織中佔主導地位,並擁有可觀的金融和經濟手段,這也促使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國家在國際格局中仍擁有強大的影響力。

中國的「長期記憶」為長遠發展鋪墊道路

安德森強調,中國近四十年的發展與崛起,是西方世界普遍未曾預料到的現實,這也導致中國和美國未來會成為對國際關係平衡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國家。他指出:「雖然美國和中國屬於債務總額最大的國家,但其債務性質差異很大,相比兩國的經濟增長,這兩個國家在財政上的操作空間仍很大。」此外,安德森也很看好中國網際網路及數字經濟的發展潛力。他指出,中國的大型網際網路及數字企業,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小米、華為等,將完全能夠與美國的網際網路巨頭競爭。

但是,安德森也強調:「雖然中美未來對國際格局的影響比重高,但這與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為首的軍事集團對峙並不同。世界格局的未來是主次矛盾的層級化,中美雖然作為兩大強國,對世界格局作出結構性的影響,但地區性勢力也不可小視,例如土耳其、拉美、印度等的地區矛盾或危機。」這種主要矛盾、地區矛盾共存的特點是安德森對未來世界局勢的主要判斷。

安德森批評西方政客的「短視記憶」,也即西方民主國家對自身發展歷史的遺忘,導致他們用不合時宜的標準判斷中國如今的強大和發展。安德森強調:「西方政客對中國的批評是不負責任的!」在他眼中,恰恰是今天的中國體現了「長期記憶」的優勢,能夠將西方國家歷史與自身發展相對比思考,以人民的利益與福祉為目標,為未來的長遠發展作出規劃。

「黃背心」:「法國政治、社會與文化危機的結果」

縱觀持續一年的法國「黃背心」運動,安德森指出:「這是法國自1968年社會解放至今帶來的制度危機深化,法國自1980年代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今已劇烈加深了社會不平等,使貧困者更加貧困,中產階級也極度不穩定,不斷有中產階級淪為社會貧困階層的現象發生,導致社會危機,這也是『黃背心』運動的源頭。」

安德森強調:「這種西方民主國家的制度性危機,也體現為民主代表制度和西方政黨制度的危機。如今權力掌握在全球化金融寡頭手中,當選的政府代表不再擁有絕對的決定權,由此導致議會體系很難發揮作用,而新型的公民代表制也很難找到突破口。以上兩類危機——社會危機和制度危機——又和歐洲衰退引發的文化危機交織,最終體現在『黃背心』運動中。」

相關焦點

  • 尼爾·安德森:新冠疫情中,西方是如何「兩步走」向中國「甩鍋」的?
    最近,記者採訪了定居於法國的瑞士出版人尼爾·安德森(Nils Andersson)先生,他曾就西方民主社會制度性危機的問題接受過人民網專訪。此次,安德森先生對西方媒體及政客針對中國新冠防疫的批評輿論進行了分析,並指出這是西方政客為了緩解內部經濟壓力、向中國「甩鍋」的兩步走策略。
  • 尼爾·安德森:西方政客對中國的批評不負責任
    上世紀60年代,尼爾·安德森是首位在歐洲用法語出版毛澤東思想的出版人。生於瑞士,他曾因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反對越南戰爭和支持共產主義思想,被瑞士政府於1966年驅逐出境,因此對西方民主國家的運作本質有著清醒的認知。如今,長居法國的安德森已退居幕後,但仍保持著年輕時敏銳的思維與鬥志,以冷眼觀察西方世界的變遷。他於2016年出版了《碎裂的回憶:從去殖民化到西方的衰落》。
  • 瑞士出版人尼爾·安德森:新冠疫情中,西方是如何「兩步走」向中國...
    最近,記者採訪了定居於法國的瑞士出版人尼爾·安德森(Nils Andersson)先生,他曾就西方民主社會制度性危機的問題接受過人民網專訪。此次,安德森先生對西方媒體及政客針對中國新冠防疫的批評輿論進行了分析,並指出這是西方政客為了緩解內部經濟壓力、向中國「甩鍋」的兩步走策略。
  • 國際觀察:未來中國如何與西方國家加深信任?
    在尼爾·安德森看來,西方的牴觸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隔離措施並非由西方國家提出,且這種措施也與西方社會個人主義文化習慣相左,加之西方國家固執的認為,解決疫情的有效手段應當由西方國家給出,而不是被動接受非西方國家提出的方案。 但是,尼爾·安德森也強調,中美、中歐關係緊張的真正源頭並不在此,而是隔離引發的經濟停滯及其後果——國際關係力量平衡的變化。
  • 政黨代表性危機與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
    但當今民粹主義潮流對民主政體的挑戰,與西方國家在民主發展史上遭遇的危機並不相同。而西方目前面臨的民粹主義挑戰,主要是抗議政治精英缺乏回應性、批判主流政黨缺乏代表性,並未提出系統的政治藍圖。  就民主政治的運行機制而言,由於政黨國家化導致政治精英背離社會成員,所以民粹主義的現實訴求就是恢復人民的主體地位,縮小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
  • 剖析入骨今年美國大選:民主超越一定限度,制度性衰亡不可避免
    果然,《安東尼努斯敕令》頒布之後,整個羅馬立刻爆發了財稅危機、兵役危機和國家認同感危機。人頭稅系統癱瘓,蠻族僱傭兵化,更為重要的是,羅馬公民的自豪感和認同感消失了。海因萊因在書中描繪了這樣一個未來世界:未來,美國因陷入內亂而毀滅,重建國家的軍人們痛定思痛,定了一條規矩,只有服過兵役的人才能夠成為「公民」,未服兵役的人則都是平民。
  • 美國民主政治走偏,拜登想重塑西方共識並不容易
    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成就是西方價值觀具有內在吸引力的物質基礎,一定程度上也為其對外擴展提供了「合法性」與「合理性」。然而,資本主義危機的頻繁發生,尤其是系統性危機給西方價值觀造成了嚴重的信仰危機。毋庸諱言,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持續進行著內部的調適與改良,某些政策實踐取得了較大成效,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也愈加複雜。
  • 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美國的政治制度處於深刻危機 將其稱為「民主...
    當地時間1月7日,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羅金以「我們即將重新評估美國所強加的標準」為題,在杜馬官網刊文評論美國日前的示威活動事件。△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羅金(圖片來源:杜馬官網)沃羅金認為,需要對美國大選引發的示威活動進行認真分析和評估。
  • 釐清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國家政權制度的本質區別
    政治制度在國家各種制度中處於關鍵環節。準確把握我國政治制度與西方政治制度的本質區別,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需要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論述,準確理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設計原則和基本內涵。
  • 全球經濟治理變革與新興國家制度性話語權提升研究
    新興國家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的基本方向在于堅守多邊治理宗旨,積極推動既有多邊治理組織改革,積極倡建新的多邊治理規則與平臺機構,提高多邊治理的引領力和貢獻力等方面。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爭奪全球治理主導權的博弈將是曲折而漫長的過程,新興國家需要努力提升制度性話語權,爭取把握主導權,以期實現全球善治和構建良好的國際秩序。
  • 疫情打破國際力量平衡,增進與西方互信,是未來發展的必經之路
    疫情打破了國際力量平衡尼爾·安德森先生指出,中國的全民隔離措施確實很有效,因此一些歐洲國家不得不採取同樣的措施,可這也將對經濟造成極大的影響。歐洲國家也曾採取過如群體免疫的措施來避免影響經濟,但成效不大。
  • 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全過程民主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民主...
    上海財經大學魯品越教授指出處於支配地位的階級和階層要通過公共管理來實現階級利益,一方面要代表全體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證階級利益,所以國家政權存在根本矛盾。封建社會的合法性渠道是國家政權神聖化方法,但這一方法並沒有解決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渠道是理性程序化方法,即通過民選、理性程序來實現合法化。這種方法導致資本在社會中呼風喚雨,資本權力實現自己的意志,轉化成政治權力。
  • 西方「自由民主」否決性政體有何弊端?運行所需必要條件是什麼
    新華社/法新 資料圖第三波民主化以來,西方學者花了大量精力探討為何「自由民主」在發展中國家的運行並不成功,很多人將此歸結為發展中國家精英缺乏民主精神、大眾缺乏妥協意識,忽視了所謂的民主精神、妥協意識只有在並不具有根本性衝突的國家中才可能存在,如果一個國家存在顯而易見的階級矛盾和族群衝突,部分或地區人口缺乏基本的國家認同,那麼「自由民主」的推行不僅不會使一個國家走向善治,反而會使一個國家走向危機甚至失敗
  • 楊勇萍 嚴雙伍:制度競爭與貿易衝突:西方對「中國模式」的認知與反應
    亦不同於西方政治發展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中國始終堅持黨領導下的協商民主政治制度,但同時漸進性地賦予社會與個人更多的自主權。因此,將「中國模式」界定為「國家資本主義」只是西方價值理念與意識形態操縱的認知產物,但並不符合當代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實踐。尤其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由於中西方政治價值觀念的巨大差異,「中國模式」更被視為「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
  • 知識體系創新系列——全方位民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體系...
    從這種集中根本不可能發展出民主。也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在指出國家的工具性同時,也指出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局限性,也就是說,即便資產階級試圖去推動民主,它們也會把民主嚴格局限於政治領域,以便於由資產階級在其內部控制政治權力的分配。由此,西歐早期工業化國家的國家建設,便呈現出一種奇特路徑。
  • 歐洲難民危機與「普世價值」的困境
    他們利用中東地區人民的變革訴求,通過推特、臉譜等新媒體,極力向中東民眾灌輸一種神話:只要接受他們的「普世價值」,特別是西方民主制度,這些國家存在的體制僵化、經濟凋敝、貪汙腐敗、年輕人失業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就有了2011年前後開始的中東地區第二波「民主化」:所謂「阿拉伯之春」迅速從突尼西亞擴展到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
  • 梭倫改革,是雅典的崛起的開始,也是西方民主的開端
    梭倫改革是民主化的改革,是西方民主的開端梭倫,出身貴族,有著強有力的政治背景,而梭倫本人又是一個自信, 開明的改革派,他穩重深沉 ,因此他有足夠的能力和基礎推行民主化改革。梭倫在元前594 年被選為掌管立法的執政官 , 之後梭倫利用貴族們授與自己的立法大權 ,進行了一系列調調節國家內部矛盾的民主改革,這場改革是西方民主的開端,不僅深深影響了希臘,還對整個西方的政治制度產生了無比重大的影響。梭倫的民主改革主要表現在:進行分權統治 。
  • 深刻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 進一步增強制度自信
    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黨制度,是由該國的具體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西方國家政黨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我們的最大制度優勢。[③]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新」和「三個有效避免」,深刻揭示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制度的本質區別。
  • 清朝:為什麼不和西方列強死磕到底?很簡單統治危機不在外面!
    清王朝為什麼要與西方列強死磕到底,為什麼要號召全國勤王?在國家政治層面,絕大部分的問題都是相互妥協的,從來沒有撕破臉的事件,即便短期內撕破臉了,之後也會相互妥協,尋求一個新的平衡。能夠死磕到底的,除了國內義和團之外,沒有第二種人。
  • 美國民主之死:就算開槍殺人都能當上總統
    《民主如何死亡》當然他們指的西方民主制度,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制度,那麼這兩位作者的名字,一位叫 Steven Levitsky ,另一位叫作 Daniel Ziblatt ,都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他們長期關注民主問題,特別是關注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國家面臨的種種挑戰和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