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能為給出答案的，恐怕就只有時間了。
無相財經出品
前段時間，梁振英點名滙豐銀行，稱「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著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
數天後，滙豐銀行在微博上公開支持國安法，結果卻被英國政界批評向中國 「跪低」（屈服）。
一家銀行，為何能同時引起兩國政府的關注呢？
這一切，必須從滙豐如何成立，如何在香港站穩陣腳講起。
1. 成立
1864年初，大英輪船公司香港總代理蘇石蘭（蘇格蘭人）在去中國的途中，閱讀到了有關銀行業務的文章。
作為在亞洲地區打滾多年的商人，他意識到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對外開放的趨勢，中國極需要一所現代化的銀行去配合其對外貿易。
數月後，蘇石蘭得知孟買有商人抱著同樣打算，於是搶佔先機，馬上走訪香港各大洋行，成立了組建滙豐銀行的臨時委員會。
組成臨時委員會的十四所洋行，包括英資的寶順、美資的瓊記、德資的禪臣、印度猶太裔商人開創的沙遜等等。
它們在中國和東南亞有著龐大商業網絡，實力雄厚！
擁有這些商業夥伴，使得滙豐在成立時比其他在港外資銀行多出一個優勢，就是明確把自己的利益和香港——或者是說英國對貿易的利益綁定。
當時，香港大部分的外資銀行的總部均設在印度或者歐洲。
由於當時的通訊技術所限，很多重大的商業決定在諮詢總行後往往錯失時機。
於是蘇石蘭在滙豐臨時委員會成立不久後，就寫信給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提到外資銀行在華的分行，並不能滿足東亞地區的貿易需要。
所以，需要一家新的銀行，來發展香港的金融事業，以配合英國的對華貿易。
大臣聽取了建議，因此，時任港督積極協助滙豐的註冊，並很快對其開放發鈔權。
就此，憑著龐大的商業網絡，以及港英政府的政策配合，滙豐銀行在香港站穩了腳跟。
作為投桃報李，滙豐也需要配合港府的金融需求。
例如在1866年，滙豐借款十萬給港府應急。
後來，港府更加長期委任滙豐領導層為港府最高決策機關——行政局的成員，並把滙豐定位為香港的中央銀行。
2. 大清的裱糊匠
清朝末期，李鴻章曾自嘲是清廷的裱糊匠。
而滙豐銀行，就是漿糊。
在香港站穩陣腳後，滙豐積極擴展對華的業務，成為了在華領軍金融事業的外資銀行。
先後在福州、寧波、漢口、廈門、天津、北京等各路設立分行或辦事處。
清廷的一些顯貴，例如北洋大臣李鴻章、慶親王奕劻、肅親王善耆等人，都紛紛託滙豐保存各種或明或暗的收入。
滙豐在中國業務成功有兩大原因。
第一是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讓滙豐有大量的商業借貸活動。
第二是滙豐多次為清廷提供貸款，讓滙豐獲利甚豐。
誇張地說，如果沒有滙豐銀行，我們在歷史書看到的很多清廷的重要決策均無法實行。
比如1876年，正在準備西徵新疆的左宗棠急需貸款，滙豐就向其貸款500萬兩，讓左宗棠得以順利出兵。
後來，隨著清廷的各種需要的擴張（廣東海防、福建海防等等），滙豐亦多次向其放款。
據記載，清廷自1880年代初到甲午戰爭期前15年間，對外借款22筆，滙豐銀行就包攬了當中的14筆，佔借款額總數的68%。
而且，滙豐對清廷借款所得盈利甚高，佔當時滙豐每年純利的20%以上，甚至在某些年份高達50%。
在華的連番動作，讓滙豐在亞洲地區打響了名堂，成為了亞洲金融業的領頭羊。
由於在亞洲地區享崇高地位，滙豐得到了英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並且，英國政府還多次協助滙豐爭取包攬清廷的戰爭賠款借貸。
例如1895年馬關條約的對日賠款，和1901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
1890年8月15號，當時在華最有影響力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寫到：
在中國只要一說「銀行」，大家就知道說的是滙豐。
3. 滙豐曾經幫過大忙
早前，有輿論曾抨擊滙豐「出賣華為」，讓孟晚舟被捕。
其實，這是大水衝了龍王廟。
因為冷戰期間，滙豐曾經也為中國打破美國的金融封鎖，做過不少事情。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曾經對我們進行了漫長的經濟封鎖，外資企業幾乎全面撤出中國。
在當時美國的金融封鎖下，中國並不能利用美元和美資銀行做結算，就在這個時候，國家終於有任務交給滙豐了。
這時候，滙豐建議用英鎊來繞開美元，此舉得到了上層的同意。
就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定期把貿易順差和僑匯交託給滙豐香港總行。
讓滙豐從世界各地搜購大量英鎊，以應付對外貿易的結算。
其中一大部分的英鎊，會定期轉送到中國銀行的倫敦分行，作為處理中國對歐洲貿易的結算之用。
同時，十六家在英國從事對華貿易的企業嗅到了商機，率先派遣使團訪華，與中國籤訂貿易協定。
這些財團當年組成的英中貿易協會，拼命遊說英國政府不要放棄中國市場。
而該會的主席，就是滙豐控股的主管 Sherard。
英國的網開一面，讓中國看到了希望。
短短五年間，中英貿易的總貿易額從9700萬美元上升到2億300萬美元。
實際上，滙豐此舉是一個極大的賭博。
因為美國 一直在密切監察著中國的財政狀況。
滙豐為了配合中國銀行，必須要小心行事，避免被美國政府抓到痛腳，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
綜合英國解密檔案、滙豐的內部文件、中方的對外貿易數據，由1953到1971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近四十年期間。
中國在香港購買的英鎊平均有40%到50%都是由滙豐提供的。
二十多年後，中國改革開放。
第一個重返大陸的外資銀行，也是滙豐。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逐步開放金融市場，滙豐和旗下的恒生在中國的多宗併購中頻頻得手。
如今，滙豐也是中國最大的外資銀行！
4. 政治投資大於經營投資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
曰：「十倍。」
「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
「立主定國之贏幾倍?」
曰：「無數。」
從上面的滙豐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滙豐除了善於營商，更加善於作政治投資。
這些政治投資，按呂不韋的說法，可能比一般營商所得的利益還要高。
回顧滙豐一筆筆的政治投資，我們不得不佩服滙豐的眼光。
滙豐的座右銘是：「環球金融地方智慧」。
其中的「智慧」，就隱含了「政治」兩個字。
不過，政治獲利高，但風險也可能更高 。
雖然滙豐曾冒著被美國制裁的風險為中國服務，但當時的中國並非美國的眼中釘。
當場景來到2020年，中美的關係變得複雜，滙豐還能獲利嗎？。
唯一能為給出答案的，恐怕就只有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