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生 姚妤婕編輯 | 林子人1
6月，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Adam Tooze在《衛報》撰文指出，1999年的西雅圖風暴、「9·11」恐怖襲擊、2008年金融危機與近年來的國際政治形勢變幻，預示了「全球化」已經步入下坡路，而新冠疫情的爆發將全球化焦慮推向峰值。《經濟學人》在5月14日刊發了一篇題為《新冠肺炎是否殺死了全球化？》的文章，預測人口、貿易和資本的流動都將放緩。
8月6日，單讀《把自己作為方法》新書圓桌論壇系列以「如何觀察、參與今天的全球化」為題邀請作家、策展人王梆、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曉宇和《單讀》主編吳琦展開對談。王梆分享了她在英國的見聞；曉宇在疫情期間被迫留守武漢，重新以「武漢人」的身份發現嶄新的「附近」。
有關「全球化利弊」的討論在1980年代開始出現，伴隨著疫情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們得到一定的啟示：全球化會受阻但全球化思維不可逆，擁有跨界經驗的個人在介入「附近」時，更需要有關懷和真誠對話的態度。
「全球化」的對立面是否存在？
王梆認為反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並且呈現上升趨勢。首先，在英格蘭北方與美國「鏽帶」地區，下崗工人成為勞資矛盾中的受害者，失業現象十分嚴重。發展中國家也不一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雖然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幫助，但沒有能力償還大量債務。其次，愛國主義在主流教育中佔比極大，容易煽動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當民族主義與歷史災難性事件掛鈎，曾處於弱勢的國家會產生民族恥辱感。與此同時，今天的西方國家則會因為民主格局遭遇變本加厲的民粹主義，這些民族主義者持有更加強烈的反全球化情緒。
今天海量的信息也容易使人迷失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中，這可以用歷史上「新教」初生時期來類比。彼時，馬丁·路德用小冊子傳遞新信條的行為，與我們今天通過網際網路接觸新信息類似。但信息的迅速流通帶來兩極分化的問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馬丁·路德的新教理念，他們互相攻訐，造成歐洲長久的宗教矛盾；現在，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心平氣和地對話。「假新聞」的情況也能找到歷史先例。18世紀流通的暢銷書通常將女性描繪成「女巫」，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後果，令無數女性在獵巫運動中喪生。同樣，信息爆炸的今天也有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因此，我們更需要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嘗試為不平等的一方發聲，考慮如何改變全球化隱含的權力結構。
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起就開始討論，當它徹底改變政治譜系時，就成為了真正的問題。是否真正存在「反全球化」這一概念？各地蜂擁而起的民粹運動，即使辭令上打出「反全球化」的旗號，但他們的組織和安排體現著充分的全球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像》一書中提出，孫中山曾在全力開展國內民主運動之際，支持菲律賓本地的革命——一位專注中國民族革命的先驅者，也會在世界主義的框架中思考一國革命與世界性的關聯。因此，當「全球化」成為一種思維和生活方式，那什麼才是真正的「反全球化」？
疫情時期，「全球化」被強力阻斷，個人的跨界跨國流動被中止。但依舊有非傳統意義上的「全球化受益者」，不受限於全球化的規則，通過非正式的網絡來創造流動性。比如曉宇觀察到，湖南出現了來自緬甸的偷渡者。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通過虛擬網絡進行交談或生活的方式，是否是一種新的全球化趨勢，還是全球化中止後的一種現象？不可否認的是，無論這種趨勢是否是「反全球化」，它都真實而強烈，明確地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影響。即使交通管制已不如年初的那麼嚴格，我們也會下意識地改變行為習慣，選擇少出門或不出門。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中也懷疑反全球化，認為是統治者用話語爭奪領導權的一種體現。但這種爭奪已經影響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項飆曾提出的「附近」是對這種形勢的一種回應：在日漸封閉的環境中，關懷身邊的人，向他們尋找支持、共鳴與求救，是一種嶄新的必需品。
《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項飆 吳琦 著單向空間|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7
「附近」與全球化之間的張力
「Immobility」是新的研究面向。它表現在身體物理狀態上的「無法動彈」。當疫情衝擊日常生活，全球大量航班停飛，人只能被迫留在原地。思想層面也有同樣「被鎖住」的狀態。人們極度渴望改變現狀，卻無法及時得到信息，飽受愁悶和恐懼，這比物理上的「靜止」更加可怕。
處理「immobility」的一種方式是轉向「附近」。王梆以自己生活過的兩個地方——廣州與英格蘭漢頓漢姆村——的經驗作為例子。她對富有煙火氣息的廣州抱有極深的好感，認為自己迅速地融入「附近」，並從中汲取力量。對於英格蘭的小村莊，她則坦陳自己的融入並不順利。為了成為「附近」中的一份子，王梆採用的方法是找尋到實際的「滿足感」。她通過觀察與寫作來逐漸實現歸屬感。
在《英國鄉村紀實：當田園遇上全球化壟斷資本主義》一文中，王梆指出，英格蘭傳統的農業結構在圈地運動後就受到極大衝擊。大量農民成為城市的新居民，原住地的產業結構隨之變革。柴契爾夫人引領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到來後，農業進一步精細化成為「工廠」，巨型超市取代了手工店鋪。傳統的「農民」面臨的競爭對手，是僱傭廉價勞工生產，使用便捷交通運輸，提供了大量商品的「自由貿易」。「農民」數量大量減少，甚至消失。新移民湧入田園鄉村，衝擊了傳統的親緣關係，影響了鄉村共同體的形成。
王梆觀察到，社區（community）並沒有隨鄉村結構變革而消失。比如作為公共資源中心的圖書館，它仍舊依靠非盈利組織維持運轉。大量志願者們自發凝聚成互助組織，他們秉持相似的價值觀，「建構一個共同體社區」。這一「自組織」運轉的關鍵是某種共同的理念，它可以追溯到宗教中的「福音主義」。歷史上的人們在「上帝之愛」的驅動下，自願並無償地幫助他人。另一些社區更加現代，比如老人活動中心有集體養老、臨終關懷等貼合實際的理念，以及專門為特殊人士開放，有經濟效益的福利農場。
同樣的「社區」在杜贊奇的華北農村研究中也有提及。他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指出，文化能夠在一個社會經歷巨大變革時保存自身的張力。杜贊奇以近代華北農村為研究對象，提出鄉土社會中存在著「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將鄉村的權力結構、階層與自組織等囊括在內。它們通過與國家等上層機關的有機互動，令斷裂的社會維持自身。
曉宇生於武漢，但他在童年時期並沒有與武漢建立起「附近」的親密聯繫。疫情期間，他居留武漢，在豆瓣上書寫《疫區日記》。武漢解封後，曉宇重新在文化上了解到「附近」在發生什麼，在關注什麼。曉宇稱自己「以武漢人的身份重新發現武漢」。他認為，發現「附近」的在地性與擁有全球性經驗並不矛盾，當站在「世界性經驗」的視角回到「附近」時，「附近」會擁有全新的全球性思維與聯繫。重塑「附近」概念並不容易，因為記憶中的「附近」獨屬於某一時空，比起集體記憶，它更像個人的感受。這也佐證了項飆將「附近」詮釋為「跨國的自洽的小世界」，「附近」其實是極富個人色彩的概念。
對「附近」的反思
在舊地上發現或創造「附近」的新語境，是一種可行方式，但需要警惕。當擁有全球性經驗與邏輯的人，帶著國際化意識重新回到自己曾生活的地方，為「附近」感到震驚時，實際上是忽略了背後的本質：科技、信息和文化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造成這些不對稱現象的結構性原因也沒有得到反思。
書本與世界之間依舊存在著鴻溝。無論是重新發現「附近」，還是藉由「附近」重新發現全球化，用知識平復自己只是一種權益之計。但是，把自己局限在狹窄的空間中不是一種好方式，「跨國的自洽的小世界」和全球性的經驗並不是原罪。曉宇認為，回歸純粹的當地不是成功的方案，需要在經歷「在地」體驗後重新出發，在全球化背景中去行動。吳琦也認為，所有的判斷、觀點與知識的前提，是擁有材料本身。對於我們來說，從「附近」介入社會與全球化的方法更像是一種途徑。就像《把自己作為方法》的宣傳詞一樣，「你的生活就是田野現場」，需要從經驗出發，再回到經驗。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全球化的背景和差異性的個人體驗，「附近」不一定指向空間地理上的相對位置，它也可以指向價值、理念與思想，擁有更多解讀方式。在思想精神層面的解讀之外，落實行動更為重要，後者才是一種自身反思的存在。
在地寫作是一種應對方法。通過不斷觀察，準確描述一個空間發生的具體細節，並將它們傳遞出去。當內容得到回應時，就與外界的人群發生了互動聯繫。比如18世紀的英國詩人John Clare是一位僱農的兒子，他出身卑微，長期從事農業勞動，卻寫了3000多首詩歌來描繪當地的鄉村生活，為英國鄉村史留下了寶貴遺產。
不過，曉宇也指出，文化工作者無法代表他者發聲。他們更多的是作為「擴聲器」，成為他者發聲的中介。項飆長期關注「中介」這一中心，無論是流動勞工、國際移民亦或是留學生，中介都作為關鍵因素形塑了人口的跨國流動。在澎湃新聞對項飆的專訪中，項飆提到，中介作為人員流動鏈條中的「基礎設施」，能夠有效穩定秩序。當代許多問題面臨「去中介化」的問題，這在傳遞信息同時顯示了可靠的真誠性，但同樣，缺少中介會使得效率低下、流動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