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中寫道：「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中華五千年歷史文明，被冠以「盛世」之稱的時代並不少見，往早說有成康之治，往晚說有乾隆盛世（或者康乾盛世），但卻沒有哪個盛世像「乾隆盛世」這樣爭議極大，正面觀點認為：乾隆在位時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猛增，突破3個億，可見繁榮。
反面觀點認為：乾隆在位時人們生活貧苦，處處受壓制和剝削，版圖和人口數量說明不了問題。先不說這兩種觀點究竟哪一種正確，常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乾隆帝自認天朝上國無需與外界溝通交流的時候，外國人眼中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
首先我們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乾隆帝在位後期，清朝衰亡的徵兆已經出現了。否則嘉慶帝登基後，面對的不會是綱紀混亂、汙吏橫行、國庫空虛的危機四伏局面。但乾隆帝本人相當自信，他自我評價道：「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威，曰女倡，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令皆無一仿佛者。」
這種觀點顯然有自我陶醉嫌疑，乾隆帝把歷朝歷代「亡國原因」總結了個遍，但他只看到廟堂之高，卻沒看到江湖之遠。縱觀歷史，自從陳勝吳廣振臂一呼以來，哪個王朝的滅亡沒伴隨著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這些乾隆是沒放在眼裡的，他從不認為螻蟻可以撼動封建專制的大樹。
其次，後世學者對乾隆盛世的讚美，多少也有著像乾隆這樣著眼於「大」而忽略「小」的特點。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稱的歷史學家蕭一山認為，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堪稱極盛......屬絕無僅有之時代，即在我國歷史上，亦可以媲美漢唐，光延史冊」，但這句評價同樣沒有提到乾隆時期民眾的生活究竟怎樣。要弄清這個問題，可以參考下外國人的見聞。
公元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得到了謁見乾隆帝的機會，這是一場中西文化的碰撞，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乾隆帝要求地方總兵擺列隊伍震懾使者揚大清國威卻毫無效果、要求使者行跪拜禮導致禮節衝突、馬戛爾尼發現清兵還在普遍使用落後的刀槍弓箭武器、福康安拒絕看英國人操練新式武器等系列事件。
以上種種都能看出，當時的清朝無論君臣眼界都不夠開闊，沉浸在「上國」的迷夢中難以清醒。而馬戛爾尼本人及其使團成員回去後便寫下了許多資料記錄自己在中國的見聞感受，其中有偏見、也有客觀描述，馬戛爾尼嘲笑清朝重臣福康安很蠢，評價當時的中國外表雄偉內裡虛弱不堪，輕而易舉就能將之擊敗。
而英國學者約翰·巴羅則記錄了自己來中國後所見的普通人生活情況，他寫道：
無論何時，我都沒看到任何書上所說「豐衣足食、富饒繁榮」的證明。在中國的土地上看不到紳士府第、舒適農舍，他們住著茅草泥牆的低矮房屋，很少有獨棟小樓，其建築完全不能與我們的城鎮相比，我只看到了貧困落後，觸目所及皆是如此。
使團船隊在定海暫泊、並請求清朝總兵找一個熟悉海路的人將他們領航到天津時，巴羅還看到了總兵如何完成這個找人過程。按照巴羅的設想，應該是開出足夠的回報讓人們自願應聘這份工作，但實際卻是總兵叫兵丁迅速去將本地從海路去過天津的人全部抓回來，然後挑選。
巴羅很吃驚：「我從未見過像他們一樣神情悲慘的人......他們跪在地上聽著傲慢的詢問，儘管他們說離家遠行會給自己的家庭生活、妻子兒女帶來不便，表現出不願的意思，總兵卻完全不聽，只下令叫他們好好準備，可見這個帝國並沒有給予民眾足夠的尊重與保護，其法制也完全稱不上美妙。」
除此之外，巴羅還記錄了自己看到清朝官兵強制要求大量居夫拉縴、僅給少量工資，卻不給回家的路費，許多人為此逃跑。而為了續上人力，官兵便去村莊裡挨家挨戶尋找新民夫，那些民夫「瘦弱不堪，看起來從未吃飽飯」，當他們中一些人試圖逃跑，或者以年老體弱為由請求免除徭役時，「監督的兵丁就會用鞭子狠狠抽打，好像他們是一群馬似的」。
巴羅筆下的「乾隆盛世」是虛假的，是自欺欺人的，他深感自己受到了欺騙，書上描繪的繁榮盛況根本不存在。毫無疑問，當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實力迅猛增長時，清朝還沒有意識到世界發生的變化，依然保持著封建統治思維，更牢牢鉗制著人的思想，這讓巴羅感受到了一種幻滅，同時巴羅看到的一切多少也可以證明，乾隆帝在位後期人們的生活已經深陷困苦中。
我始終認為，人的歷史，就要從「人」這個角度去著眼看待。客觀評價，乾隆是一位功也明顯、過也明顯的帝王，論功自然有「十全武功」，論過，他將封建專制擴到最大化，以至於臣民思想都被無形的壓力緊緊束縛著，文既不盛，武亦落後，比內尚可誇耀，比外底氣不足。
明末清初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唐甄曾經說過「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如果將目光聚焦到乾隆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方面，乾隆盛世的狀況很像《紅樓夢》中所形容的那樣，大廈將傾前，表面無限風光，內裡千瘡百孔，已是末路之局；冠以盛世之名，未免名不符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