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京城大興城的創建和郭城內街、坊、市、渠的布局
公元五七七年北周滅北齊，公元五八一年隋滅北周。隋文帝開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六月命高熲、宇文愷等人在漢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設計新京城。「隋文初封大興公，及登極，縣、門、園、池多取其名」，這座新京城也以大興為名，「謂之大興城」（《太平御覽》卷一五六引《西京記》）（隋文建新都取號大興，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二曾詳記此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季夏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以吉兇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因即域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曰大興園，寺曰大興善寺」。唐初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亦記此事，當錄自《三寶記》）。
大興城規模浩大，規劃整齊，面積達八四平方公裡。大興城分郭城、宮城和皇城。宮城先築，皇城次之，最後建郭城。郭城內由若干條東西、南北向的街道劃為若干坊。這些坊又東西分屬大興、長安兩縣。郭城外東、西、南三面為兩縣的郊區（參看武伯綸：《唐萬年、長安縣鄉裡考》）。郭內遍布官衙、王宅、寺院和道觀，東西各置一市，還開鑿了三條水渠。宮城、皇城位於郭城北部正中。再北為大興苑。
大興郭城東西廣9721、南北長8651.7米，周長約36.7公裡。城牆夯土版築。每版厚約9釐米。牆基寬度在保存較好的地方，一般均在9至12米左右，但有不少地方殘存寬度僅3至5米左右。城牆外、距牆基3米許，有寬9、深4米的城濠。城郭城東、西、南三壁各開三門，其中南壁正中的郭城正門明德門為最大，有五個門道，各寬5、深18.5米，其餘各門均為三個門道。郭城內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條，東西向大街十四條，其中通南面三門和東西六門的「六街」，是大興城內的主幹大街。這六條街道，除最南面通延平門和延興門的東西大街，寬55米以外，其餘五條皆寬100米以上，特別是明德門內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寬達150至155米。其他不通城門的大街寬度在35至65米之間；順城街寬20至25米。各街路面皆中間高、兩側低，兩側並建有寬2.5米左右的排水溝。這南北十一條、東西十四條的街道，除宮城皇城和兩市外，把郭城分為一〇八坊。這一〇八坊，以朱雀大街為界，東屬大興縣，西屬長安縣。各坊面積大小不一：靠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長500至590米，東西寬550至700米；位上列四坊之外的迄順城街的六列坊次之，南北長度同前，東西寬則達1020至1125米；皇城兩側的六列坊最大，南北長600至838米，東西寬1020至1125米。城內諸坊除靠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坊，因「在宮城直南，（隋文）不欲開北街，洩氣以衝城闕」，「每坊但開東西二門」（《長安志》卷七），只設東西向的橫街外，其餘各坊都設十字街。即有東西、南北向的縱橫街道各一條，街寬15米左右，兩端開坊門。此十字街，據《兩京新記》知可按位置分稱東街、西街、南街、北街。坊四周築夯土牆。牆基寬2.5至3米左右。上述郭城和坊內各街道，有的部分被沿用到現代。沿用下來的部分，寬度已大大縮小，有的還出現了不同的彎斜度。各坊內部的區劃，依《兩京新記》和《長安志》記錄坊內分布的衙、宅、寺、觀方位的用詞，分四類情況，即第一、XX隅，第二、北（南）門之東（西），第三、西（東）門之南（北），第四，十字街東（西）之南（北），似可估計每坊內又劃為十六區（《長安志》卷九：「朱雀街東第五街即皇城東第三街，街東從北第一坊，盡坊之地築入苑，十六宅。」按此入苑的第一坊為什麼建十六宅?據《長安志》的解釋是，先為十王宅，後又增入六王故名。其實一坊之地，分劃成十六小區。也正與當時各坊的規劃相一致）（圖一）。各區間除十字街外，還有「巷」相隔。大約在唐天寶以後，區內發展了「曲」，所以《玉泉子》記李德裕問某僧長安通常州水脈的「井在何坊、曲」？又問其親表裴瑾白敏中居止：「璟曰知某某坊、某曲」。曲有「北曲」、「中曲」、「南曲」（《北裡志》）、「小曲」（《太平廣記》卷四八四引《異聞集》）、「短曲」（《劇談錄》卷上）等稱，也有按順序的叫法如「永昌坊入北門西迴第一曲」（《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有的曲還有了俗稱，如靖恭坊的氈曲(《酉陽雜俎續集》卷五)、勝業坊的古寺曲(《太平廣記》卷四八七引《蔣防霍小玉傳》)等。
城內諸坊基本是居民區，其全部面積佔全城八分之七。和漢代都城相比，隋大興城居民區明顯擴大，這當然與其經濟、文化發展有關，但從其設計意圖推測，大約主要還是承襲曹魏以來的都城為了直接控制大量人口的需要而規劃的。大興城修建於開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當時全國還未統一，隋統治者力圖直接控制大量人口，開皇九年（589）全國統一後這種作法意義就不大了，所以一直到盛唐，郭城南部四坊扔「率無居人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長安志》卷七）。中唐以後，永達裡還有「園林深僻處」（《舊唐書·王龜傳》）。延平門和延興門間的東西大街之所以顯著地窄於其他五條通城門的大街，當然與此有關，這都說明各代都城的規劃與當時形勢的需要是有直接關係的。
大興城兩市，東曰都會，西曰利人，對稱地置於皇城外東南和西南，各佔兩坊之地，周建夯土圍牆，開八門，內設井字街道和沿牆街道，井字街兩側鑿剖面作半圓形的排水溝。管理市場的市署和平準署位於井字街當中，兩市遺蹟情況如下表：
兩市內「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長安志》卷八）。兩市是大興城內手工業和商業的集中地區，從其位置處於城內中部以北，接近宮城和衙署，可以推知兩市的工商業主要是為貴族官僚集團服務的。
大興城內，隋初還開掘了龍首、清明、永安三條水渠。三渠分別從城東、城南引滻水和洨水、潏水進城，北入宮苑，其用途大概主要為解決宮苑的環境用水。三渠的入口均已探得，入城後的流布，除龍首南支的一部分和經西市附近的一段永安渠以及興化坊的一段清明渠已探測外，其餘尚不清楚。
龍首渠南支自東壁通化門北興寧坊入城。入城處有寬度為一米磚、石合砌的涵洞兩個，涵洞高0.75、洞身長5.5、頂部距地表1、底部寬2.5米。此支渠進城後，南折經永嘉坊，一支西去，一支南入興慶坊。渠寬6米，渠兩壁和底部均敷砌青磚。
永安渠自今南三門口村東南角以三十度斜度進城，經大安坊，然後北流，自懷遠坊經西市北去。
清明渠在今北三門口村以東200米處，東緊靠安化門北流入城，其中經興化坊西牆內側的一段，探得寬9.6米，渠底比後來唐代路面高出0.25至0.4米。
從上述各渠渠身寬度，可推知當坊、市門和城門處，原應設有橋梁，所以至唐開元時，長安、萬年兩縣曾坐霖雨不修城內橋，被推按。橋石制，連以鐵鏁，崔翹《縣令不修橋判對》中描述該兩縣城內橋情況：「鵲橋牢落，虹影欹傾，石杠沉而鐵鎖暗移」（《文苑英華》卷五四五），也有「歲月深久，橋木爛壞」的木橋（《唐會要》卷八六《橋梁·大曆五年[公元七七〇年敕]》）。這兩種渠橋的遺蹟，尚有待於發現。
以上位於皇城東南、西南兩側規劃完整的都會、利人兩市布局和流布郭城、宮苑的縱橫水渠，以及前面所述城內東西、南北向的寬廣街道，明顯地反映了隋王朝統一全國前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當然，這種引水入城和城內設立市場的作法，也曾分別見於北魏洛陽和東魏、北齊鄴城（洛水經北魏洛陽南郭，水南「伊洛之間，夾御路，東有四夷館……道西有四夷裡」(《洛陽伽藍記》卷三)北魏洛陽東西郭各有市，東郭「孝義裡東即是洛陽小市」(《伽藍記》卷二)，西郭「有洛陽大市，周迴八裡」(《伽藍記》卷四)。東魏、北齊鄴城，「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見《北齊書·高隆之傳》。《魏書·食貨志》記鄴城有二市，《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鄴都官室志》記：「東市在東郭，西市在西郭。」），但規模的大小、位置的安排，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說明，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經濟一定要出現一個發展的階段，這是歷史的規律。
//（二）從大興城的布局看隋對宮城衛護的加強和對人民的嚴密控制
隋王朝的趨向統一和統一後的形勢，固然對穩定人民生活，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為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關係，並不會消除，人民反抗地主階級和封建王朝的鬥爭也不會停止。隋王朝為了鞏固自己已經取得的權力，便極力強化對人民的控制，同時為了封建統治階級總代表——皇帝的安全，又極力加強皇室居住區的衛護，京城大興城內宮城、皇城的安全和郭城內王府、官衙、寺觀的布局，很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
大興城的宮城位於郭城北部正中，前是皇城，後靠郭城之北的大興苑，南北長1492.1、東西寬2920.3米。今西安城內西五臺和北城外自強西路北側鐵路中學院內的土崗，是宮城南、北壁的遺蹟。西牆則與今西安城的西牆在同一直線上，其南部為今西安城西牆所壓。城牆夯土版築，甚為堅實，基寬一般為18米左右，只有東城牆部分是14米多。宮城南壁正中的廣陽門和北壁正中偏西的玄武門門址均已探得。廣陽門門址東西殘長41.7米，進深19米，三個門道，門基鋪石條或石板，這是其他城門所未見的設置。廣陽門前即宮城和皇城之間的橫街，寬220米，是大興城最寬的街道。宮城中部為宮殿區，東西寬1967.8米，皇帝正衙大興殿位於此區的南部。宮殿區東為太子宮——東宮，寬度不詳。宮殿區西南部為宮人居住的掖庭宮，北部是曾出土唐太倉窯磚（清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湯景于濤西安市上購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廿二年（公元648年）『和糴粟窖磚』各一塊。後兩年，又購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十一年（公元857年）『和糴粟窖磚』各一塊，見錄於陸耀遹《金石續編》卷四。後又出貞觀八年(公元634年)『轉運敖倉粟磚』一塊，曾藏端方處，著錄於《陶齋藏石記》卷十七。後一磚現藏北京大學考古陳列室。以上諸磚相傳皆出於西安城西北隅之北，其地即當呂大防《唐官城圖》中所記的太倉附近，陸躍遹考為「乃唐太倉粟窖磚也」。張穆校《唐兩京城坊考》時，不知該磚出土地點，曾據磚文擬太倉於皇城承天門街之東，蓋誤（張穆校文，刻本《城坊考》已與徐松原文混淆不辮，此據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城坊考》稿本））（圖二）的太倉的所在。掖庭宮和太倉皆寬702.5米（宮城遺蹟的具體情況參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考古》1963年11期；東官寬度，過去曾測得一五○米，近又推測8338米，參見馬得志、楊鴻勳：《關於唐長安東宮範圍問題的研討》）。
圖二 西安出土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太倉窯磚拓本
自東漢末期以來，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各代王室貴族為了鞏固統治和力保自身的安全，使宮殿更為集中，以便加強宮殿區——宮城的防禦。大興城無論是宮城本身的建築，還是城牆亦夯土築。皇城南壁有三個城門，東西兩壁各有兩個城門，其位置均已勘探確定。宮城內外的布局，都表明隋統治者不僅承襲了上述做法，而且比前代大大加強了。
皇城位置緊靠在宮城的南側。中隔橫街，無北牆，東西兩牆與宮城東西牆相接，是同一城牆的延長，南城牆為今西安城南牆所壓。皇城南北長1843.6米，東西寬同宮城。
其中南壁正中的皇城正門朱雀門，北和宮城正門廣陽門相對，南經朱雀大街和郭城南壁明德門相通。文獻記載，皇城內有東西向街道七條，南北向街道五條，「各廣百步」。其間立中央衙署及其附屬機構（皇城遺蹟的具體情況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考古》1963年11期；《長安志》卷七、《唐兩京城坊考》卷一）。皇城內的街道大部為後來所沿用，並一直沿用到現代；有的衙署範圍也一直到今天還可考察到它的大致痕跡。
自曹魏鄴城開始，諸代王朝都城內的中央衙署便開始集中，例如西晉、北魏的洛陽，其中央衙署即集中在宮城南出大街銅駝街的兩側（參看《洛陽伽藍記》卷一）。但在衙署外圍另築一城，即皇城，則是隋以前所未有。《長安志》卷七記「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止，公私有便，風俗齊肅，實隋文新意也」。這個隋文新意，既把一般居民和宮城隔得更遠，又把皇帝住地的宮城和其他大小統治者的宅第嚴格分開，以使宮城的衛護更為加強。
宮城之北為大興苑。大興苑東靠滻，北枕渭，西包漢長安城，「東西二十七裡，南北三十三裡」（《長安志》卷六），為皇帝遊獵禁區，當然也起著宮城北面的防衛作用。
大興城郭城內，絕大部分還是居民區——坊。隋王朝為了對居民區加強控制，除每坊置裡司（《新唐書·百官志》還記每坊「坊角有武侯鋪」，「左右金吾衛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司坊市門啟閉）等極力強化街坊制度外，又使城內四隅和主要街道兩側的各坊，遍布王宅、官衙和寺觀。大興地勢東南高，西北低，相差三十餘米，其間陡起約四至六米的高坡共六條，即所謂「帝城東西橫亙六崗」（《長安志》卷七）。這六崗的坡頭，除第二崗坡頭「置宮殿」，第三崗坡頭「立百司」（《長安志》卷九）外，郭城內各坊當坡頭之處，皆為官衙、王宅和寺觀所據。
大興郭城內官衙位於衝要之地的有東西市附近宣陽坊和長春坊內的大興縣廨和長安縣廨，還有位於布政坊東北隅緊靠皇城右側順義們的右武侯府等。王宅躲在城的南部，「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闊遠，恐竟虛耗，乃使諸子並於南郭立第」（《西京新記》卷三），其實蜀王、漢王、秦王、蔡王分別在歸義、昌明、道德、敦化四坊立宅之處，正是橫亙大興郭城南部崗坡之地，其中敦化坊蔡王宅，更控制了大興東南隅的北部。開化坊的煬帝藩邸緊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東側，北距皇城正門朱雀門僅隔一坊之地，其位置之重要最為明顯。另外郭城地勢最高的東南隅，「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城東南地高不便，故缺此隅頭一坊餘地，穿入芙蓉池以虛之」（《太平御覽》卷一九七引《天文赤集》），不久又在這裡興建了離宮（《通鑑·唐紀》十：「(貞觀七年公元633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胡註：「《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城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官也。青林重複，綠水瀰漫，帝城勝景也」）。後來又把郭城的另一隅頭東北隅的一坊之地，也劃歸了禁苑。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流行，寺院建築迅速發展。隋王朝為了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和直接監督，大力提倡興立寺院。「文帝初移都，便立寺額一百二十枚於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長安志》卷十），並且還敕令大興、長安兩縣各置「縣寺」一座。在隋王朝的宣揚下，大興城內寺院林立，多達百餘座，其中崇賢一坊竟立八寺。隋王朝除利用佛教外，也利用道教，大興城內立道觀十處。寺觀多佔主要街道兩側、崗坡高低和城隅處，如對稱於皇城兩側，位在靠皇城前東西大街兩端的郭城金光門和春明門附近的寶國寺和禪林寺；對稱於朱雀大街兩側，位於第五崗坡頭的崇業坊、靖善坊內的玄都觀和大興善寺。又如佔據郭城西南隅兩坊之地的禪定寺、大禪定寺和位於城西北隅漢靈臺舊址所在的修真坊和積善寺等。
綜觀全城，宮城、皇城位在北部正中。各坊內部區劃整齊，外圍門、牆，並置裡司。主街兩側、城內四隅和城內坡崗之地遍布官衙、王宅、寺觀（圖三）。這種對勞動人民進行嚴密控制和監視的布局，反映了隋王朝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的反動本質。
隋大興城唐名長安城，或名京師城。唐初大興城的變革，主要是新創建的大明宮，取代了以太極殿（即隋的大興殿）為中心的舊的宮殿區。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於太極宮東北禁苑內的龍首原高地建永安宮，次年改名大明宮。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武則天開始被「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通鑑·唐紀》一六），第三年就修治大明宮，龍朔三年（公元663年）遷大明宮聽政，自此大明宮一直是唐代主要的朝會之所。
大明宮南寬北窄，西牆長2256米，北牆長1135米，東牆由東北角起向南（偏東）1260米，東折300米，然後再南折1050米與南牆相接，南牆是郭城的北牆，在大明宮範圍內的部分長1674米。宮城全周長7628米。宮城除城門附近和拐角處內外表面砌磚外，其餘皆夯土版築。城牆的建築分為城基和城牆兩部分，城基寬13.5、深1.1米。城牆築在城基中間，兩邊比城基各窄進1.5米左右，底部寬10.5米。城牆轉角處，其外側兩邊十五米之內，皆加寬兩米餘，有的內側也同樣加寬，估計該處城牆之上原有角樓之類的建築物。北牆之北160米處和東、西牆外側約50米處，發現了與城牆平行的夾城，其基寬約4米，夾城拐角處有的也包砌青磚。宮城四壁和北面夾城皆設門，其位置除南牆東部兩門被今市區所壓外，其他均已探得，各門只有南牆正中的丹鳳門設三個門道，其餘皆為一個門道。
大明宮北部有太液池，南部有三道平行的東西向的宮牆。宮內已探得亭殿遺址三十餘處，絕大部分在宮城北部，現經發掘的有大明宮正衙含元殿遺址和宴會群臣的麟德殿的遺址（大明官和麟德殿遺蹟的具體情況，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科學出版社，1959年。含元殿遺蹟的具體情況見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宮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7期和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官含元殿原狀的探討》，《文物》1973年7期）。
含元殿龍朔二年（公元662年）建。遺址位於丹鳳門正北610米處的龍首原南沿上，其地高出平地15.6米（《太平御覽》卷一七五引《兩京記》：「含元殿陛上高於平地四十餘丈」）。據現存遺蹟可知：殿臺基東西寬75.9、南北長41.3米；殿面闊十一間，進深四間，間各廣5.3米，殿外四周有寬五米餘的付階；殿左、右、後三面夯築厚1.3米的土牆，牆內外壁塗白灰，底部並繪有朱紅色邊線；臺基下周砌散水磚，臺基前設長約七〇餘米的南出的三條平行的階梯和斜坡相間的磚石階道，中間一道寬25.5米，兩側各寬4.5米，中間與兩側的階道間距約8米，階道坡度有節奏而緩和，當時稱之為「龍尾道」。殿北兩側各有向外延伸並向南折出的廊道址，此殿兩側的廊道址各與殿東南、西南的翔鸞閣、棲鳳閣臺基相連。兩閣臺基高出地面15米，周圍包砌60釐米厚的磚壁。含元殿遺址出黑色陶瓦，大者徑23米，約是殿頂用瓦。小者徑15釐米，應是廊頂用瓦。還出有少量的綠琉璃瓦片，可知含元殿的鋪瓦是使用了黑瓦頂綠琉璃脊和簷口的剪邊作法。另外，從臺基四周出土的殘石柱和螭首等石刻殘片，得知臺基周圍原安有石欄和螭首等裝飾。
麟德殿的興建略遲於含元殿，遺址位於太液池西隆起的高地上，西距宮城西牆僅90米。夯土臺基南北長130.41、東西寬77.55米，分上下兩層，共高5.7米，臺基周圍砌磚壁，其下繞敷散水磚。臺基上三座殿址前後毗連。前殿面闊約58米，十一間，進深四間，正中減六柱，前附付階一間，付階前有東西階址。前殿後為一寬6.2米的過道，其北接中殿。中殿面闊同前殿，進深五間，以牆隔為中、左、右三室。前、中兩殿和其間的過道地面原鋪對縫嚴密的磨光矩形石塊。後殿面闊同中殿，進深三間。後殿之後另附面闊九間、進深三間的建築物，後殿與所附建築物地面原鋪方磚。全部建築長約85米。中殿左右有東西亭方形臺基一處。後殿左右有矩形樓閣臺基一處。（《雍錄》卷四：「麟德殿東廊有鬱儀樓，西廊有結麟樓」），左右矩形樓閣臺基各有向南延伸的廊址。廊址範圍寬廣，玄宗「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閃絕」（《類說》卷七引《教坊記》）。三殿即麟德殿（《唐語林》卷五：「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為官命婦於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若於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由此可知三殿即麟德殿，蓋麟德殿具前、中、後三殿，故名），麟德殿可打球，證實迴廊內的庭院確為空敞。「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宴劍南、陳、鄭神策軍將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冊府元龜》卷一一〇），麟德三殿容納這樣眾多人數，當然要把迴廊和殿前庭院的空間都計算在內。即便如此，包括迴廊在內的麟德殿的規模之大，也足已使人驚異了。
含元、麟德兩座殿堂遺蹟，不僅規模宏大，其布局的變革，更引人注目。高聳的正衙含元殿前列兩高閣，並設有漫長的龍尾道。麟德三殿連建，翼以兩樓兩亭，並周繞迴廊。兩殿這種壯觀與突出防衛性附屬結構相結合的設計，不同於殿堂布局的舊傳統。這既反映了武則天初期著重內防的新情況；又表明了自唐太宗以來經濟、文化的逐步繁榮，使初唐時期的建築技術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武則天擅政之初，為什麼堅決放棄原來的太極宮，而把一代朝會正衙轉移到長安城東北郊禁苑範圍之內呢？我們認為其重要原因除高宗病風痺以太極宮內湫溼外，還有：第一是因為太極宮地勢低，不利防變，大明宮高據崗阜，所以《兩京新記》中說：「命司農少卿梁孝仁充使製造此宮（大明宮），北據高崗，南望爽塏、終南如指章，坊市俯而可窺」（《太平御覽》卷一七三引），顯然，這裡既適於警衛宮廷內部，又可以掌握京城全局；第二可以根據新形式的需要，設計修建新的殿堂。總之，朝會移至大明宮，最值得重視的是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需求。
自開元以後的皇室建築遺蹟，規模最大的是興慶宮。經過考古發掘、調查的，還有大明宮西的含光殿和郭城東壁的夾城以及當時被稱為「南苑」的芙蓉池（曲江池）。這些遺蹟暴露了作為唐統治階級上層代表的皇室貴族日益侈奢宴逸，初唐時期的蓬勃景象漸就澌盡了。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因興慶坊玄宗藩邸置宮，十四年（公元726年）擴建興慶宮置朝堂，十六年（公元728年）工竣，宗即移此聽政。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又「築興慶官城並起（城）樓」（《唐會要》卷八六《城郭》）。該宮城傍郭城東壁，東西寬1080、南北長1250米，平面呈長方形。城牆寬5至6米，南壁二十米之外還築有寬3.5米左右的復牆。宮城四面皆設門，正門興慶門在西壁北部。宮城以內隔牆隔為南北兩部，北為宮殿區，南為園林區。考古試掘和鑽探多在南區。南區正中為一東西915、南北214米，面積達182000平方米的橢圓形大水池——龍池。龍池西南共發掘十七處建築遺址，其中較重要的是一號遺址和六號遺址。
一號遺址位於官城南部西段，西距官城西壁125米。面闊五間，26.5米，進深三間，19米。進深正中的五間除當中一間為門道外，兩側各建一寬8米，長十餘米的夯土厚牆，此牆原為荷負上層建築物的臺基。遺址四周鋪有寬85釐米的散水磚。
六號遺址位於一號遺址西北，該遺址周繞東西寬63、南北長92米的迴廊址，廊內北部為一東西寬30、南北長20餘米的建築址。此建築址臺基前設東西階，兩側各有短廊址與東西迴廊址相接。迴廊內南部為一長寬各20餘米的寬敞庭院。六號遺址時間較晚，其下壓有較早的建築址甚多，其中平面可以復原的有九號四出階道的方形亭址和八號圓形建築址。
興慶宮以園林區為主體，建築平面多樣化。建築裝飾瓦件豐富多彩，就試掘的資料統計，不僅蓮花瓦當的種類多達73種，還在宮城的東南隅發現了黃綠兩色的琉璃滴水。這些都形象地表明了興慶宮的豪華富麗遠在大明宮之上。
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外傍郭城東壁建興慶宮北通大明宮的複壁，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又外傍郭城東壁建興慶宮南通曲江芙蓉池的複壁（夾城遺蹟的具體情況見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3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至芙蓉園的夾城建年，參看平岡武夫長安與洛陽(地圖)≯長安城Ⅲ，7.夾城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年）。此即所謂「築夾城至芙蓉園」（《唐會要》卷三〇）的夾城。複壁東距郭城壁23米，與郭東壁南北平行，但近城門處則向東斜，複壁與郭壁的間距縮小到十米左右，春明門南側的夾城址還存有登城樓出入口的建築物遺址。此傍郭城東壁的複壁全長達7970米，版築堅實，夯土的硬度比郭壁還要高，勞民傷財，其目的只備人主潛行，「外人不知之」（《長安志》卷九），而且主要是為了遊玩「開元中鑿池引水，環植花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三引《西京雜記》的曲江芙蓉園）的曲江芙蓉園。自玄宗以後的唐皇室沉湎遊樂，日益加甚，於曲江芙蓉園一帶設南苑，進一步霸佔了這個風景區，所以詩人杜牧曾諷詠云：「六飛南幸芙蓉苑，十裡飄香入夾城」（《樊川文集》卷二《長安雜題長句》）。
這種專為皇帝修建的夾城，在九世紀初，在大明宮的東、北、西三面也興建起來。禁苑內還需要夾城隱避，可見唐皇室的實力已極度下降，所以這部分夾城夯築也極為簡陋，基寬不過四米。
唐皇室的遊樂建築遺址，也在大明官內發現。大明宮北部太液池周圍的寬五米餘的夯土臺基和在臺基附近發現的大量磚瓦，表明它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所建「蓬萊池周廊四百間」（《舊唐書·憲宗紀》下）的遺蹟。
大明官西壁外，東距宮西壁210米處的一處殿堂遺址中出土刻有「含光殿及球場等，大唐大和辛亥歲乙未日建」的石志一方，說明這處遺蹟屬於公元八三一年所建的含光殿。石志中所記的球場，雖然尚未掘出，但從它與含光殿並列題名可以推測其規模不會一般。此外，遺址所出磚瓦中雜有前所未有的、釉色複雜的琉璃飾件。如綠色和藍色的版瓦、筒瓦和淺綠釉色的花磚等，都表明了九世紀四十年代修建的這處皇家建築更為奢麗，它們反映的皇室的生活，看來又比興慶宮時代更淫泆了。
前述的曲江芙蓉園，在大和開成間（公元827至840年）更加淘治，已探明的曲江芙蓉園遺址，應是這時期的遺蹟。遺址在郭城東南隅，平面長方形，「東西三裡而遙，南北三裡而近」（《歐陽行周文集》卷五《貞元五年[公元789年]曲江池記》），面積約1441600平方米。曲江池在園西部，現已無水，據鑽測其遺蹟南北長約1400米，東西最寬處約600米，面積約70萬平方米。九世紀中葉以後，長安統治階級在這裡縱情恣欲，不僅皇室新造樓亭，作樂移日，不少官衙也在曲江各置船舫，「進士開宴常寄其間，大中、鹹通（公元847至873年）以來……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唐摭言》卷三），晚唐長安侈靡遊逸之風發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表明這個政權確巳達到極其腐朽的狀態了。
隋初設置的都會、利人兩市，唐簡稱東市、西市。兩市的規模和布局，除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於「京師東西二市置常平倉」（《舊唐書·高宗紀》上）外，大體沿用未變。根據兩市的考古工作和參考必要的文獻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長安兩市工商業的發展，已遠遠超過了隋代。
東市的全面鑽探，首先否定了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擴建興慶宮時佔用了東市東北隅的傳說。其次探明了西北隅「俗號海池」（《太平御覽》卷六二引《西京新記》）的放生池的情況和該池引水的渠道，從而推測池水來源有可能引自興慶池。這個推斷如果無誤，東市放生池開鑿的時期就不會早於武后中期以前（《長安志》卷九「（興慶官）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載初(公元685至690年)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概之，日以滋廣。至神龍、景龍中（公元705至709年），彌亙數頃，澄澹皎潔，深至數丈」。因知興慶池有餘水可以南引成池，當在垂拱、載初以後）。通渠瀦池既為了運輸，也為了市場用水，顯然這是當時商業日趨繁榮的跡象。《長安志》卷八記：「（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記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已西十二行四千（十？）餘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總燒盡」。可見龍朔三年（公元663年）改在大明宮聽政，「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長安志》卷八）之後，東市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盛況。文獻記載東市有筆行（《法苑珠林》卷七四《十惡篇偷盜部感應緣》，有賃驢人（《太平廣記》卷三四六引《續玄怪錄》），有雜戲（《楊太真外傳》卷上），琵琶名手（《樂府雜錄》），有賣胡琴者（《廣記》卷一七九引《獨異志》），有貨錦繡綵帛者（《廣記》卷四五八引《博異志》），有鐵行（《廣記》卷二六一引《乾𦠆子》）、畢羅肆（《酉陽雜俎續集》卷一）、酒肆（《廣記》卷三〇二引（集異記））、肉行（《劇談錄》卷上）、兇肆（《廣記》卷四八四引《異聞集》），曲內還有臨路店（《廣記》卷一九三引《原化記》）。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印有「上都東市大刁家大印」字樣的約屬九世紀的印本曆日殘片（此印本曆日殘片長17、寬7釐米，為英人斯坦因竊去，現藏英倫敦博物院圖書館，該件舊無編號，翟理斯編為8101，見《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57）和據「京中李家於東市印」的《新集備急灸經》的鹹通二年（公元861年）傳抄本（此從印本傳抄的《新集備急炙經》，為法人伯希和劫去，現藏法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為P.2675。一九六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收《伯希和劫經錄》於該卷下記：「書題下有『京中李家於京市印』一行」。一九七三年因公去巴黎，得睹原卷知《劫經錄》所記的『京市』為『東市』的筆誤），這兩件敦煌遺書，告訴我們唐後期新興的雕版印刷行業，在東市也發展起來了。
西市貞觀已來，即為聚錢之所，釋通達償西市債，「伺覓行人……倩達西市」一次即負錢「百有餘貫」(《續高僧傳·感通·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太平廣記》卷十六引《續玄怪錄》所記周隋間人杜子春於西市波斯邸得老人錢三百萬、一千萬、三千萬故事，是西市聚錢數字最多、時代又最早之例，但該書系續傳牛僧孺《玄怪錄》而作，其記杜子春周隋間人，純系託詞，不可信，因不取）。龍朔以後，它的繁榮更遠遠超過了東市，因又有「金市」之稱（參看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當壚の胡姬》注1，東京創元社，1942年）。西市的繁盛，首先也反映在開渠瀦池以解決運輸和用水問題上。在鑽探西市和附近裡坊時，發現永安渠流經西市東側時，在沿西市南大街北側向西伸延的長約140、寬約34、深約6米的支渠，橫貫市內。這條支渠大約即是《長安志》卷十所記：「（西）市西北有池，長安中（公元701至705年）沙門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池」的遺蹟（分永安渠水以瀦池事，首見《兩京新記》卷三：「市西北有海池，以為放生之所，池側有佛堂，皆沙門法成所造」。《宋高僧傳·興福·周京師法成傳》詳記此事：「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法成所造」）。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京兆尹韓朝宗又分潏水開漕渠，目的很清楚，就是為了漕運。《唐會要》卷八七記漕渠云：「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西街以貯林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又自西市引渠，「自（光德坊）京兆府，直東至（開化坊）薦福寺東街，至北（務本坊）國子監正東，至於城東街正北，又過景風門、延喜門入於苑。（渠）闊八尺深丈餘。」（此事又見舊唐書·代宗記》：「（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門以觀之。」）
西市的繁榮，唐後期達到了極盛。這在部分西市街巷的發掘中，得到證實。據已發掘的西市街道，知道在早期路面和房基之上，還有中期、晚期的路面和房基各一層。它們的間距：中期層在早期層上約半米；晚期層在中期層上約四分之一米。早期路面出有「乾元通寶」，因知早期路面一直使用到安史亂後的肅宗時代，那麼厚達0.75米的中、晚期兩層的形成，都應在肅宗之後。晚期路面兩側的排水溝不僅增築了磚壁和磚底，它的闊度也加寬了（早期底寬4.75、口寬0.9米，晚期底、口同寬1.15米）；這種晚期水溝，還和街內小巷中的磚砌暗水道相連接。看來，唐後期西市大小街巷和排水設備，都進行了一次規模較大的重建。這可能由於某次天災人禍的變動（唐後期西市路面水溝等情況，參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發掘》，《考古》1961年5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考古》1963年11期；《唐會要》卷四四記：「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正月京師西市火，焚死者眾」。又記：「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六月西市火」），使西市遭受了規模不小的破壞，在重整市內街巷、排水設備時，作出比較完備周密而又全面的改進，這無疑地表明了唐後期西市工商業的迅速發展。
西市「市內店肆如東市」（《兩京新記》卷三），文獻記載的具體行業，遠比東市繁多。《西京新記》卷三：「市署前大衣行，雜糅貨賣之所」。《太平廣記》卷十八引《仙傳拾遺》記：「東市東壁南第三店」為魚店。《法苑珠林·眷屬篇之餘感應緣》引《冥報拾遺》記「（西）市北大街」有王會師店。此外，有賣錢貫人（《廣記》卷四二引《原化記》）、應募的善射人（《廣記》卷三三五引《宣室記》）、酒肆（《廣記》卷七六引《國史異纂》及《紀聞》）、胡姬酒肆（《李太白集》卷六《少年行》）、鞦軎行（《廣記》卷一五七引《逸史》）、卜者（《廣記》卷二一六引《原化記》）、賣藥人（《唐國史補》卷中）、賣飲子藥家（《廣記》卷二一九引《玉堂閒話》）、藥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油靛店、法燭店、煎餅糰子店、秤行、櫃坊（《廣記》卷二四三引《乾𦠆子》）、食店張家樓（《廣記》卷三四八引《會昌解頤錄》）、販粥者、帛肆（《說郛》卷四引《白行簡紀夢》）、絹行（《廣記》卷三六三引《乾𦠆子》）、麩行（《廣記》卷四三六引《續玄怪錄》）、衣肆（《廣記》卷四五二引《沈既濟任氏傳》）、兇肆（《廣記》卷四八四引《異聞集》）、寄附鋪記載（《廣記》卷四八五引《蔣防霍小玉傳》）、燒炭曝布商（《文苑英華》卷五四五《街內燒炭判》），還有收寶物的胡商（《酉陽雜俎續集》卷五《寺塔記》上記胡人市寶骨，《廣記》卷三五引《集異記》記商胡買王四郎所貨化金，《廣記》卷九引《續玄怪錄》記胡客買罽賓國鎮國椀等）和波斯邸等（《廣記》卷十六引《續玄怪錄》）等。以上諸店鋪大多在市內臨街布置，就已發掘的部分情況看，多位於兩側排水溝內2米，毗連櫛比，每個單位進深一般三米多，面闊4至10米，即一大間至三間左右。經發掘和調查的店鋪遺蹟計有下列五處（見表）：
從以上五處情況，第一、知道西市各處遺蹟所出的主要遺物各不相同，這可證實文獻記載東西兩市按行分區的布局；第二、從Ⅰ飲食業遺址和Ⅲ骨器與骨料同出，可知西市店鋪至少有一部分是附有加工場所或作坊的；第三，IV所出一般陶器上捺印的「刑（邢）娘」字樣，大約已不屬「物勒工名」的性質，有可能標誌著商品競爭的意義，這位刑（邢）娘女陶工的製品，應是得到了當時使用者的讚許；第四、推測是珍寶商遺址的Ⅲ，出土了大量骰子，骰子是雙陸的附件，原為中亞、西亞一帶流行的玩具，唐初以降始風行於內地，這種玩具和許多珍寶飾物同出，自然引起我們聯想當時來自中亞、西亞一帶多營珍寶的「胡商」的記載，前引收寶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說不定就和這類珍寶的行業有關。按西市附近各坊，自唐初武徳四年（公元62l年）即興建了中亞、西亞一帶人民信奉的拜火教的廟宇——胡祆祠或波斯胡寺，此後陸續增建，到開元十年（公元722年）韋述所撰的《兩京新記》卷三中，即著錄了四所之多（布政坊有胡祆祠，義寧坊有祆祠，醴泉坊有波斯胡寺和祆），即使如此，據近年西安發現的天寶三載（公元744年）《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薩寶）墓誌》與《西溪叢話》卷上的記錄相對照，知韋書尚失記西市西南鄰崇仁坊祆寺一處。由此可知，西市及附近集居了為數不少的中亞、西亞人，他們有的是跋涉興販的「商胡」、「胡客」，也有的早已定居這裡，成為內地的居民（崇仁坊襖寺和下述西市附近的「胡客」、「商胡」諸項，參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該文收入同名的論文集中，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一九五五年在西安西郊士門村發現鹹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火祆教徒波斯人蘇諒妻馬氏墓誌(漢、婆羅缽文合璧)。土門村所指的土門，即唐長安外城西壁最北的城門——開遠門的遺蹟。因此，估計蘇諒家約即居住在距西市不遠的長安的西半部。參看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缽文合璧墓誌》，《考古》1964年9期。）。這些定居或興販內地的中亞、西亞人民，在中西貿易往還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
長安工商業的日益繁盛，使限制工商業集中在東西兩市的規定，很早就徒具空文了。大約自高宗以來，兩市四周各坊和位於重要交通線上的城門附近以及大明宮前各坊，即逐漸出現大小工商行業，盛唐以降，發展快速。中晚唐時，東市西北的崇仁坊，已「一街輻輳，遂傾兩市」（《長安志》卷八），西市東北的延壽坊，也被「推為繁華之最」（《杜陽雜編》卷下）。這些工商業聚集的坊裡和兩市中，中晚唐甚至更出現了夜市。《長安志》卷八記崇仁坊「晝夜喧呼，燈火不絕」。《唐會要》卷八六《開成五年（840）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斷」。「宜令禁斷」，足見禁斷之難。唐後期，長安工商業突破了空間、時間的限制的事跡，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唐後期，長安坊裡的夜禁，似亦鬆弛。《唐語林》卷二記見重於武宗的王式「初為京兆少尹……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式取而欽之」。京兆少尹竟不罪坊中通夜設祠樂，並參加飲宴，可見其時嚴格的坊制，也逐漸成為具文）。
隋統一後，全國經濟迅速恢復，隋煬帝為了進一步控制關東和江南，即位的第二年（大業元年三月，公元605 年）即詔楊素、宇文愷等人營建東都。「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大業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隋書·煬帝紀》上）。不到一年完成的隋東都：
「前直伊闕，後據邙山，左瀍右澗，洛水貫其中」（《新唐書.地理志》二）；
「宮城在皇城北」（《新唐書·地理志》二），「在都城之西北隅」（《元河南志》卷三），「宮城有隔城四重」（《舊唐書·地理志》一）；
宮城北對「曜儀門，號曜儀城。其北日圓璧門，號圓璧城」（《元河南志》卷三）；
「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唐六典》卷七）；
「東城在皇城之東」（《唐六典》卷七），「（東城）北即含嘉倉，倉有城，號含嘉城」（《元河南志》卷三）；
「郛郭（即郭城），南廣北狹，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唐六典》卷七），「都內縱橫各十街，分一百三坊」（《舊唐書·地理志》一），「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元河南志》卷一引《韋述記》），「東都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太平御覽》卷一九一引《兩京記》）；
「定鼎門街廣百步，上東、建春二橫街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門及當左掖門等街各廣六十二步，餘小街各廣三十一步」（《元河南志》 卷一引《韋述記》）；
「（大業元年）五月筑西苑，周二百裡"《通鑑·隋紀》四）。
上述文獻記錄，被近年考古工作逐步證實。
宮城東西壁各長約1270米，北壁長約1400米，南壁正中有南向凸出部分，長約1710米。城壁內外砌磚，其中夯築部分的寬度一般在15至16米之間，西南隅厚達20米。曜儀、圓璧兩城緊接宮城之北，為宮城北面隔城。
皇城圍繞在宮城的東、西、南三面，夯築城壁，內外磚砌。西壁保存較好，長約1670米。
東城直接皇城之東，東西長約330 米，南北長約1000米。東城之北的含嘉倉城，東西長約600餘米，南北長700 餘米，城內糧窖分布密集，東西成行，南北成列。
郛郭即郭城，夯築。東壁長7312、南壁長7290、北壁長6138米，西壁紆曲，長6776米。南壁三門各開三個門道。正中的定鼎門門址寬28米，東西兩門道各寬7米，當中門道寬約8米。定鼎門內大街是洛陽城的主幹大路，據保存較好的路段，測得其最寬處為121米。南壁的西門厚載門內大街最寬處為45米。東壁三門，正中的建春門也是三個門道。
郭城南面五列坊和東北隅三列坊，保存遺蹟較多，知東都洛陽城坊裡都大致呈方形。據探定的街道和沿用下來的歸路殘跡，復原出來的坊市的數字，恰與前引《唐六典》所記：「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相符（三市共佔四坊地，加一百〇三七坊計一百〇七坊地。此數字與由街路連接，劃出的復原坊數相同）。各坊內的十字街據定鼎門東第一坊（明教坊）的普探情況，得知寬約14 米。有不少十字街的殘跡也被沿用下來，其中保存較完整的，有長夏門西第一坊（歸德坊）和建春門南第三坊（永通坊）的十字街的殘跡。
根據以上考古工作的成果、現存殘跡和文獻記錄，大致可復原隋東都洛陽城布局如圖六。
從隋唐洛陽城的復原圖，可以看到和隋洛陽隋大興設計顯著的不同處，有以下四點：
1.東都洛陽城的宮城、皇城位於都城的西北隅。這是有意區別於京城大興的布局，準隋江都宮、榆林宮兩例，可知這樣的規劃是下京城一等的。洛陽西北隅適佔洛陽城地勢最高的位置，在這處負隅高地上建宮城、皇城，顯然比京城大興的宮城、皇城更有利於防禦。
2.宮城除南置皇城外，北建重城，東隔東城，西面連苑。宮城、皇城本身又都內外砌磚。皇城之南並界以洛河。洛陽戒備的堅固嚴密，又遠在京城大興之上。
3.縮小裡坊面積，劃一方三百步（一裡）的裡坊規格，這是洛陽故都（北魏洛陽城）舊制的恢復（《洛陽伽藍記》卷五：「京師東西二十裡，南北十五裡…方三百步為一裡，裡開四門…」），對裡坊居民的控制，顯然比京城大興更加強化。
4.洛陽小於大興（《元河南志》卷一（洛陽）羅郭城……「周回五十二裡」。《長安志》卷七：「唐京城外郭城……周六十七裡」）但比大興卻多設了一個市——三個市，並且都傍可以行船的河渠：通遠市南沿洛河，北傍漕梁；豐都市通運渠；大同市通通濟、通津兩渠。根據洛陽市、渠的安排，可以推知洛陽的設計，比大興更多地考慮了繁榮工商業的問題。當時都城的工商業主要針對統治階級的中上層，洛陽更多地考慮了工商業，正表明了隋煬帝時期統治集團生活日益奢侈腐化。
東都洛陽與京城大興顯著的不同點，反映了隋煬帝時期階級鬥爭不斷激化的嚴峻形勢，儘管東都城池修建比京城大興更牢固，坊裡居民比京城大興控制得更嚴密，但以隋煬帝為首的隋晚期的統治集團恣意地追求享受，橫徵暴斂，不能不激起廣大人民的強烈反抗，所以在洛陽城建成的第四年——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春正月癸亥朔旦，就有數十名洛陽壯士越過洛河攻入了皇城。「入自建春門（即東都皇城正南門——端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隋書·煬帝紀》下）。這次起義雖然沒有成功，卻發出了隋末農民大起義最初的信號。「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官殿還不堅固麼，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堅固嚴密的東都各陽城，毫不例外地不能扭轉歷史發展的規律，不管統治者怎樣處心積慮地經營布置，也無法挽回隋王朝的必然覆滅。
隋設計興建的東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廢。貞觀六年（公元630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公元659年）恢復東都。武則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又「徙關外雍同秦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唐會要》卷八四）。唐恢復東都，宮城、皇城如故。縮小了苑（周一二六裡）。重建了郭城。裡坊大部仍舊。三市有了變化：豐都市縮小了半坊，唐名南市；遷通遠市於臨德坊，唐名北市；遷大同市於固本坊，唐名西市（參看《元河南志》卷四、《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洛陽的總布局，沒有大的變動。較為重要的改革和長安相似，在宮廷建築方面。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在東都苑東部，修建了上陽宮，其「東面即皇城右掖門之南」（《元河南志》卷四），「南臨洛水，西拒谷水」（《太平御覽》卷一七三引《兩京新記》）。「大帝（高宗）末年，常居此官（上陽宮）聽政」（《元河南志》卷四），「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日已營構而宮府備矣」（《太平御覽》卷一五六引《兩京雜記》）。從此，上陽宮就成為東都的主要宮殿。它和長安的大明宮一樣，避開了洛陽的原來宮城的布局；更值得注意的是上陽宮的「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日曰風」（《舊唐書·地理志》一）。上陽宮選地傍皇城，開門的方向又以東為上，很清楚，這是為了繼續使用洛陽皇城的設備，有意的和皇城組成一體的緣故。
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都表明了洛陽含嘉倉存儲租糧最多的時期，是在武則天和玄宗時期。據倉內所出窖磚上的刻銘知窖糧多從江淮運來。唐王朝經濟來源逐漸依賴江淮，這是唐前期即已重視洛陽，武則天掌權之後，更長期在洛陽聽政的主要原因。
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東都洛陽的工商業迅速地繁榮起來。隋豐都市（南市）位置未變，「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元河南志》卷一）。它的西南鄰修善坊「韋述雲坊內多車坊、酒肆」，還有「波斯胡寺」。南市東南的會節坊「有祆祠」（《元河南志》卷一）。「南市西坊……有胡襖神廟」（《廣記》卷二八五引《朝野僉載》），準長安西市之例，可知洛陽南市也多胡商。南市之盛，大約繼續到中唐以後，所以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這裡還有賣書肆（《文苑英華》卷三四三《呂溫上官昭容書樓歌》），開成初（公元836年）還有賣麩家（《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五），大中初（公元847年）還可在南市僱傭作（《廣記》卷五三引《續玄怪錄》）。隋通運市（北市）和大同市（西市）都遷移到鄰近城門的更方便的地方。長安中（公元701至704 年）在北市的西北，引漕渠，開新潭，以通諸州租船。這一帶的漕渠上，「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販貿易車馬填塞」（《元河南志》卷四），當時北市及其附近，成為洛陽最繁盛的所在，所以文獻所記洛陽的旅館、酒家大部集中在這裡（市東北的殖業坊有客舍，見《陳伯玉文集》卷六《率府錄事孫君(虔)墓志銘》。有酒家，見《廣記》卷二○一引《朝野僉載》。北市東南的時邕坊有旅館，見《文苑英華》卷九三O《張說瀛州河間縣丞崔君(漪)神道碑》。北市西清化坊有旅店，見《廣記》卷一七九引《乾濮子》）。北市的繁盛，在當時洛陽佛教勝地伊闕的石窟群中，也反映出來。龍門西山南部有一處具前後室的中型石窟，窟前室後壁門上方刻有「北市綵帛行淨土堂」八個大字（圖七），說明這座石窟是北市綵帛行修鑿的；八個大字的旁邊，還刻有「北市香行」等小字兩行，說明北市香行的商人也參加了這座石窟的修鑿工程。另外，奉先寺南一處小石窟（王祥洞）門上刻「北市絲行琢龕」（圖八），說明它是北市的絲行出資修鑿的。古陽洞北一小龕，龕內刻有「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道，錄事□□□、史立策、□□□、康惠澄……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奉。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三月八日起手」（以上龍門石窟銘記，系據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64屆同學實習調查的資料。最後條銘記曾著錄於繆荃蓀《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卷三）。這幾條銘記：第一、說明唐北市有多種行業，綵帛行開鑿的石窟工程較大，反映了這一行財力雄厚，是當時的一種重要的工商業。香行也不弱，既獨自開龕，又參加綵帛行的工程，綵帛是唐代重要的輸出品，各種香是唐代重要的輸入品，龍門石窟只出現這兩行的銘記，大約不是事出偶然，有可能代表著當時最大的工商行業，這兩個最大的工商行業集中在北市，有力地表明了北市工商業的盛況。第二、北市香行社銘記說明至遲至武則天時，洛陽北市即有以工商業的行為單位組成佛教組織——社（宋初僧人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下《結社法集》條云：「晉宋間有廬山慧遠法師，化行潯陽，高士逸人輻湊於東林，皆願結香火，時雷次宗、宗炳、張詮、劉遺民、周續之等共結白蓮華社，立彌陀像，求願往生安養國，謂之蓮社，社之名始於此也。齊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淨住法，亦淨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會文。歷代以來成就僧寺，為法會社也。社之法以眾輕成一重，濟事成功，莫近於社，今之結社共作福田，條約嚴明，愈於公法，行人互相激勵，勸於修證」。以工商業的行為單位組成的社，又見於房山石經銘記，但房山石經中的這類銘記，時代多在中唐以後，最早的也不過天寶二年(公元743年)，較此洛陽北市香行社已晚半個多世紀了。參看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社中並設有社官、錄事等職務。這種社即使是臨時性的組織，也表明了它已具有不小的規模，因而也可反映唐前期城市工商業發展的迅速。第三、經營進口的各種香的北市香行，其社官安僧道、錄事史立策、康惠澄三人，根據當時中亞的政治形勢（公元657年唐滅西突厥，661年唐在中亞設置州府） 和寄居長安、洛陽胡人多以國名為姓的情況估計（參看馮承鈞：《唐代華化蕃胡考》），他們應是來自昭武九姓的安國（今蘇聯中亞烏茲別克的布哈拉）、康國（今蘇聯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和史國（在撒馬爾罕之南）的粟特人。所以北市西南的立德坊也建有「胡祆祠」（《元河南志》卷一）。因此，可以推測洛陽北市也有為數不少的經營工商業的中亞人。較多的中亞工商業者出現在長安、洛陽和其他內地各城鎮中反映了唐代內地和西方的貿易往還，有了急劇的發展。
隋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其政治、經濟、文化都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大興——長安是當時的京城，洛陽是僅次於京城的東都，這兩座城市集中地反映了隋唐盛世的諸方面、在都市布局上也不例外。由於隋唐中央集權的逐步強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昌盛，所以這兩座都市的設計規劃，既影響了當時國內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響了一些地方政權甚至鄰近國家的都城興建。
這兩座都市雖然在內城（宮城和皇城）的布置上，有顯著的差別，但在居民區——坊的設計上，卻有一項極為明顯的統一作法，即大部分坊內都設置了十字街。就現在了解的資料，唐州城大多是根據長安、洛陽坊內十字街的設計和洛陽方正的坊裡制度而布署的，如南方的益州城和北方的幽州城、雲州城。較小的州縣城，似乎也是如此。這種具有十字街道的小城鎮，隨著唐代國勢的西展，大約也影響了蔥嶺以西的中亞地區，如現在蘇聯中亞託克馬克西的阿克彼興（A K-Beshim）古城即唐碎葉鎮城和阿克彼興古城東的塔拉斯城即唐怛邏斯城等（中亞這類小城，或謂源於更早的希臘文化影響，但從王方翼建碎葉城和七世紀唐代在中亞的形勢上估計，源於內地的可能性更大。《新唐書·地理志》七下記：「調露元年(公元679年)都護王方翼築(碎葉城)四面七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新唐書·王方翼傳》也記此事云：「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行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西域胡之所以莫測其方略者，當是該城布置與西域一帶城市不同。不同的具體情況，大約即如所記的「面三門」或「四面十二門與「行迴多趣」或「屈曲隱出伏沒之狀」兩項。後者疑指如隋唐勝州城址所示的紆曲的甕城設置，前者據阿克彼興現存的方形內城址面各一門，內設十字街的情況估計，當如長安郭城除明德門外各門皆一門三門道之制。怛邏斯內城址略如阿克彼興內城之制，該城據《唐會要》卷九十九所記，即高仙芝駐兵處，亦即「天寶十載(公元751年)，高仙芝軍敗之地」(《通典》卷一九三引《經行記》)。除碎葉、怛邏斯兩城外，自楚河流域向西以迄阿姆河國下遊，類似的方形古城址，近年發現多所，這些城址的年代大多在八世紀以前，它們的出現，約與《舊唐書·地理志》三所記：「龍朔三年(公元661年)西域吐火羅款塞，乃于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皆置都督，督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有關。另外玄奘於貞觀二年(公元628年)經怛邏斯以後，記「南行十餘裡，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言辭儀範，猶存中國」(《大唐西域記》卷一)。象這類為突厥所虜掠的中原人民在中亞集居的城堡，《新唐書·西域傳》上記「有小城三百」，這種城堡，當然也會接近中原城市的布局。關於中亞一帶近年發現的古城址，參看 O.г.большаков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 「город в конце VΙΙΙ-начале в.」 главаш 「kоличество городов」 ，ленин град ，1973 年）。
唐代我國東北地區建立的地方政權渤海，曾仿唐制設五京，其上京龍泉府城遺址即今黑龍江省寧安縣的東京城。經考古發掘，知該城設計大體摹自長安。中京顯德府城遺址即今吉林省和龍縣的西古城子，東京龍原府城遺址即今吉林省琿春縣的半拉城，經調查，兩城的宮城都在城北部正中的布局同長安，後者方整的坊裡則仿洛陽。
隋唐時代正當日本鞏固奴隸制的時期，日本統治集團極力吸取隋唐文化。摹擬中國制度，開始興建都城。他們從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後半，陸續興建了許多處宮和京，其中藤原、難波、平城、長岡、平安五座京城。經過近年的考古工作和古文獻的研究工作，都已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復原，復原的成果告訴我們，仿效隋唐時代長安和洛陽的制度，是它們的共同點。還值得往意的是，它們的仿效和渤海情況極為相似，都兼取了長安、洛陽兩城的設計，其具體情況如下表：
日本都城的布局在日本古文獻中，有「東京」、「西京」之稱。這個東京、西京，係指都城之東半部和西半部而言。日僧永祐於十四世紀初所撰的《帝王編年記》卷十三記：「（延曆）十二年癸酉（唐貞元九年、公元793 年）正月十五日始造平安城。東京又謂左京，唐名洛陽。西京又謂右京，唐名長安」。可知日本各都城的設計，確實是參考了長安、洛陽兩城的布署，一般認為單純摹仿長安城，看來是不妥當的。
日本各京城的設計，大約在八世紀以後也影響到日本的地方城市。日本統治集團設在九州北部筑前的太宰府城和本州西端的周防國府城。都是當時日本京城的小型化。但主要為接待唐代使臣而設的太宰府城。東西寬於南北，一反日本各京城南北長於東西即仿自洛陽的慣例，而這個東西長、南北窄的形制，正是隋唐京城長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