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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28年6月東北易幟後張學良與國民政府代表張群等合影原載：《同舟共進》2019年第4期
作者：王戡
1928年12月29日，距離新的一年還有3天，東三省各大城市卻進入了節日狀態。這天早上7時，奉天市內各機關、各學校掛起了旗。8時許，臨街商鋪也紛紛掛旗，街上還有士兵列隊掌旗遊行，吉林、哈爾濱等省會城市也出現同樣情況。只是，這一次飄揚起來的旗幟，不再是懸掛了16年的北洋政府「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而是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各大報刊紛紛以「一時大街旗色，盡皆青白，民眾歡騰，氣象一新」形容當時景象。
午前，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臨時保安委員會委員長張學良，偕同副總司令張作相、萬福麟以及奉天省省長翟文選、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等軍政大員聯名發出通電，聲稱「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伏祈諸公不遺在遠，時賜明教，無任盼禱」。
下午，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復電，表示「諸兄匡扶黨國，表示精誠，無任佩慰，此後修內對外，建設萬端，匡濟艱難，納民規物，願與諸兄共策之」。
隨後，張學良被委任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自成一派「保境安民」十餘年的東三省，至此納入南京國民政府治下。前一年還與國民革命軍兵戎相見的奉系軍隊，也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東北易幟」看上去安穩平順，背後卻是暗流湧動，對於年僅27歲的張學良來說，實在是不同尋常的一年。
「我父親死的那天就是我的生日」
1936年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軟禁多年，首次接受外界採訪已是1990年8月。面對日本NHK電視臺記者，他在侃侃而談之際提到了一件私事，「我父親死的那天就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現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
張學良說的是「皇姑屯事件」，發生在訪談的62年前。1928年6月4日，農曆四月十七日，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的專列，在5時23分經過京奉鐵路三洞橋路口時遭遇爆炸，策划行兇者是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張作霖被救回奉天市內大帥府，10時許傷重不治。事件發生地距離皇姑屯車站不遠，因此得名。
農曆四月十七日正是張學良的生日，他出生在27年前的同一天。於是，父子之間出現了荒誕的一幕，張作霖在床榻上呻吟離世之時，張學良正在殷勤接待陸續前來的客人。他選在這一天中午在北京中南海萬字廊大擺宴席，邀請奉系軍政要員和地方名流為自己慶壽。生與死、喜與喪的鮮明對比，給了張學良以極大刺激，「我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過我生日，一過生日我就想起我父親」。
張學良操辦生日宴會並非出於享樂。張作霖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取勝後，率領奉軍入關爭奪地盤，最盛時勢力延伸到江蘇、安徽，雄踞小半個中國。然而好景不長，面對從廣州出師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先後擊潰了「討賊聯軍」統帥吳佩孚和「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張作霖麾下的奉軍也一敗再敗。1928年6月1日，張作霖宣布大元帥府從北京遷往奉天，隨後動身出發。張學良奉命帶領奉軍嫡系精銳殿後，並協調孫傳芳、張宗昌等同盟部隊一起撤退，為了穩定局面和人心，他必須擺出相應姿態，大肆鋪張的宴會當然是塊好展板。
末代皇弟溥傑參加了張學良的宴會。他多年後回憶「我到了會場，一眼就看出氣氛有些不對」，但是「張學良一點沒有慌張的樣子」，這或許是因為張學良當時並不知道實情。皇姑屯事件後，張作霖的當家夫人壽懿和奉軍留守高層一致認為是日本人所為。為了穩定局面，讓張學良安全返回，他們決定「秘不發喪」，大帥府以張作霖受傷需要靜養為名謝絕一切往來。為避免洩密，連當天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也只稱張作霖受傷，另外派專人趕赴關內向其告知實情。對外界問訊全由奉天省長劉尚清出回答，口徑一律是「層峰受有微傷，精神尚好」。
生日宴會後，張學良離開北京，進駐冀東灤州指揮奉軍各部收容和撤退。6月8日，國民革命軍第3集團軍閻錫山部進入北京。6月17日，張學良才得到張作霖已經去世的確切消息，當即換裝易容，混在士兵當中搭乘一列悶罐火車回到奉天。次日，大帥府以張作霖名義發布通電，稱「本上將軍現在病中，所有督辦奉天軍務一職不能兼顧，著派張學良代理」。6月20日，張學良通電就職。第二天才將張作霖的死訊向各方公布。
失去了父親的庇護，自己的命運將走向何方？東三省又將何去何從？種種不確定等待著張學良的抉擇。
接班人是怎樣煉成的
「少帥」的名頭聽上去威風，但在當年卻是軍界紈絝子弟的代名詞，沒有人敢當面拿來稱呼張學良。張作霖去世前，張學良雖然長期帶兵打仗、官拜陸軍上將，但很少需要自己應對複雜局面，張作霖早就選好了助手為他保駕護航。
張學良當團長、旅長的時候，有畢業於陸軍大學的郭松齡扶助。當軍團長的時候，又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悍將韓麟春組成「聯合軍團」共同指揮。他自己總結為「我先來是這樣的：一般的事情呢，他（指郭松齡、韓麟春等助手）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問題，出了大問題」，而大問題也往往不是需要張學良判斷的，只是需要以他的特殊地位報請父親定奪。在張作霖的呵護下，張學良雖然有主見不能伸張的愁悶，可也不用單獨承擔責任和壓力。在父親突然去世後，情況變得大不相同。
如同當時各路軍閥一樣，奉系集團以武力為依託，文人不過是謀士和點綴。張作霖與麾下將領的關係，雜糅了傳統武將之間的擬制親緣，以及近代軍閥內部的上下級結構。張作霖自己是奉系領袖，同時坐領奉天督辦一職。黑龍江督辦吳俊升、吉林督辦張作相、熱河都統湯玉麟，都是他早年混跡江湖時代的拜把子兄弟，這些人組成了奉軍中的「舊派」。總參議楊宇霆以及韓麟春、高維嶽、王樹常等出身軍官學校、按照職業階梯爬升的帶兵將領，則屬於奉軍「新派」。
新舊兩派都認為東北需要凝聚為一體應對各方挑戰，也對張學良「繼承」張作霖的奉天督辦一職視為理所應當，但在誰來擔任東三省最高領袖的問題上則各有想法。張作霖死訊公布3天後，奉系巨頭們召開「東三省軍民聯合會議」，一連5天商議未來方略，最終是舊派佔了上峰，推舉吉林督辦張作相繼任東北領袖。畢竟，新派雖然一度出兵關內，為奉系「開疆擴土」，但最後大敗而歸，還要依靠舊派掌握的東北各省維持基本盤，後者顯然掌握了更多的話語權。
張作相是張作霖8個拜把子兄弟的老么，按照聯合會議推舉結果，他被任命為東北保安總司令——這是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退回關外時曾使用的職務。但這多少人翹首以盼的高位，張作相本人卻堅決推辭。他自稱見識短淺，無力應對複雜局面，向舊派各位元老遊說以張學良「子承父業」。舊派認為這一建議符合傳統，新派鬥不過舊派，也認為超脫於兩派的張學良是更好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看，張學良也是不二之選。他掌握著奉系最精銳的野戰部隊，同時又擔任東北講武堂監督多年，新舊兩派手下的中下級軍官，都與他有師生關係。可以說，無論新舊哪一派登臺，都難以安排張學良的位置，不如各退一步，共同擁戴張本人上臺。
實力決定的地位，也需要各種名義的包裝。1928年7月2日，東三省議會聯合會宣布批准張作相辭職，推舉張學良擔任東北保安總司令併兼奉天保安司令。次日，張學良宣布就職。7月19日，張學良又出任「合議東北各省區內政、外交問題」的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委員長，至此軍政合一，正式接替父親的地位，成為新的東北領袖。
張學良「子承父業」，卻不允許其他人有樣學樣。黑龍江督辦吳俊升死於皇姑屯事件，他的繼子吳泰來已經代理督辦，要求正式繼位。張學良雖一度應允，最後幾經考慮，另派了舊派老將萬福麟前往黑龍江。張學良說服吳泰來的理由不是長官命令，而是哥們情分，頗有乃父風範——「兩老頭既死，咱們年輕弟兄應求振奮。讓萬接黑省軍政，他能放手整頓，倘你繼位，熟人情面，怎麼破除，怎麼好更動舊人？」
周旋於南京與東京之間
宣布東北易幟的通電中，張學良稱張作霖早在1923年就支持三民主義、與孫中山提攜合作，這次易幟也是「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不免有些貼金的味道。不過，回想他擔任東北領袖的幾個月間，面對與國民政府之間、日本當局之間的矛盾，事事無小事，牽一髮而動全局，肩上的壓力遠非昔日可比。但他終究挺了過來，藉此追念父輩辛勞、公開消弭「禍國軍閥」的形象，也不難理解。
從軍十餘年，張學良早就厭倦了接連不休的內戰。他稱之為「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後天又好了，又去打，這打什麼意思呢？這幹什麼呀？」認為「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甚至有「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國，自個逃走了，不幹了，不幹這個了」的想法。但身為大帥之子，他沒有逃避的空間。
早在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對抗時，張學良處處留有餘地。從河南戰場撤退時，他沒有焚毀剩餘的糧食，也沒有炸毀可被對方利用的黃河鐵橋，並給身為對手的白崇禧寫了一封長信闡述自己的理念。1928年6月4日壽宴後，撤離北京之前，張學良還曾與閻錫山的代表孔繁蔚見面，試探對方停止進軍的條件。孔提出了歸順國民政府、懸掛「青天白日旗」等要求，張學良雖然有承諾之心，卻沒有相應的權限。
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天津後，奉軍主力退回山海關之外。奉軍兩個盟友中，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隊伍已經投降，但「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的數萬兵馬仍盤桓在冀東，與白崇禧指揮的國民革命軍時有衝突，也與不願其出關為亂的奉軍對峙，成為一顆不定時炸彈。
為了避免矛盾升級，解決關內外的敵對狀態，張學良在接任奉天督辦後就曾邀請蔣介石駐北京的代表何成濬來奉天會談，但被對方婉拒。此後，張學良不斷表態，希望南京方面「收束軍事」，不要以軍事手段解決張宗昌，更不要進一步進攻東北。
在接班東北領袖的通電中，張學良特別提出「停止一切軍事行動」，隨後便放開手腳展開實際行動。張學良就職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後不久，聽聞蔣介石到北平祭掃孫中山停靈處，立即派出以總部秘書長王樹翰為首的代表團面見蔣介石，表示東北願意服從國民政府，請參照關內情況委任其為政治分會主席等。
經過幾次談判，王樹翰等人態度頗為積極，對記者稱「舉國一致易旗，東省自當不必堅持異議。不過東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來商辦法，從長考慮，以期妥洽和平統一事業安然成功」。幾天後，同樣在北京的國民革命軍第4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甚至宣稱，東北代表對他說將在一周之內易幟。
現實也一度顯得十分樂觀。7月19日，張作霖的拜把子兄弟、熱河都統湯玉麟宣布易幟，服從國民政府。張學良先後向蔣介石承諾在7月19日、22日、24日率東三省易幟，但終於以近乎撒潑的「如兄以為非易幟不可，則弟只有去職」來終結這個話題。直接原因很簡單——日本方面堅決反對。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在中國東北攫取了大量「特殊權益」，不僅接管了南滿鐵路以及大片沿線附屬地，還將旅順、大連變為了直接管理的「關東州」，大批日本商民移居東北，還有關東軍分布駐紮在東北各地。張作霖的崛起離不開關東軍的支持，但後者中的激進派軍官一直試圖徹底取而代之，皇姑屯事件便因此而起。雖然事發後關東軍激進派找不到進一步擴大事端的藉口，但他們並沒有放棄。
日本軍方如此，日本政府的主張也相差不多，都想通過保持東北的相對獨立，來確保日本的特殊權益，因此對張學良推動易幟的舉措多加阻撓。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在拜訪張學良時曾赤裸裸地表示，「如果君與南方（指國民政府）合作就是與日本帝國為敵，國民政府革命外交，損害了我方在中國的利益」，威脅道，「如果東北當局不願意維持現狀保境安民，逆其道而行迎合南方，使東三省受到外來幹擾，日本將從我方利益出發，採取非常手段」。隨著張學良與國民政府談判的消息傳出，日本方面的態度愈加嚴厲。林久治郎多次警告張學良，甚至送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的親筆信進行施壓。
張學良對日本方面的蠻橫狠辣感同身受，加上前一年日本曾悍然出兵濟南，阻止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而奉天、大連等地就有日軍野戰部隊駐紮，冀東的張宗昌所部數萬人也隨時可能被日方利用。張學良勢必要小心翼翼，不敢在日本方面態度沒有變化之前繼續推進。另一方面，蔣介石雖然一再催促張學良儘快易幟，但雙方還有大量細節事務沒有商妥，張學良也不免有以日本施壓為藉口與蔣介石討價還價的心理。
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張學良寫道，「立即改幟一事，惜非不願，對內已有辦法，唯對外確有困難……仍望介公迅速設法，使弟有可藉口轉圜之地，或他方設法疏通，無不樂從也」，想要蔣介石共同分擔面對日本方面的重擔。1928年8月4日，張作霖的葬禮在奉天舉行，為張學良與南京、東京兩方進一步密談提供了空間。張學良一方面向日方代表確認，東北易幟將延期3個月，以求緩和。另一方面又告訴蔣介石，目前應對日本人的方法無非三種：強硬、軟化、圓滑，強硬必將導致日本在東北動武，軟化則將是東北成為日本保護國，所以只有用圓滑之法來應對，「折其野心，始有辦法」。
終於踢出臨門一腳
如果在1929年9月俯瞰冀東大地，會看到一幕奇特的戰爭景象：從北京、天津出動的國民革命軍向東進攻盤踞冀東的張宗昌部隊，而後者也在繼續向東挺進，進攻據守山海關一線的奉軍。幾次戰鬥之後，張宗昌的隊伍丟盔卸甲，紛紛投降，國民革命軍止步於山海關，沒有再前進一步。
這是「易幟延期3個月」期間，南京與奉天雙方共同推進問題解決的一幕。張學良雖然放棄了迅速易幟的做法，但並沒有停止關內外談判的腳步。相反，這3個月讓雙方有足夠時間來討論之前沒有顧及的種種問題：從張學良的職務到東北地方政權的組織，從國民革命軍不出關到奉軍的改編，從文教到稅收，一項項內容逐一落實。奉方代表邢士廉說「東三省於事實上，精神上早已服從中央，表示一致，所差者不過懸旗之一形式問題」，雖然略有誇張，但也確是如此。
蔣介石也在利用這3個月時間處理問題。南京當局內部一直有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呼聲，比如國民黨「奉吉黑三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就表示「論奉系軍閥之罪惡，為吾黨革命最後之目標。吾黨革命四十年，犧牲幾許同志之頭顱，最後竟與萬惡軍閥謀妥協，何以對地下諸先烈？」經過蔣多方安撫羈縻，才使反對聲音逐漸消弭。
1928年10月，蔣介石提出希望張學良在「雙十節」宣布易幟，但張學良仍表示為難。妥協的結果是，張學良同意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在奉天與南京沒有建立正式關係之前，先使自己成為了兩者之間的樞紐。以此為開端，易幟工作進一步加速。11月2日，張學良向白崇禧致贈10萬餘元，作為冀東戰爭的軍費補助。12日，中斷7個月之久的京奉鐵路恢復通車，原本被奉軍扣留的列車均予發還。
同時，蔣介石還借中日談判通商通航條約的機會，將日方施加給張學良的壓力轉移為外交層面，擺到桌面上予以解決。日方提出的諸如延長吉林敦化鐵路、談判土地商租權等問題，都被張學良藉口自己是地方政府，轉移到了南京方面，他表示「奉天不能蔑視國民政府之意向，若不與國民政府充分接洽，縱然解決，亦恐他日再起糾紛」，面對這番說辭，日方也是無可奈何。
終於，張學良趕在1929年來臨之前，毅然實施「東北易幟」。日本方面當然不會客氣，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當面向張學良宣稱：「突然更換旗幟等於與日本斷交。日本將根據張學良的態度，採取堅決措施。」張學良只回了一句：「那也沒辦法。」
多年後，張學良評論此事時說道：「你把我父親炸死了，國家這樣的問題，我怎麼能跟你合作？」或許正是這樣的國讎家恨，才驅使張學良堅定完成了「東北易幟」這件糾纏多方、歷時半年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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