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焦慮了好多天，雖然不做記者很久了，但還是覺得這一刻應該寫點什麼。
我是湖北人，一個家在武漢，家鄉在恩施的湖北人。
原本我的過年計劃是這樣：從北京回武漢跟家人團聚，然後從武漢去上海見朋友，然後再從上海回北京。因為疫情，我改了所有行程。說服家人戴口罩，改籤機票、退票。最後，勸服全家人在湖北恩施過年。
大年29，在焦慮中醒來，武漢封城。
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微信關懷。其中上海的一位朋友發微信給我：「早上看到武漢的消息，很難過。恩施還好嗎，莫名的擔心和難過，望一切好。」
和無數人一樣，我也陷入了恐慌。隨之而來的是散落在網際網路上的各種真真假假的信息。還夾雜了各種各樣關於逃離武漢的謾罵和憤怒。
在災難面前，公眾的情緒，人性的複雜，都在被無限放大。我跟朋友說，其實我也可以理解這種警惕的心情。如果我看到從武漢過來的人，我可能也會緊張。
然而，當我知道有人把武漢返鄉人員的信息直接放上網絡。很多從武漢返鄉的工作者、大學生都收到了當地社區的電話或者填寫了一些與個人信息有關的調查表。然而他們的身份證號碼、家庭住址、電話號碼等相關的個人隱私卻堂而皇之地在朋友圈、微信群當中傳播，簡直是目瞪口呆。惡意傳播病毒是一種違法行為，惡意傳播他人隱私也是一種違法行為。
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巨大的疫情災難中，面對如此複雜和多元的輿論環境。每個人每天都在面對無比紛亂龐雜的信息，很多的謠言，很多的觀點。有人焦慮恐慌，有人苦中作樂，每個人都被捲入這場巨大的風暴之中，捲入這個不平凡的2020年春節。
這是我刷到的很喜歡的一段話：
「原子化的社會裡，公眾缺乏自我組織的經驗，也不了解封閉體質的運作邏輯。唯一的公共空間，社交媒體，本質是碎片化的情緒媒體。捐款捐物是同情、憤怒、無力等情緒感召下的僅有的行動空間。」
前幾天我是真的非常喪，也很惶恐。此刻，我所在城市，也封城了。機場也關閉了，暫時我也回不了北京。但是在繁瑣的信息中，也看到了網際網路和科技進步帶給我們的一些好的改變。我勸我爸不要一直刷疫情的新聞，要適當脫離出來，做一些別的事情。就算不想脫離，也可以看看相關的紀錄片和電影，有一些更加深度的思考。多一些思考，少一些過激言論和群體情緒。
昨天我在B站上看完了紀錄片《非典十年祭》。看完之後，我反而沒有那麼緊張焦慮了。因為恐懼是源於不了解。推薦大家都去看看，看完或許你就沒那麼恐懼了。當然警惕和防護是一定要有的。
▲《非典十年祭》片末的一段話，來自加繆的《鼠疫》：「人類能在這場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
我們毫無例外，都只是這樣的普通人——在災難面前，束手無策
人類的悲喜很難相通，在千裡之外隔著屏幕，永遠感受不到他人切實的痛苦。
我們看到倩倩的故事，看到《媽媽在武漢隔離病房去世》，潸然淚下，卻依然無法如當事人那般感同身受。
我們都只是想要保護家人卻又忍不住崩潰，脆弱到假裝硬撐，還要接受殘忍現實的普通人。
「我們的傲慢，總讓自己覺得我們這一代更聰明，更善良，能做得更好，但實際上並沒有。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這一代人的失望。」
三年半前，我曾採訪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S.A.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是她在採訪中說過的一段話。
以前覺得這段話充滿智慧，而此刻，無比貼切。
這位白俄羅斯女作家曾出版多部關於車諾比事件的書籍。
1986年4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車諾比核電站發生爆炸，成為世界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
昨天，看完了HBO去年出的新劇《車諾比》。
災難過去，我們討論獲得了哪些警示，我們希望引以為戒，我們創造無數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希望可以從此避免災難。
可事實並非如此。我們看著循環往復的風景，人間上演著一再重演的悲劇。
「謊言的代價是什麼？
並不是它會被錯當成真相。
真正的危險是，如果我們聽了太多的謊言，會再無法分辨出真相，到時我們要怎麼辦？只能拋棄追尋真相的希望，而滿足於編造的故事。在這些故事裡，我們不關心英雄是誰，只想知道，該責怪誰。
在這則故事裡，安納託利·迪亞特洛夫被怪罪，他是最佳選擇，他是個自大討厭的人，他是那晚的負責人，是他下了令，而且他沒有朋友。」
開篇就是一段「謊言的代價」。
我討厭悲劇，卻熱衷於悲劇的力量，因為它深刻，引人深思，振聾發聵。
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如此高強度、高密度將自己暴露在集體性的恐懼和悲傷之中，當然有人離災害近一些，有人遠一些。
我們從未像此刻這般，感受到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緊密，以及脆弱與渺小。
無論是加繆在《鼠疫》中的描述，還是在切爾諾比利事件中喪生的普通人，都沒有變成最後慘痛的歷史，而我們本身就在經歷一段歷史。
▲人類的情感，大約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可測的變量。《車諾比》劇照。
美國學校寫給家長關於冠狀病毒的信，信中的最後提到這樣一段話：
「每個人都有可能生病，所以請不要孤立中國人，也不要孤立和中國有聯繫的人。不要歧視病人，因為這樣只會讓病人因自己的病而感到羞恥，這種行為會讓他們隱瞞自己的病情，而拒絕去保護其他人。我們要對抗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國人。情況越危急，我們越要冷靜，人性，團結。」
「新冠病毒肆虐，中國人吃蝙蝠的視頻在推特上瘋傳……作為中國人，你慌了。你特別想把自己撇清，特別想告訴那些可能會誤解你的人：『我是中國人，可我從來不吃野生動物啊！』
當一些人對你避之不及的時候，你突然看到有人在推特上發了一段話：『是冠狀病毒在殺害中國人，不是中國的病毒在威脅西方。病毒無國界。請注意用詞。』頭一次，你覺得，政治正確真好啊。
只有當你自己變成弱者的時候，你才意識到：政治正確多麼重要。」
今天你歧視同性戀、歧視有色種族、歧視女人，歧視你認為一切不合理的，明天你就是不合理的一個。
誰會想到，有一天，就因為他是武漢人，可能流落街頭，萬人躲避。
同樣的，武漢人不是病毒，只是倒黴版的你。
大三的寒假，我在《長江商報》實習。為了快速提升職業技能，主動申請了機動部。那個冬天，我在充斥著自殺和火災的民生新聞裡度過。我一邊寫稿，一邊質疑自己的新聞理想。
記得我離開辦公室的那一天，我對帶我的媒體老師說，以後我可能不會做這一類的記者。我覺得自己太敏感，太容易共情。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做媒體，我可能會去雜誌吧。
老師問，哪一類的呢？我說，可能是生活方式吧。
很多年後，我想做的，都一一做了。不過，媒體早也不是那個媒體。
最近頻密地將自己暴露在恐慌現實之中，又想起了這一段實習往事。
我做了一個逃兵，我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對抗如此頻繁的災害，沒有辦法置身其中，依舊泰然處之。
看到一段對「恐慌」的分析很有趣：
「恐慌是個很有意思的詞，恐而理性會讓人有危機意識，慌而失智會讓群體失序。」
很多朋友關心我，讓我多刷刷朋友圈，讓他們知道我還好。(我朋友圈刷的也是夠多了。)
也有朋友問我，口罩夠不夠？
老闆說我回北京，如果我被隔離起來，會給我送飯。
還有朋友跟我分享他們的焦慮和擔憂。我會告訴他們：這是替代性創傷。
我們能做的非常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比如前幾天我幫忙對接了本地醫護人員的餓了麼點餐。雖然醫院最後自己解決了，也沒幫上忙。
可以少刷一點疫情新聞，即使刷朋友圈，也可以集中刷，然後放下手機，去看電影、看書、看劇、去陪伴家人。
難得回家一趟，要珍惜與家人待在一起的時光。
我每天被我媽瘋狂投餵各種食物。每個有陽光的午後，會和我爸去山裡遛狗。
仔細想想，這是工作以後，第一次與父母同在一個屋簷下，待這麼長時間。
這是一段難熬的時光。對每個人來說都一樣。而且疫情過去以後的日子，也不見得會輕鬆。
我依然選擇做一個悲觀主義者，做最壞的打算，全力以赴度過每一天。
《車諾比》的片末，有這樣一段獨白：
當科學家就應該要天真，我們一心尋找真相。
壓根沒想到，沒幾個人希望我們有所獲。
但真相一直都在，無論我們是否看到，或選擇是否看到。
真相不在乎，我們的需求和欲望，真相不在乎政府、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它會一直安靜守候。
最後，這就是車諾比的禮物。
我曾經害怕真相的代價。而我現在只會問：謊言的代價是什麼？
豆瓣的高贊評論：任何一次與核相關的事故，所帶來的後果都會作用於全人類；而任何一個捨棄個人利益對這些事故進行救援的人，都是全人類的英雄。
但願我們付出生命代價所歷經的悲劇，能換來全人類的理性反思，而不是再一次的犧牲與悲壯。
本文作者：Joyce，湖北人，上海、北京工作，媒體工作者、影視工作者。
本文原載於作者的個人公眾號：老少女的雙城日記
本文配圖均來源於網絡，版權屬於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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