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晨
編輯｜薛雍樂
交了在美國大學的第一篇政治學論文後，我被教授叫去談話。那位白人教授撓了撓他天生紅色的頭髮，認真地對我說，稱呼白人可以用「那些白的」（the white），但用「那些黑的」（the black）稱呼黑人就不可以，因為在美國奴隸制時期這個稱呼有歧視色彩——當然，黑人們自己用就沒關係。
也是剛到美國沒多久，在一節社會學課上，我用「他或她」（he or she）來稱呼一個性別未知的假想對象。教授更正我說：只用男性的「他」（he），或者把男性「他」放在女性「她」前面，都涉嫌性別歧視。不過，只用女性的「她」（she）卻是可以的，或者用複數的「他們」（they），哪怕假想對象只是一個人。
當然，對我這個剛到美國、因為中文發音都是ta而在英語裡也「他」「她」不分的留學生來說，這毫無壓力：放飛自我，讓舌頭隨機分布在兩個代詞上，便可強行解決這一問題。
這大概算是我對於美國「政治正確」的「初體驗」。近些年，尤其是當美國總統川普以「反對政治正確」為口號競選成功之後，美國社會對此的反思越來越多：政治正確本應指反對所有類型的歧視（包括種族、宗教、性別、性向、身體殘缺等），但如果很多人，尤其是白人，把政治正確當成對自己的壓迫，如何才能促進社會各界的彼此包容呢？
在我們這座被公認為左翼自由主義氣氛濃厚的美國公立大學，以及以大學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十幾萬人的小鎮，政治正確被視為圭臬。但在這裡的三年中，我開始發現「人人平等」、「反對歧視」宏大敘事下的暗流湧動。在逐漸深入的接觸中，我的許多美國朋友們就像在「三國殺」裡「跳反」一樣，展現出他們對政治正確或明顯或潛在的違背。
話術來到美國三年，我已經記不太清剛來時對這座國家的印象，但總覺得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重視各個膚色和信仰之間的彼此尊重。甚至，如果說這種尊重在其他社會更多是「應當做」的禮貌，那在美國，這種尊重則是一種「必須做」的要求，問題只是有沒有矯枉過正而已。
尤其是那時候美國總統川普還沒有當選，整個校園和小鎮裡充斥著一種活潑而嚴謹的「政治正確」氛圍。剛來的我主要是從美國「高考」SAT和美國歷史中聽到這個概念，更多把它當作一種有趣且頗具挑戰的掃雷遊戲。挑戰在於，心裡再懷著尊重也會撞上雷區；有趣在於，每個雷區都讓我更多地理解美國的歷史對當前的影響。
應該說，我和不少留學生朋友們在大多數時候是非常喜歡這種自由主義（liberalism）思潮的。只要不影響到他人的正常生活，你就可以自由地信仰宗教，穿奇裝異服去上課（一些學校還有期末集體裸奔的傳統，據說有點辣眼睛），喜歡任何一種性別的人，或者宣布自己是不婚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在大學中被詮釋成一種自我選擇的權利：我可以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成為任何一種自己想成為的人，並且有權利得到他人的尊重——這就是我理解中美國的「政治正確」。
但總有一些偶然的時刻讓我意識到，儘管這座大學城的絕大多數人都宣稱自己支持自由主義，但這裡並不是它表面看似的那種烏託邦。政治正確時常演變成一種話術，被用來掩飾矛盾，而不是為了表達尊重。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參加一堂學校強制參與的品德課（品德課通常是為了討論如何在多元種族文化間寬容和解，學校希望以此讓每個學生意識到尊重彼此的重要性）。在課上，老師鼓勵每個同學說出自己不希望被別人誤解的地方。
一個有點嬰兒肥的女生說，我不苗條，但我不希望別人誤解我很懶惰，因為胖有很多原因，比如服用激素。一個戴著頭巾的女生說，我是穆斯林，但是我不希望別人誤解我同情恐怖分子，我們內部也有很多教派。
這著實是個不錯的活動，我想，可以讓大家打破誤解，創造共識。
直到有一個黃皮膚的姑娘舉手說，我是亞裔，但我不希望別人誤解我是中國人，因為我不想說中文。
課堂上照例響起掌聲，像之前每個人說完之後的掌聲一樣。
只有我和身邊另一個中國留學生默默對視一眼：這句話著實聽起來不怎麼順耳。我理解亞裔美國人有自己的歸屬感，但是當別人都在「誤解」這個詞後面加貶義詞的時候，她說不想被誤解為中國人確實有些冒犯。但那個姑娘坐下的時候笑得很真誠，貌似沒有意識到這裡面的不妥。
我默默舉手，沒直接懟她，但照搬了她的句式來暗示自己的抗議：「我是中國人，但我不希望別人誤解我是亞裔美國人，因為我不是。」我心想，要是你覺得這種句式沒問題，那我這也就不算挑釁，要是你真有歧視中國人的意思，那我也算是提醒和反擊了。那姑娘聽完臉色不太好，看來至少是覺得我這麼說讓她有點不舒服。
然而課堂上照例響起掌聲，就像之前每個人說完後的掌聲一樣。
那位姑娘沒有起身反駁我，也沒有人指出我們倆發言中潛藏的問題。那不差分毫的、簡直有些機械化的掌聲似乎渲染出了某種荒誕的和平。
大概就是在那之後，我開始認真思考政治正確作為表達尊重的方式和作為掩飾衝突的話術之間的區別。
戰爭與和平其實掩飾衝突沒什麼毛病，問題在於這衝突會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爆發出來。
大一時在機緣巧合下因一篇關於中東地區撒馬利坦人護身符的論文獲獎之後，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決心以髮際線向上升了一釐米的代價，修了艱澀複雜的中東史，然後跟著學校組的團去巴勒斯坦遊歷。
除了遊歷，我們在巴勒斯坦也有些做志願的含義在。我們在約旦河西岸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山頭幫著種樹，據說以色列軍隊一直在用斷水斷電乃至於用武器脅迫的方式，逼這裡的巴勒斯坦人離開自己世代生活的地方，但離開的人大多會最終成為流浪於戰亂地帶的難民。而我們去的這個「釘子戶」巴勒斯坦人家族想出了一個辦法：如果邀請我們這樣的國際友人來住，依賴國際援助和武力支持的以色列軍隊便不敢做得過於暴力。
我們這一行人除了我以外，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穆斯林。來巴勒斯坦的人應該都是左翼自由主義的擁護者。當然事無絕對，但那時適逢美國總統選舉初期，大家在小組討論裡一致表達了對右翼候選人川普的反對之情，暗示了自己的政治傾向。
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天，我們互不熟悉，一起做了很多團建活動，一片客套的和氣。
在巴勒斯坦的第三天，我們因為在一起種樹、一起被地上爬的蠍子和氣焰囂張地來啃樹的鹿（是的，中東是有鹿的）嚇到而開始熟識。基督徒和穆斯林們帶著希望搞好關係的心態開始交流，試探彼此共有的價值觀——其實我有些疑惑為什麼這些同學在美國本土似乎從未這樣做過。
在我專心給樹挖坑的時候，他們開始了深入的討論，內容範圍很廣，但似乎關注點一直在於尋求不同信仰的人之間的共同點。總之最終，他們達成了「人的性格及智商都是後天環境導致的，先天人人同等」的結論，開心地徵求我這個「局外人」的意見。其實我是不贊同的，但我不太想勢單力薄拿著遺傳學知識跟他們較勁，在非母語的情況下也很難用英文妥善地表達很多意見。於是我點了點頭，為他們平和交流的努力點讚。
到了在巴勒斯坦的第五天，他們已經吵到不可開交。起因是我們只能在耶路撒冷待一天，由於安全原因不能分開。於是，兩派就應該在伊斯蘭聖地和耶穌受難地分別待多長時間產生了爭議，很快就把問題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一輛大巴車上「戰火交加」，就仿佛這耶路撒冷城本身，幾個宗教帶著彼此定義的「愛」相遇，然後打成血雨腥風。
作為唯一的中立方，也估計是因為我的相對寡言，我很快成為衝突兩方私下談心的對象和絕佳的「樹洞」。先是一個穆斯林朋友對我說，團裡的那些白人基督徒非常高傲，號稱要學習中東文化，卻根本不願意真正理解伊斯蘭教。
然後是基督徒朋友哭訴：她覺得在所有涉及種族和宗教衝突的情況下，所謂的政治正確總是要求白人（尤其是基督徒）讓步，可是她們難道就沒有自己的訴求了麼？
接著是另一個穆斯林姑娘跟我說自己有多慘：咱們學校雖然號稱是左翼自由主義大本營之一，但卻有很多保守主義分子經常去給她們的社團搗亂。
最後是我的基督徒室友崩潰大哭：倒不再是因為這次在耶路撒冷的衝突了，她說著說著就說到自己因為覺得希拉蕊不足以成為一個好總統而不得不投票選擇川普，這讓她感到羞恥，但找不到更好的選擇。她說這話時抽泣得上氣不接下氣，羞愧的紅色滿臉都是。
作為一個絕佳的「樹洞」，我為每一個傾訴者保密，扮演了一個耐心的傾聽者的角色，但有時候會在心裡默默吐槽：這個團仿佛一個大型「三國殺」現場，說好的左翼陣營，過一會兒就跳出一個「反賊」。
這次的衝突無比生動地告訴我，在這所學校，以及在這個美國社會之下，自稱為左翼自由主義的「進步分子們」看似構造了一個以政治正確為基石的烏託邦社會範式，但這範式下卻隱藏著來自人性的種種難以緩解的衝突。當年的亞裔姑娘在政治正確的語言下無法意識到對他人的不尊重，而我們團裡不同信仰的同學們，雖然都號稱自己是同樣的政治立場，卻只能在一些極為牽強的地方（比如「人人先天同等」）取得一致。
「包裝」信仰或許正是因為巴勒斯坦之行讓我意識到的政治理論和人性之間的張力，我最終選擇了我校的公共政策學院（當然這也是因為它在美國排名很高）。
這是一個有點神奇的專業。學院裡的教授們大多有在美國從政的經歷，對我們的教育目標集中在培養政客和幕僚上，每天的作業不是寫論文，而是寫政府公文、新聞發布會講稿、或者美式社論，美國很多政府部門也會來學院招募新人。這個學院是如此的政治化，以至於教授竟敢公開問學生的政治傾向，而這在美國一般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在匿名投票中，幾乎所有人都選擇了左翼自由主義/民主黨陣營。
我剛進學院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困惑：為什麼我們學院從學生到老師都這麼「藍」（偏向民主黨），畢業生卻有這麼多人最後去當了共和黨的政客和幕僚呢？一開始，我以為是接觸社會現實導致畢業生背叛了初心，但漸漸地，我開始意識到事情比這要有趣得多。
在「稅收政策」課上，我們對「汽油消費稅」（是否應當因汽油產生的環境汙染而對其徵稅）、「蘇打稅」（是否應當因肥宅快樂水對肥宅產生的影響而對其徵稅）、「金融交易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遺產稅」、「資本紅利稅」等諸多美國或他國現存的稅收政策進行了課堂辯論，學生分為三組，兩組是辯手，一組扮演議員來投票。有意思的是，一開始聲稱支持增稅幫助弱勢群體的議員，最後總會被成功說服，多數投票「不加稅」。「跳反」的原因有很多，有時是因為支持收稅方很難列出具體實施策略因而論據薄弱。但更多的是因為過於理想的政治理念屈服於現實：「雖然我覺得該收稅，但我覺得怎麼收都有問題，所以不如不收」。
最生動的一次體現是在一次全學院的「模擬政策制定」活動上。我們每個人扮演一個在現實中存在的利益相關方，討論底特律某城區是否應該徵收水費來維修管道，避免社區大範圍停水。扮演的對象有議員和市長，也有普通老百姓。我扮演的是當地的監獄長，參與這個政策大概是因為我們監獄是買水大戶吧。
一開始的討論非常正常，因為徵收水費是一個基本共識，問題只在於怎麼收、收什麼人、收多少。直到一個「戲精」同學扮演一個沒錢給五個孩子交水費的黑人孕婦，扶著自己強行挺起來的肚子站在桌子上，中氣十足地喊了一嗓子：「但是，水是一種基本人權，不應被收稅！」
那一刻，她的眉目之間仿佛閃爍著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光芒，全場七十多人都被震撼了。大家沉默了一下，鼓起了掌，討論的主題從如何徵收水費，變成了是否應該徵收水費。
事實上，這個論點非常值得商榷——即使水真的是人權的一部分，也不代表它不能被收稅：工作權、財產所有權都是美國人權概念的重要部分，但他們也照樣徵收勞務稅和財產稅。可是，當這位同學將一個財政問題上升到道德高度之後，就沒有人再敢去觸犯這個雷區，具有現實意義的討論就此被瓦解。
後來我們聽說這個政策在現實中遭遇了類似的障礙。因為未收水費，直至今日，當地沒有錢修管道，還在局部間歇停水。
我在學院學習公文寫作時，時常被教授提醒說：你們心裡信仰的政治觀點是左是右沒有關係，關鍵是你們能不能把一個概念儘可能的「包裝」（frame）成一個能被大多數人支持的概念。經典例子是，很多共和黨富人不希望被徵遺產稅，便把遺產稅稱為「死亡稅 」，將其解讀為對死者徵稅，他們的反對聲便喚起了很多中等收入者乃至窮人的共鳴。
而我開始發覺的是，或許我「深藍」的同學們並沒有他們號稱的那樣「深藍」。至少對於這些初生毛犢的「小政治家」來說，左翼自由主義的光輝或許更多被當成話術和武器，用以阻礙政敵，而非被落實以指導實踐的做法。
結語在美國的三年，我漸漸意識到，川普代表的右翼勢力雖然強大，但那個左翼自由主義烏託邦的根基之所以脆弱，更多是因為長期以來政治正確的口號掩蓋的內部矛盾以及實際問題。
我依舊感謝這個烏託邦的堅守：它讓我在因為黃皮膚而被極右白人同學騷擾時可以得到來自學校的幫助；它讓和我同宿舍樓的姑娘在被性侵之後敢於報警、墮胎而不被社會保守勢力咒罵；它讓女孩子敢穿短裙、為了自我欣賞打扮得漂漂亮亮；它讓我那個愛上同性的朋友不是在黑暗中隱蔽自己，而是光明正大地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問題或許在於，越來越多的美國「左派」把政治正確視為與生俱來的規則，而不願再去思考其中的意義、根源、以及變通，也不願去理解想變通這些規則的他人，以至於在一個左翼的環境中，很多人開始隱瞞自己的想法，而非彼此溝通。
和學院的美國同學們混熟了之後，大家逐漸敢在私下裡更多地分享自己的政治觀點。很多人後來跟我說，他們其實是很中立的，並沒有表現出來的那麼「左」、那麼狂熱地擁護「政治正確」領導下的一切社會與經濟政策。他們和我申請去同樣的右翼智庫實習，覺得當年我們關於底特律水費的討論說到底是沒有意義的（甚至那個高呼不應對水徵稅的同學也心裡明白，她只是完美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也覺得這個學院（或者說當前的美國社會）過分要求每個人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失去了坐下來進行有意義的討論的可能性。
我在國內關注美國政治的朋友們，大多依舊習慣用「左翼右翼」、「鷹派鴿派」、「民主黨共和黨」，甚至「白左」等日漸貶損的詞彙給美國人蓋章定論。在美國這三年多，在「深藍」的地界感受口號與真實人性之間的張力，我越發覺得，這些慣用標籤對理解美國社會是多麼的空洞無力。更準確的描述或許是，更多的美國人活在兩個日漸兩極化的派系此彼之間。
而我也在我的此與彼之間，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做了一個見證者。
作者簡介：梁晨，美國密西根安娜堡大學大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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