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 個性別平等倡導者在瑞典開了一個會,真誠地探討了若干問題

2021-01-15 好奇心日報

「Yalla, forward!」

4 月 15 日,在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Stockholm Forum On Gender Equality)的一場主旨演講上,Lina Abirafeh 這樣說道。

Lina Abirafeh 是阿拉伯世界女性研究機構(IWSAW)的主任。中東面孔,英語清晰流利,黑色短髮,黑色西裝西褲。推特上,她定位在「黎巴嫩」,並用如下標籤描述自己:女權主義者(Feminist),性別平等,人權,活動人士,有時也是一名學者。

我用拼音記下了 「yalla」 這個詞,直到幾天後在飲料瓶上看到它的正確寫法。超市店員告訴我,這個詞在瑞典語中相當於英語中的 「Come on」,「加油」的意思。

大約 600 名代表參加了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他們來自超過 100 個國家的民間團體、政府、私營機構和學術界。按照官方說法,他們將在數十場分論壇上「交換經驗、方法,增進對話,採取堅實的步驟將議題向前推進」。這些議題包括女性的政治參與、建設對女性更安全的城市、女性與和平談判進程、運用經濟手段為女性賦權等等。

眼下看起來是對女權主義者最好的時代——過去一年,「#MeToo」 運動為主流媒體貢獻了大量版面和討論。但很多代表不這麼看。他們指出,這種進步伴隨著對女權運動的反撲(backlash):一些社會組織的活動空間正在萎縮,主流輿論場上忽然又充斥著各種「反動」聲音,其中不乏有能力改變政策走向的大人物。

陳雪霏是一名長期關注婦女問題、現居斯德哥爾摩的媒體人。她以美國總統為例向我說明這一點:「川普最落後的一個東西——我原來還以為是在非洲呢,後來發現是在美國——就是他還出於宗教原因反對婦女墮胎……」

對於「性別平權」這一議題,論壇主辦方瑞典對外交流委員會(Swedish Institute)和瑞典外交部有一個更官方的表述。他們將其設置在聯合國 「2030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框架之內:「性別平等貫穿於所有目標之中,它對保證可持續發展、和平和安全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他們也試圖借用來自民間的話語。「Yalla, forward」,這個「金句」兩天的論壇上被反覆提及。4 月 17 日,當瑞典外交大臣 Margot Wallstrm 在演講中重複這一口號,Abirafeh 在 Twitter 上寫道:「我的女偶像(shero)剛剛引用了 『YALLA FORWARD』,我激動得快暈了……」

看起來,有共同使命感和共同語言的一群人終於走到了一起。應該是件好事。

圖片來源:@LinaAbirafeh / Twitter

「瑞典特色」

這不是一年中唯一的性別平權論壇,但很少有類似論壇如此強調它的本地特色。

論壇提供的文件袋裡,除了詳細的節目單,還包括一份「女權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宣傳手冊——外交大臣 Wallstrm 三年前上任伊始就宣布了這一政策綱領。以「瑞典爸爸」為主題的攝影展陳列於會場外的牆壁上,吸引了不少人駐足觀看,這組照片的背後是瑞典賦予男性產假權的立法實踐。

瑞典人有理由標榜本國的性別平權成就。在經合組織公布的「國際性別平等指數」(GGGI)中,瑞典位列 144 個國家中的第 4 名。在專業與技術工作者、大學入學率和大臣級職位性別構成上,瑞典的得分是 1.000 ——這意味著,瑞典人在這些領域實現了嚴格意義上的性別平等。

但在陳雪霏看來,這場論壇更像是一個「外援會議」——通過對「落後國家」的「援助」,增強瑞典的國際影響力。一名來自香港的與會者也同意,論壇帶有政治宣傳的色彩。出席論壇的瑞典代表包括外交大臣、國際發展與氣候大臣、歐盟事務與貿易大臣三位女性高官,而亞非拉國家的代表絕大多數都來自民間團體。這種反差傳遞了一種信號:瑞典政府希望成為全球性別平權事業的旗手。

瑞典外交大臣 Margot Wallstrm 在論壇上。攝影:Margareta Bloom Sandebck

事實上,當 Wallstrm 2014 年提出「女權主義外交政策」這一理念時,她在外交實踐和輿論上都遭遇了挑戰。沙特中斷了與瑞典的關係,以回應瑞典方面提出的人權批評;《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女性」外交政策的神話》,質疑「女性參政可以帶來和平」的論斷是否站得住腳:究竟是女性讓和平成為可能,還是和平的前景讓民眾更放心由女性領導?依文章作者 Kathy Gilsinan 的觀點,最好還是將一名女性提出的外交政策,「視為臨時起意、國內壓力、地緣政治、經濟和諸多其他因素」共同造就的不確定產物。換言之,視為一個尋常人類的(a human being’s)外交政策。

Wallstrm 公開回應了這篇文章。她強調這一政策的務實性:除了改造外交系統,讓「女權主義」從一個口號落實到行政機構的各個層面,他們還制定了若干倡議,支持敘利亞、哥倫比亞等國的女性參與當地的和平進程。

她也重申了當初提出「女權主義外交政策」的理據:經驗顯示,有女性參與協商的和平協議更為穩固;麥肯錫公司的報告顯示,讓女性享受性別平等可以為全球貢獻 12 萬億的增長。

「瑞典的女權主義外交政策是現代、實用而清晰的。」 Wallstrm 如是總結。

除了參與地區事務的協調,論壇主辦方——瑞典政府也試圖講述一個與流行文化稍顯不同的「瑞典故事」,將自己包裝為一個更具普遍性、更可效仿的個案。

在回答《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關於「社會福利政策不同的國家是否應採取不同的平權策略」的提問時,瑞典國際發展與氣候大臣 Isabella Lvin 首先回顧了一段歷史——就歐洲而言,瑞典曾經屬於比較窮的國家,性別平等實際上促進了該國的經濟發展。

隨後,她否定了我的提問前提,指出了財富平等分配的必要性:「福利社會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關鍵因素,因為經濟發展本身並不必然帶來改變,你還需要分配財富,否則就只是增加了世界的頂層人群。我想這是目前最大的挑戰。」

「同時,瑞典也已經 200 年沒有打過仗了。」她隨即補充說。

瑞典國際發展與氣候大臣 Isabella Lvin。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瑞典經驗」的普適性同樣體現在論壇的議題選擇上。與預想不同,方興未艾的 「#MeToo」 運動並沒有成為「麥霸」——多位嘉賓附和了 Abirafeh 在主旨演講中的觀點:很多女性有的是聲音(voice),卻少一個麥克風。由中產階級白人女星發起的 「#MeToo」 運動,顯然無法代言全世界女性的痛苦。非洲戰火陰影下的少女,中東被宗教極端勢力壓抑的女性,種種形式的「基於性別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這些議題在論壇上得以展開,顯示了性別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的不同維度。

如果說還有什麼在提醒我「局外人」的身份,大概是我始終沒有聽到有關「出生率」的討論。中國面孔寥寥無幾,而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問題還是太特殊、太遙遠了。儘管,它關係著的是數以億計的人群。

「男人到哪裡去了?」

「在我參加過的所有性別議題論壇中,從來沒有哪次的男性代表像今天這麼多。」在一場題為「與男人和男孩合作推進性別正義:我們如何讓改變發生?」的分論壇上,Tapiwa Manyati 這樣對我說。他在南非 NGO 「Sonke Gender Justice」 工作,從事愛滋病、性別平等與人權領域議題的區域協作。

「我們需要……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其他機構,比如人權機構、兒童保護機構、聯合國、政府乃至更廣泛的民間團體展開合作。我們的工作是提高人們的意識,和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方溝通,讓他們明白制止對女性的暴力是件重要的事。」

「你會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嗎?」

「我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因為我認同人權。我支持性別正義、為女性賦權。」

「你認同人權,而女性屬於人類,所以你認同女權,是這樣嗎?」

「是的……甚至男性也承受著父權制的壓迫。我需要證明自己是個真男人,也需要為此做特定的事情。你知道,社會要我以特定方式行事,通過某種男子漢氣概來表演、表現得像一個男人。如果我們跳出這個框框,社會甚至是你的親密朋友與家人都會不再把你視為一個男子漢。但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應該被容許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情感,因為我們的需求和情感都是一樣的,與身份背景、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無關。」

和 Manyati 一樣,很多男性參會者不約而同地來到這個分論壇。他們的工作大同小異:協調政府、民間機構之間有關性別平等的溝通與合作。男性依然是他們所在國家的政府中的多數派,而這些實際決定政策的官員並沒有出現在論壇上。

在「提高男性的平等意識」之外,瑞典獨特的產假制度也引發了關注。瑞典法律規定一位父親必須休滿三個月產假,且鼓勵多休。這一政策的後果是削弱了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中不公平的「優勢」,女性因生產造成職業斷檔的風險顯著降低。換言之,它打破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強制夫妻雙方共同承擔育兒義務,將他們在職業上的投入拉到同一水準。

這是瑞典性別平權領域的明星政策。來自香港、韓國的兩位記者都把它作為自己報導的主題。

瑞典人正在打破傳統的兩性家庭分工。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儘管主辦方著力在議程上體現男性在性別平等事業中的參與感,儘管 Manyati 高度評價這場論壇的男性代表比例,現場觀感——至少對一部分人來說——仍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與其說這是一場婦女平權大會,不如說它是一場平權婦女大會。在大多數分論壇上,男性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

當 Abirafeh 在推特上吶喊,要讓所有領域、所有層級都聽得到女性聲音時,她腦海中略過的一定不包括性別平權事業本身。

一些嘉賓拋出的問題幾乎排除了男性參與討論的空間。一個關於提升女性城市生活安全感的分論壇上,演講者請所有參會者站起來,只要 ta 經歷過演講者提及的情形,就得坐回椅子上。這些情形包括:你是否曾在公交車上看到一幫男性,於是選擇遠遠避開?你是否曾在走夜路時,引來前方女性緊張地回頭張望?

幾個問題之後,我成了全場唯一一個站著的人。要避免這一幕,其實只需要將第二個問題中的「前方女性」改為中性的「前方陌生人」。一年前,我從電影院回家的路上就遇到過一個回頭張望的小哥。

「但我承認,女性承受的風險依然比男性高出許多。」我補充道,以免之前的解釋顯得不合時宜。

在這樣一場以」不平等「為標靶的論壇上,你不會聽到異議,不會聽到那些被指責、被否定的權力機關的聲音。它就像一個關於」代表性「的經典悖論:「沒來的請舉手!」

並非所有女性都認為男性的出席是可有可無的。Kawinzi Muiu 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主管性別事務的官員。旁聽了介紹瑞典產假制度的對談之後,她有些坐不住了。

「我們在這裡談論男女平等的問題,可男人都在哪兒?這個場子裡到底有幾個男的,嗯?」她有些激動地回頭環視。回應她的是一片沉默。我想起媒體代表剛剛見面時的場景。當時,來自其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女性記者甚至對男性的出現感到驚訝。

「為什麼這個問題如此重要?」我問 Muiu。

「(性別平等)這件事不應該只是告訴女性,『現在你知道了什麼是性別平等,你需要更努力地解決(兩性)同工不同酬、女性獨自照顧孩子這些問題』。不,這些討論必須把男性容納進來。因為實現性別平等是兩性共同的事業。不能只是女性自說自話,再回到家告訴自己的男朋友或者丈夫自己都聽到了什麼。」

「在另外一個論壇上,有個年輕女人說過:『你看,我聽到了你們說的,我看到了你們做的,我感到充滿力量,可回到家裡,和我說話的人又是誰呢?他對這事兒有什麼想法?』」 Muiu 回憶道。

「男性真的認同性別平等嗎?我在問你。」 Muiu 忽然對我說。

「如果我不認同,就不會來這兒了。」我回答。

「所以根本問題就在這裡。」她說,「男性是否認同性別平等?你可以做一個調查。在我看來,男性之所以不來這個論壇就是因為他們覺得性別平等只和女性有關。但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當我們中的其他人都像你一樣,發現『我是一個認同性別平等的男性』,記得給我寫郵件。」 Muiu 笑著對我說道。

Lina Abirafeh 引用的報告估算,實現完全的性別平等還需要 580 年。在給 Muiu 寫信之前,我大概也得等上很久。

性別平權事業仍缺少男性面孔。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所有人都在抨擊父權制(patriarchy),但也都在選擇不同的角度論述:基於性別的暴力、女性參政、職業平等……畢竟,這可能是性別研究中最核心、闡述空間最大的一個詞。

Babar Bashir 來自巴基斯坦,他主管的 NGO 致力於改善婦女、青年、兒童的健康與安全狀況。在他看來,當前關於父權制的批判並沒有很好地吸收對標榜全球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跨國公司、大財團,這些人在控制著世界……包括武器生產商。可我們基本沒怎麼討論他們,我們討論的更多是個體層面、關係層面的問題。」

「你認為應該換一種更寬廣的視角?」我問。

「肯定的。得把政治、經濟(方面的討論)吸收進來。經濟非常、非常重要……沒有強壯的身體,沒有充足的食物,沒有足夠的居住場所,人們就沒有安全可言。性別問題不是『你對我好、我對你好』這檔子事兒……你得從整個體制(system)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他回答道。

很少有人否認這一點,但討論並不總是能達到這樣的深度。或者說,人們更願意訴諸一套感性的話語,提高性別議題的能見度。著名作家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就在閉幕式上提出,媒體對 「#MeToo」 運動的報導充斥著抽象表述,而真正能夠表達女性現實經驗的,是故事。「故事」創設的語境讓人們意識到,性騷擾不僅關乎性,更關乎權力。

從這個角度看,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採納了 Adichie 的建議。組織方特意在幾場對談前安排了說唱節目,試圖讓性別症候的表達更直擊人心。面向全部參會者的歡迎晚宴設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這裡也是每年頒發諾貝爾獎的地方。晚宴開始前,主辦方再次安排了豐盛的「娛樂」環節,包括一個長達 40 分鐘的劇本片段朗誦。劇情發生在瓜地馬拉、柬埔寨、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涵蓋家庭暴力、戰爭、教育多個主題。朗讀完畢,現場報以掌聲,也有扛不過時差的代表匆匆離場。

「Welcome, bon Appétit, and yalla forward!」 開飯前,瑞典對外交流委員會秘書長用三種語言問候在場的各國代表。

如果說歡迎晚宴的娛樂環節只是令人疲倦,閉幕式上的說唱表演就有些令人尷尬了。這個節目的主題是強調女性對身體的自主權。(再一次)聲討女性遭受的暴力之後,說唱藝人開始有節奏地高呼:「I want every woman every girl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their body and their life.」(我要求每個女性、每個女孩都有權決定自己的身體和生活)她的聲調逐漸升高,直到她將手伸向觀眾,帶領觀眾一浪接一浪地重複她的話。

最後,她不再說了,把話語權完全交給了觀眾。「I want every woman every girl to…」 場下的聲音低了下來,不規則地四散開去,接著是一陣大笑。句子實在太長了。

說唱歌手 Ana Paz 在論壇閉幕式上。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不用擔心。性別平權領袖們不會因為沒能跟上說唱藝人而顯得誠意不足。他們中,很多人來自性別環境最惡劣的地區,習慣了面對戰火、政策阻力,乃至社交網絡上的人身威脅。他們從不避談這些困難,用他們中流傳的話說,「來自男權社會的每一次反撲,都是對你的力量的肯定。」一些人的生活就是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通過各種論壇、演講發表自己的理念。

但問題是,走出這些迴蕩著進步聲音的會場,他們該怎麼做?

一次團結、勝利的大會看起來還不夠。

回到論壇第一天的總結環節。經濟學人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倩這樣概括她的參會感受:

「我不斷聽到人們講起性別平等有多重要,因為 A、B、C、D;性別平等正面臨挑戰,因為 A、B、C、D;可是等一下,究竟什麼才是『性別平等』?我們真的知道它的確切定義嗎?我想每個國家、每個個體對此都有不同理解,我們不能把那些既有的觀念都視為理所當然……我們需要用可實現、可操作的目標來清晰地定義性別平等。」

「我們關於氣候變化的全球倡議就給出了非常清晰的定義:大家都要行動起來,你要完成你的指標,我要完成我的指標,最終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 2 攝氏度以內。這個框架是有形的,因而可以被人們具體操作。在性別議題上,我們應該有類似的東西。」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資金才是推動性別平權事業向前走的必要條件。

「當你有了資金,一切就都開始了。」劉倩說道。

(斯德哥爾摩性別平權論壇於 4 月 15 日至 4 月 17 日在瑞典舉行。《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與其他 8 家媒體受瑞典對外交流委員會邀請參與了本次論壇。)

題圖攝影:Margareta Bloom Sandebck

長題圖攝影:蔡一能 / 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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