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對戚繼光武學思想的影響

璞瑅止觀

戚繼光作為傑出的軍事家、抗倭英雄，南北徵戰四十餘年，為清滅倭寇、鞏固北部邊防作出了傑出貢獻，同時他還是明代的重要武術人物，他的《紀效新書》記錄了槍、牌、筅、棍、鈀、射等武術內容，收錄了《楊家六合八母槍法》、《劍經》等器械拳譜，為明代武術的繁榮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的武學思想影響了明及明代以後的很多軍事家和武術家。而戚繼光武學思想的形成與成熟卻與此時流行於世的陽明心學有著密切聯繫，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功夫也可以說是這位戎馬倥傯的儒將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理念。

儒學與戚繼光武學思想

從戚繼光的武學思想形成到發展和完善，經歷了多個階段，但始終都是從軍事實踐中來，根植於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抱負。從思想來源來看，他的理論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以《孫子兵法》、《吳子》、《司馬法》、《尉繚子》、《六韜》等共同構成的《武經七書》；另一個是以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為核心的儒學典籍，因而戚氏的武學理論蘊藏著兵儒合一的特性。尤其是儒家的經典思想成為他日後作為一代名將的思想後盾。

自戚繼光的五世祖戚斌開始，戚氏家族便世襲將兵之職，但戚繼光一生卻常以儒將自居，他的《紀效新書》——《練將篇第十四》就針對將領思想境界的培養提出了鮮明的看法，他認為：「無分於武弁也，無分於經生也，無分於草芥也擇其有志於武者，督郡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揮其外誘，明其忠義……」可以看出戚繼光把將領能否立身行己、抵抗外在的誘惑、深明大義作為首要之前提條件，因此他指出：「為將者需先將《孝經》《忠經》《論語》《孟子》《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然後益之《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財；授之《大學》《中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

由此，戚繼光對儒家經典的推崇可見一斑，對將領培養過程中的思想基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認為只有以此為前提才能「措方而不構於方，悟法而不泥於法。」然後才能「進之以器技、行伍之務，置諸蜉鼓實用之間，心方自信，職方自決。」此時將材方才算成矣。

戚繼光本人對《四書五經》頗有造詣，尤其推崇《大學》，他指出「上自天子，下至於庶人，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一切皆以修身為本。」「修身」就出自《大學》，可上承格物致知之法，誠心正意之本，下啟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剛健有為之道，是「大學」的中心和中軸。他在關於將帥品德培養的問題上，把《周易》的「惟謙卦無兇辭，古之大將惟謙善終，此之謂也」作為對將帥日常行為的要求；在談及將帥人格的培養時，主張最為要緊的就是為將者能否「將生死置之度外」，還援引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作勉勵；他還非常欣賞孟子「我善養養浩然之氣」一文，主張將帥應注重個人修養，善養浩然之氣。

另外，戚繼光還攝取了從漢代到宋代理學所確立的一套貼近現實社會的倫理綱常，在對於人生追求上，戚繼光在兵學領域解釋和發展了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說：「利與眾共之，不自以為利，則獨享其利也大；功與眾共之，不自以為功，則獨歸其功也深。雖為用兵制勝之道，即是心身性命之學。」（《愚愚稿上》）戚繼光的儒學修為和以上這些觀點的闡發，可以看出儒學對他思想影響之深刻，正是這種深刻的影響，使得戚氏在培養將領、治理軍隊、武學修養上有著那個時代人所不具有的高度；也為他日後逐漸傾向和服膺於同樣出自儒學的陽明心學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陽明心學在理論上對戚繼光武學思想的影響

明代初期的思想界繼承了宋代以來的程朱理學，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詔令天下，國家的科舉考試沿襲宋代理學家朱熹、程頤和程顥等人對四書五經的注釋，翌年，《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相繼修訂完成，自此程朱理學在明代初期佔有正統統治地位。因而戚繼光的武學思想初期也帶有理學的思想痕跡，他對天理和人慾有過精闢解釋，在對待人性善惡的問題上把朱熹的「明天理，滅人慾」用他貫習的戰場語言解釋為「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慾難磨而易起。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慾如下坡推轂。」把人慾橫流、修身難、墮落易解讀的生動非常。

但隨著明代中晚期政治的腐敗、朝政的頹圮，理學開始逐漸演變為統治階級工具的假道學，正是此背景下，明代大儒王陽明在繼承陸九淵心學基礎上發展出了著名的「致良知」理論，認為人心即是理，心外無理，在晚明極為盛行。戚繼光身處王守仁思想廣泛影響的大背景下，終生服膺陽明心學，由「良知」發展出「正心之術」，並應用到將帥的培養當中，把端正思想作為做將帥的根本；王陽明所強調的「知行合一」在戚繼光的武學思想中解釋為「身體力行」，他說：「近世人輕易看書，辭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體力行四字耳。」

又在王陽明「人人即可為堯舜」之說基礎上提出應當將聖賢和真正的大儒所說所言，字斟句酌的體悟，在自己身上力行，只要得一「良知」便可以抵達聖賢的地位，便可日日見堯舜。王陽明稱「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卷4《與楊仕德薛尚謙》）戚繼光則提出「去外寇易，去心寇難」，把為將帥的道德情操與抗擊倭寇相結合，認為善立功之人，應當是能夠蕩平一方倭寇之將；善立德之人，當是能夠蕩平自身心中倭寇之帥。

戚繼光的兒子評價他為：「私淑陽明，大闡良知」，深諳王陽明的心學，並用實際行動闡發光大。因此，他的武學和軍事思想雖然未對陽明心學有創造性的革新，但卻將其「知行合一」的哲學理論、倫理理論和軍事思想、作戰實踐緊密的結合起來，運用到軍事實踐當中，在很大程度上真正踐行了王學的思想核心。

在戚繼光看來，天下之事難者甚多，而用兵之術，是難之又難之事，是「根於幾微，本諸仁義……跡粗而用神」而在這尤難之事中，最為重要的即是「練將」，他認為將領的品行操守與戰爭的成敗關係密切，驕傲、盈滿、矜怠、快俠等品行都不能成就一名可以保家衛國、揚名立功的將領。為將者首要有良好的品行，無論貴為王侯將向者，賤而匹夫庶人者，共有的僅是「一心」而已。而此心，即是王守仁所說的「良知之心」。

戚繼光武學對「知行合一」的踐行

在踐行心學的過程中，戚繼光從兩個方面實踐和發展了陽明的理論，第一方面，他把作為天理的良知與人心統一起來，認為致知之事不需要向外探求，應訴諸於本心，因此他說：「天之付我，原來有善無惡。」又說：「在就己之德與其在民者，一一究竟到至善本末源頭去處，畢竟善為天命所付之本然……」由此可以看出，戚氏把天命所付之善本身即看作理，至善之理要到人性之始去覓，理即是心，是天之本然，正如王陽明四端之說中的第一心，即「無善無惡是為本體」，本體即是本心。

第二方面，他同王陽明一樣認為良知人人皆有，聖愚並無不同，因此他說：「……自明德而言，謂之盡性；自新民而言，謂之推心。蓋天下同是心，故因心可以制治，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故也；天下同是性，故因性即可以藕民，千萬人之性即一人之性故也。」戚繼光在實踐心學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把練將、練兵、軍事作戰、武術習練與心之體融會貫通，形成了屬於軍旅的心學體系。

除此之外，戚繼光還結合宋代張載的「氣本體」範疇，認為心與氣相對，提出用提升「心氣」來提高道德修養，他指出：「兵種雖多術，而膽具於身心統乎氣，氣當乎用，則未嘗不同。」認為氣發於外而根植於本心，所以出於諸心的方為真氣，而格物而後發者，是為客氣。心原本是諸天至善之本體，心一旦與物接，就會外化為氣，在此過程中，出於純本之心的至善本性會發生變化，因而才出現真氣，然後是浮氣和積氣等。真勇就是出自真氣，唯有具備真勇之兵將在戰場上才能縱橫捭闔取得最終勝利，而浮氣和積氣則會擾亂本心，使得兵將或萎靡不振或剛愎自用，致使戰爭失敗。所以要從修心修德之處著手，修心氣之術即是平心中之寇，呈現心之純本自然的至善之態。

《紀效新書·膽氣篇》有云：「……至於治心寇，卻弗加意功名利慾。與心為敵，無異於寇。能剿外寇者卻不能攻心寇，可不省旃。……心為主將，氣為士卒，治心則為良將，治氣則得猛卒，……善將心者，以意為偏稗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戒慎恐懼，防乎其防。」他把兵與將之間的關係比作心與氣，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有所批判和吸收，因此他即反對「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思想，又不完全因襲心學「致良知」的理論範疇，認為只為追求頓悟成聖賢，卻忽視當下社會現實的實踐是有違道德之真的。

他把心學的功夫論演化實踐為「治心寇」，這既與王守仁「破心中賊」有異曲同工之妙，又結合了切身實際存在的政治軍事環境，他要求他的將領要身率天之道、忠信果敢、仁厚知禮，應當在一念起之處格除不當的慾念，需要時時「自返照腔子裡面」，不斷自省，所謂知善知惡謂之良知，只有如此方可使良知不會泯滅。

戚繼光之《紀效新書》在培養將領方面，從「正心術」到「明保障」，根本之標準共計二十六條，這二十六條包括七項基本原則（正心術、立志向、明死生、辨利害、做好人、堅操守、寬度量），需要克服的七項缺陷（聲色害、貨利害、剛愎害、勝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以及為將帥者的十二中基本素質（尚謙德、惜官箴、勤職業、辨效法、習兵法、習武藝、正名分、愛士卒、教士卒、明恩威、嚴節制、明保障），這些標準既有積極地引導，又有反面勸誡，其核心就在與「正人之心」，不得不說戚氏之學中無處不印刻著陽明心學思想的光輝。

另外，陽明心學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樸實無華，深入民間鄉裡進行思想教育，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玄之又玄的天理之性引向日常生活，提倡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存在的意義。正是因為心學走進民間、關注大眾的日常生活，倡導簡潔樸實的理論，將哲學活動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把在雲端、廟堂和山野的哲學玄思下降到人間，用世俗的教法，過市井啟發愚懵，用簡單平常的話來向他人講學，這才使得心學成為明清兩代最為盛行的哲學思想。戚繼光把心學的這種方法論踐行於軍隊建設當中。

明代中晚期，士卒的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基於這一特點，在制定軍隊條列或是撰寫軍事著作時，戚繼光都力求做到通俗易懂、語言平實，還產用諺語、格言、俗語等於士卒講話。譬如他要求士卒禁止殺戮百姓時，就隨口引用佛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俗語；還常用「皇天不負好心人，皇天不負苦心人」這樣的口頭禪來激勵士兵；在勸誡他手下將領清正廉潔時，又隨口引用當時流行的諺語「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還常以常「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這種口語提醒將領們不要貪功茂名。

綜上，可以發現，戚繼光在他的行伍生涯中無處不在身體力行的實踐著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精髓，尤其是在細節上幾乎處處不離「知行」二字，可以說是心學在武學中的絕佳現實演繹，從根本上把武術的本質實踐出來，即是說武的本質並非具有多強的殺傷力、多麼炫目多姿的外在表現力，而是在於對於道德的根本之實踐。戚繼光以他卓絕的思想造詣和威名赫赫的軍事才能，無愧於他一代儒將的風採，更無愧於後人對他的無上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