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活中總是免不了假貨的侵擾，「天下無假」的願景， 在無處不在的假貨衝擊下變得遙不可及，連退求其次的「天下少假」，也能感受到現實帶來的寒意。據新京報報導，近日，有媒體對江蘇常熟「外貿村」的假貨進行了調查。每天傍晚五點到七點，是「外貿村」的營業時間。兩個小時內，聚集在江蘇省常熟市莫城街道的兩千多家服裝檔口，運出成千上萬件「大牌」服裝。假貨已成「外貿村」公開的秘密，奈何制假售假已形成龐大的產業鏈，並未在持續的整治中銷聲匿跡，反倒越活越精神了。<br/><br/> 以結果而論，當地執法部門在打擊假貨方面也算成效明顯。據報導，2017年，當地當場查獲假冒商品累計10萬餘件，涉案總金額2000餘萬元。在2020年年初的打假行動中，據當地通報，相關部門立案偵辦侵犯智慧財產權案件56起，涉案總金額高達1.8億元，搗毀假冒窩點70多個，抓獲犯罪嫌疑人57名，繳獲侵權假冒物品23萬餘件。現在問題來了，如此力度的執法都未能從根上解決問題，說明在完整的產業鏈下，不能僅針對生產環節進行重拳出擊，砍斷利益黑手還須從銷售和流通環節發力。<br/><br/>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這個邏輯對於打擊製售假貨行為同樣適用。假貨生產出來後若無處銷售，誰還有生產的原始動能?明面上的生產窩點並不難查處，根據蛛絲馬跡就可以精準打擊，就算是制假者躲藏功夫極高，若沒有流通環節的加持，假貨生產也不會如此遊刃有餘，在應對監管上愈來愈有心得。相比於傳統的線下銷售，線上渠道同樣是監管者防不勝防的「治理窪地」。<br/><br/> 調查顯示，「外貿村」批量和定製生產的大量假貨，分別賣給了網店、實體店和微商。在三大銷售渠道中，線下傳統經營模式已有較為成熟有效的監管體系，消費者識假防假的意識不斷增強，銷售難度在不斷增加，難在移動社交電商（俗稱微商）銷售假貨的行為變得難以控制，成為假貨治理新的痛點、難點和堵點。<br/><br/> 微商的興起給假貨的泛濫提供了溼潤的土壤，也給監管帶來了極大的難度，其間有著內在的事實依據和邏輯關係。相比於眾多電商平臺開放性而言，以小眾化、圈子化和私密化的微商，「用熟而殺熟」，其商業生態存在先天缺陷——微商利用熟人關係進行產品銷售，人情關係下的「殺熟」，也就成了最好的庇護傘。很多人購買了朋友賣的假貨，事後發現並蒙受了損失，誰又拉得下臉面去維權?朋友之間不計較，假貨追溯機制就難以自動發揮作用。消費者自己吃「啞巴虧」不去追究，整個監管機制也就難以做到通暢和高效。<br/><br/> 截至2017年，我國的微商從業人數已達到近2019萬人。有人對比了當年全國的總人口後發現：每69個人裡，就可能有一個是微商。微商從業者的數量還在增長，這個「私域電商」群體也日漸龐大，依託圈子化的「殺熟」和「出軌」，與整個行業的發展如影隨形。與其他電商平臺的開放性相比，微商作為社交功能的「附屬物」，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監管缺陷，比如其他網購電商平臺要與監管部門實行數據共享，建立了開放性的管理體系和聯動機制，微商平臺的私域化特質，使得平臺在前置把關和質量控制上先天不足，過低的準入門檻和隱秘化的生態也讓執法部門無處發力，難以發揮作用。微商社交功能形成的隱蔽分散，催生了製售假貨的鬼市化、「遊擊戰」化的動向，無形中產生了一個監管窪地。於此我們不免要追問，在售假「鬼市化」的形態下，究竟該如何儘快彌補這一短板?<br/><br/> 鏈條治理體系下既要查源頭更要斷銷路，針對薄弱環節的對症下藥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微商的渠道缺陷和監管短板是一個頑疾，允許其成長更需要其儘快成熟起來。雖然社交圈子相對私域化的缺陷，但是體系建設和完善則可以走開放之路。對整個行業生態來說，既要講道德更要講法律，督促平臺公司履行首要之責，不能只重數量而忽視質量縱容野蠻生長；平臺在監管方式上要更加透明，主動開放數據和暢通渠道擁抱監管，在技術防控和自我淨化上更有作為。當然，平臺到底應該承擔何種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也需要進一步明確。《電子商務法》將微商、代購納入了監管範圍，但仍需出臺相應的實施細則，把平臺治理作為打假的重要抓手，促使平臺真正擔負起「第一責任」，如此才能對打著「微商」幌子銷售偽劣產品的不法行為產生約束。<br/><br/> 平臺負責、法律監督，如同一個人的兩隻手。控制和規範了微商等假貨銷售的渠道，也就填平了假貨治理的窪地。（作者系天府評論新聞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