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三年正月朔，湖南巡撫轉達清廷諭旨，為獎勵績學碩儒，科舉周甲（六十年前鄉試中式），特授王闓運翰林院侍講銜。傳統中國讀書人以中舉人、登進士與點翰林，為最輝煌的人生三部曲；青年未中進士，卻在晚年「跳級」做了翰林，對七十九歲的闓運來說，實在是一樁能娛暮景的樂事。
他善於搞笑，專為這事寫過一副對聯：愧無齒錄稱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按，「齒錄」即鄉試會試中式諸人的同年錄，又，翰林院俗以中式年分較早者為「前輩」，而闓運是特授翰林，孑立無朋，編不出同年錄，遂亦不能按部就班，找著自己的前輩。下聯則說光緒三十二年第二屆留學歐美畢業考試，畢業於美國菲力德非醫學院的牙科博士徐景文考列一等，賜醫科進士出身。此聯運用「今典」，十分妥帖，一時成為膾炙人口的談資。
既蒙特授，不能衣錦夜行，怎麼也得省城走一遭，坐坐上席，聽幾句吉祥話。闓運上半年鄉居，勤於著述，到了秋間，買船赴省，就是衝這個樂子去的。孰料八月二十一日，他率家人自湘潭來長沙，船才靠岸，就聽到「湖北兵亂」的消息。前天，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正是武昌首義的日子。
次日讀報，說黃興在漢口領軍抗敵，截斷河橋，闓運以為「頗有布置」。不過，其時黃興並未抵漢，傳聞有誤。闓運經歷過鹹同年間的太平天囯戰爭，與中樞的肅順，前敵的曾國藩左宗棠諸人都有深交，見慣戰亂，如今贊一句黃興，與當年稱讚李秀成有勇有謀，是相同的意味。在他心中，黃興終屬「賊黨」，或有一時的風光，終究歸於覆滅，武昌暫時淪陷，將來亦必光復。因此，聽到「鄂亂」的消息，他並不慌張，照常訪友宴客，照常與家人打麻將，照常自嘲與周媽（傭人之妻，與他關係曖昧）的關係，「如慈禧遇李連英」。
三十日，他去訪日本學者鹽谷溫（時從葉德輝學），聽說城中外國人「已半走」，仍然不慌不忙，發了一通感慨：「狐媚可取天下，鼠竊豈可取耶」？所謂狐媚，以他早年勸曾國藩揮師入京「申明祖制」以阻止垂簾聽政的事跡，大概能猜到他說的是慈禧太后。至於鼠竊，則是他把康梁與孫黃混為一談，誤以為這次「肇亂」是康梁戊戌變法失敗後發起「不自量」的「革命」。
明晨，他在左文襄祠門口，親聞「武夫傳呵」，說革命軍已經攻入巡撫衙門，再親見「須臾，滿城白旗」，他才知道，自己錯了，這不是一時一地的小變亂，而是改天換日的大事件。有點慌，因為，「餘亦為俘矣」；有點怕，因為，「在城，終為陷賊」也。此地不宜久留，走為上，可是，「至西門，不得出」，「至南門，已閉」，不得已，只能回到城北公寓，命兒子輩再探再報。
壞消息不斷傳來。長沙知縣被革命軍殺死，巡撫餘誠格（素交）棄城而走，譚延闓（前湖南諮議局長，世交晚輩）「從賊」做了參議院長。既無由求助於體制內高官，又不忍心徇從反體制的貴人，進退維谷。所幸七日後全城解嚴，趕緊離開長沙回到湘潭。
回到老家，也沒有什麼好消息。供職於釐局的老朋友找他，請寫信給譚延闓，證明自己「不與賊通」，他長嘆一聲，展示剛從省城傳來的《中華民國湖南都督府參議院規則》，告訴朋友，譚延闓就是參議院長。族孫被革命軍搶劫，向他求助，請幫忙報官，他只能說，「今無官」，但也「不可報賊」。常大淳（前湖北巡撫，與太平軍戰，自殺）的孫子來慰問他，一見，卻已剃髮，還說要往湖北投效革命軍；由此，想到譚延闓，想到劉長佑（湘軍名帥）之孫，都投了革黨，他不由慨嘆「世職從逆」，朝廷「恤賞全無報也」。更令他揪心的是，三個兒子，代懿、代功與代輿，先後剪了辮子，亦皆「從逆」。
他經歷的「洪楊之亂」，那麼慘酷，身邊也沒有這種現象，相較而言，從破壞程度來說，「辛亥之亂」要輕得多，時間也才幾天，世界這是怎麼了？「自來亂未若此，不亂之亂，如大亂也」。老同志碰到新問題，難怪他感到迷惘。
他給老朋友寫詩：「仙家樂雞犬，兒輩失冠巾」；描述目睹的亂象。他給自己寫詩，卻找不到合適的題目：「欲題七哀，無可哀；題為感遇，又不甚似；改題為悲憤」。終於，他給逃跑的巡撫朋友寫信，以新詞描寫「悲憤」，自以為準確表達了感受：「一時才彥皆無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黨，我等以專制受累，復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獨立不懼，乃真獨立。立則難言，不懼其庶幾乎」。專制，共和，自由，獨立，這些新名詞，如此混搭，更讓我們體會到闓運的迷惘。這是真慌了。
好容易捱過幾個月，民國成立，改換年號了。元年正月朔，他在日記寫下三個字：「不受賀」。次日，看到清帝遜位、袁世凱任總統的電報，他總算平靜下來，說：「清廷遂以兒戲自亡」；總結得很好。
清廷排擠漢人，皇族組閣，推遲立憲，不是視治國為兒戲嗎？武昌首義，孫黃宋諸元勳事先全不知情，即使身在現場的首義將士也沒能統一思想敲定開戰的準確時間，不是視革命為兒戲嗎？「打醬油」的立憲派諸君子也是毫無把握，半推半就，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不也是試政治為兒戲嗎？三方都玩過家家，總有一家要崩潰，而崩潰的原因，就看誰更「兒戲」。無疑，清廷得分了。
平復心態後的闓運寫了一句詩，恢復了所謂「帝王師」級別的判斷力，詩云：「並無豎子能成事，坐見群兒妄自尊」。上聯，他不將時代巨變歸功於革命黨，下聯，也不認為「亂黨」孫文（他在日記曾稱為「孫帝」）與「世兄」袁世凱（論輩分闓運為世凱父執）之徒真能底定乾坤。而在己，他則說：「請君莫灑新亭淚，且復清春指杏村」；所謂新亭之淚，謂東晉諸人被驅趕到江南，緬懷故國，「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不由得紛紛墮淚。闓運以為不必如此，因為，他對朝廷（自慈禧政變成功上位後的朝廷）早已絕望，對國人（自湘軍崛起後的爭利勝於立名的風氣）不抱希望，數十年來，純以老莊之法入世，遊戲人間，除了眼見的風險（如歲末缺錢度歲，兵亂易致戕身），再不以世事縈懷。
元年冬，宋教仁（時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返湘，參加闓運八十大壽宴會，轉達袁總統請湘綺先生主持清史館的建議。闓運怎麼應對的？其時他正要送女兒去上海，「怯於盤纏」，遂與教仁扯了一會兒史學淡——日記稱教仁「似講史學家，沈子培（曾植）之流也」——「即欣然應之」。
有朋友聽說闓運將北上，投詩相贈，勸他莫做「莽大夫」（以王莽喻袁世凱），闓運認為這是善意，「誠為愛我」。但是，在這樣的年代，莽與非莽，又何有界限可言呢？於是，吾人讀史，就知道中華民國清史館首任館長不是別人，就是王闓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