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註定因其不平凡而載入史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觸動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調整。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蓬勃興起，不斷湧現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又為人們帶來新的機遇。
回顧2020年，面向2021，我們不禁要問：面對變革，全世界應怎樣團結協作、共克時艱，在危機中辨析新機，於變革中開拓新局。
身處科學技術加速迭代、科技創新深度影響未來發展的今天，我們不禁想要探求：怎樣才能進一步培養科學精神、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努力實現更多「從0到1」的突破。
2021年初之際，每日經濟新聞重磅推出「巔峰對話：瞰見2021」系列策劃。在第一季，每日經濟新聞每經商學院將獨家對話六位諾貝爾獎得主，圍繞世界經濟前瞻、科技創新等問題，進行深度探討。
在2021年的第一天，我們帶來的是對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S.Phelps)教授的獨家專訪。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S.Phelps)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2006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0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於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係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貢獻。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指出，菲爾普斯的研究對於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起著決定性的影響。菲爾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增長理論，他是繼羅伯特·索洛之後，對經濟增長的動態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正式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是影響經濟學進程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專訪中，菲爾普斯教授解析了當下全球經濟復甦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並探討了收入分配等在促進效率與公平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我更擔心飆升的公共債務」
全球疫情背景下，各國採取了封城、停工、隔離等措施，基本停止了必需品生產以外的經濟活動，經濟陷於停滯。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萎縮進一步降低了全球經濟增速。在全球一體化大生產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來源的當下，部分產業的短期「休克」對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造成影響，影響了全球生產活動的正常運行。
針對這一問題，菲爾普斯表示，在美國，由於業主和經理們希望避免再次出現海外零部件短缺的情況，美國工業中的家庭生產已經出現了大幅增長。「我們現在正在等待，看看美國新政府是否會對企業施加更大的壓力，使其更多地利用本地生產的零部件，而不是海外製造的零部件。」他說。
而在菲爾普斯看來，美國對外包的態度以及對貿易的總體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工人對其工作的滿意度以及是否能夠獲得美國政府的公平對待。
「在前者上，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最近幾年，美國的「工作滿意度」一直在下降，」菲爾普斯說：「在後者方面，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該國中部地區的工人似乎越來越有一種感覺，即他們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而更有優勢的人的收入卻設法繼續增長，股價也是如此。」
新冠疫情疊加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開啟了全球新一輪貨幣寬鬆的浪潮。多國加入新一輪「印鈔」行動中。從美聯儲為代表的各大央行年末會議發布的聲明可以判斷，未來一段時期全球貨幣政策將維持超寬鬆基調。縱觀全球市場，美國、英國、加拿大、歐洲、日本利率仍維持在歷史低位水平。
對於新一輪的全球貨幣寬鬆，市場擔憂其將給全球經濟的復甦帶來潛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但菲爾普斯認為，貨幣寬鬆政策並不對經濟復甦構成風險。
「當然，未來一年左右持續的低利率可能會導致通脹率上升。而且，在那種情況下，股市價格將下跌，一些投資計劃可能會被擱置。但我的猜測是，到那時大部分復甦已經完成。」
菲爾普斯補充說：「我更擔心的，其實是像火箭般飆升的公共債務問題。」
當前，部分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水平連創新高，深陷財政赤字貨幣化困局。而隨著發達國家高赤字、高債務、低經濟增長率的矛盾愈加突出，市場價格與資源的扭曲配置，又帶來了長期負面的影響。
面對全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和困局，股票、債券、黃金等資產價格的走勢備受全球投資者關注。菲爾普斯認為，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未來資產的價格也籠罩著巨大的「奈特氏不確定性」。「因此，對資產價格冒險去做一個預測是非常不合適的。」
奈特氏不確定性，指無法被衡量、不能被計算或然率的風險。由經濟學家法蘭克奈特提出。在他的成名作《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中，他為風險與不確定性做出定義，主張風險是能被計算概率與期望值的不確定性，而不能被預先計算與評估的風險則是不確定性。
「但我想要說的是，只要西方仍處於長期增長異常緩慢的停滯狀態，在未來中期內，股票價格等遠高於上世紀70年代至本世紀00年代的水平。」菲爾普斯說道。
經濟變革需要克服障礙
展望未來，經濟復甦的過程，離不開資本、市場、勞動力、創新、供應鏈、產業鏈以及其他諸多因素的共同配合。菲爾普斯教授認為，對於全球各國來說，創新無疑是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
這種觀點，在菲爾普斯教授所著的《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也有所體現——社會制度、科學發明、航海發現並不是締造國家繁榮的根本原因，相反，滲透到大眾草根階層的創新精神才是經濟騰飛的持久動力。
「我認為，任何國家的自然趨勢都是探索、創造、創新和發展它所發現的東西。」他也向每經記者強調，歷史經驗證明，在全球一些國家中，經濟變革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需要努力去克服。
「另一個問題是，在某些國家，人們不知為何失去了嘗試創造新方法或新事物的意願、好奇心或冒險精神。」菲爾普斯說道，「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是在我看來西方的一些國家不再是曾經富於想像力的國家了。」
展望未來，既要站在全局高度，來探討全球經濟體的復甦進程，也要站在個體角度，來分析收入分配在對接需求和供給端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疫情重塑全球經濟格局之際，是否能夠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來實現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菲爾普斯教授在經濟學領域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於創造和使用政策工具，以實現一個國家經濟的更大公平。「我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稅收結構上。我還對補貼每個公司低薪工人的僱用特別感興趣。」
據菲爾普斯教授觀察，在美國，現在人們開始意識到政府採取措施提高最底層工資率的合理性。
「但重要的是，要避免使用不良手段來達到良好的目的。」在提高收入的手段上，菲爾普斯教授也提醒，不應過分「簡單粗暴」：「令人失望的是，在美國，許多非經濟學家設想通過立法的方式，以迫使僱主支付更高的工資。而沒有意識到，這種粗糙的方法可能會導致問題。」
註：本文採訪內容僅代表受訪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每日經濟新聞》立場，亦不構成投資建議。
記者：梁宏亮
實習記者：王思雨
編輯：梁宏亮
視覺：鄒利
排版：王思雨 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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