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漢學家德禮賢（Pasquale d』Elia）在一九三五年發現了藏於羅馬義大利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V. Emanuele II di Roma，縮寫為BNVER）的耶穌會檔案（Fondo Gesuitico，縮寫為FG）中的一份手稿，編號為FG（3314）1185。德禮賢在文獻上留下一段對文獻的批註：
耶穌會檔1185（3314），中國《四書》的第一部譯著，還附有不同作者的名言集。它包括有：（1）《大學》的譯本、（2）《中庸》的譯本、（3）《論語》的譯本。注意，這三部譯本是於一五九一年十一月至一五九二年八月十日間完成的；（4）《諸家名言彙集》。注意，該譯作是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神父在一五九三年十一月開始創作並於同月二十號完成的；（5）《孟子》譯本，這些譯本的作者是何人？看起來是羅明堅。他從一五七九年至一五八八年一直在中國生活，於一五八八年回到歐洲。不過，在幾乎同一時間，一五九一年至一五九四年，我們知道他的會友利瑪竇（Matteo Ricci）將《四書》譯成了拉丁文，並打算把它們從中國寄往義大利耶穌會會長。鑑於該譯本提出了一種較羅明堅的學問更高的中國學，很有可能該譯作的作者為利瑪竇，而羅明堅只是抄寫而已，同時也抄寫了作品的日期。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羅馬，德禮賢。[i]
這份手稿文獻有五部分組成：
一、《大學》的譯本（Liber Primus Humana Institutio）
二、《中庸》譯本（Liber Semper in Medio Ciumyum）
三、《論語》譯本（Luiniu id est De Consideratione Sit liber ord.e Tertius）
四、《孟子》譯本（Liber Mentius nomine ex iis qui vulgo 4.or Libri vocantur）
五、《諸家名言彙編》（Diversorum autorum sententiae ex diversis codicibus collectae, è Sinensi lingua in latinam translatae）
義大利當代學者達仁利（Francesco D』Arelli）對這份文獻做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為其文獻的結構是：
一、第1頁正面至第7頁正面（即第1-13頁）[ii]第一本卷《大學》第7頁反面（第14頁）空白；
二、第8頁正面至第21頁正面（即第15-41頁）第二本卷《中庸》第21頁反面（第42頁）空白；
三、第22頁正面至第63頁正面（即第43-125頁）《論語》，有關思考反省，是《四書》的第三部；
四、第1頁正面至第16頁正面（即第1-31頁），第一本書《諸家名言彙編》，由中文譯為拉丁文，字面直譯。第16頁反面至第28頁反面（即32-56頁）空白；
五、第1頁正面至第76頁正面（即第1-151頁），第一卷《孟子》，四書之一，由漢語譯為拉丁文。第76頁反面至第87頁反面（即152-174頁）空白。[iii]
以下是筆者從義大利國家圖書館所複製的文獻原件。
第一份：羅明堅的簽名
第二份：《大學》拉丁文翻譯首頁
第三份：《中庸》的拉丁文翻譯首頁
第四份：《論語》拉丁文翻譯首頁
第五份：《孟子》拉丁文翻譯首頁
中國儒家經典第一次在歐洲的翻譯出版是晚明來華耶穌會士羅明堅完成的，[iv]儒家經典《四書》在歐洲的首次翻譯出版是由比利時來華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所牽頭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v]
《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內頁
關於這份文獻，德禮賢於一九三五年第一次閱讀後在文獻上留下了批註，他認為，除了文獻中的《諸家名言彙編》是由羅明堅翻譯的，其餘均為利瑪竇所譯。因為，「該譯本提出了一種較羅明堅的學問更高的中國學，很有可能該譯作的作者為利瑪竇，而羅明堅只是抄寫而已，同時也抄寫了作品的日期」。[vi]這個結論留下的疑問是：文獻首頁的署名簽字是羅明堅，字跡也是羅明堅，為何這份文獻只是羅明堅抄寫利瑪竇的翻譯稿？羅明堅做為作者為何不可能？近年來所發現的羅明堅的漢文詩歌表明，[vii]羅明堅的中文水平、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並不比利瑪竇差多少，兩人難分仲伯。從文獻的鑑定來說，署名和字跡是重要的憑證，這裡已經有了羅明堅的簽名和字跡，沒有利瑪竇的簽名和字跡，為何將其歸於利瑪竇？
到一九四九年時，當德禮賢出版《利瑪竇史料》（Fonti Ricciane）第一卷時，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釋中對其手抄本內容進行描述後，這樣寫道：「該譯本為羅明堅所做，他之所以未能像拉丁語教理問答手冊一樣出版是因為遭到了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的強烈反對。範禮安在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點明『羅明堅粗通漢語』，而且說利瑪竇當時不僅正在寫作一部更好的教理問答手冊，同時也正在翻譯《四書》，其譯作的大部分在一五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或十六日前已給他看過。」[viii]在同一卷的另一注釋中，德禮賢寫道，羅明堅在一五九一至一五九二年間修改並潤色了當時在中國完成的《四書》拉丁語譯本。[ix]
《利瑪竇史料》（Fonti Ricciane; Rome, 1949）封面
如何回答當代義大利學者達仁利的質疑？近期我們找到羅明堅作為該文獻的作者另一個重要的文獻證據，這就是，在羅明堅返回歐洲後，在波賽維諾（Antonio Possevino, 1533-1611）的最重要的著作、百科全書式的《歷史、科學、救世研討叢書選編》（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n procuranda. Roma 1593，下簡稱《叢書選編》）一書中，發表了《大學》部分譯文，這是儒家經典第一次被翻譯成歐洲語言。我們找到了羅明堅的這篇譯文，將其與德禮賢發現的《四書》手稿中的《大學》譯文對照，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個別拼寫略有不同。[x]
《歷史、科學、救世研討叢書選編》封面
羅明堅在《叢書選編》中對《大學》的拉丁文翻譯部分譯文如下：[xi]
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e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 et in suscepta probitate retinenda. Quando autem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ndum est, tunc homo consistit, consistens quiescit, quietus securus est, securus potest ratiocinari, et diiudicare, demum potest fieri voti compos. Res habent ordinem, ut aliae antecedant, aliae sequantur. 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aescribit. Principio,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in historia, in disciplinis, in Salute omniun procuranda. Roma 1593 administrarunt; domum suam recte administrare qui voluerunt, semetipsos ex rationis praeceptis formarunt; qui vitam suam penitus cum ratione consentire cupiverunt, eius, quod intimum esset, cordis scilicet, et mentis statum summo studio direxerunt: qui cor quaesiverunt ab omni labe facere alienum, eius cupiditatem, et studium aliquod vel amplectendi, vel fugiendi ordinarunt; hoc vero ut praestarent, cuiusque rei caussas, et naturas noscere studuerunt.[xii]
藏在義大利國家圖書館的羅明堅所翻譯《大學》的部分手稿如下：[xiii]
Humanae institutionis ratio posita est, in lumine natura cognoscendo et sequendo in aliorum hominum conformationem, et in suscepta probitate retinenda. Quando compertum fuerit ubi sistendum est, tunc homo consistit, consistens quiescit; quietus securus est; securus potest ratiocinari et diiudicare, demum potest fieri voti compos. Res habent ordinem, ut aliae antecedant, aliae sequantur: qui scit hunc ordinem tenere non procul abest a ratione quam natura prescribit. Initio qui voluerunt indagare insitum natura lumen, datum ad mundi regimen, prius regni administrationes sibi proposuerunt. At qui volebant regnum suum recte administrare; prius domum suam disciplina recte constituebant, qui recte volebant domum suam disciplina constituere, prius vitam suam instituerunt, qui vero voluerunt vitam suam instituere, prius animum suum instituerunt; qui animum voluerunt instituere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rectificarunt, qui sua mentis intentionem et actiones volebat dirigere, scientia sibi comparabant.
Absolutio scientiae
這樣我們看到，在《叢書選編》書中第583頁的《大學》翻譯和在羅馬國家圖書館所發現的，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份《四書》中的《大學》譯稿的拉丁文手稿的翻譯基本相同，這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如果我們總結一下，關於這份文獻的作者應該歸屬羅明堅，至少有三條鐵證：
一、文獻的署名是羅明堅，字跡是羅明堅，而不是利瑪竇或其他人；
二、文獻中的一份文獻《諸家名言彙編》白字黑字寫的是羅明堅翻譯；
三、文獻中的《大學》中的一段文字和羅明堅已經公開發表的《大學》一段文字完全相同，只是個別詞有變化。
德禮賢作為研究利瑪竇手稿的大家，他認為這份文獻的作者是羅明堅，儘管是個人意見，但應給予重視。當然，目前學術界也有不同意見，有些學者認為這份文獻雖然是羅明堅署名，但他也只是個抄手，而不是譯者。這個觀點的主要代表學者是義大利亞非學院圖書館館長達仁利，他說：「羅明堅除了自稱自己是將《諸家名言彙編》由中文譯為拉丁文、字面直譯的作者外，我們不妨假設，他還是手稿FG（3314）1185剩餘部分《四書》拉丁語譯本的抄寫者和收藏者。我們所討論的該手稿，從他的材料編制上看，很可能是在後來抄寫的……倘若說羅明堅僅僅是抄寫者或FG（3314）1185手稿一至三部分、第五部分的搜集者，我們就有理由說作者是利瑪竇。」[xiv]
達仁利先生這樣分析時，尚未對兩個《大學》的拉丁文具體譯文做對比，因此，他的意見仍是歷史學的分析，缺乏堅實的文獻證明。現在我們對兩個譯本的對照分析，翻譯的文字如此接近，有整段譯文完全一樣，這充分說明，藏在義大利國家圖書館的這份《四書》翻譯手稿的作者應該歸屬羅明堅，而不是利瑪竇。義大利漢學家德禮賢的開創性研究應該得到尊重，我們這裡的對比譯文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德禮賢先生結論的正確。[xv]
從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和西傳來看，羅明堅以拉丁文所翻譯的《四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xvi]如果說他的《大學》部分章節的發表開啟了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西譯之先河，那麼，這部《四書》譯稿則是在中國文化西傳史上值得大筆書寫的成就。[xvii]
如果這份重要的《四書》拉丁文譯稿屬於羅明堅所做，那麼為何在歐洲沒有出版？這是我們要回到第二個問題。
羅明堅在波賽維諾的書中只發表了其譯稿的一小部分，即，《大學》的一段翻譯。而他所翻譯的《四書》的全部拉丁文原稿現仍保存於羅馬的義大利國家圖書館中。[xviii]以後德禮賢在他所編輯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利瑪竇史料》（Fonti Ricciani I-Ⅲ, Roma, 1942-1949）的第一卷第43頁的注釋中，詳細描寫了這部原稿的尺寸、頁碼等情況。羅明堅的這部重要譯著之所以沒有全部出版，按照魯保祿（Paul A. Rule）先生的考證，這和範禮安的態度有關。當時範禮安之所以讓羅明堅返回歐洲，一方面上是讓他辦理晉見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Philipp Ⅱ，1556-1598在位，自一五八〇年兼葡萄牙國王）和教宗，希望他們派使節來中國，以便和中國建立正式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羅明堅那時已經四十五歲，他已不可能很好地學習中文，從而不可能很好地執行他所制定的「適應」政策。範禮安在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羅明堅神父在這傳教十分辛苦，「現在派他回歐洲，有足夠的理由使他得以休息。在他這樣大的年齡，擔子已經十分沉重，他在外旅行已很久了。所以，應該讓他回去休息。此外，他的中文發音並不很好，當然，當他重返歐洲時，年輕的神父們會諒解他。但在東亞的傳教活動中並不需要太老的人，……他在這次傳教中已經做得很好了。」[xix]
實際上當羅明堅譯《四書》時，利瑪竇按照範禮安的要求，在中國的肇慶也做著同樣的工作。利瑪竇估計是得知羅明堅在翻譯《四書》的，他在一五九三年十二月十日寫給總會長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神父的信中，表達了一種對羅明堅不太信任的態度，他這樣說：「今年我們都在研究中文，是我念給目前已去世的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神父聽，即《四書》，是一本良好的倫理集成，今天視察員神父要我把《四書》譯成拉丁文，此外再編一本新的要理問答（按即後來著名的《天主實義》）。這應當用中文撰寫；我們原本有一本（指羅明堅神父所編譯的），但成績不如理想。此外翻譯四書，必須加寫短短的注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託天主的幫忙，我譯妥三本。第四本正在翻譯中。……在翻譯妥後，我將寄給視察員神父，如不錯，明年就會寄給你。」[xx]
這裡雖然未點出羅明堅的名字，但兩處暗含著對羅明堅的批評。一處是說他要再編一本新的要理問答，因為過去的寫的不好，「成績不如理想」。這顯然是說羅明堅的那本《天主聖教實錄》已經不行了；第二處說「翻譯四書，必須加寫短短的注釋，以便所言更加清楚」，這裡暗含著翻譯《四書》是要求很高的中文水平的，也要有一些注釋性的材料。[xxi]顯然，利瑪竇認為在中國來做，肯定比在歐洲做要強得多。言外之意就是羅明堅在歐洲做《四書》翻譯恐怕不行。三年後，當他聽說羅明堅也在歐洲翻譯《四書》時，在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寫給總會長的信中明確地說：「羅明堅的譯文並不是好的，因為他只認識很少的中國字。」[xxii]這裡利瑪竇在直接地指責羅明堅了，利瑪竇晚年對羅明堅的評價和他年輕時的評價有所變化，對羅明堅也不再像早年那樣尊重了。[xxiii]利瑪竇作為一個後來者，是羅明堅的後輩，這樣說表明了他的心胸不夠開闊。當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利瑪竇這個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往研究中將利瑪竇過分神話的做法可以終止了。[xxiv]
範禮安是羅明堅《四書》出版的主要反對者，範禮安在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點明「羅明堅粗通漢語」，而且說利瑪竇當時不僅正在寫作一部更好的教理問答手冊，同時也正在翻譯《四書》，其譯作的大部分在一五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或十六日前已給他看過。[xxv]一五九六年當得知羅明堅在義大利完成了《四書》翻譯並且希望此書出版後，範禮安極力反對。他堅決地建議會長制止羅明堅，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出版那本書，因為羅明堅做不好，他知之甚少，連中國話都說不標準」。[xxvi]「因為不會是個好譯本，羅明堅神父僅粗通漢語而已」，儘管會長「在義大利時曾認為羅明堅神父通曉漢語」。範禮安要求「千萬不要在現在出版這本書」。[xxvii]
德禮賢多次強調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這份文獻是羅明堅所做。他找到了範禮安的通信，用事實證明了範禮安對羅明堅的壓制，用事實說明了這份文獻的真相。[xxviii]德禮賢的這個觀點目前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施省三（Joseph Shih S.J.）在他的《羅明堅神父和在中國的傳教事業》（Le Père Ruggieri et le problème de l'évangélisation en Chine）一書中；[xxix]已故丹麥漢學家龍伯格（Knud Lundbaek）在他那篇著名的〈在歐洲首次翻譯的儒家經典著作〉（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論文中；[xxx]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在《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一書中；[xxxi]還有近來的陳綸緒（Albert Chan S.J.）在他關於羅明堅詩歌的研究中；[xxxii]在羅薩度（Eugenio Lo Sardo）、柏永年（Joseph Sebes, S.J.）、洛佩茲－蓋伊（Jesús López-Gay, S.J.）等不少人的研究中[xxxiii]大體都持這個觀點。
所以，魯保祿先生認為羅明堅的《四書》譯本之所以未能在歐洲全部出版「主要是來自傳教士內部的意見」，部分的是利瑪竇的反對，從深層來說羅明堅被召回歐洲主要是他和利瑪竇在傳教策略上有著分歧。[xxxiv]具體來說，羅明堅的反對者主要是範禮安。範禮安不僅對日本的天主教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中國天主教史的發展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xxxv]現在是真相大白的時候了，德利賢的研究和我們最近的研究證明了這部《四書》的第一份譯稿是羅明堅所做，所以未能在歐洲及時出版是因為耶穌會內部範禮安的反對。
注釋：
[i].參見Pasquale M.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3 Vols.;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vol. I, p. 43, n. 2.
[ii].達仁利（Francesco D』Arelli）說：「頁碼標誌是由我加的，括號內有原來用墨水寫的阿拉伯數字頁碼，位於手抄本的每頁正－反面外側頁眉處。」參見Francesco D』Arelli, 「Matteo Ricci S.I. e la traduzione latina dei Quattro Libri (SISHU) dalla traduzione storiografia alla nouve ricerche」, in Francesco D』Arelli (ed.), Le marche e l』Oriente: una tradizione ininerrotta da Matteo Ricci a Giuseppe Tucci: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Macerata, 23-26 ottobre 1996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1998), p.165。感謝文錚幫助翻譯了此論文。
[iii].D』Arelli, 「Matteo Ricci S.I. e la traduzione latina dei Quattuor Libri (Sishu) dalla tradizione storiografica alle nuove ricerche」, pp. 163-175。
[iv].參閱張西平，〈西方漢學的奠基人羅明堅〉，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頁157-176。
[v].參閱梅謙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譯的儒家經典〉，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131-142；梅謙立，〈《論語》在西方的第一個譯本（1687）〉，載《中國哲學史》2011年第4期，頁101-112；羅瑩〈《中國哲學家孔子》成書過程芻議〉，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頁123-128。
[vi].d』Elia (ed.), Fonti Ricciane., vol. I, p. 43, n. 2.
[vii].參閱Albert Chan(陳綸緒),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41 (1993), p. 135；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58-66。
[viii].d』Elia (ed.), Fonti Ricciane , vol. I, p. 43.
[ix].同上，頁148，注2：「一五九一至一五九二年羅明堅校對了在中國完成的四書拉丁文翻譯（2543號）。如果這本譯作以及《教理問答手冊》沒有出版，那是因為範禮安的強烈反對。」
[x].麥克雷著，陸杏譯，〈波塞維諾《叢書選編》（1593）中的中國〉，載張西平、顧鈞主編，《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第一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66-83。感謝麥克雷（Michele Ferrero）教授提供羅明堅《四書》拉丁文手稿的轉寫稿。
[xi].見張西平，〈西方漢學的奠基人羅明堅〉。
[xii].這是龍伯格（Knud Lundbaek）教授轉寫的「Bibliotheca Selecta」中的拉丁文翻譯，參見Knud. 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1 (1979), pp. 1-11，參閱《北堂書目》734頁第2054號著作第583頁的《大學》。
[xiii].近期我與麥克雷教授一起在做羅明堅《四書》翻譯的研究，我提出可否將羅明堅第一個《大學》片段的譯文和義大利國家圖書館的《大學》譯文手稿展開對照，以確定兩者之間的聯繫。我們將兩者譯文做了對照，發現了文字的一致性。參閱麥克雷著，陸杏譯，〈波塞維諾《叢書選編》（1593）中的中國〉一文（抽樣本）。
[xiv].D』Arelli, 「Matteo Ricci S.I. e la traduzione latina dei Quattuor Libri (Sishu) dalla tradizione storiografica alle nuove ricerche」, pp. 163-175.
[xv].同上。在這裡感謝麥克雷教授與我的合作，正是我們的共同合作，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xvi].羅瑩已經對羅明堅的《中庸》翻譯做了深入研究，參閱羅瑩，〈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庸》拉丁文譯本手稿初探〉，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42（2015），頁119-145。
[xvii].目前，這個文獻的研究僅僅有中外少數學者在進行，北外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已經將整理的這份手稿作為將來《羅明堅文集》的重要內容。利瑪竇在書信中多次說過他翻譯了《四書》，但至今未見到原稿，尋找利瑪竇的《四書》譯稿仍是學術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xviii].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1 (1979), pp. 1-11.
[xix].轉引自Paul A. 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p. 7。
[xx].利瑪竇著，羅漁譯，《利瑪竇全集（卷三）：利瑪竇書信集（上）》（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頁135。引文括號內的文字為譯者所加。
[xxi].由德禮賢所發現的逐步《四書》拉丁文譯稿，沒有注釋，只是譯文，從這個角度看，這個譯本也不是利瑪竇所做。
[xxii].參閱Alessandro Valignano, Letters to Acquaviva 1596, in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vol. 1, p. 250。
[xxiii].參閱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頁112-119。
[xxiv].據有關學者查閱，至今在耶穌會的檔案中沒有利瑪竇的《四書》的拉丁文手稿，當然這個問題仍待進一步落實。
[xxv].d』Elia (ed.), Fonti Ricciane, vol. 1, p.43.
[xxvi].Valignano, Lettera to Acquaviva 1596, p. 250.
[xxvii].d』Elia (ed.), Fonti Ricciane, vol. 1, p. 250, n. 1，德禮賢在此注釋中還這樣寫道：「同樣，他反對羅明堅的拉丁文《教理問答手冊》。於是兩本都一直是藏於羅馬．伊曼努爾圖書館的手稿。」
[xxviii].範禮安強行將羅明堅送回歐洲，交給羅明堅的任務是組織教廷的訪華使團，但在教廷給大明皇帝的國書中訪華團成員中確無羅明堅本身，這的確使人不解。宋黎明認為這實際是一個「陽謀」。參閱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神父在中國（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49-54。
[xxix].Joseph Shih, S.I., Le Père Ruggieri et le problème de l』évangelisation en Chine (Roma: Pontificia Universitatas Gregoriana, 1964), pp. 52, 74, nb. 8.
[xxx].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1 (1979), pp. 1-11.
[xxxi].孟德衛著，陳怡譯，《奇異的國度：耶穌會適應政策及漢學的起源》（鄭州：大象，2010），頁270。
[xxxii].Chan,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p. 135.
[xxxiii].參見Eugenio Lo Sardo, 「L』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XVI sec.)」, in La Cartografia geografica nel progresso delle conoscenze sull』oriente nell』europa dei secoli XV-XIX, Napoli 13-14 dicembre 1989, Contributi geografici, n. 5 (Napoli 1991), pp. 127-141；Joseph Sebes, 「The Precursors of Ricci」, in Charles E. Ronan & Bonnie B. C. Oh (e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9-61；Jesús López-Gay, 「Dimensão missionária da questão dos Ritos Chineses」, Oriente 3 (2001), pp.81-90。
[xxxiv].參閱Rule, Kung-tzu or Confucius?, p. 7。
[xxxv].關於範禮安的研究，參戚印平，《日本耶穌會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和《遠東耶穌會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