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隨著反山遺址大型貴族墓葬、良渚古城、莫角山宮殿區和大型水壩的發掘，良渚文化成為研究的熱點。依據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良渚遺址的時間上限為距今5300年左右。良渚文化儘管年代開始較早，率先跨入早期國家的門檻，但是到距今4300年前後突然消亡，持續了1000年左右的發展歷程中斷。關於其消亡的原因眾說紛紜，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包括洪水等自然災害與玉料等資源枯竭在內的自然環境原因，二是過於注重神權等人為原因，三是環境原因和人為原因交織。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認為要全面地認識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對當時生業狀況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主要從生業狀況切入，結合相關研究，對良渚文化的興衰提出認識。首先將良渚文化遺存分布的區域分為浙東沿海地區、太湖平原地區和江淮東部地區，分別介紹已經發表的良渚文化遺址動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圖一）。
1.塔山遺址位於浙江象山縣，其新石器時代上層遺存屬於良渚文化晚期，出土動物有家豬、赤麂、水鹿和水牛等。可鑑定標本數中，家養動物佔20%，野生動物佔80%。該遺址先民在良渚時期的肉食來源以狩獵為主。2. 慈湖遺址位於浙江寧波市，其上層屬於良渚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層出土的植物遺存未經系統浮選和定性、定量研究，僅介紹有酸棗、麻櫟果和桃核等。1. 莫角山遺址位於浙江杭州市餘杭區。2011～2012年，莫角山東坡的廢棄堆積中發現了一個填滿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屬於良渚文化晚期，可能是兩次火災形成。據測算，這兩次火災造成的稻穀損失為1～1.5萬公斤。2. 茅山遺址位於浙江杭州市餘杭區，良渚古城以東約20公裡處，這裡清理出了良渚文化時期的稻田遺蹟。良渚文化中期的稻田面積從1～2平方米至30～40平方米不等。田塊間有生土埂，並有縱橫交錯的小河溝，部分有明顯的排灌水口。良渚文化晚期的稻田形態和稻作活動比中期更趨複雜。稻田由河道、河堤兼道路、灌溉水渠和田埂構成，長方形田塊的面積為1000～2000平方米。稻田耕作層土樣中鑑定出植物27種，多為草本，木本極少，多年生種類多於一年生種類，表明當時可能還沒有採用深耕移栽技術。晚期水田可能利用可控制的灌溉設施。此外，動物和人的糞塊被作為土壤改良劑添加到耕作土中，這種做法在良渚文化晚期比良渚文化中期更多見。焚燒也被廣泛應用於土地生態管理。良渚文化晚期水稻田的變遷體現了稻作生產規模和勞動形式的巨大變化，反映出良渚文化晚期社會有較強的行政控制力和社會動員力，以及較為嚴密的勞動分工。河道溝渠的採樣和浮選也提供了一批植物遺存，據初步整理，發現近100個種類。水稻遺存的比例約佔50%，小穗基盤形態表明均為馴化種群。其他果實和雜草種子比較豐富。3. 小兜裡遺址位於浙江海寧市，其良渚文化早中期的植物遺存以水稻為主，還有少量的雜草。依據水稻小穗基盤的形態和數量，水稻是主要農作物。4. 玉架山遺址位於浙江杭州市餘杭區，年代從良渚文化早期一直延續到良渚文化晚期。對植物遺存進行的定性、定量分析表明，水稻始終佔有較大比例，多見小穗基盤，確認屬於馴化種群。瓜果和雜草較少，無法與水稻遺存相比。5.卞家山遺址位於浙江杭州市餘杭區，發現了良渚文化中期的墓地和灰溝，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遺址的年代跨度約為距今4900～4500年。這裡發現了良渚文化晚期的碼頭，年代可能晚於距今4500年。該遺址出土植物種子20餘種，農作物有稻米和粟，還有堅果、瓜果，以及陸生和水生雜草。考慮到絕大多數植物遺存出自碼頭遺蹟區域，它們可能反映了良渚文化中心區及周邊區域物資聚集的大致情形。稻米已成為當時居民的主食，而粟的出現暗示中國南北方穀物交流的可能性，大量瓜果種實的存在反映了良渚人食物的多樣性。該遺址出土了相當數量的軟體動物遺存，經過定性分析，確認腹足綱有方形環稜螺、似梨形環稜螺2種，瓣鰓綱有圓頂珠蚌、中國尖脊蚌、扭蚌、魚尾楔蚌、矛蚌、背瘤麗蚌、河蜆等7種。它們是當時居民採集的食物。經過對動物骨骼的定性、定量分析，確認爬行綱有龜、鱉2種，鳥綱有大雁、天鵝、鴨等3種，哺乳綱有狗、家豬、梅花鹿、水鹿、水牛等5種。依據可鑑定標本數，家豬佔總數的93%，鹿科約佔5%，鳥類佔1%，其他動物均不足1%，以家養動物為主。6.美人地遺址位於浙江杭州市良渚古城的東面，屬於良渚文化晚期。初步報導的植物遺存有稻、葫蘆、甜瓜、桃、梅、杏、柿、南酸棗、葡萄、芡實、菱角等。經過對動物骨骼的定性、定量分析，確認爬行類有淡水龜，鳥類有雁族，哺乳類包括豬、鹿和水牛。其中，豬屬佔總數的77%，鹿科佔6%。家豬最多。7.南莊橋遺址位於浙江杭州市餘杭區，年代約為距今5500～4000年，包括良渚文化各個時期的遺存。對扇形植矽體的分析表明，當時很可能存在水田耕作，且水稻由馬家浜文化時期未分化的多樣性原始群體向粳稻方向演進。8.朱墓村遺址位於江蘇崑山市，主要堆積為良渚文化時期。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該遺址的年代為距今4920～4410年，屬於良渚文化中晚期。這裡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的水稻田遺蹟。經過浮選鑑定，發現了水稻和水生或有喜溼習性的雜草種子，基本體現了水田植物種群的構成。植矽體分析顯示水稻扇形植矽體的濃度高於一般水稻田的標準，也印證了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的存在。9.綽墩遺址位於江蘇崑山市。這裡發現了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遺存，在良渚文化時期僅見零星的稻米和雜草種子。通過對動物遺存進行定性、定量研究，確認魚綱有種屬不明的1種，爬行綱有種屬不明的龜1種，哺乳綱有狗、家豬、梅花鹿、麋鹿和水牛等5種。狗和家豬為家養動物。依據最小個體數，良渚文化時期的家豬和狗約佔總數的67%，梅花鹿和水牛各佔17%，以家養動物為主。10.少卿山遺址位於江蘇崑山市。這裡發現了良渚文化早期到晚期的遺存，良渚時期遺存的年代約為距今5300～4100年。良渚文化早期房址F1的生活面發現了大量魚骨、炭化米粒、雜草等。地面黑灰層的土樣中檢測出的稻屬植矽體密度高於一般的稻田土，推測地上曾鋪墊稻草，這說明水稻的秸稈已經用於居民的日常生活。對文化層和房址內水稻植矽體的分析表明，遺址周圍曾生長大量水稻，且可能屬於粳稻類型。通過對動物遺存進行定性、定量研究，確認魚綱有種屬不明的鯉科1種，爬行綱有種屬不明的龜1種，哺乳綱有家豬、梅花鹿2種。動物組合中家豬約佔哺乳動物總數的75%，野生動物約佔25%，以家養動物為主。11.龍南遺址位於江蘇蘇州市吳江區，年代從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過渡時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約為距今5400～4200年。良渚文化時期的遺存出土了大量植物遺存，未經系統浮選分析，初步鑑定確認有稻米、菱、甜瓜、葫蘆、南酸棗、紅蓼等6種。遺址地層和紅燒土中發現水稻、蘆葦、茭白等植物種類的植矽體，稻屬扇形植矽體形態分析表明良渚文化時期存在水稻栽培，當時的稻種接近現代粳型稻。通過對動物遺存進行定性、定量研究，確認腹足綱有田螺1種，瓣鰓綱有蜆1種，硬骨魚綱有鯉魚1種，鳥綱有種屬不明的1種，哺乳綱有狗、野豬、家豬、獐、梅花鹿、麋鹿和牛未定種等7種。依據可鑑定標本數，家養動物狗和家豬約佔哺乳動物總數的70％，野生動物約佔30％，以家養動物為主。12.廣富林遺址位於上海市松江區，發現良渚文化早期至晚期的遺存，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良渚文化遺存的年代為距今5300～4200年。遺址發現了溝（渠）等遺蹟，還有大型偶蹄類（牛）和零散的人的腳印。植物遺存經系統浮選分析，良渚文化時期遺存出土87粒種子，包括葫蘆、甜瓜、稻、桃、芡實、菱、楝、南酸棗等8個種類，其中芡實佔比最高，其次是葫蘆和桃，其他種類比例均較低。對地層所含植矽體的分析表明，良渚文化時期此地的水稻種植已相當廣泛，而且在水稻收穫季節先民可能有集中脫粒、儲藏稻穀和焚燒秸杆的行為[38]。出土動物遺存進行了定量分析，其動物組合以鹿科等野生種類為主。13.馬橋遺址位於上海市閔行區。通過植矽體分析，發現稻亞科扇形植矽體的含量在良渚文化層和馬橋文化以後的堆積中含量較高，而在馬橋文化堆積中含量較低。通過對良渚文化時期動物遺存進行定性、定量研究，發現腹足綱有田螺1種，瓣鰓綱有牡蠣、文蛤和青蛤3種，軟骨魚綱有1種，硬骨魚綱有1種，爬行綱有鱉1種，哺乳綱有狗、家豬、梅花鹿、麋鹿、不明種屬的小型鹿科和牛等6種。狗和家豬為家養動物。依據最小個體數，家養動物約佔哺乳動物總數的56％，野生動物約佔44％，家養動物略多於野生動物。該地區僅有江蘇興化市的蔣莊遺址開展過系統的動植物考古研究。蔣莊遺址的年代為良渚文化中晚期，初步報導的植物遺存包括稻、芡實、菱角、甜瓜屬、葫蘆科、豆科、柿、蓮子、杏、桃、櫟、蓼、酸模、楝、蒼耳、葎草、荇菜、眼子菜、毛茛、金魚藻等。我們正在對動物遺存進行整理和分析，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動物遺存以鹿科為主，約佔65%，其次為豬，約佔14%，另有數量極少的龜、鳥類、小型犬類、虎、牛等，整體上以野生動物為主。儘管浙東沿海地區、江淮東部地區發表動植物考古研究成果的良渚文化遺址僅有1～2處，且僅有單一的動物考古或植物考古的研究結果，但是上述地區不少距今1萬年以來的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龍虯莊文化遺址均發現了種植水稻的證據。趙志軍對長江下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水稻種植的發展過程進行過全面歸納，認為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因此我們推測，浙東沿海地區和江淮東部地區在良渚文化時期已掌握了種植水稻的技術，但是可能因為局地環境和社會組織的差異，水稻種植在整個生業中的比例仍有所不同。依據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當時居住在這些地區的遺址的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以漁獵為主。而太湖平原地區的多個良渚文化遺址呈現兩種獲取食物資源的生業方式。一種存在於以莫角山、茅山等遺址為代表的良渚文化中心區域，水稻種植技術和產量均達到較高水平，水稻成為主要食物來源，當時還發現了粟，可能來自與北方地區的交流；獲取肉食資源主要通過飼養家豬，還包括少量漁獵活動。另一種存在於以廣富林遺址為代表的良渚文化邊緣區域，獲取植物性食物的方式主要是種植水稻，並伴有採集野生植物的行為，而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以漁獵為主，僅飼養少量家豬。長江下遊地區的地理環境、氣候波動，良渚社會的人口狀況、政權特徵、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相互關聯、共同作用，形成了良渚文化區域內生業發展不平衡的特點。生業發展的不平衡與自然、社會、文化的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最終促成了良渚文化的消亡。通過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古人能夠不斷生產食物以滿足自身生活及人口增長的需求，這是保證社會不斷發展的最重要前提。良渚文化中心區的水田、灌溉設施、施肥行為相關遺蹟及上萬公斤稻穀的發現，證明當時的稻作生產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可能還存在聚集各地水稻進行倉儲的能力。在此基礎上，跨入文明社會的良渚古代王國建立起來。對多個遺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證實，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導經濟的農業社會。但是，農業經濟不僅有農作物種植，還應該包括家畜飼養。從各遺址出土的家養動物與野生動物的比例來看（圖二），良渚社會政權中心區域即今浙江餘杭一帶的遺址中，家養動物都佔絕對優勢。在中心區域以外的今江蘇蘇州、上海一帶，家養動物仍佔50%以上，但優勢不如前者明顯。到了良渚文化勢力範圍南北邊緣的延伸地區，即今浙江寧波、江蘇興化等地，野生動物成為肉食的主要來源。這種狀況即便到良渚文化晚期也沒有改變。這些現象似乎說明儘管良渚文化普遍種植水稻，良渚文化中心區及其他部分地區的生業方式為種植水稻和飼養家畜，還有一些地區獲取肉食資源尚沒有形成飼養模式，數千年來延續的漁獵傳統基本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推測，良渚文化的生業形態整體發展不平衡。這種生業形態的特徵限制了良渚文化只能在具備稻作生產和飼養家畜生業方式的地區不斷延續和發展。其他地區缺乏保證良渚社會持續發展壯大的經濟基礎，無法支撐如良渚中心區那樣龐大的上層建築和大量人口，簡單的生業方式基礎上不會形成複雜的上層建築，不能形成對良渚中心區的競爭壓力。中原地區的多種農作物種植和多種家畜飼養的生業特徵在相當長的時期、相當大的區域內具有一致性。具備相同生業特徵的廣大區域，為政治中心在不同地點先後崛起奠定了廣泛的經濟基礎[46]。相比之下，良渚文化的生業特徵可能導致其政治中心只能依靠一個特定區域進行統治，延續千年，但最終不能像龍山時代的中原地區那樣，不同區域多個生業方式相同的地點先後成為中心，在代表先進文化的中心持續更替過程中促進社會不斷發展壯大。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由漁獵轉為飼養家畜，是人口不斷增長和野生資源相對有限之間矛盾的產物，人口增長的壓力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這個轉變過程可稱為「被動發展論」。良渚文化中心區出現的通過飼養家畜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與其他地區以漁獵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不一致，說明當時不同區域可能存在人口密度的差異。根據各地已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數量和所在區域面積計算，良渚文化中心區即今浙江餘杭地區大約平均每20平方公裡發現1處遺址；嘉興地區每19平方公裡發現1處遺址；而良渚文化的邊緣地區，如蘇滬地區大約平均每78平方公裡發現1處遺址，包括常熟、張家港、常州等地的太湖以北地區，約每91平方公裡發現1處遺址。遺址的分布密度與人口的分布密切相關，遺蹟分布的疏密差異也造成了各地區生業方式的差異。在遺址分布分散、人口數量有限的地區，以漁獵方式獲取肉食資源更為常見，這可能是因為地廣人稀，充足的野生資源可以滿足古人的肉食需求。人口數量低的情況在長江下遊一直持續到先秦及更晚的時期。清華簡《越公其事》詳細記載了勾踐勵精圖治，推行五政，即好農、好信、徵人、好兵和飭民。徵人成為越國的重要國策，可見當時增加人口的重要性。《國語·越語上》載：「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這些促進生育的措施同樣是為了增長人口。儘管先秦時期做出了多種努力，但《史記·貨殖列傳》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可見，人口數量少從史前到先秦時期一直是制約這個地區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數量少，圍繞資源利用和利益需求產生的各種矛盾發生頻率也低，這種狀態不利於促進社會管理進步。因此，除了莫角山中心區能夠大量聚集人口，建造城和大壩，良渚文化的其他分布地區沒能聚集大量人口，形成規模如同莫角山的中心，與莫角山的統治集團分庭抗禮。沒有像龍山時代的中原地區，由於人口眾多而圍繞資源的獲取、統治權的執掌頻繁出現戰爭。而頻繁的戰爭實則是資源的再分配和社會結構的重組，這正是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交流和競爭是促進生業發展的動力。從文化互動來看，良渚文化分布區的東緣和南緣臨海，在這些地區沒有發現與其他文化交往的跡象。分布區西部的浙閩丘陵區以西發現多處包含有良渚文化因素的遺址，其中也有非良渚文化的因素，有些良渚文化因素還出現了變異。這些跡象說明在良渚文化的西側存在數個地域範圍相當小的弱勢文化，它們對良渚文化不能構成先進文化或生產力的影響。在江淮地區以北，良渚文化與薛家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對峙，與這兩個文化的交流較為明顯。薛家崗遺址可見以雙鼻壺、細高柄盤形豆等為代表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琮等，良渚文化遺存中也發現了明顯屬於薛家崗文化器物的陶扁腹壺、直口壺和多孔石刀等。當時的交流主要體現在器物上。江蘇新沂市花廳遺址被認為處於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交匯處，其晚期遺存可能接受了良渚文化的影響或被良渚文化佔領。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位於良渚文化北部、與大汶口文化交流前線的聚落並未接受多少先進生產力要素的影響。以蔣莊遺址為例，當時的生業方式是種植水稻和以漁獵為主獲取肉食資源，相比良渚文化中心區的生業發展水平，蔣莊遺址的層次較低。而靠近蔣莊遺址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如山東棗莊建新遺址、泰安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均以家養動物為主，安徽宿州楊堡遺址、臨泉宮莊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也顯示了稻粟兼作的農業模式。但蔣莊遺址的先民並未引入以農業和家畜為主的生業模式。由於周邊不存在多個強勢文化，良渚文化沒有積極引進先進生產力要素和思想觀念，也不存在搶奪資源的有力競爭，沒有危機感，因此缺乏向上發展的動力。這與龍山時代中原腹地接受周邊地區「泛東方文化系統」（包括主要分布於豫北、豫東及更東的後岡二期文化、造律臺文化或稱王油坊類型，以及海岱龍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統」（分布於長江中遊的石家河文化）、「泛西北文化系統」（包括分布於晉陝高原的各支龍山文化和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的影響，從而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明顯不同。自然環境影響著生業經濟的發展，也是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良渚文化位於長江三角洲，這個地區有較大範圍利於水稻耕作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為良渚文化發展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環境基礎。從水稻種植所需的水熱條件，及菱角、芡實、遷徙鳥類等多種人類可利用的動植物資源來看，大部分良渚文化分布區的生業方式都充分利用了溼地的生態系統，尤其是從溼地生態發展起來的水稻種植成為了良渚文化時期主要的農業方式。可見，良渚文化生業的發展和長江下遊典型的溼地環境息息相關。溼地環境易發水患等自然災害，可能對生業發展產生影響。馬橋遺址的環境考古研究證實，良渚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曾兩次遭遇水災，兩次水災並非由於海侵，而可能是海面升高導致地下水位抬升,以至湖沼面積擴大造成的；或者是因為洪水泛濫。由於洪水淤積層被良渚文化的墓葬打破，說明水災並未對當地的良渚文化造成毀滅性打擊。良渚文化靠近海岸，多種海岸災害也可能影響了良渚文化的發展。颱風、洪水、海平面上升和地下水鹽類成分的變化，都會對良渚文化造成不同的環境壓力。我們推測，持續1000多年的良渚文化可能遭遇並成功應對了多種自然災害。但是，當較大的自然災害與統治集團的應對能力出現問題結合到一起，就可能對良渚文化帶來極大的破壞。尤其是在距今4200～4000年，氣候不穩定引起了長江下遊環境惡化，可能導致了當地野生資源的銳減，依賴水稻這種單一作物的農業經濟難以為繼。相比之下，中原地區的氣候及地貌特徵使其成為當時較為適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區域。從生業經濟來看，中原地區作物和家畜的品種呈現多樣性，當一種動植物資源受到環境影響產生波動時，人們可以轉而利用其他作物和家畜，緩衝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業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與統治集團的管理密切相關。良渚文化的一個典型特徵是玉禮器系統及神人獸面紋在整個良渚文化分布區表現得極為統一，這可能是維繫良渚社會政權組織的主要手段和紐帶，顯示良渚文化有著極強的社會凝聚力，且存在統一的神靈信仰。良渚文化能夠持續千年之久，應該與當時統治集團的有效治理密切相關。但是，這種神權至上的機制和觀念長期持續，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良渚文化中心區的統治集團雖然推動各個地區接受了以莫角山遺址為中心的思想意識和玉器，但是並沒有促使他們接受中心地區的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生產模式，所以良渚文化沒有雄厚的整體經濟實力。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良渚文化統治集團雖然在中心區集中了大量人口，但未成功推進各地區人口持續增長。良渚文化統治集團雖然與其北面實力較強的薛家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交流，但在固有的神權至上的思想制約下，沒有積極引進先進生產力和思想觀念，缺乏外來動力，不利於發展。良渚文化統治集團雖然依靠精神力量的作用，統一了整個地區，但是在良渚文化的後半段，已經出現從鼎盛向衰退的轉變。精神力量不能取代經濟基礎的作用。在經濟基礎比較穩定的時候，精神的力量可以增強凝聚力；當遇到持續的自然災害，破壞了原來的生產方式，造成食物來源缺乏，民眾的溫飽成為尖銳問題時，精神的力量將無濟於事，各種矛盾就會極大地動搖社會結構，導致整個社會陷入一蹶不振的狀態，致使良渚文化最終消亡。長江三角洲地區當時僅有良渚文化一枝獨秀，且生業經濟發展程度不均衡，不像中原地區有多個聚落群並存，且農業經濟水平相當。因此，在中原地區，由於各地經濟水平接近，當一個掌控大局的聚落群衰落，另外一個代表先進思想和生產力的聚落群就可能趁勢崛起。通過分析多個良渚文化遺址動植物遺存的研究結果，可知當時良渚文化儘管中心區存在先進的生業方式，但是整體的生業狀況發展明顯不平衡，沒有全面發展生產力，為人口增長奠定經濟基礎，造成人口有限，不可能形成多個中心相互促進的局面；加之良渚文化位置偏於一隅，缺乏與其他文化的交流和競爭，沒有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壓力和動力。良渚文化晚期，統治集團和宗教體系可能趨於僵化，不注重實際經濟需求，導致無法應對自然災害引發的多種社會矛盾，使得良渚文化最終走向消亡。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力基礎可以對文化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如果生業經濟的發展不夠全面，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上層建築又缺乏引進新的生產力要素的機制，社會的全面和長期發展則難以維持，這個社會最終也經受不住不利因素的打擊。附記：本文得到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秦嶺，上海博物館考古部宋建、陳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斌、鄭雲飛、宋姝，安徽大學吳衛紅，江蘇省考古研究所林留根，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胡耀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羅運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鵬，呂鵬，陳相龍的指教，特此致謝。
(作者：袁靖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潘豔 董寧寧 司徒克（Michael Storozum） 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原文刊於《考古》2020年第2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責編：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