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小寒
家是什麼呢？
是出生的地方？埋著遺憾的地方？還是想到就覺得心安的地方？
我曾經在蘭州上學四年，火車從西安到蘭州那段，需要12個小時，穿越56個山洞。「山上的花兒，你就自己生自己長，自己搖晃……」哼著這首歌，在北京-蘭州往返了幾趟，就和這個地方告別了。也曾經與野孩子一起同行過一段走江湖的歲月，「我眼望著北方，曾經把老歌唱……」回過頭看，要感謝他們容許我冒冒失失地走近，一起不畏風雨的經歷一段共同的時光。
「樂夏」之後，野孩子樂隊更廣為人知。他們依然樸素卻閃著光芒，將東方韻律與歌謠的美層層疊疊細細透徹地描繪出來，他們也堅守著自己的那部分信念和承諾，退出了綜藝的舞臺，在巡演的路上遇見更多真實有趣的靈魂。
冬日裡我從西安回北京，當火車自西向東行駛，那些麥田、河流、村莊沿著遠方的山際線在高鐵的窗外快速後退，大腦中努力搜索的場景和回憶也漸漸模糊泛白。前幾日，晚上去看了野孩子樂隊在糖果三層的演出，熟悉的音樂響起，骨頭都在跟著一起唱和聲。
「黃河的水不停地流，流過了家流過了蘭州」——這裡的「蘭州」終於不再特指某些地緣性的親切，生命中偶然的相會與落腳，而變成了每一個思鄉者更普世的「隱喻」，每個人的生命都會流過一條河。
家，就是你生命中過往的河水，流淌澆灌過的每一個地方。
春節快到了，無論何時何地，找一個安心的地方，當做家。
——郭小寒
本文出自郭小寒《沙沙生長——中國當代民謠走唱錄》，經作者授權發布。
關於野孩子樂隊和中國民謠的幾個瞬間
2000年9月
早知道黃河的水呀幹了，修他媽的鐵橋，是做啥呀嘞。
——野孩子《早知道》
18歲的我從北京附近的小縣城考到了蘭州大學。當時選擇蘭州，多少是受樂評人顏峻的影響，在他的文章裡，蘭州是一個搖滾重鎮，中國的西雅圖，還有一支傳奇的民謠樂隊——野孩子。也許是覺得蘭州兩個字放在一起挺好看，內心強烈的出走願望，還有地圖上看起來足夠遠的物理距離，使得上大學看上去是一次荒誕的出走：北京西站到蘭州站的K56列車耗時24小時，過了西安，便是一成不變的荒山，一荒就是12個小時，從天水到蘭州，需要鑽過56個黑漆漆的山洞，在每年四次這樣的穿梭中，我開始了自己荒涼孤僻的青春。
2000年左右，蘭州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城市，甚至沒我們這北京邊上的小縣城好，濱河路上還幾乎什麼都沒有，一座鐵橋孤零零地跨過渾濁的黃河水。月亮照在鐵橋上，孤寂和落差感就這樣罩在20多歲青春躁動的心上。
上大學時，我根本沒心思上課，幸運的是學校旁邊有家叫非主流的音像店賣打口帶、獨立搖滾雜誌和私印的牛皮紙文藝片DVD。在這些東西的給養下，靠著搖滾樂的力量和對（一九）六七十年代國外搖滾樂裡呈現出的幻想,以及蘭州為數不多的幾位做樂隊和拍紀錄片的朋友，我在網吧和搖滾樂論壇QQ群裡活了下來。
2004年7月
山上的花兒，你為誰開，為誰，為誰搖晃。
——野孩子《走了》
從蘭州大學畢業，坐24個小時的火車，穿過蘭州到天水的56個山洞，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蘭州火車站，全班同學在班幹部的組織下，送別每一個人，我還認不全我們班同學的名字，卻也在這熟悉又陌生的離別中揮淚了。
大學四年，跟學校的關係疏離到只混到一張畢業證的地步，而因為喜歡搖滾樂這些文化，又是學新聞出身，我開始在搖滾雜誌上發表樂評，做蘭州本地的樂隊和紀錄片導演的採訪，參與地下演出組織，在酒吧裡混著玩，放DVD，跟搞搖滾的不良青年談戀愛以及分手。在火車站那個該來送我的人沒有來送我。
火車上我一直在反覆聽的就是野孩子的《咒語》。在蘭州的這些年，顏峻回來過幾次，帶著舌頭、宋雨喆、王凡回來演出。那時候，低苦艾的劉堃是商學院一名喜歡搖滾樂的普通文藝網友，而野孩子樂隊在北京已經有了河酒吧，定期舉辦演出，小河、萬曉利、謝天笑、左小祖咒也在那經常演出，顏峻、尹麗川、廖偉棠這樣的詩人也在那裡匯聚，甚至張瑋瑋、郭龍擔任了替補樂手和兼職跑堂的職務。這些我是在搖滾樂雜誌上看到的。既然蘭州沒有這些，那就去北京看看吧。
「你那善良的姑娘，在別人的懷裡，慢慢將往事埋葬。」那時候希望時間趕緊像堆積的落葉一樣把往事埋葬的衝動感，多於對這個城市的留戀和對青春期的緬懷。
在離開之後，我一直在記憶中刻意屏蔽那條河，那個城市，那個城市的人。
多年後，蘭州的朋友問我，你什麼時候回蘭州？「回蘭州」這三個字用蘭州普通話說出來有種獨特的韻律感，我說：「算了，我也配不上這個回字。」
2004年9月
北京，北京，我不能忘記，北京，北京，我要去哪裡。
——野孩子《北京》
在北京的市中心，三環以裡，來自郊區小縣城的我依然人生地不熟。顏峻老師出於面子和人情，把我帶到了他太太喬穎的報社做實習生，後來我在《北京青年周刊》做了八年，創辦了文化副刊，成為第一任文化主筆。
搖滾社區的網友帶我吃了第一頓飯，坐著406路公共汽車去一個叫單店的地方找其他網友玩，一起去吃其中一個網友做的西紅柿臊子麵，喝燕京啤酒。據說那時最流行的方式就是我們來自西北的這些人做上一鍋臊子存在冰箱裡，然後每頓只蒸米飯或煮白皮面，就著臊子能堅持一個星期。如果有朋友來了的話，臊子的消耗量就會大一點，就得再煮上一鍋。
大家那時見面仍以論壇ID相稱，一起結伴去看演出，從豪運俱樂部、無名高地酒吧、13Club、D22到愚公移山和Mao星光現場。看著面目猙獰的金屬樂隊用電風扇吹著飄揚的頭髮，看著英倫樂隊騷氣地盯著自己的匡威鞋，看著朋克樂隊喝多了在臺上吐在臺下拿啤酒瓶子打架，看著實驗樂隊在臺上發出裝修和殺大象一般的聲音虐自己虐別人，以及看著民謠音樂人一把吉他一個人唱著一個時代的哀愁，悽悽苦苦推杯換盞地度過一夜又一夜。
2007年，13Club演出，一晚上演出門票能賺200塊錢，那些搖滾樂隊一晚上能演十來組，大家演完就蹲馬路牙子上喝酒等早班公共汽車。雖然每個白天不知所云，還要寫周杰倫、蔡依林、羅志祥的稿子，但是每個這樣的夜晚，都覺得混亂而充實。
我工作的報社在工體南路，離三裡屯南街只有不足1000米的距離，排版加夜班結束的時候，我會晃到這條街上打車回家。黑夜中，圓形燈的計程車是一塊二的，菱形燈的是一塊六的。那時的三裡屯南街已經沒有了河酒吧，搖滾樂雜誌上描繪的冒著熱氣的烏託邦場景，我依然沒有遇到。
記得我剛來北京的時候，還有蘭州的朋友給過我小索的電話號碼，說他人很好可以讓他照顧你，電話還沒打，他就去世了。
2005年11月
生活為什麼是一首最難唱的歌，唱過的人，他從不說出來。
——野孩子《生活在地下》
2005年，冬天，緬懷小索去世一周年的演出，在新豪運酒吧，狹窄的場地內擺滿了白色的蠟燭、菊花和百合花，氣氛寧靜而蕭索。舞臺上的音樂人挨個演出，說著傷痛和可惜的話，也是在那一次演出聽到了謝天笑版本的《生活在地下》。
謝天笑的山東口音和類似囚歌的唱腔讓這首歌格外悲涼，我記得當時有個長頭髮的青年人坐在舞臺下面第一排失聲痛哭，那個人就是後來樹音樂的老闆姜樹，他也是那場紀念演出的組織者之一。
後來，野孩子的另一個靈魂人物張佺獨自去了雲南大理，離群索居，彈冬不拉，改編民歌和傳統曲子小調，去街頭賣唱。音樂是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用於表演的行當。
2008年10月
你空空的舞步，划過了房間，時間就化成了煙。
——張瑋瑋《米店》
2007年，《滾石》雜誌中文版落地北京，郝舫是主編，李宏傑是執行主編，我作為國內採訪過最多音樂人的記者每月撰寫專門的深度報導。人物採訪是我最擅長的寫作方式，我可以不惜筆墨地去寫我喜歡的獨立音樂人，不會因為他們太小眾沒人知道而壓縮版面。
2008年10月，我約了「憂傷的手風琴手張瑋瑋」做採訪，那時的他在《戀愛的犀牛》做現場音樂，每天騎著二八自行車載著他重重的大手風琴，去蜂巢劇場上班，他自己出了個現場錄音版本的EP《我等著你回來》，裡頭的文藝小曲俘獲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青年，這大概是一個新聞由頭，而作為一個對河酒吧、野孩子，以及IZ、旅行都感興趣的音樂愛好者，張瑋瑋就像一把打開這些塵封故事的鑰匙。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特別燦爛的秋日下午，陽光透過樹蔭灑在東棉花胡同裡，在地上形成好看的樹的影子。我和張瑋瑋約在江湖酒吧聊天，他點上一支細細的香菸，無須多問，那些故事就像泉水一樣湧出來：河酒吧於2001年由來自蘭州的民謠樂隊野孩子創立，地址在三裡屯南街。河酒吧定期舉辦演出，是中國早期Livehouse的雛形。
在這裡演出的主要是野孩子樂隊、萬曉利、小河、王娟等民謠音樂人，而左小祖咒、舌頭樂隊、廢墟樂隊等也經常在這裡演出，可以說河酒吧就是中國當代民謠的「母親河」。不僅如此，這裡也是詩人、樂評人、藝術家和外國友人的匯聚地。在新世紀最初那幾年，人們沒有過多的壓力與欲望，享受音樂、啤酒與愛才是每天生活的主題，一片小小的河酒吧，就像一個小小的烏託邦。
在他的故事裡，我知道了張瑋瑋和郭龍是兩個來自甘肅白銀的不良青年，1998年追隨野孩子來到了北京，開始了自己對音樂夢想的徵程。後來河酒吧關閉，野孩子解散，張瑋瑋和郭龍就在北京的各個區縣輾轉居住，在各個酒吧工作，在各個樂隊中當樂手，在各個酒桌上喝醉，在各個城市中旅行......
2010年
我們埋在土裡的願望，誰能把它像流水一樣地遺忘。
——野孩子《長出來》
2010年是河酒吧十周年，張瑋瑋帶頭髮起了一場紀念演出，周雲蓬、萬曉利、小河、吳吞、張瑋瑋、郭龍、張佺、張淺潛等諸多音樂人一起參與。名字是「靜水深流——紀念河酒吧十周年」民謠劇場演出。在麻雀瓦舍的小劇場連演兩天。那是我第一次作為製作人和策劃者，參與民謠現場的演出。
張瑋瑋整理了大量當年在河酒吧的圖片和視頻素材，並對當時活躍在河酒吧的人做了視頻的採訪和記錄。我跟他一起，細緻地梳理了這段中國民謠的歷史，逐漸意識到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群人，對於中國的音樂文化生活意味著什麼。
在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當代民謠不是工業化的產物，而是自然生長出來的——異鄉人被音樂感召，來北京圓夢，從酒吧翻唱開始逐漸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識。他們在城市角落輾轉流離，試圖找到一個出口，然後河酒吧出現，讓異鄉人們有了精神的歸宿和狂歡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真切地表達著自己也體驗著對方，生長出日後的無限可能。
那次紀念演出，除了高品質的音樂，還有視頻、影像、燈光、舞臺裝置的全方位結合。作為製作人的我手忙腳亂地定燈光音響，排演出流程，做預算訂盒飯買礦泉水，也開始從一個記者的軌跡逐漸偏向了演出策展人的角色。那次演出結尾，當張佺、張瑋瑋、郭龍第一次清唱起《黃河謠》的時候，我甚至有了小小的使命感。從家鄉到蘭州，從蘭州到北京，這十年的漂流終於向我顯露出意義所在。
而接下來，機緣巧合，這樣一臺精心排演的節目，後來去了法國和港臺地區，我也跟著這些樂隊一起奔波於各個國家和城市，開始了民謠「走江湖」的一段日子。
2012年12月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野孩子《敕勒川》
「走江湖」這個詞是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起的，2011年年末到2012年年初，我帶著這十幾個音樂人一起，第一次辦理港澳通行證和入臺證，經過無數煩瑣的手續，終於將內地民謠帶到了香港、臺灣。
我們在香港藝術中心、臺北華山藝文空間的Legacy等做正式演出，老周的人文關懷、小河的古靈精怪、曉利北方的沉靜和嚴肅、野孩子特別鄉土的氣息又特別優美的和聲，這些都讓到場的人眼前一亮。
萬芳、張懸、羅思容、曾淑勤、陳昇、夏宇、吳楚楚、張培仁、陶曉清、馬世芳、張鐵志、翁嘉銘、黃連煜、張四十三……所有臺北文藝界的大佬都是臺下的觀眾，那一刻感覺特別夢幻，正如野火樂集的熊姐所說：「可能現實多了，夢就少了。我們要從現實裡找夢，而關於這次文化演出的意義，也許幾十年以後，我們會知道我們今天做了什麼。」
後來我們又去了魔幻的臺東，那是胡德夫、陳建年、巴奈的故鄉，瀰漫著鄉野的自然氣息，這才是真正高手雲集的地方，因為這裡的每一個少數民族的族人都會唱歌，每一個人的歌聲都遼闊而自在。我們去山上的原始部落裡一起種小米，播種的大嬸唱起《南海姑娘》，聲音比鄧麗君還甜美，而在鐵花村的演出，讓所有的人都感覺回到了自然原始的故鄉。演出結束後，野孩子最後一場演完時，我們一邊彈著琴一邊唱著一聲聲的「娜魯灣，Ohaya……」
就這樣一路高歌，彼此作別，感覺人生有了這樣一趟奇幻的旅行，也正是「民謠音樂」作為神奇的連接，能讓人和人之間發生如此奇妙的關係。
從臺灣回來，我帶著滿滿的記憶和一張8G的照片存儲卡，以及在這段密集的工作中積累的全新的工作經驗和思維方式，投入現實生活中，我辭掉了《北京青年周刊》文化主筆的光鮮工作，決定與中國當代民謠開始一段新的路程。
2013年11月
大風把那苦澀的汗水吹遍了田野，只有天真的孩子快樂地唱著。
——野孩子《伏熱》
2012年年初到2013年年末，我從未如此密集頻繁地從北京出走去其他城市。作為民謠經紀人，我跟著野孩子等民謠音樂人輾轉全國，從青島到烏魯木齊，從廣州到內蒙古，這不是文青式的「說走就走的旅行」，而更像是貼近音樂和生活本身的一次田野調查。
但我始終都有一個記者的視角和思維在。每個音樂節的舉辦方式、每個Livehouse的經營模式、每個城市民謠愛好者的人群畫像、每場演出的用戶購買習慣分析，所有這些都要細細觀察，存入筆記本電腦的一個叫「走江湖」的文件夾。
那段日子的細節很多，看到了更多普通人，他們貼近音樂、貼近生活的方式，也結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野孩子、老周、小河、萬曉利等人作為藝術家和生活的智者，也影響著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逐漸發現大家日益都變成素食、喜歡花毛衣、生活樸素多彩、內心豐富而單純的人。回想起來，這也許是這一段人生最寶貴的財富。
後來，張瑋瑋和郭龍陸續離開了北京，搬到了雲南大理跟張佺會合。「我們本來就是生活在地下的一群人，跟主流沒有任何關係，現在地下這個環境不存在了。」來到大理後，三個人用很少的錢租了一個很好的院子，每天下午兩點開始排練，包括「野孩子」時期的作品和一些新歌。他們每天吸收著天地陽光植物帶來的氣息，筋道地糅進音樂之中，然後選擇喜歡的季節定期出來演出，做相關活動，像候鳥一樣按季節遷徙。
我們就本能地按照自己的節奏推進民謠演出和文化活動，也吸引到很多獨立音樂廠牌的關注，大家紛紛拋來橄欖枝，說要籤約一個民謠廠牌。我覺得這不是我能決定的，音樂人有他們完整的人格和人生軌跡，我只是個旁觀者和助理的角色。他們的人生視野選擇，由他們自己決定就好。
我個人不願意去任何一家傳統唱片公司任職，2013年11月底，帶著這些獨立音樂運營的行業經驗和對音樂的熱愛，我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當時還非常小的一家音樂眾籌網站——「樂童音樂」，希望我這些肩挑手扛的江湖經驗可以幫助更多的音樂人。
2014年10月
不論我走到何時何地，你永永遠遠都是我的，都是我的。
——野孩子《都是我的》
2014年10月，是小索去世的第十年，已經籤約樹音樂、正式重組的野孩子樂隊在後山藝術空間舉辦了十周年紀念演出，試圖用更現代的方式重現當年河酒吧的風貌。
當年在河酒吧牆上的那條藍白相間的河的背景牆被做成了裝置藝術作品。在河酒吧時期的珍貴照片也展覽了出來，現場還有一些野孩子唱片及周邊產品的售賣展示，據說紀念小索的紀錄片也在籌備之中。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已經不是一場演出，而是對一個時代的立體回顧。
也只有在紀念的名義下，這些民謠音樂的高手們才會會合在一起，大家就像各路俠客一樣亮出自己的十八般武藝：小河彈阮，宋雨喆彈曼陀鈴，李鐵橋吹薩克斯，吳吞用一管自己做的尺八，張瑋瑋回歸手風琴，野孩子樂隊的和聲已經又到了更開闊豐富之地。大部分的音樂人已經不再是用一把吉他表達思鄉之情和對城市生活的糾結，更開闊，更豐富，更深入。哪怕是萬曉利的缺席和張淺潛的臨時加入，也代表了他們當下的狀態。
這時的演出，已經不需要我來操辦組織，我和臺下的觀眾一起靜靜地看著，身邊的年輕人佔多數，陌生的面孔閃著微光，他們也許不了解這段中國獨立民謠音樂的歷史，但依然能被現場的音樂或氛圍所打動。
2015年9月
旭日河邊的旭日旅店，有人悲傷得如痴如醉。
——野孩子《旭日旅店》
一個普通工作日的下午，微信朋友圈突然傳出麻雀瓦舍倒閉的消息，這個承載我們幾乎所有美好演出記憶的場所，就這樣沒有任何儀式和預兆地畫上了句號。
這些年來，這裡做過無數次野孩子、張瑋瑋、小河、萬曉利、周雲蓬和其他民謠音樂人的演出，每次經理邵強都會貼心地為大家準備好一切設備和後勤補給，豪氣的錢老闆都會準備一隻烤全羊和上好的酒菜跟大家歡聚到天亮。這裡不僅僅是一個演出的空間，還是一個新民謠繼續發展的情感延續。所有的演出瞬間、幕後花絮、溫情故事，就隨著這樣一個簡單粗暴的消息而畫上句號了嗎?
此時，已經籤約的中堅民謠音樂人和新生代，如麻油葉、程璧、陳粒等新民謠音樂人紛紛走向了大劇場和體育館，Livehouse走到盡頭了嗎?民謠改朝換代了嗎?麻雀瓦舍的倒閉是不是證明獨立音樂是個偽命題?
我接到了無數的採訪，因為我在那做過很多場民謠演出，我想說的是，有多少個溫情脈脈的夜晚，就有多少個賠錢的生意，因為好的音樂和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情感，對好東西的痴迷和熱愛是不計成本的。音樂不能只變成一門好生意。
2015年10月
黃河的水不停地流，流過了家流過了蘭州，月亮照在鐵橋上，我就對著黃河唱。
——野孩子《黃河謠》
2015年10月24日這一天，會被載入史冊。2015年是野孩子樂隊成立20周年，用了20年時間，野孩子終於進了工人體育館。
在宣傳文案上，野孩子是「中國當代最好的民謠」。這句話喊出去，引起了無數的關注。我只知道張佺、馬雪松、武銳、張瑋瑋、郭龍依然像一支嚴密的隊伍一樣，在大理排練磨鍊，為了在舞臺上有一次完美的綻放。
「黃河的水不停地流，流過了家流過了蘭州，月亮照在鐵橋上，我就對著黃河唱。」每次野孩子的演出臨近結束，樂隊成員就會放下手上所有的樂器，閉上眼睛，雙手扣在膝蓋上，莊重地清唱出《黃河謠》這首歌，他們的吟唱像回族人誦經，更像一個儀式。
而此次工體上的這個儀式，神聖、莊嚴、文藝質感，內斂卻也抒情。精美有質感的燈光舞美和最專業頂級的音響設備讓這場演出樹立了一個民謠演出頂級的標杆胡德夫、周雲蓬、吳吞、萬曉利、小河等黃金嘉賓陣容也讓這場演出呈現了極高的品質，藍色的舞檯燈打在黃色的樹葉上，變成了綠色的，人生的四季，也在舞臺上快速呈現流轉。
演出結束後，我作為前任經紀人，被樂隊成員口播感謝，名字還寫到了末尾的字幕名單裡，我感動得受寵若驚，眼淚飛奔。
屬於我的關於野孩子的共同成長的經歷也就結束了。但大家依然相映在彼此的心裡。(2015年)
－ END －
Copyright Figure 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