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是經學中的核心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在經學中居於核心的地位，它向來被看成孔子微言大義的寄託。孔子所作的《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詞句都暗含褒貶，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或「微言大義」。史家講求秉筆直書，但孔子卻利用不太明顯的字眼等隱諱的寫法，暗含著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而歷代儒生對此深信不疑。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儒學在官方至高無上的地位。《公羊傳》在解釋《春秋》經義時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統」思想，為漢武帝時期開始出現的全國政治的統一和皇帝專權的中央集權制提供了理論依據。所以漢武帝便很重視今文經學，尤其重視今文經學的主要經典《公羊傳》。《穀梁傳》則以其側重在禮的豐富而複雜的內容，與《左氏》、《公羊》成為《春秋》三傳，並列成為為漢代的官學。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經義特別是《春秋》經義被視為一代大法，具有超乎法律之上的權威地位，支配了漢代的法律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穀梁》學興起的原因
（一）《公羊》學理論和武、昭、宣政策的矛盾
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國家的政治權力確認了公羊派儒家法思想作為西漢的正統思想。公羊學從此興盛，漢武帝將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大一統儒家思想作為封建國家統治意識形態之後，就在《公羊》學理論指導下進行一系列的開邊、改制等活動。在經濟上實行壟斷政策，政治上高度集權，文化上"以法飾儒"，對外窮兵黷武，使漢朝由盛至衰。繼武帝以後的昭、宣兩位皇帝也在霍光與桑弘羊的輔佐下繼續武帝的策略。
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大一統儒家思想在凸顯君主專制與儒家"德治"思想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引起了儒生們的批評與反思。這種批評與反思，為其後"春秋穀梁學"的復出以及儒家學說的全面復興奠定了基礎。漢宣帝時環境與局勢早已改變，北方匈奴的威脅早已清除，國內的諸侯王早已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指導思想也應作出相應的調整。《穀梁》學正是順應了漢朝當時的局勢而興起的。
公羊派儒家法思想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需要。由於漢代社會的發展以及儒家思想內部自身的特點，促使穀梁派及其儒家法思想逐漸從邊緣走向政治中心。穀梁派思想在西漢中後期一躍而成為漢代佔主流地位的統治思想，由此形成了穀梁派思想的核心地位，並對西漢中後期的政治及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影響。
（二）穀梁學在漢代時期走向鼎盛，穀梁學者功不可沒
《穀梁傳》有著獨特的經學大義，可以作為政治之學和御人之術的文本。這使其包含的經學內容成為實用之學而為統治者所用。因而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一門長盛不衰的學問。設置穀梁春秋博士後，一代代的穀梁學儒生的努力為穀梁學理論添磚加瓦。石渠閣會議後大倡穀梁學，使穀梁學在整個發展史上出現了第一次繁榮昌盛。瑕丘江公、榮廣、蔡千秋、周慶等人憑藉穀梁學上的造詣，先後得到朝廷的重用並被任命為穀梁學博士。
（三）《公羊傳》與《穀梁傳》的差異
《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另外還有公羊三世說，即孔子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將春秋時期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穀梁傳》「借事明義」，強調禮制，重視宗法倫理等級秩序。隨著漢代政治法律實踐的展開，穀梁學終於走進了統治者的視野，忠孝、仁義、尊卑等漢代穀梁學禮法思想的精髓對西漢中後期的政治、法律運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正是這種差異成為了《穀梁》學興起的又一原因。
三、《穀梁》學的興起及過程
陸賈是研習《穀梁傳》的開山者。在其著作《新語》中有四條是遭秦火後保留卻不見於傳世本的內容，為《穀梁傳》成書和延續提供了寶貴的線索。陸賈是漢代第一位力倡儒學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匯黃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後歸本於儒家的仁義觀，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啟賈誼、董仲舒的漢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學發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經學的一個中間環節。
申培公的傳授為西漢穀梁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申培公傳《詩》以訓詁為教，成為西漢今文《詩》學中「《魯詩》學」一派。又傳《春秋梁傳》於瑕丘江公。漢武帝即位，其弟子王臧、趙綰為漢武帝重用，欲更張政治，議立明堂以朝諸侯，年已八十多歲的申培公應詔入京並為官方禮制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尹更始作從蔡千秋學《穀梁春秋》，後又從張禹受《春秋左氏傳》。所作《春秋穀梁章句》是最早的穀梁學章句著作，宣告了經學章句之學興盛之世的到來。
劉向是西漢穀梁學家的最重要代表。 他以陰陽災異解讀《穀梁》，並以《穀梁》思想為當權者提供治國方略。至西漢後期和東漢時期，穀梁學走向衰微。
四、石渠閣會議的召開
（一）消除《公羊》學的三統論對皇權的威脅。
甘露三年，漢宣帝在皇家圖書館石渠閣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本次會議是為了廣學，而廣學的目的則是通過增立博士官、擴大經學入仕途徑以消除《公羊》學的三統論對皇權的威脅。
蕭望之等五經諸儒二十三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過程記錄稱為石渠閣論，大部分已經散佚，但尚有隻言片語流傳後世。會議結果增設博士至十四人，比漢武帝置五經博士更進一步，並對經學產生一系列影響。
（二）皇權由單純的政治權威變成思想權威
宣帝在石渠閣會議上「稱制臨決」，促進了儒學經義向具體的典章制度、禮儀規範的轉化。它對人們思想行為的約束具有法典的性質和效力。皇權與經學通過長期的雙向互動，終於使儒學由一種思想學說轉化為國家的制度性規範，也使皇權由單純的政治權威變成思想權威。皇帝對經義的幹涉和裁定，使經典的權威得到了王權的支持和肯定；而王權肯定的經義不再單純是一種經說，而上升為國家意志，具有了法律效力。
（三）《穀梁》學興起後對西漢後期的政治文化意義
石渠閣會議一改《公羊》學獨霸的局面，增設了穀梁春秋博士。自此以後到王莽時期，朝廷的許多政策也就以《穀梁》學為指導思想。《穀梁》學興起以後，它的思想在元、成、哀、平等朝中都有著深遠的意義。無論是宣元之際的「務行寬大」、「勿行苛政」，元、成、哀時期的改制運動，還是王莽時的復古改制等，可以說都是在《穀梁》學思想的指引下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