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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紀，蒙古靠軍事徵服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史無前例的大帝國，這樣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也曾發生過幾次。但令人驚嘆的是，蒙古人並沒有像以往那些短命的大帝國一樣，在軍事領袖去世之後很快覆滅。事實上，即使在政治統一分解之後，蒙古各汗國之間依然維持了邦聯式的統一局面。之所以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手段卻不是軍事徵服，而是商業徵服。
也就是說，蒙古最終建立的是一個商業帝國，甚至是全世界第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樣板。只不過，相對於蒙古人耀眼而殘酷的軍事徵服，商業上的成功沒有那麼顯著罷了。但對於一個世界帝國來說，這卻是其真正的命脈所在。正如經濟全球化是美國霸權體系的命脈一樣。
在13世紀之前，東西方世界的生產力均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特別是中國，已成為當時輕工業產品的製造中心(貌似那時也沒什麼重工業)。特別是瓷器、絲織品和其他生活用品，中國的製造業能力在當時舉世無雙。與此同時，西方的貴族、教會對來自亞洲的產品具有需求或潛在需求，並擁有巨大的購買力；同樣，歐洲的產品也吸引了東方的蒙古貴族。但是，由於交通不便和缺乏對商旅的保障，在蒙古徵服歐亞兩洲之前，東西方的貿易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與中國重農抑商的傳統不同，蒙古人認識到貿易的巨大威力。除將商人的地位排在知識分子之前外，蒙古人自成吉思汗時就鼓勵商業貿易，給予來蒙古經商的商隊各種便利的條件，比如維護商品買賣程序、派軍隊保護商隊安全，在驛站供給過往商隊等等。同時稅制也進行了改革，商人只需在商品售賣地繳納3.3%-7%的所得稅即可，不必像以前一樣要繳納各種苛捐雜稅。且因船舶的運輸能力比陸地上的馬車要大得多，在忽必烈的治下，造船業興旺發達，與阿拉伯半島、埃及等地都建立了貿易聯繫。從威尼斯的貨物很容易被運到洛陽，而且不需要繳納極高的稅，也不需要繁雜的公文。而中國著名的青花瓷，實際上是蒙古人出於喜愛青色與白色的品位，而將中國的瓷器技術與伊朗的鈷藍塗料結合在一起，才出現於世間的。
為推廣商業帝國和方便貨物流通，忽必烈還全面推廣了在宋朝時僅在局部地區使用的紙幣。為防止因紙幣而產生的金融危機和商業危機，蒙古人採用奇特的方法維持信用體系。例如，商人可以破產，但不可以藉此逃避債務、破壞商業信用體系。如果一個商人第三次宣布破產，就可能被判處死刑。此後的明朝時又退回使用金屬貨幣的時代，就證明明朝的商業遠不如元朝發達。而同時期的歐洲還根本不知紙幣為何物。
如此，蒙古帝國所發展出的商業體系、交通體系、稅制體系、金融體系，為這個商業帝國的興旺奠定了基礎。傑克·維澤弗雷說，蒙古帝國實際上具有現代文明的特徵。一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所做的那樣，通過確保商品的全面流通而維護共同的商業利益，蒙古人建立起了世界性的商業霸權，再輔以雖然沒落但依然強大的軍事能力。儘管他們的人數遠遠少於他們所徵服的土地上的人們(大約1：1000)，但仍牢固地維持住了統治地位。
不過，蒙古帝國的運氣沒有美國人好。瘟疫打斷了蒙古商業帝國的腳步。有資料說鼠疫(黑死病)的來源是中國南方，14世紀，病菌隨蒙古鐵騎和商旅傳到熱那亞。而人們對付這種造成歐洲人口1/3死亡的疾病的方法就是隔離。城市與城市、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隔離，使得蒙古帝國的統一商業基礎分崩離析。軍事能力退化和商業模式中斷之後，蒙古人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權力支撐點，於是他們紛紛與當地的宗教結合，以維護其脆弱的統治依據。中東地區的金帳汗國、伊利汗國信奉了伊斯蘭教，而中國的元朝則依附藏傳佛教。這隨即導致本土反抗運動不斷升溫，並且紛紛以自己的原初信仰為支撐，作為邦聯的蒙古帝國就此解體。
帝國是脆弱的，但帝國所建造的世界體系卻一直流傳到今天。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中認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體系」，蒙古帝國為這個世界體系提供了結構骨架和運轉動力。確實如其所言，亞非歐在歷史上首次通過陸路大規模地聯繫到一起，形成了「世界的世界化」，從而在政治、經濟、文化、商業等各方面出現了東西交流的空前盛況。蒙古的商業帝國成就證明，人類進行全球化嘗試的時間要比我們的常識認知大為提前。
在蒙古帝國解體之後，東西方的陸上聯繫一度被伊斯蘭國家所中斷。但東西方聯繫的衝動一旦興起就不會消失，於是才有了歐洲不惜代價從海上通路聯繫東方的航海大發現，隨之而來的19世紀和20世紀末兩次經濟全球化進程，不過是蒙古時代的翻版而已。最終，對世界體系的懷念和想像塑造出我們今天真正的世界體系。
來源|南都網，作者|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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