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禮謙
美國大陸的早期學校：
19世紀中，華人社會開始在美國本土及夏威夷群島形成。初到美國時，為了適應新的環境並在其中生存，華人們對英語等處理商務和社會事務極為必要的技能十分重視。由於這時的華人兒童很少，所以只有極少數家庭考慮將子女送回國上學。大多數留在這裡的孩子則是跟著父母學習中文或者什麼都不學。
在19世紀近四分之三的時光過去後，第一所為華童設立的中文學校才在美國出現。1874年，幼童出洋肄業局為l20名赴美的中國學生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建立了一個管理機構(注1),中文和儒家經典是他們學習的內容之一。然而，由於該機構與華人社會聯繫很少，所以他們開辦的中文班對本地中文學校的發展影響甚微。
19世紀中，在加州淘金潮的吸引下，幾千名粵籍華人隊從舊金山登陸美國本土。他們大多是些成年男性，極少攜帶家眷。很快唐人街便在舊金山形成，並迅速發展成為加州華人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當時，大部分的美國華人家庭也居住在此。
由於早期華人數量較少，一些家長不得不為子女延聘私人教師。19世紀60年代末， 當學齡兒童的數量接近500人時，建立中文學校的條件也已基本具備(注2) 。雖然舊金山第一所私塾的開辦日期現今已無從查考，但僅從1880年該市華埠人口普查中已出現十餘位中文教師的事實就能大致推斷出，在19世紀70年代時這樣的學校就已出現了。
由於家長們主要是希望子女能懂得聽、寫中文，並學會一些算術的常識，所以這些學校大多水平較低，他們使用傳統的中式教材，教學生寫字和珠算。很多教師是在科舉考試中落第，並因各種理由出洋的秀才、舉人，學校以塾師的姓命名，每校約有二三十名學生，在下午5-8點上課。然而每月四、五美元的學費對一些貧窮的家庭而言仍是較難承受的。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國內的反華情緒高漲，華人被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排斥。對他們而言，當華人移民過盛的議論從地區事務上升為國家事務時，政治形勢持續惡化，並最終在1882年國會通過排華法案時達至巔峰。 1870年以後，華人兒童被禁止進入加州的公立學校就讀。1884年，當趙洽（JosePhTape）為女兒美媚（Mamie）到舊金山春谷學校報名入學遭到拒絕後，他代表女兒對該校校長、舊金山教育局和州教育督導提出控告，並最終因該市未能向華人提供平等教育設施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條例而獲勝訴。但在此後，州政府非但沒有讓華人學童進入公立學校就讀，還修改教育法規，允許為華人學生設立隔離學校。1885年4月13日，舊金山開辦了一所這樣的學校，即華人小學。(注3)
在1882年排華法案出臺後，華人繼續為爭取子女到公立學校就讀的機會與州政府進行抗爭，而此時華盛頓的中國公使卻鼓勵舊金山的華團領袖建立一所中西學堂。這所學校創建的最初目的正如其名，是希望在教學中能中西文並重。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華人認為他們有自己興建的學校才可以較有把握地管理子弟教育。不過這項工程的進展十分緩慢，當它於1886年提呈給中國公使張蔭桓批准時，本市的華人公立學校已開始招收中國學生。華人社團最終還是在1888年開辦了金山學堂，不久即更名為大清書院。由於資金限制，該校只開設了中文及一些相關科目。(注4)
大清書院是一所採用傳統教材授課的舊式學堂，約有學生60名。其教學水平大致可與何時期中國國內的私塾專館相比，其中一些成績較好者，在回國升學時也不會遇到太大困難。
早期的夏威夷中文學校：
在19世紀末的幾十年中，火魯奴奴的華人數量已在夏威夷王國中佔踞首位，並且僅次於加州的舊金山。與舊金山一樣，富裕的華人家庭將子女送回中國上學，而其他人則聘請旅居的學者在家中擔任子女的私人教師(注5)。傳教士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創辦英文學校，不久一些學校增設了華文班。在檀香山，這類學校中最早開辦的是1881年建立的華童學堂（也稱華人主日學校）。雖然一開始僅有17名男童報名入學，但到了1882年中，已有50名男童和2名女童在這所學校中學習中英文課程(注6)。1883年左右，傳教士弗蘭克和瑪麗·達蒙聘請薛滿牧師（Sit Moon）在基督教青年會開辦了一個短期中文班(注7)。當它於 80年代中停辦後，另外一些華人教友又將其重新復辦，並命名為尋真書室，二、三年後才再度關閉。1892年達蒙將其接管，並更名為M ills Institute。這所學校一直兼授中西文課程，直至1905年它從唐人街遷入馬挪亞（Manoa）谷後，才將教學重點轉向英文。(注8)
華人基督教會也開辦了一些中文班，大多是用粵語授課。1890年聖彼德教堂開辦了一個用客家方言授課的中文班(注9)。1899年一群基督教七日會（Chinese Seven day Adventists）的華人教徒轉向與本地的華人領袖合作，開辦了兼授中英文課程的中西學院（Honolulu Anglo－Chinese Academy）。儘管有60人報名這一良好的開端，但內部的紛爭還是在學校開辦的第一年就爆發了。再過一年，華人社區表示不願再繼續提供經費支持，中文學校遂宣告停辦。於是檀香山第一所由華人社區參與建立的中文學校就這樣固社會紛爭而關閉。(注10)
與此同時，一些不信教的華人也開始創辦私塾以迎合部分華人家長的需要。其中最早的一所是1886年麥水在唐人街開辦的舊式書塾，但它不久就關閉了。此後直到19世紀末，一些其他類型的私塾也相繼出現。(注11)
本世紀初至二戰前：民族主義階段
美國大陸
20世紀初清政府革新教育制度。1902年頒布《欽定學堂章程》，要求各省設立新式學堂。1907年，朝廷任命梁慶桂為學務專員，赴北美興學。當他於1908年春到達舊金山時，該城仍處於1906年地震和火災後的復建之中。梁慶佳與中華會館成立的學務公所合作於1909年開辦了一所新式學堂。由於資金所限，該校未能按原計劃兼開中、英文課程（社會、自然學），而只是開設了一些中文科目。它的教學內容包括經學、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習字、體操和唱歌。學校開辦時共有110名學生，由中華會館負責主持校務並提供資助。此後，梁慶桂又視察了北美其它華埠，並在薩克拉門託、芝加哥、西雅圖和英屬維多利亞等地建立華校。(注12)
由於舊金山是美國華人集中的大埠，該市也成為美國本土中文學校最為集中的地區。民國初期由中華會館主持的大清僑民小學堂更名為中華僑民公立學校。依舊保持著在華文教育中的領導地位。1920年該校開始招收女生，1922年增設初中部，1926年廣州白話被正式定為教學的標準發音。
1927年，學校擴建並改稱中華中學校。1928年成為北美第一所開設高中課程的華校。學校還計劃興建宿舍，以方便外埠就讀的學生。然而，1929年期貨市場危機引發的經濟大蕭條，最終使該計劃因經費拮据而擱潛。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舊金山出現了許多其他類型的學校。而作為改變華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基督教會表現得尤為活躍，1921年使徒保羅傳道會成立了聖瑪麗學校，1925年一個新教聯盟成立了協和學校，他們與中華中學一起成為二戰前舊金山華埠三所最大的中文學校。這三所學校都設有高中部。此外，還有一所學校是1930年由孔教會創設的。本地的地緣設團也興建了一些學校，但多不成功．至二戰未只有南海福蔭堂於1920年創設的南橋中學仍倖存。另外還有一些學校是由政黨、文化團體或個人興辦的。其中一所是由晨鐘劇社在1919年建立的晨鐘學校。它主要是由一些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組成，學生人數始終保持在130至170之間。該校在全美華校中首創學生自治活動．下設體育隊、兵操營和軍樂隊。他們還有一個演講團，每周五部到華埠中心演說。然而，資金困窘最終迫使該校在1924年關閉。1937年，國民黨建立了建國中學。(注13)
1934年舊金山有10所華文學校，1848名學生和47位教師。在高中以下階段，華校學生與美國公私立學校華人在校生人數之比是0.638(注14)（大多華校學生在初中畢業後就掇學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高的一個比例，主要是因為絕大多數華人家庭都居住在華埠，交通十分便利。並且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舊金山被公認為美國華文教育的中心，
然而，中文學校的這種發展以及加州為數不少的日本語學校沒能逃過那些國家主義者的眼睛。1921年州議會通過一項取締外語學校的法案，要求學校提供所用教材譯本並向州政府匯報每日授課時間。此外，該法案還要求外語學校的所有教師必須通過一項包括美國歷史和政治知識在內的測驗，方可獲得教師資格證書。這一法令在1927年由州高等法院判決違憲(注15)。不過，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中文學校迅速發展。從本世紀初到二戰爆發時的1941年，在舊金山灣東岸的奧克蘭，至少建立了10所中文學校。只是它們的規模比舊金山的學校要小得多(注16)。大多數城市通常只有一所學校，基本是由社團，通常是本地的中華會館主辦。還有一些學校是由華埠內的社團和教會發起成立或提供場所。個人也興辦了一些學校。不過，這些學校大多只設有初級班。(注17)
夏威夷群島
在植香山，受中國憲政黨人支持的青年務學俱樂部，於1908年獲得本土政府的辦校許可，並在1911年2月4日開辦了明倫學校。幾天後，即2月8日，它的競爭對手同盟會也開辦了一所華文學校，並在1927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更名為中山學校(注18)。與舊金山中文學校最為不同的是，這兩所學校都是由政黨創辦的。
檀香山成為美國華文教育的另一個中心。至1934年，已有12所中文學校，3106名學生。其中僅明倫和中山兩校的學生人數就分別佔到40．8％和21．l％，顯示出它們在群島華文教育中的主導地位。它們也是本地僅有的兩所開設高中課程的學校(注19)。1938年，明倫學校有教師28人，學生1348人，其學生人數高居北美華校之冠。(注20)
1920年，夏威夷本土議會通過外語學校管制法案，規定所有外語學校的教師必須通過一項包括英語、美國歷史和憲法制度等知識在內的年度測驗，方可獲得教師資格證書。同時，課時也被限定為每周六天，每天一小時。1923年，議會又規定唯有英文學校三年級或以上的學生方可進入外語學校就讀，而且每人每年需交納1美元作為對教育部管理工作的支持。美國最高法院在1927年判決該法案違憲。(注21)
20年代中期，夏威夷越來越多接受美式教育的華人開始進入主流社會行業。很多家長要求子女學中文是為了他們在本地的華人社會中發展事業，在種族歧視依舊存在的夏威夷，這一做法對改善華人的經濟狀況十分重要。此外，20年代末民國政府的建立以及30年代日本侵華的暴行，還大大激發了夏威夷華人的民族主義熱情。在民國建立初的1927-1932年，2733名美國華人從夏威夷出發前往海外，其中大部分去了中國。而與此同時，進入夏威夷的華人僅為1992人。很多人留在中國繼續升學或謀職。因此1925年後，華校與英校在校生人數之比持續上升。但即使是在1935年，也僅為0．385，表明很多華人並沒有上中文學校、在他們之中僅有12．l％的人到中文學校就讀，而與此相對應的是，28．2％的夏威夷日本人在日語學校上學(注22)。出現這種現象的因素之一是此時本土出生的第三代華裔已在華人社會中佔有越來越高的比率；並且30年代時，華人在當地人口中僅佔很小比例，約為7．4％，而日本人卻佔到37．9％，這使他們在保存民族語言和文化方面受到更多傳統的影響。(注23)
二戰前出現的另一個華文教育機構是華僑國語文補習學校，它在1939年3月為響應民國政府僑委會學習國語的號召而建立，該校有學生90餘人。他們經常參加演講比賽和電臺廣播以推廣使用國語。1940年，該校還出席了為紀念瀋陽事件（日本人佔領滿州裡）九周年而舉辦的夏威夷首屆國語方言戲劇節，並為中國的工業合作社運動募捐。這所學校在1941年3月關閉。(注24)
二戰前，興辦中文學校的主要目的是向學生傳授中國語言及文化知識，培養他們在華人社會中謀生的技能，而且如果他們需要，還可較順利地回國繼續升學。有一部分美國華人，主要是來自舊金山和植香山者，也的確是回到中國繼續求學。他們大多進入培正中學和廣東嶺南學院等教會學校，其他人則升入大學，如中山、燕京、聖約翰、清華和北京大學。
由於這一時期海外華人仍將自己視為中國國民，所以他們希望在美國的中文學校能與國內的教育體制保持一致。早在20世紀最初的十年，舊金山和紐約的僑反學堂就已向中國教育部註冊備案。1914年檀香山的明倫學校也進行了註冊。此前一年教育部頒布了一項規定，委託中國駐外領事兼管本地的華教事務。1914年教育部又宣布了另一項鼓勵並優待華僑子弟回國就學的辦法。然而20年代中國四分五裂，連年爆發內戰使許多工作停滯下來。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權後，教育部於1929年頒布了重振海外華校指導工作的新規定，並由僑委會負責執行。1930年，中國駐美領事館敦促各地華校向教育部備案，但僅有少數幾所學校響應，不過美國的華校基本仍延用中國國內的教學模式，並使用部定的中小學課本。(注25)
除這些與中國的關係發展之外，在不斷變化的美國華人社會中，華人正受到更多中美文化衝突的影響。儘管在本世紀初，仍有很多華人學生把學習中國語言及文化視為謀生的技能。但進入30年代後，在深受公立學校和西式大學教育影響的年輕一代中，美國文化已明顯佔據優勢。在數量不斷增長的土生華人群體中，英文已成為日常用語。這是因為華人依舊被視為來自貧弱國度的少數民族受到歧視，中文不可能取得與西方語言同等的社會地位，因此無法成為美國學校認可的外語，所以很多土生華裔僅僅是為了服從家長的意志才到中文學校上學。通常那些難以駕馭的美國土生華童對他們的中文教師，都無法給予對英校教師同樣的尊敬。當教師們通過體罰等手段進行嚴格管理時，一些學生就會惡作劇地頂撞或毆打老師。(注26)
在學校中，儘管很多教師在國內的中學甚至大學受過教育，但他們通常缺乏教學方法和兒童心理學等方面的訓練。沉悶和枯燥的教學方式，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即使是教師提出了新穎的教學方法，也往往因為資金限制無法推廣，有的甚至得不到守舊校董們的支持。
因此，儘管在本世紀的前半階段，華人社團的領導者將很多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到中文學校之中，以傳承民族的傳統。但在二戰爆發前夕，這些學校仍面臨著華人本土化不斷增長這一艱難的挑戰。
戰時反戰後的停滯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華人社會的轉折點。他們中的很多人投身軍旅或在商船上服役，而那些戰前曾向他門關閉的技術及專業領域也開始招募華人。1943年國會廢除排華法案，儘管仍舊規定了每年105名的移民配額，但已允許華人享有歸化入籍的權利。40年代末頒布的一項法案允許美國公民的華裔妻子進入美國。這一人口流動使美國華人社會的男女性別比例下降並漸趨平衡，從而形成了一個家庭式社會。隨後，生育高峰就自然出現了。
同一時期，美國華人還從排華法案廢除及其具體實行中受益。自40年代後期起，很多華人家庭開始搬出唐人街，並分散到其他社區中居住。這些改變在曾因歧視性法規將華人與其他族裔隔離的舊金山表現得十分明顯。華人開始在主流社會中尋找出路，一大批在新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很容易就適應了美國主流社會，英語成為他們社交的常用語言，而這種發展對中國語言及傳統風俗的保持造成很大衝擊。
國際局勢發展也是一個但具影響的重要因素。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在北京建立政權後，美國仍舊向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提供援助。此後中國又在蘇聯與西方的冷戰中站到了蘇聯的一方。緊接著，1950年中美在朝鮮爆發衝突，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到中國支持北越與美國和南越在印度支那半島爆發武力衝突後。一項美國制定的限制性法令持續了20餘年，從而隔斷了美國華人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交流往來。
20世紀40-50年代，這一系列國際政治關係的變化，也改變了美國華人的觀念，使他們在社會、經濟及文化等方面出現相應的轉變。華人開始拋棄排華時代普遍存在的僑居心態，轉而將美國視為本人及後代的永久居留地。不過長輩們，尤其是那些第一代移民者，仍舊希望他們的子孫能夠學習一些最基本的中國語言及文化知識，雖然這些知識已不再被視為在美國謀生或回國求學所必備的技能。除了這些思想觀念的轉變外，華人居住日益分散的現實，也使中文學校面臨著繼續在美國華人社會中生存的挑戰，從而迫使他們在教學方法等方面做出調整。
夏威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夏威夷領土上的中文學校以重創，特別是在檀香山。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島後，夏威夷實行軍事管制。軍方關閉了島上所有的學校。幾個星期後，政府允許除語言學校以外的其他學校複課。1943年，軍事管制取消後，群島重又恢復民主管理，所有學校均重新開放。然而由於戰時愛國主義的普遍高漲引發了強烈的排外情緒，一些有勢力的政界人士認為，日語學校教導學生效忠外國，並妨礙了他們本土化的發展(注27)。於是，州議會通過一項法案，禁止任何公、私立組織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對未完成四年級課程或不滿15歲的兒童進行教育，除非這些兒童已超過了英語學校的一般水平。
戰後植香山中華總工會在1946年發起一場運動，要求撤消對外語學校的限制性法案。經過一場激烈的法律訴訟後，由於日文和中文學校的積極遊說和努力，當地議會於1949年判決該法案違憲。(注28)
1948年在檀香山及其周邊地區，5所中文學校重新復辦。然而多年戰事造成的停滯使他們元氣大傷，也使很多家長喪失了送子女到中文學校就讀的興趣。所以在這些學校重振旗鼓的第一年，5所學校僅招收學生781人，與戰前1941年的2538人形成鮮明對比(注29)。這一數字尚不及戰前明倫與中山兩所學校的在校生人數。儘管此時檀香山5-15歲的華人兒童已達到4.5萬人，但上華校者不足1／3。
在隨後的十年中，學校以勤勉的工作滿足華人社會的需要，並通過調整教學內容等方式迎接新的挑戰。此外戰時新娘的湧入及隨之而來的生育高峰，帶動了人口的增長，也為中文學校提供了新的生源，這足以抵消那些因同化而在華校中流失的學生數量。於是在50年代，中文學校的學生人數有所增加。明倫學校的學生人數從1948年的364人上升到1954年的528人，並且直到60年代初仍一直保持在這個數字左右。儘管50年代的華人人口已有顯著增長，但這個數字比起1941年的 1221人來說還是降低了很多(注30)。這一時期，其他一些學校也出現了類似的小幅度增長。
美國大陸
儘管美國本土的中文學校在戰時沒有關閉，但同樣受到戰爭的影響。自美國參戰後，戰時人力資源的睏乏使中文學校很難招募到合格的教師。很多華人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而放棄教師職位，投身到戰時振興的經濟之中。在美洲大陸中文學校最為集中的舊金山，學校將課時由每周6天19個小時縮減為5天10小時，其他地區的學校也做出了類似的調整(注31)。
戰後美國大陸的中文學校繼續保持這一縮減的課時(注32)。而且很明顯的是，適用的教材也出現了匾乏。這種現象是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華人家長們為了孩子能在未來的美國社會中出人頭地，對他們在美國學校所受的良好教育十分重視，而對子女學習中文的關注卻明顯降低。這一發展所導致的後果是，中文學校的教學水平比戰前大為降低。
不過，在經濟地位提高和抗戰引發的愛國主義熱情影響下，美國大陸在戰時仍成立了 11所新的中文學校。另外15所則是在1946-1961年間為適應新移民增長和戰後生育高峰而開辦的。很多原有的華校得以保存，有的甚至在戰後的幾十年間得到擴展。一項在1957年所做的調查顯示，當時美國本土共有31所中文學校，4286名學生和152名教師，其中至少有20所即三分之二的華校集中在擁有48％華人人口的加州，也就是說加州擁有了華校在校生總數的四分之三，即3392人。舊金山以8所學校，2114名學生，佔加州在校生人數一半的業績繼續保持其美國本土華文教育中心的地位。紐約城的華人數量在美國本上居第二位，它同時也以3所學校，732名學生的成績在中文學校數量上居第二位(注33)。
由於戰後生育高峰，50年代很多中文學校的學生人數均出現增長。舊金山的聖瑪利學校，1939年有學生400名，1948年增至520名，1958年更超過800名。而大抵在同一時期，社團主辦的中華中學校的學生人數也超過560名。1959年，舊金山華埠三所最大的華校之---金山協和學校也走出戰後低谷，招收學生418名(注34)。
依照傳統，中文學校一般是建在華人聚居區即唐人街內。但在美國本土中文學校最為集中的舊金山，由於華人家庭散居在城市的各個地區，使學生到唐人街上學變得更加困難。於是，一些新的學校開始在唐人街以外的地區建立，而在郊區，華人教會則成為興辦中文學校的先鋒(注35)。
中文教材的匾乏
缺乏與本土學生理解閱讀水平相適應的教材，這個早已存在的問題在這一時期變得更為突出。戰前，雖然已有很多學生反映要跟上教學進度十分困難，但美國中文學校依舊使用中國同級的教科書。然而戰時及戰後的課時減少，使這些教材已明顯超出華人學生的閱讀理解水平。而且，這一時期華裔青少年對西方文化的認同感不斷增強。也使他們對課本中介紹的中國觀念和中國人的生活變得十分生疏。
1946年初，國民黨政權授命僑務委員會負責指導海外僑教工作。然而，這一時期爆發的內戰使很多工作無法繼續開展。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後，1951年在臺灣「立法院」制定的僑務政策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編寫適合海外僑教使用的教材。1961年一套計對北美華人學生特點編寫的教材出版(注36)。由於該教材是由臺灣「僑委會」資助並主編，所以內容中包含了明顯的親臺頻向。
從一開始，美國華教工作者就認識到這個教材中存在的缺陷。他們提出建議並促使其在內容中做出了包括淡化政治色彩等更適合美國華人觀念的改變。此外，熱心的教師們還繼續編寫適於語言教學的課本，並向學生提供輔助性讀物。另外一個日益顯著的問題就是那些在華校就讀的土生兒童很少講中文甚至根本不會講。一些學校和教師嘗試著以改進教學方法和編寫適用教材等方式來回應這一挑戰。
新移民的湧入：復興階段
五六十年代華人人口穩步增長。除了每年嚴格限定的105個移民配額外，一系列的難民潮也加快了人口流動。與早期移民不同．新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國各地講普通話的人群。自50年代末開始，從香港和臺灣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移民顯著增長。他們中很多人，特別是那些來自臺灣者，在學成後就留在了美國。
1965年美國國會放寬移民法後，華人移民顯著增長。東亞政局的動蕩又引發了七八十年代港臺移民的大批到來。成千的香港移民加入到原有的粵籍移民行列中。與此同時粵籍以外的華人群體也迅速增長，其中很多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政權更迭時由大陸去往臺灣的人。還有一些是來投靠戰前赴美親友的臺灣本土居民。世界其他地區的政局變動也導致了成千華人的遷移，很多人來到美國。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因南越政權垮臺而引發的越、老、柬三國移民。在他們當中有幾十萬分屬於不同方言群體的華人移民。70年代末，美中關係正常化以及中國放寬移民政策的舉措，使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學生、訪問學者、商人迅速增長。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一項法案，給予特定條件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永久居留權。
這波新移民潮的持續湧動，徹底改變了美國華人社會。華人人口以將近每十年翻一倍的速度增長。儘管廣東人依然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但華人社會中已出現了更多來自不同地區，講不同漢語方言的群體。很多老華埠因他們的加入而變得更為多元化也更為嘈雜，另一些新華埠則出現在遠離唐人街的郊區。
同一時期，美國社會也在發生變革。在二戰中成長起來的非歐裔中產階級群體開始要求在美國享有平等參與的權利。50年代末，美籍非裔發起民權運動。60年代起，非歐裔的移民也開始要求平等權利。作為這場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族裔的關注開始興起。每個民族群體均對自身的歷史、語言和文化十分重視。與此同時社會多元化的觀念也開始為更多人所接受。儘管這一改變並沒有挽回華人正在喪失自身民族語言和文化的事實，但它為中文學校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為寬鬆的外部環境。此外，華人國際化在全球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美國人更加認識到了解中國語言和文化知識的重要性。
所有這些改變均對美國中文學校的長遠發展十分有利。然而，伴隨著僑居心態的消散及華人對美國認同感的增強，人們不再把中文看作是在美國社會謀生的必備技能。家長送孩子上中文學校的唯一目的，也隨之轉變為希望子女能了解一些祖先的優良傳統。由於這種觀念的轉變，特別是華人在美國主流社會就業機會的拓展，使父母對子女在英文學校就讀的重視已超過中文課程。此時周末中文班的出現作為一個折中的辦法，既減少了學生上中文學校的課業負擔，又為他們創造了學習中華語言、文化的機會。
周末中文班最先是在一些華人居住較為分散的地區嘗試性地開展。直到60年代才得 到普遍推廣。這種教學模式很快為美國各地的華人所接受。其影響在南加州表現得尤為突出。60年代，這一地區僅有一所中華孔教學校（建立於1952年）(注37)。此後，由於洛杉礬郊區蒙特利公園市華人人口的迅速增長，1964年信義會中文學校建立，成為該市第一所開設周末中文課程的學校。這所學校一開始是用粵語授課，但作為一項變革的前奏，第二年它為適應該地區臺灣移民不斷增長的需求，又增設了一個國語班(注38)。在80到90年代，由於華人移民和難民的湧入，這類學校的數量繼續增長。(注39)
紐約市附近，早在1962年長島中華協會就開始在星期六開設粵語學習班(注40)。不久，華埠內的華僑公立學校也開設了星期日下午上課的學習班。紐約華人對這種教學形式十分歡迎，學生人數從1963年的678人上升至1968年的2592人。1975年，該校的學生人數達到3250人，高居美國各地中文學校之冠(注41)。與此同時，由於香港和臺灣移民陸續湧入這個地區，其他一些學校也開始在唐人街以外的紐約州北部及鄰近的新澤西州、康狄涅克州、賓夕法尼亞州等地的郊區華人聚居地出現。至1989年，該地區已有94所中文學校，、1.5萬名學生，其中25所在紐約市(注42)，並且絕大多數是周末中文學校。
在另一個美國華人聚居地--舊金山灣區，由於華人的湧入，中文學校開始在唐人街以外的東部灣和半島的城鎮中出現。70年代，周末中文班已成為該地區很多辦學機構的標準模式為人們普遍接受。不過華埠內的中文學校，仍繼續保持每日教學的方式，並且直到70年代中才開始增加周末課程。很顯然，周末中文學校受到很多家長，特別是那些居住地離華校較遠者的認同。因此即使是在一些唐人街內的學校中，周末中文班的學生數量也最終超過日常班。例如，南僑學校在1985年開辦了三個周末班，而到1995年已增加到16個，學生人數也從1988年的410人增加到1990年的740多人，其中549人是周末班的學生，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那些在周一至周五每日上課的學生僅有202人。(注43)
儘管檀香山最大的中山華校也在周六和晚間開設了中國民族舞蹈、舞龍和太極學習班，但本地中文學校依舊保持著每周一至五下午上課的形式。在新移民數量較少，華人居住早已分散的群島地區，由于越來越多不講中文的華人家庭不再將子女送到華校就讀，學生人數持續下降。中山和明倫兩校的學生人數分別降至200人和120人。直至1986年，聖彼得教會才成功地創辦了一所周末中文學校。它開辦的前兩年是借用中山學校的教室，1993年該校更名為粹華學校，學生人數也由創辦初期的13人增至1996年的136人。(注44)
在美國其他地區的華人聚居區，發展趨勢也與南加州、大紐約地區和舊金山灣區十分相似。根據1995年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所做的調查顯示，85．2％的中文學校只開設周末課程。
周末學校通常每周提供2-3小時的學習時間，其教學內容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語言學習。由於學習時間有限，教育水平已無法與中國大陸、臺灣、港澳甚至東南亞地區的同級學生相比。他們實際上只是一點一滴地向學生灌輸一些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基本知識。為了激發學生學習中華文化的興趣，很多學校都在課後開辦中國舞蹈、武術、烹任、繪畫和籃球等文娛活動。(注45)
在遠離唐人街的地區，華人社會缺乏高度的組織和紀律。這裡沒有中華會館發起並組織社會活動。所以在一些地方，中文學校往往是由教育和文化團體發起成立，而更多則是由宗教團體帶頭組建或提供教學用地。90年代中，15%和25％的學校是在基督教會、孔子廟和其他宗教組織的場所內上課。大部分學校是由熱心的家長門組織並管理。他們不僅要將孩子送到學校，而且還為成年人組織活動，這樣整個家庭都可以參與到學校的活動中。例如，某所學校為家長們組織籃球賽、中國畫學習班和專區討論；某年，母親們為募捐活動縫製大量書包；一位父親訓練學校籃球隊參加比賽，而一位母親則率領女孩子門充當啦啦隊。(注46)
上文提及的中文學校調查顯示，到90年代中，美國已有634所中文學校，教師5500人，學生8.3萬人，分布在全美的 47個州，這個數字十分可觀。不過，儘管中文學校的分布很廣，但仍有較高比例的華人並未進入華校就讀。以美國1990年人口普查為基礎，在 1995年，僅有三分之一5-16歲（不包括16歲）的華人少年兒童到華校上學。這個比例，在那些華校較為集中，交通便利的地區還要高些。然而在植香山，僅有約10％的人進入華校。
國語的主導地位
美國華人社會從19世紀中形成至戰後最初的十幾年都是由粵語佔據絕對優勢。與由不同方言察體組成山東南亞華人社會早在20世紀前半期就將國語作為華校教學用語不同，美國華人社會興辦的中文學校一直是用廣州話授課。這種局面直持續到戰後，才伴隨著講國語的人日漸增多而發生改變。
儘管在40年代末講國語的人還很少，但到50年代，由於亞洲政治局勢的發展使許多來自中國內地各省及臺灣地區的移民進入美國，講國語的人群迅速增多。當華人社區形成後，家長們開始關注子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在一些地方，他們合作建立了一些中文班。而在另一些地方，他們則積極地奔走於原有的華校中，期望學校能增加用國語授課的班級。一些學校以用粵語和國語同時授課的雙軌制解決這一問題，而把國語作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也在60年代中出現了，這些學校的組織者大多是早先在美國留學的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人員。
臺灣移民對中文學校的拓展具有特殊影響，這從90年代中有近60％的華校學生家長來回臺灣的事實就可證明。由於這些講國語者的努力，國語在他們興建的學校中成為教學語言。很多這類學校與臺灣僑委會保持密切聯繫，並使用印有繁體字和注音符號的教科書。
70年代中越、老、柬三國政權更迭後，幾十萬難民湧何西方。其中很多人是華裔。他們湧入唐人街和一些新的華人聚居區。不少人特別是祖籍廣東者，進入到原有的粵語方言學校就讀。但是不久，這些印支華人也開始建立起他們自己的華校。其中最早的一所是由越南華裔聯誼會建立的芝華中文學校。很快類似的學校也在美國各地的印支華人社會中興辦。由於這個社群中存在著不同的方言群體，所以大多數學校用國語授課，只偶爾在必要時用方言作些解釋。絕大多數這一類型的學校也使用由臺灣僑委會印製的教材。(注47)
這個群體的成員與過去的廣東人社會一樣，也是按照血緣和地緣的觀念劃分，團此保留了較多傳統的習俗及組織形式。另外，他們在原居地就生活在一個高度自治的華人社會中，因此與那些講國語的專業技術人員租地辦學不同，這些學校的董事會在做法上與華埠內的粵語方言學校更為接近，一俟條件許可，他們就會購買並興建自己的校舍。(注47)
由於中美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使早於50年代中就在中國大陸使用的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直到60年代還未在美國的華校中教授。70年代兩國關係改善後，1972年底特律中文學校在大底特律地區建立，成為最早一所教授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的學校。然而直到80年代末，當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開始在美國建立家庭，並意識到子女應為將來回國升學學習中文時，才發覺這類學校仍十分稀少。他們中的一些人雖已取得永久居留權，但正如前輩一樣，他們也認為子女應該了解一些祖先優良的傳統。然而此時，由新中國成立前赴美的移民及由臺灣移民開辦的學校，仍只教授繁體字和注音符號，並表示不願教授簡體字和漢語拼音，所以這個新來的群體不得不建立起他們獨立自主的學校體系。(注48)
其中最早的一所是由依利諾斯州芝加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1989年8月建立的希林中文學校(注49)。此後，這類學校的數量飛速增長，到90年代末已發展到近百所，遍布全美30餘州，擁有學生1萬人(注50)。這類學校大多是使用在北京印製，由國務院僑辦編寫的教材。
這波新移民浪潮及其所建立的學校產生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國語在80年代代替廣州話成為華校的教學媒介語。按照1995年美國中文學校聯合會的調查顯示，目前全美有79．7％的華校學生是使用國語授課，但與此同時每8個學生中仍有1個選擇用粵語作為教學的第一語言。(注51)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由於學校的數量增加。很多管理者和教師都認識到他們需要建立一個組織來加強校際間的聯繫並交流信息與經驗。1974年，六所學校在美東發起成立中文學校協會。至1993年，它的旗下擁有了包括大華盛頓地區在內、美東十州近百所中文學校(注52)，規模有了很大擴展。洛杉磯地區由於華校增長迅猛，也緊步中文學校協會後塵，在1976年成立了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至90年代中，該會已有會員學校102所，教師1100人，學生1．8萬人，成為美國最大的區域性中文學校組織(注53)。在中文教育的第三大中心，位於舊金山郊區的8所學校也在1978年成立了舊金山灣區中文學校聯合會。它現在已擴大為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至1998年，該協會已有會員學校90所，學生1.2萬人(注54)。此後，在美國其他中文學校較為集中的地區，這樣的組織也相繼成立。
進入90年代後，中文學校持續增長，加之華人在美國主流社會中的日漸活躍，使很多教育工作者認識到，為保證中文學校的長遠發展，他們必須融入主流社會的教育資源。一些學校開始與本地的學區接洽，希望能使學生在中文學校取得的成績成為高中外語認可的學分。
90年代初，各地的中文學校已取得了一些進展。1961年在舊金山灣區成立的PalsAlto中文學校是最早取得成功的學校之一。經過校長褚雪雲三年多的努力。Palo Alto學區同意經過考試後，給予本學區的華校學生以高中外語學分(注55)。1995年，在舊金山中文學校聯合會的支持下，華埠的5所中文學校也成功地獲得了認可，允許華校學生在經過測驗後可獲得高中外語認可的學分。(注56)
這時，很多教育工作者開始認識到，在推進改革方面．一個族群的政治力量比獨立的學校個體擁有更響亮的聲音。不久形勢的發展也使他們更加堅定了這一信念。較早前加州一個亞裔語言工作小組已著手推進美國大學理事會在大學入學考試（全國統一的學術性水平測驗）中開設亞洲語言資格考試。協商的結果是，大學理事會決定自1993年起開設日語考試，緊接著在1994年開設中文考試(注57)。然而，根據美國國家外語中心在1991年所做的調查顯示，68．1％的美國高中使用漢語拼音授課。因此，由其所設計的考卷也不使用注音符號(注58)。然而這一作法勢必會使那些使用臺灣課本的華校學生處於不利地位。為此，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長許笑濃（Theresa Chao）與其他地區中文學校組織一起和國家外語中心進行協商，成功地將注音符號列入SAT-Ⅱ中文測驗。(注59)
此後不久，1994年國家外語中心與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攜手在華盛頓特區召開了一個會議，並建立了美國中文學校聯合總會（NCACLS）(注60)。它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協調中文學校與美國主流社會教育體系的關係。其內容包括：推動本地的主流教育機構在外語教學中全部或部分認可中文學校的教學內容，建立全美華校年級標準，進行師資培訓以提高教學水平，與本土的外語教師組織加強聯繫(注61)。此外，各地區還定期組織競賽，檢測學生的口語、聽力、閱讀和寫作能力(注62)。他們還在夏季組織培訓班，由臺灣僑委會選派的教育專家與美國的專家們一起指導華校教師改進教學方法(注63)。學校還可得到由臺灣僑委會免費提供的教科書。
雖然華校學生在中文資格考試中取得的成功，能激勵更多家長讓子女到中文學校就讀，並且使主泛社會的教育工作者開始重新認識華校的教學水平，但美國中文學校聯合總會仍盡全力保持其在SAT-Ⅱ一直測驗各個方面的權威地位。1998年他們還為那些將要參加SAT-Ⅱ考試的學生舉辦了一個模擬測驗。(注64)
全美中文學校協會
1994年10月16日，由中國大陸留學生及新移民創辦的華校在華盛頓特區聚會並正式成立全美中文學校協會，以推動簡體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的使用。這一組織的宗旨是促進美國中文學校的聯繫與經驗交流，開拓中西方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渠道。(注65)
1995年，全美中文學校協會建立了附屬的教育資源開發中心（ERDC），以幫助傳統的中文學校努力繼承中國語言及中華文化的優良內容(注66)。中文學校協會不久就得到正在編寫一套北美中文教材的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支持，中文學校協會及其下屬的教育資源開發中心在教材草案的建議和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97年秋，12卷教材的前4冊開始分發試用。而整套教材則計劃在1999年發放(注67)。1997年，教育資源開發中心開始出版面向美國華人兒童的雜誌《熊貓》。1998年他們又編輯出版了《中國孩子在美國》一書，作為教師和家長的指南。(注68)
從創建初期的5所到1998年中的120所，中文學校協會的會員數量飛速增長。如今它已遍布全美30餘州，擁有學生1.5萬人(注69)。對其發展十分有利的一個因素是，絕大多數美國高中和大學的中文課程都用簡體字和漢語拼音教學。然而它也存在著一個不足，由於多數本地的華文印刷品均採用繁體字印刷，所以學生們所學的中文無法在美國廣泛使用。近些年越來越多原先只用繁體字和注音符號教學的中文學校開始增加簡體字和漢語拼音課程，則為這個矛盾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解決之道。
結束語
當華人移民在美國形成一個社群時，很多人仍對故土懷有濃厚的感情。他們繼續講自己的語言並保持中國傳統的風俗習慣。當移民們建立家庭後，他們很自然地希望後代能保留哪怕一點點祖先的傳統。於是，這便成為華人社會中眾多中文學校所要承擔的使命。然而，移民的後代卻被融入美國主體社會這種強烈的力量所徵服。於是，保留祖先傳統文化與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願望共同構成了影響美國中文學校發展進程的重要因素。
當19世紀末中文學校開始在美國建立時，他們仿效中國的教學模式，希望學生能獲得與中國同輩們相同的語言和文化水準。然而，與東南亞華人在本土教育體制之外建立獨立而完整的教育體系不同，美國華人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不足以建立一個能與美國教育體制相適應的教學模式，因此中文教育只能成為華人學生在公立學校教育之外的補充，而僅僅教授一些簡單的中國語言和文化常識。而且中文學校的學生還需花費在英校學習兩倍的時間來上課。因此從一開始，中「文學校就在影響美國華人發展的抗爭中處於不利地位。
在二戰爆發前，雖然人數不多，但仍有少量學生能跟上中國同級學生的進度。也正是這些成功的例子激勵著那些華教工作者繼續頑強地堅持他們向美國華人灌輸中國傳統文化的願望。然而到20世紀第二三代華人時，他們的願望已明顯為土生華人深受西方文化價值觀影響的現實所破滅。這種趨勢在華人較少的地區比在舊金山、檀香山等華人較為集中的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美國華人歷史的分界點。種族差異減弱與戰後美國社會中華人就業機會的增多，加速了華人對主流社會的融合，從而導致華文學校數量減少及教育水平下降。
由於戰前華人社會一直是以粵語佔主導地位，國語沒有象在東南亞那樣成為通用語言。早期移民建立的學校都是用粵語講課。然而二戰後持續的移民浪潮，帶來了許多粵籍以外的華人。他們象早期廣東移民一樣希望子女能保持中華傳統文化。然而，由於原有的粵語方言學校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新移民只得建立起自己的學校。其中率先建校的是那些講國語的人群。他們大都是60年代後由臺灣赴美者。除了使用國語為其共同語言這一特點外，這個群體中的很多人還是居住在郊區，分屬於不同社會階層並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科學家。這一點是他們與早期廣東人社會以商人階層佔統治地位所存在的顯著不同，並且對那些以國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的學校群體的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個講國語的人群是從80年代起由中國大陸直接赴美的華人。儘管他們與前一個群體在社會階層和教育水平等方面十分接近，但由前者建立的學校卻採用繁體字和注音符號教學，與中國大陸的漢語教學內容和國際組織的要求難以銜接，所以無法滿足他們對子女教育的需求。於是他們也開始建立另一個以教授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為特點的學校群體。
第三個大的移民群體是由70年代幾個來自印支三國的漢語方言人群組成。這些新到者在教育水平和社會階層方面與早期的粵籍移民十分接近，所以很多他們的子女，特別是講廣東方言者都進入到原有的粵語方言學校中就讀。然而，社團的領導者認為要涵蓋所有的方言人群，他們仍有必要建立一些以國語為教學標準用語的學校。於是，一個由印支華人建立的學校群體也出現了。
這些新的學校群體，在數量上已超過了原有的粵語方言學校。因此，國語成為美國華文學校教學媒介語的主體。但仍需注意的是，還有一些以粵語以外的其他方言如客家話、臺灣話授課的學校。華校的另一個根本性改變就是由於華人家庭居住得較為分散，子女需要父母開車接送才能上學，使得那些每周只上2-3小時課的周末中文學校受到人們的歡迎。雖然學校的這種發展進一步影響了學生的中文學習水平，但其在數量上卻仍是供不應求，畢竟在這裡上學的學生比起那些從不學習中文者要獲得更多一些豐富他們生活的中國語言及文化知識。
華教工作者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尋求更有效的教學方法，以激發那些在90年代已佔到華校學生總數四分之三的土生兒童學習中文的興趣。各類學校特別是那些新成立者都想方設法解決這一問題，但至今仍未找到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另一個挑戰是資金問題。從建立初始，大多數學校就是靠向教師發放低薪來壓縮開支，他們很少有錢投入到教學的開發和研究中。這個問題在二戰後，因通貨膨脹變得日益突出。正因如此，很多學校在教材和師資培訓方面，不是依靠臺灣「僑委會」就是依靠大陸僑務辦公室。這種作法雖減輕了學生的經濟負擔，並使學校有了更為有力的資助者，但它的弊病在於政治風向的變化一旦發生，則勢必使很多依靠這類資源的學校受到重創。
第三個挑戰是中文學校與美國教育體制的接軌問題。近些年，一些學校已成功地使部分學區承認中文學校的語言課程符合高中外語教學要求。而且中文已經成為SAT-Ⅱ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部分。這些積極的進步對鼓勵學生學習中文極具作用。不過，要使中文學校能平等地為主體社會所接受，在教學課程標準化及提高教師水平等方面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若將美國中文學校的歷史發展看作是美國華人社會發展的一個部分，那麼我們將對它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在移民及其第二代中，保留中華傳統的觀念仍十分強烈，同時在代際溝通方面使用中文也非常必要。然而到了第三四代華人時，這種對中文學習的需求已大大降低。這一點在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的調查中也有所表現。1990年．儘管已有30％的華校學生是在美國出生，但僅有5．9％的父親和3．6％的母親出生在美國。同樣在土生華人佔華人患及70％的夏威夷，也僅有十分之一年齡在5-16歲幼兒童到中文學校上學。
在美國，華人是一個少數民族，作為主體社會的一員他們不受到來自主體社會的深刻影響。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語不可能成為美國華人，特別是第三四代或更晚輩的日常用語。不過，在未知的將來各種形式的移民仍將繼續。此外還有一些新的因素。一個是在美國社會多元化的觀念正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而華人也不再感到學習法文或拉丁文比學習華文更易被社會或學校所接納。另一個是美國華人人口的成倍增長，使他們在這個國家的一些地區仍能繼續保留其頗具規模的民族飛地，這對民族語言和文化的保持均十分有利。還有一個因素是，目前很多華校的教師都受過良好的教育（1995年美國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的調查顯示，80％的教師擁有大學學歷，其中 35％擁有更高的學歷）。而學校管理者也在與美國政治體制打交道方面變得更加成熟。此外，中國大陸的崛起，港臺地區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都推動著中文作為一門重要的世界性語言為更多人所學習。所有這些因素都將有助於中文學校在未來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繼續發展並走向繁榮。
（譯者系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研究實習員）
注釋：
(1) Thomas E． LaFargue：《中國幼童留美史：在美國的幼童出洋肄業局1872-1881》（China’s First Hundred：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872-1881）華盛頓州立大學出版，1987年，第 41頁。
在18世紀70年代初，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幼童出洋肄業局，負責派遣120名年輕的中國學生赴新英格蘭效法西學。然而保守派反對的呼聲和美國的排華法案一起爆發，並最終導致該機構在1881年關閉。大批學生在1882年返回中國。
(2)(3) Victor Low：《不屈的民族：舊金山華人教育抗爭的一個世紀》（The Unimpressible Race：A Centu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舊金山：東西出版公司，1982年，第62頁，第3、4章。
(4)(13)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55-356頁，第341-244頁。
[5](19)賴金佩：《夏威夷華語學校發展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 Hawaii）夏威夷大學未出版的碩士論文，1935年，第49、57頁。
(6) Clarence E．Glick：《僑居和定居：夏威夷的華裔移民》（Sojourners and Settlers：Chinese Migrants in Hawaii）火奴魯魯：夏威夷華人歷史中心和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0年，173頁；Mark，Season of Light，第 40頁。
(7)(11)(18)(27)(28)(29) 林伉新編：《檀山華僑辦理外語校特刊》（火奴魯魯：檀山中華總工會及華僑教育聯合會，1950年），第31、32頁；第220-21頁，第232-33頁；英語部分第2-3頁；第160頁，第200-289頁，第269-74頁。
(8) 林伉新上揭書，第32頁。Mark，Season of Light，第42-43頁。
(9)Clarence E．Glick：《僑居和定居：夏威夷的華裔移民》（Sojourners and Settlers）第 173-74頁；劉振光、賴金佩等編《檀山華僑》第三冊，第20頁。火奴魯魯：檀山華僑編印社，1936年。
(10)鄭東夢、李明獻編：《檀山華僑》，第55頁；林伉新編：《檀山華僑辦理外語校特刊》，第32頁。
(12) 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香港三聯書店，1990年，52-53頁。
(14) 陳參盛等編：《舊金山華人社會工作需求調查》，（T． Y． Chen， et al， Survey of Social Work Need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San Francisco）薩克拉門託州救濟局，1935年,第7頁，第35-36頁。在英校的華人學生中，有2400名小學生和494名初中生，349名高中生。他們與華人人口的比是6-9：857；10-14：1189；15-21：1162。15-16歲的華人人口為本書加入的統計。
(15)(16)(17)(26)(31)(37)(41)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第360-61頁，第349一354頁，第328-29頁；第358頁；第354--55頁；第339頁。
(20) 林伉新編：《檀山華僑辦理外語校特刊》，238一39頁；《明倫學校75周年校慶紀念冊1911一1986》，火奴魯魯，明倫學校，1986年，第43頁。
(21) 林伉新編：《擅山華僑辦理外語校特刊》，《檀山華僑》第二冊，第40-52頁。
(22) 劉振光、賴金佩主編：《檀山華僑》，第二冊，第17頁；賴金佩：《夏威夷中華語言學校發展史》，第51頁，第102頁，第104頁。
(23) Andrew W．Lind：《夏威夷人》第四版（Hawaii’s people，fourth edition）。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80年，第34頁。
(24) 《檀香山華僑國語文學校演劇籌助工合特刊》，火奴魯魯：華僑國語文學校，1940年；《夏威夷華人日報》（Hawaii Chinese Journal）1940年9月26日，11月7日；1941年2月13日。
(25)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第360頁；朱敬先：《華僑教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年），第341-347頁。
(30)《明倫學校金禧紀念》，第20一21頁，第26頁，第 83頁，第 93頁。
(32)(33) 劉伯驥：《美國華僑教育》，臺北：海外出版社，1957年，第52頁，第40-41頁。(34)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第334一335頁；《協和中學創校35周年紀念刊》，舊金山全美華僑基督教大會，1960年，第66頁。
(35) 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第355-56頁；《中國時報》（Chinese Times），1971年8月6日。
(36)《華僑志總志》，臺北：華僑志總志編篡委員會，1964年修訂本，第315頁；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第53-54頁；劉伯驥：《美國華僑史續編》，第357-358頁。
(38)《國際日報》，1987年5月11日。
(39) 王福權：《南加州華文教育四十年》，《世界日報》，1994年7月3日；《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十周年特刊》，洛杉磯，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1986年，第23頁。
(40) Li and Peter Louie《長島中華文化中心教育計劃》雜誌，（Chinese Center on Long lsland Educational Programs）West Hempstead，長島中華文化中心，1996年，未標註頁數。
(42) 黃招志：《文化薪傳在加州》，《海華》1989年11月，第26－28頁。
(43) 劉傑連（音譯）：《南僑學校概況》，《美國舊金山南僑學校75周年紀念特刊》，舊金山，南僑學校，1995年，第29頁。
(44) 《粹華學校十周年紀念冊，1986-1996》，火奴魯魯，粹華學校，第8頁。1996年3月4日李志冰（Chee ping Lee Lum）所做訪問。
(45)(46)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十周年特刊》，第10頁。
(47) 《美國越南華裔聯誼會特刊》，洛杉磯，1985年出版，第382頁。
(48) 《中興報》1998年9月3日；《世界日報》，1996年11月18日；《中南報》，1998年8月28日。
(49) 《華美日報》1991年6月8日，對希林學校創辦人之一楊八林（Linda Yang）所做專訪。
(50)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7年1月8日。《中國新聞》（The China News）,1995年6月9日。《星島日報》，1995年6月24日。
(51) Joanna Yueh-Mei Lin：《美國的中文學校》（The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西那庫斯大學未出版的論文，1986年。《全美中文學校調查簡報》，《全美中文學校雜誌》，第三冊，1996年9月，第13-18頁。
(52) 吳大倜：《美東中文學校協會：滿懷熱心，強烈使命，保存中華文化遺產》，《世界周刊》，1993年7月18日。
(53) 《僑訊》，1976年4月1日，1977年3月16日；《世界日報》1990年12月11日；1994年9月19日；《星島日報》，1997年9月14日；下載於1998年9月25日的「南加州中文學校協會」網頁。「南加州中文學校協會」網頁稱其建立於1972年，然而參照《橋訊》的信息，它的建立日期為1976年3月12日；因後者附有詳盡的報導，所以應更為可信。
(54)《世界日報》，1994年9月19日。1996年南加州中文學校協會會員表；下載於1998年8月1日南加州中文學校協會在網際網路上的主頁。
(55) 《世界日報》，1991年2月25日。
(56) 1996年1月13日，Jane對劉潔鑾校長（Catherine Liang）的專訪；《星島日報》1993年1月9日；《中國時代報》1998年5月19日。
(57)《舊金山觀察家》，1993年4月25日。
(58) 根據《僑報》1994年6月13日報導，日前全美有162所公私立高中提供中文教育。其中排名前12位的州及其分別擁有的華校數量為：麻薩諸塞州21所，加利福尼亞州6所，紐約17所，俄亥俄州13所，新澤西州11所，馬裡蘭州6所，密西根州5所，賓夕法尼亞亞州5所，印第安那州4所，密蘇裡州4所，明尼蘇達州4所，俄勒岡州4所。
(59)許笑濃：《中文語言測驗將成SAT-Ⅱ的科目》，《世界周刊》1993年7月18日。
(60) 周邦楨：《中文學校破蠶幕後的手：訪美國國家外語中心王學瑛博士》，《世界周刊》1996年5月26日。王博士原是西安外語學院的學生。1984年赴美，在馬裡蘭州大學執教中文，並在西伊利諾斯州獲得碩士學位，1987年她在完成了馬裡蘭州大學博士課程後，進入國家外語中心工作。
(61)丁曙：《邁向主流外語教學的中文學校：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成立二周年之回顧》，《世界周刊》1996年4月21日。
(62)例如，在1998年達福區中文學校聯誼協會舉辦了最佳講故事和背誦比賽。南加州中文學校協會舉辦了書法、繪畫和其它一些中文基本常識比賽，與此同時美東中文學校協會也組織了聽寫和閱讀理解競賽。參考《中文學校聯合總會雜誌》第3期第1頁，1998年1一3月。
(63) 例如在1995年近300人參加了由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在San Jose舉辦的專題討論會。臺灣僑務委員會選派了3名教師分別做了題為《通過歌唱和遊戲教學》、《作文教學》、《兒童心理》和《怎樣向兒童教授新版中文教材》的報告。參見《星島日報》1995年8月12日。
(64)《國際日報》1998年 9月 26日。
(65)《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章程》，1997年12月14日。
(66)《全美中文學校協會教育資源和發展中心介紹》。
(67) 國語北美版《中文》教材，1998年9月29日下載於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網頁。
(68)《僑報》1997年4月7日；《中國孩子在美國》徵訂單，下載於1998年9月29日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網頁。
(69)《全美中文學校協會通訊》第1期，1995年2月，1998年9月27日下載於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網頁。《全美中文學校協會通訊》第2期，1998年6月15日。1998年9月29日下載於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網頁。「美國的中文學校協會」（未標註日期）1998年9月29日下載於全美中文學校協會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