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個面向上，《福爾摩斯先生》毫不驚奇地描寫了「所有」老年人的煩惱：不再健步必須拄著拐杖、偶發性地陷入昏睡，當然還有無論是山椒或蜂王乳看來無法延緩的健忘，必須事先把名字寫在袖口來避免叫不出人名的窘境。
對於一個舉世聞名的名偵探來說，煩惱不只來自於變老，人們對他一切的理解，無論是獵鹿帽或菸斗，乃至於貝克街221B，都來自於華生那（在老先生眼中）過於浮誇的小說。年輕時候的他不太困擾這些被過度渲染的小說，可是老先生意識到他慢慢變成名偵探小說人物列表裡孤獨的「倖存者」時，當他身邊真正認識「夏洛克福爾摩斯」的人一一離開時，老先生就越來越對這個屏幕上裝模作樣的「名偵探福爾摩斯」感到不耐。特別是當他在哥哥的遺物裡發現整套偵探小說時……
無可避免地依賴著照顧起居的管家，老人的生活實況。
「福爾摩斯」的周身世界應該要用清晰有力的證據、無可辯駁的事實還有對外在事物的細心觀察組成，只有邏輯才能挽救那已經太過稀少的理性，這是老先生的信念。記憶力的衰退，事實上並不真的讓老先生煩惱，充其量只是讓他的思維殿堂運作得比較慢而已。
讓老先生真正苦惱的是這個孤獨處境帶來的，某種無以名狀的逝去，老先生的信念是，如果可以用邏輯理解各種意義的逝去，事情就簡單的多：梅崎先生那假託偵探之名的父親其實打算拋妻棄子、羅傑那死在戰場上的父親其實死得一文不值、故弄玄虛想引名偵探上鉤的凱勒太太其實早被勘破企圖、華生寫出這麼蹩腳的「玻璃琴師案」其實是為了讓他那個性古怪的室友能好過一點。
只要能在理性的世界裡，賦予缺席意義與位置，邏輯其實是不大需要記憶的。就這點來說，老先生肯定會認同他上一個時代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對於哀悼與憂鬱的區分：哀悼是合理處理逝去的心理機制，反之，讓自我居然拋棄求生本能的憂鬱顯然不是。
飄洋過海尋找刺激記憶的「山椒」，卻捲入別人記憶的公案。
但老先生身邊的所有人似乎都困在弗洛伊德這種「從意識中撤走的逝去」的憂鬱結構中：慕洛太太一再追問小羅傑是否還記得爸爸的隻字片語、梅崎先生居然以為老先生可以證實父親拋妻棄子正當理由的渴切表情、仿佛在琴聲中可以感覺到詹姆斯與葛蕾絲的凱勒太太。憂鬱的心理結構之所以別於哀悼，就在於它的孤獨與倖存隱喻：自我原本應該投注到其他對象上的原欲，被撤離出了意識迴轉到自身。
於是，老先生自己也不例外，《福爾摩斯先生》中三個看似不相干的人事物，都在不同面向上提醒了老先生的孤獨：讓老先生有些怨懟華生為何留下來的凱勒太太的白色手套、梅崎先生等待老先生回答仿佛他應該要記住些什麼的表情，還有對他樸實紀錄案件與養蜂嗜好也很有興趣的小男孩羅傑，在老先生的思維殿堂中詭異地結合起來。
原著小說中輕描淡寫的羅傑，在電影裡成為劇情關鍵。
福爾摩斯與凱勒太太的對話場景，充滿轉折與機鋒的一段。
他們都在提醒老先生不能忘記、也記不太住、其實不應該有的逝去正存在著，這遠遠不是記住什麼忘了什麼的記憶問題，日誌上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黑圈圈與其說是失憶的物理證據，不如說是福爾摩斯理性思維宇宙裡，無法被賦予意義的黑洞：凱勒太太無解的尋死動機、梅崎先生也許正期待著一個謊言，還有，跟著小羅傑在一起養蜂、遊泳跟說謊，老先生以為只剩下自己孤獨記住──不再以那個名偵探的形象出現的──老先生本人。
《福爾摩斯先生》的主題當然不是憂鬱的孤單老人，它的主題是逝者必須回歸，用「微小的把戲」（a slighttrick）讓逝者重新回歸，一個戰前為躲避納粹而自殺的作家年輕時曾經寫下「憂鬱背棄世界…它頑強的自體吸納在默觀中擁抱了死物，好救贖它們」這段文字。老先生「終於想起了」梅崎的父親在戰時為英國政府穿梭往來，為秘密外交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日誌上的黑洞現在成了他在草原擺上的一顆顆白色石頭──那是他在日本見過悼念亡者的儀式──現在他像個小孩扮家家酒一樣手舞足蹈喃喃念著：約翰、麥考夫特、哈德森太太……
福爾摩斯先生走進了意識的黑洞裡，35年後他必須走出來。
這個駝背小人在家裡過著扭曲的生活，他將隨著彌賽亞的到來而消失…
（彌賽亞）並不打算用武力改變這個世界，而只是做了一點微小的調整（a slight adjustment）。
－班雅明，〈法蘭茲.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