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ting for Gaia.
Composing the common world through arts and politics
創作者：拉圖（Bruno Latour）
其他創作者：翻譯｜王聖智
寫作年份：2011
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2011年11月於倫敦法國文化中心（French Institute, London）啟動巴黎高等政治學院藝術與政治實驗計畫（SPEAP）的演說稿。首次出版發表於Albena Yaneva & Alejandro Zaera-Polo (eds.), What is Cosmopolitical Design?, Farnham: Ashgate, 2015, pp. 21-33.
文｜拉圖（Bruno Latour） 翻譯｜王聖智
摘要：
沒有任何機構能夠獨力涵蓋、監督、主導、管理、處理，或僅僅追蹤大規模的生態議題。許多議題均過於棘手且深陷於相互衝突的利益之中。我們遭遇許多問題，但卻未能使大眾接受這些問題。我們該如何在如此龐雜糾葛的利益之中尋求共識？對此，我們將藉由連結科學再現工具與藝術及政治工具來檢視處理生態問題的若干嘗試，並呈現自2010年9月起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所進行的藝術與政治實驗計劃。
當我們遭遇有別於任何戰爭與經濟危機的生態危機時該如何自處？生態危機的規模必然令人生畏，但我們卻已習慣它的存在，畢竟人類正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我們日復一日地被告知當今的文明註定會毀滅，地球本身已被破壞殆盡，沒有任何方法能夠使它回復到以往任何一種穩定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辦？漢彌爾頓（Clive Hamilton）的《物種輓歌：我們為何抗拒關於氣候變遷的真相》（Requiem for a Species: Why We Resist the Truth about Climate Change）提到將被消滅的物種既非度度鳥（dodo），亦非鯨類，而是我們自己。威爾澤（Harald Welzer）的《氣候戰爭：21世紀的人類主要死因》（Climate Wars: What People Will Be Killed For in the 21st Century）是一本適切分為三部分的著作：人類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被殺害！每一章清點死亡人數時，你都必須在計算機上加上好幾個量級！當你讀到這類書籍時會有何反應？
我知道，大敘事（great narratives）的時代已成往事，而要從這麼小的切入點處理一個這麼大的問題可能看似荒謬，但這正是我想要這樣做的理由：當這些問題對每個人構成極為嚴峻的挑戰，尤其是對本文作者（也就是我自己）而言更是規模過大時，我們該怎麼做？
當我們被要求關注生態危機時總會感到無力的原因之一，也是我起初感到如此無力的原因，在於這些現象的範圍、本質和規模與處理這些危機（甚至還不到採取行動回應這些危機的地步，僅僅是去留意這些危機而已）所需的一套情感、思維習慣及感受之間完全斷裂。因此，本文內容將著重於這種斷裂，以及如何處理這種斷裂。
是否有任何方法能夠彌合我們耳聞現象之規模與我們眼中所見自身周遭渺小環境（Umwelt）之間的鴻溝？這就好比是我們是一條缸中之魚，而災難之海正朝我們襲卷而來。倘若沒有任何地面控制中心可供我們傳送求援訊息——「休士頓，我們遭遇麻煩了」——我們該如何明智合理地行動？
人類渺小自私的擔憂與生態這個大哉問之間存在著深淵般的鴻溝，而這道鴻溝的不尋常之處，在於它正是這麼久以來受到如此多崇尚自然奇觀的詩文、布道與啟迪性演講極力弘揚的事物。即便這些詩文、布道與演講極為美妙，也只是因為上述的那種斷裂：使我們感到無力、不知所措，以及全然受到宰制的自然奇觀，構成了至少自19世紀以來人們視為絕美之物的主要部分。
還記得雪萊（P. B. Shelley）詩作的一部分如下：
在曠野林地裡、群山圍繞中遺世獨立，環山飛瀑奔瀉不止，風林較勁，大河衝石，磅礴翻騰不息。
在壯麗的尼加拉瀑布、無比巨大的北極冰河，或是荒涼幹凅的撒哈拉沙漠面前，我們是如此熱衷於感受自身的渺小。把我們的渺小身軀與無垠的宇宙星系相比，會感受到多麼美好的悸動啊！人類與自然相比雖然渺小；但在道德方面，我們卻勝過自然力量的最強展現！許多詩文和沉思錄均談到永恆不滅的自然力量和宣稱了解與宰制自然的渺小人類之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冰海洋》《La Mer de glace》, 卡斯帕·大衛·弗裡德裡希, 1824作。來源網絡
因此，這種斷裂可謂總是存在，而且它是壯美感的內在泉源。雪萊繼續寫道：
包容萬物的永恆宇宙，如同流經心靈的巨河，波濤奔騰；河面時而黑暗，時而閃爍；時而朦朧，時而輝煌；這條巨河源自秘密之泉，而人類思想即這條巨河從心靈的秘密之泉帶來獻給永恆宇宙的貢物。
但後來這些壯美的事物情況如何？這個問題引導我們去思考另一種斷裂，亦即人類（我指的是人類集體）的大規模行動與我們對人類集體行動所為何事毫無頭緒之間的斷裂。
讓我們稍微思考「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概念的意義，地質學家為了標記我們現今所處的時期而發明這個美妙辭彙。我們了解到，一旦我們把人類集體看作擁有兆瓦能量的巨靈，擴增為足以形塑地球的地質性力量，而不再認為自己是被「大自然」徵服的渺小人類時，壯美感便隨之消散。
人類世（又譯人類紀）來源網絡
這種人類世主張之所以帶有如此強烈的諷刺意味，是因為它出現時，某些先鋒哲學家正開始以「後人類」（posthuman）一詞來談論我們所處的時代，而其他思想家也主張以「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來指稱這個時代。歷史與自然似乎都擁有多項絕活，畢竟我們正在見證歷史透過應稱為「後自然」（post-natural）而非後人類的轉折不斷加速與擴大！倘若「人類能夠（不只藉由其符號形而上地）形塑地球」這項命題為真，那麼我們正在見證的便是類固醇的擬人化（anthropomorphism on steroids）。
莫頓（Oliver Morton）文筆出眾的傑作《消耗太陽》（Eating the Sun）提出一個有趣的能量規模。我們的文明是由約13兆瓦的能量所驅動，而來自地核的能量流動約為40兆瓦。沒錯，我們是以板塊構造學（plate tectonics）測量出這個規模。當然，這種規模的能量消耗無法與我們從太陽吸收到的17萬兆瓦能量相提並論；但若與生物圈（biosphere）的基礎生產量（130兆瓦）相比，我們的能源消耗算是相當可觀。而且如果全人類都以北美洲消耗能源的程度來使用能源，我們將需要100兆瓦的能量來維持文明運作，也就是板塊構造運動所需能量的兩倍。這真是驚人。「這是一架飛機嗎？是大自然嗎？不，這是超人！」我們儼然已成為超人，卻未注意到在電話亭裡變裝的我們也成為龐然大物！我們是否能以此為傲？恐怕並不盡然，這便是問題所在。
這種斷裂轉變得如此徹底，以致於它無法再產出任何壯美感，畢竟如今召喚我們的是對地球表面目前快速且不可逆變化的責任感，因為這些變化有一部分是我們大量消耗能源的結果：當我們再度觀看同樣的尼加拉大瀑布，心中油然而生的是它終究會幹涸的傷感（這對雪萊的詩句「環山飛瀑奔瀉不止」而言真是件糟糕的事）；當我們再度觀看同樣永恆的極冰，卻產生它們可能無法持續太久的失落感；當我們再度觀看同樣焦幹的沙漠，卻感覺到它將因我們對土地的破壞性利用而勢不可擋地擴大！只剩星系和銀河能夠使我們驚嘆自然界的龐大與自身的渺小，進而保持謙卑，因為它們超乎地球之外，位於遙不可及、古人稱為「月外空間」（supralunar）的區域（本文後續內容對此會有更多著墨）。
我們在罪惡感的啃噬之下，怎能感受到壯美？尤其當這種罪惡感是以一種嶄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式啃噬著我們，因為既不是我、亦不是你，更不是你們必須為此負責。沒有任何單一個人必須為此負全責。
所有事情就這麼發生，如同完全顛覆了我們內心的道德思考與外在於我們的純粹自然力量之間的古老平衡。所有對奇觀的感受，包括我們的道德觀，似乎都已換邊站了。當今真正的奇觀是我如何能夠在千夫所指的情況下問心無愧。被指稱犯了這項罪行的人類集體行為者並非任何我們能夠想像、分析或測量的人物。你從未遇過他或她。它甚至不是所有人類的總和，因為犯行者只是一部分的人類，也就是那些富人，既無明確形態、局限，當然亦無政治代表的一群人。既然缺乏一個能夠稱之為「我們」的政治性、道德性、能夠思考與感覺的群體，也沒有人會自豪地說「好漢做事，敢做敢當」，那麼又怎會是「我們」做了「這一切」呢？猶記得2009年那個糟糕透頂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各國領袖在臺面下協商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彼此咒罵，就像孩童為了一包彈珠討價還價一樣。
另一個造成壯美感消失，以及我們因犯下自認無須負責的罪行而感到內疚的原因，在於氣候變遷懷疑論者讓事情更加複雜化，我們或應避免使用正向的尊稱，應改稱他們為氣候變遷否定者。
我們是否應該給這些人等量的時間來平衡氣候科學家的立場？若我們這麼做，將冒著拒絕承擔責任、與創世論者站在同一陣線對抗達爾文（Charles Darwin）與整個生態學的風險。或者我們選邊站，拒絕提供氣候變遷否定論者任何平臺，以免損及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在如何摧毀自己所處生態系統方面的最高確定性。若我們這麼做，將冒著參與某種意識型態運動的風險，再次把我們與自然的連結道德化，重演對伽利略（Galileo Galie）的審判，忽視了與一整群專家對抗的孤獨理智之聲。
難怪許多人在面對這種新的斷裂時，會從讚嘆純粹的自然力量變成全然的鬱悶與氣餒，甚至會想聽聽氣候變遷否定論者的說法。
一如漢彌爾頓在《物種輓歌》當中的主張，我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氣候變遷否定論者，因為我們完全不了解這個集體角色，亦即人類世中的人類、造成人為災難的人類。我們透過自身固有的冷漠來否定我們的科學知識。試想：若能回到大自然仍能產生壯美感的過去，而渺小的人類與自然相比雖微不足道，卻能從其道德優於自然純粹暴力的內在感受中取樂，將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從某方面來說，這種斷裂正是這種否定的真正根源。
在由欠缺道德觀的我們所形塑的地球人類世中，在甚至連我們集體行動及其後果的循環都遭受質疑的時候，（除了並無一個勉強可辨識的「我們」來承擔這項重責大任之外）何謂負有道德上的責任？
本文第一項重點總結如下：在觀看雪萊所歌頌的「永恆」瀑布時，你如何能夠在（1）覺得它們可能消失；（2）你可能必須為它們的消失負責；（3）你因自認對此不具責任而倍感內疚；以及（4）你因尚未深入了解何謂「氣候爭議」（climate controversy）而感受到第四重責任等情況下，又希望感受其壯美？我們總是閱讀得太少、思考得不夠縝密、感受得不夠全面。
顯然，除了探索這種斷裂，並期待人類意識能夠激發我們對天體之一的地球所需的道德承諾感之外，別無其他解決之道。然而，我們從最近的新聞可知，把賭注押在意識覺醒這個選項有點冒險，因為在美國、中國，甚至英國境內，否認人類是造成氣候變遷主因的人數實際上正在增加（甚至在信奉「理性主義」的法國，一位擁有令人振奮的姓氏[Cheerful]的教授暨前任研究部長，成功地說服大部分高知識的公民，使他們認為關於氣候變遷的爭議太多，所以根本不須擔憂氣候變遷這件事）。
一如馮．提爾（Lars von Trier）執導的電影《驚悚末日》（Melancholia）的劇情，我們似乎比較願意躲在Steelbreaker阿姨用幾根樹枝為孩子們搭建的小屋所提供的微弱保護下，靜靜地欣賞行星撞上地球這場獨一無二的奇景。這仿佛西方世界在形塑地球外貌的文化活動終於獲得實質的而非象徵性的意義之際，卻反而訴諸某種完全過時的魔法概念作為徹底遺忘世界的方法。在這部傑出影片令人驚嘆的最後一幕中，高度理性的人類退化到採取遠古時代的儀式，也就是保護童真的心靈免於現實的衝擊。馮．提爾可謂真正理解壯美消失之後所發生的事。你認為世界末日能讓逝者起死回生嗎？完全不能。當末日審判的號角在你耳邊迴蕩，你便陷入憂鬱！沒有任何新的儀式能拯救你。就讓我們躲在這個神奇的避難所，繼續否認、否認、再否認，直到痛苦的結局來臨。
馮．提爾《驚悚末日（有譯「憂鬱症」）》截圖
所以，我們在處理一個對我們而言過於龐大的問題時該怎麼做？若非予以否認，那麼又該做些什麼？解決方案之一是關注具備規模的技術（techniques）以及使共量性（commensurability）成為可能的工具。畢竟人類世的概念本身就隱含某種共同尺度。如果「人類是萬物的尺度」這項命題為真，它也可以適用於這個時刻。
科學研究與行為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皆認為我們不應該預設規模差異已經存在，而應該不斷尋找各種規模成形的原因。幸運的是，這個信條完全適用於生態危機：透過各種學科、工具、媒介與科學網絡的擴張，我們對於地球這個世界並非一無所知，包括它的大小、結構，以及悠久的歷史等等。農夫甚至仰賴農業學家、土壤學家與其他專家的專業知識。全球氣候更是如此：地球顧名思義並非球狀體，而是一種相當實際的尺度模型，它透過可靠安全的網絡來連結各個收集並回傳資料給模型建立者的研究站。這並不是可能會質疑此類科學的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的觀點，而是一種關聯主義式（relationalist）的信條，解釋為何穩固的學科是建立、擴增與維持這些連結的前提要件。
我對于堅持這些看似瑣細的事感到抱歉，但若我們不先釐清這種從在地創造全球性的縮放工具，便無法探索走出這種斷裂的方法。我的主張（實際上為科學研究的主張）是根本不存在任何縮放效果：世間萬物並不像俄羅斯娃娃一樣依尺寸層層套疊，而是如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連結那般依關聯性（connectedness）來排序。
阿根廷藝術家薩拉塞諾（Tomas Saraceno）纖維狀星雲裡的銀河群星 就像蛛網上的露珠 來源網絡
艾德華茲（Paul Edwards）在其探討氣候科學的絕佳著作《龐大機器》（A Vast Machine）中對這一點的闡釋最為精闢，舉世恐無能出其右者。倘若氣象學家與後來的氣候科學家能夠發展出全球性觀點，那是因為他們成功地建立越來越強大的模型，使他們能夠重新校準來自越來越多研究站或文獻（例如衛星、樹木年輪、過世許久的領航員所寫的日誌、冰芯等）的資料點（data points）。
有趣的是，這正是促使氣候否定論者認為氣候變遷是假議題的原因：他們認為這種知識過於間接、經過太多媒介、無法立即取得（是的，那些經常在認識論層面抱持懷疑態度的人顯然只相信未經媒介的知識）。他們憤於看到沒有任何一個資料點本身具有任何意義，並要求重新計算與重組所有這些資料。正如否定論者（negationists）看待人類過去罪行的方式，氣候變遷否定論者為了人類未來的罪行，以實證主義式的檢驗標準來發掘資料交叉解讀這個特殊難題的漏洞。氣候變遷並非脆弱不堪一擊的知識，而是像一張掛毯，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所織過最美麗、最結實，也最複雜的掛毯之一。當然其中有許多漏洞，而編織結點或節點就是為了填補這些漏洞。這張掛毯因其編織方式而異常堅韌，讓資料與模型可以重新校準彼此。人類世的歷史（氣候科學顧名思義是各種歷史性學科構成的一套知識）似乎是我們迄今記錄最完整的事件。艾德華茲甚至在該著作結尾宣稱我們永遠無法更深入了解當前的全球暖化趨勢，因為我們的行為使得基準線年復一年大幅修正，最終我們將不再擁有任何基準線來計算現實情況與平均值的偏差……這是何等墮落啊：眼睜睜地看著全人類藉由過度的偏差而使之後的偏差再也無法被追蹤，進而掩飾其種種作為。
我之所以強調這種從校準、建立模型到重新詮釋、如編織掛毯般的緩慢過程的重要性，是因為它顯示出我們並沒有直接測量地球的方法，即使對氣候科學家而言亦然。幸虧有這個由許多標準化機構共同進行的緩慢校準過程，也就是各自從實驗室的細微關注焦點仔細觀察當地模型。因此，下列這種斷裂並不存在：科學家獲益於對地球的全球性完整觀點，而可憐的一般人只擁有狹隘的在地觀點。事實上，無論是科學家或一般人，都只擁有在地觀點。然而，我們之中的某些人卻能夠觀察日益受推崇的機構所執行的那些愈具影響力的計劃，包括由此而持續重組的資料，以及基於這些資料而相互連結的尺度模型。
這種對測量工具的強調或可為那些希望彌合差異與弄清這種新斷裂的人提供一項重要資源，亦即訴諸政治（this time for politics）。生態保護運動人士無法以思考得不夠全球性、對地球毫無憐憫之類的說法來使一般公民感到羞愧，因為沒有人能夠以全球性觀點看待地球，也沒有人看得到一個無中生有的生態系統。在這方面，科學家無異於公民、農夫、生態學家或蚯蚓。觀察者再也無法採取抽離的觀點在理想上把大自然蘊含的萬物視為「整體」，因為大自然事實上是結合各種相互矛盾實體的集合體。
若要想像出人類應自認屬於其一部分的「我們」來對人類世負責，這種結合便格外必要。目前欠缺直接連結我在家裡更換燈泡與地球命運的路徑：就像沒有臺階的樓梯或沒有橫檔的梯子。我必須跳躍，而這將會是死亡一躍（salto mortale）！所有集合體必然都需要媒介物：衛星、感測器、數學方程式與氣候模型，除此之外，也需要國家、非政府組織、意識、道德體系與責任感。我們是否能夠遵循這種結合的經驗？
在我的勸說之下，若干學者在有關我們定名為「科學爭議繪測」（the mapping of scientific controversies）方面的研究，成為邁向這個集合體的一小步。我們不應該避開各種爭議，而是要把它們視為應該被組合的事物，從納入所有的行為者，包括那些模型化氣候變遷廣告的人，到考量所有作用因素，包括大氣擾動、雲、農業以及浮遊生物的角色，一點一滴務實地解讀這個真實的「環球劇場」。
氣候危機話語繪測 來源網絡
這種繪測爭議的嘗試是一種工具，可用於局部彌合我們所面對問題之大小與我們有限的理解和注意力之間的斷裂。尤其是當我們把握這個由數位資訊提供的機會，把來自科學的紀錄和來自公共領域的紀錄整合至同一視覺空間內時更是如此。
起初，這是個極度混亂的狀態，仿佛事實和意見都混在一起。但這正是重點所在：事實與意見已經混在一起，而且在未來只會更加混淆。我們需要的絕非試圖再度把科學世界與政治世界相互隔離（我們如何能想像在所有一切都混淆不清的人類世中繼續維持這種運作模式？），而是運用新的度量衡學（metrology）來分辨糾纏不清的各種宇宙論（cosmologies）之間的相對重要性。既然現在存有爭議的是這些世界，就讓我們一一比較這些宇宙論。與其試圖區分再也無法區分的事物，不如提出下列這些關鍵問題：你正在組合的是個什麼樣的世界？你支持哪些人的立場？你提議接受的是什麼樣的實體？
畢竟，這種比較在近年來讓學者能夠去關注「人類活動導致氣候異常」這個在15或20年前就已被接受並確認的事實，如何被化約成在數百萬人眼中只不過是某種意見的程度。科學家很快也開始運用那些讓我們得以追蹤科學產出的工具（搜尋引擎、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s]、文獻計量工具[bibliometric tools]、網誌空間[blogosphere]地圖），以及追蹤那些堅持使氣候變遷爭議化者的遊說行動、資格證明與資金流動的工具。這讓我聯想到奧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或是霍根（James Hoggan）的著作。觀察大型石油產業、菸草製造商、反墮胎者、創世論者、共和黨人，以及由極少數人類和極少數自然實體所構成的世界觀之間的連結真是非常有趣。如果這是各種不同宇宙圖（cosmograms）之間的對抗，那麼就讓我們來一一比較。這就是政治。既然這是一場不同世界之間的爭戰，就讓不同的世界來一較高下。
這正是我試圖在哲學領域引入組成（composition）與組成主義（compositionism）等概念的原因，不只是因為這些概念與混合物（compost）有密切關聯，也因為它確切指出何種政治能夠追隨氣候科學的發展。這項任務的目標並非把氣候科學從過度的政治影響力中「解放」（這正是德州州長裴瑞[Rick Perry]所宣稱：氣候科學家就是想利用這種政治影響力獲得經費與機會去推動一種甚至連列寧都無法強加在勇敢的美國人身上的社會主義架構）。相反地，這項任務的目標是去關注氣候科學家用以建構全球規模氣候模型的線索。吸取這些經驗後，我們便開始思考如何以同樣的方式來組合某個能夠宣稱自身對地球狀態的變遷負有部分責任的政治體。
人類世這個概念所體現的終究是科學與政治的混合：為何我們一直試圖把地質學家所混合在一起的東西（如果他們是鄭重其事這麼做的話）加以分離？事實上，我們語言的精神自始至終都在訴說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把腐植質（humus）、人道（humane）與人類（humanity）連結在一起。我們這些地球人生自土地，死後化歸塵土。這也是我們過去所謂的「人文學科」從現在起也成為我們的科學之原因。
至此，我一直強調這種斷裂的其中一面，這個面向引領我們成為不願變裝為超人的無助人類。現在是時候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至這種斷裂的另一面，也就是曾經被稱為「自然」的那一面。人類世這個棘手的概念改變了這種斷裂的兩端：一端當然是人類，因為我們被剝奪了感受壯美的可能性；另一端是人類力量已急追直上且可與之比擬的地質力量。就在人類不停改變地球面貌但又不習慣身上的超人服裝之際，地球已逐漸蛻變成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所提出並命名為「蓋亞」（Gaia）的東西。蓋亞是我們當今歷史上最偉大的魔術師。
本文接下來要探討的是蓋亞與昔日的「大自然」有何不同。當我們把這兩種變異放在一起，一邊是地球人，另一邊是地球，在彌合這個差異方面，我們可能發現自己略居上風。
首先，蓋亞並非大自然的同義詞，因為它具有高度明顯的地方性。在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球體學所涵蓋的時期，也就是從17世紀到20世紀末，構成我們稱為「世界」或「天地萬物」（universe）的所有元素之間曾經存在著某種連貫性（continuity），因為它們確實是統一的，但統一的速度太快。正如誇黑（Alexander Koyré）所言，我們理當一勞永逸地從受限的有序宇宙（cosmos）移動到無限的世界。一旦我們跨越這道人類政體的狹窄界限，其他所有事物都將是由同樣的物質所組成：土地、空氣、月球、行星、銀河，一直到大霹靂（the Big Bang）。這始終是「哥白尼式」或「伽利略式」等形容詞所指涉的變革：地-月空間（sublunar）與月外空間的差異已消弭於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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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人們被突然告知地-月空間與月外空間終究還是有所不同時，其訝異程度便可想而知。同樣令人震驚的還包括當我們得知只有機器人和一些義體太空人（cyborgian astronauts）能夠進入月外空間，而剩下的人類，也就是包括我們在內的90億人，將依然困在這裡，困在這個再度成為如舊宇宙中「腐敗墮落的汙水池」裡，或至少是一個充滿風險與有害後果的擁擠之處。無法超越、無法離開，同時也無處可逃。正如我之前所言，我們仍能感受到壯美，但唯有當面對那些超越月球之外的自然，以及採取不具任何立場的觀點時才能感受到。在地球上，壯美感已不復存在。對此我提出一個概略的斷代：在宇宙創生之後，這個世界形成，但在這個世界（毀滅）之後，又回到宇宙。是的，我們並非處於後現代，而是後自然（postnatural）。
其次，蓋亞不像大自然那樣對於我們所處的困境無動於衷。但她並不是像關於生態新世紀的小冊子當中所宣傳的女神或自然之母那樣「照料我們」；更不像近年來再度風行成為拉丁美洲政治新對象的印加神祇帕查卡馬克（Pachacamac）。洛夫洛克經常蓄意玩弄與神聖相關的隱喻，但我感到比較憂慮的是他對於蓋亞的冷漠態度的探討：因為蓋亞對我們的行動異常敏感，但同時又追尋與我們的福祉毫不相關的目標。倘若蓋亞是一位女神，我們可以輕易地讓她失常，然後她再以擺脫我們，可說是讓我們粉身碎骨、萬劫不復的這種最奇特的方式來「報復」我們（借用洛夫洛克措詞最強烈的著作《蓋亞的復仇》[The Revenge of Gaia]這個書名）。所以，到最後，蓋亞實在是過於脆弱，以致於無法扮演舊自然那種撫慰的角色；它對我們的命運太漠不關心，以致於無法成為自然之母；它無法因交易或獻祭而息怒，以致於無法成為一位女神。
《蓋亞的復仇》書封
還記得過去這麼多學者為了消除「先天自然」與「後天培育」的差異所做的努力嗎？當我們回歸「自然」，並且了解到我們應當「滋養」自然，以避免我們在她突然改變穩定狀態時淪為無關緊要之物時，發生了什麼事？自然會繼續存在，不必為她擔心。我們才是遭遇麻煩的人。或更確切地說，人類世這個令人費解的事物當中，有某種類似莫比烏斯帶（Moebius strip）的東西在發揮作用，仿佛我們同時包含著自然（因為我們能威脅她），而她也包含著我們（因為我們無處可逃）。蓋亞真不愧是位魔術師。
雖然僅以本文的篇幅並不足以詳盡探討構成蓋亞獨特性的所有特徵，我還是必須再以其中的兩個特徵作為總結。
蓋亞是一個科學概念。這是蓋亞的第三個特徵，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特徵。如果它使你們聯想到某種模糊的神秘實體，例如電影《阿凡達》（Avatar）當中潘朵拉星球上如網絡般的女神伊娃（Eywa），它就不會是個耐人尋味的概念了。雖然洛夫洛克長期以來就是一位異端科學家，並依然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人，他一點一滴組合而成的這個概念真正的旨趣就在於它是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而且這一點一滴大多都來自科學領域——暫且不論戈爾丁（William Golding）建議他使用蓋亞這個名稱。發展一個主要由非科學內容構成的概念是浪費時間的舉措，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要求的是依循人類世的混種特質所決定的輪廓去探討人類世。我們所謂的靈性（spirituality）被錯誤的科學概念嚴重弱化，以致於無法提供任何替代選項。在那種意義下的超自然（supernatural），比其所發源的自然更為糟糕。因此，雖然採用的是蓋亞這個名稱，宗教比較研究已告訴我們，它並非古代的女神。我所能想到的是，如同著名的雛菊世界模型（Daisy world model）所示，蓋亞只是各種偶然的正向與負向模控論循環（cybernetic loops）之集合。那些循環已經一個接一個產生完全出乎意料的效應，也就是增進新的、更為複雜的正向與負向循環出現的條件。在這個論點中，既無目的論（teleology），更不存在神祇（Providence）。
雛菊世界模型 來源網絡
當然，我們應該小心看待這個稱號：當我說蓋亞是一個「科學的」概念時，我並不是在某種認識論意義上使用這個形容詞，換言之，它並非指涉「在真與假、理性與非理性，以及自然與政治之間引進某種根本且可追溯的差異」。相反地，我是在一種新的、但就某方面而言相當古老的意義上使用它，把它用作一個宇宙學（或應該說是宇宙政治學[cosmopolitical]）用語，目的在於找尋、馴化與容納那些在包含人類而經常取代人類的集合體當中試圖尋得一席之地的新實體。洛夫洛克的蓋亞概念重要之處，在於它可以在缺乏統一本體論的情況下做出反應、產生感受，而且有可能擺脫我們。它並非一個天生具備某種統一能動性（unified agency）的超級有機體（superorganism）。
蓋亞之所以在政治上饒富趣味，正是因為它完全缺乏這種統一性。它並非對我們發號施令的宗主。事實上，它符合我認為合理的某種人類世哲學，就像理當佔據斷裂另一端的人類一樣，蓋亞並不具備統一的能動性。這是個完美的對稱，因為就像我們不知道自己的構成一樣，我們也對它的構成知之甚少。這也是「我們包含了蓋亞，而蓋亞也包含我們」這個奇特的莫比烏斯帶如此適合這項組建任務的原因。蓋亞的組建必須一點一滴地進行，我們亦然。連貫性已從這個世界（至少是地-月空間）消失。沒錯，蓋亞是一位道地的魔術師。
蓋亞的第四個特徵，也是最後一個我想要檢視的戲法，確實會令人感到非常沮喪。本文所檢視的整個斷裂是建立在一個巨大的威脅之上，而我們只會緩慢地做出反應，而且無法調整自身去因應這個威脅。這就像上了發條的陷阱。當然，我們之中最講理的人會以「世界末日的宣稱就像人類一樣古老」這項貌似相當有理的論點來面對這個具有威脅性的陷阱。沒錯，正如安德斯（Gunther Anders）以非常類似於當今末日預言家的語彙所進行的精闢分析，我所屬的這個世代已安然度過核子浩劫的威脅。環境史學家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主張有關地球垂死的警告就如所謂的工業革命一樣古老。的確，多一些合理的懷疑論似乎是必要的，就連偉大的杜勒（Albrecht Durer）本人在為他的靈魂做好準備以迎接西元1500年即將來臨的世界末日之際，也投入許多資金印製他那些美麗昂貴的版畫，期盼賺取豐厚的利潤。因為有這些令人感到安心的想法，我們得以再次確認末世預言的愚蠢。
是的，沒錯，就是這樣，除非事情變成反其道而行，而我們正在目睹另一個長久以來叫喊著狼來了的例子。如果我們一改過去對人類行動的象徵性與比喻式定義，而採用純粹字面上的定義，事態會如何發展？畢竟這就是人類世概念的意義：曾經是象徵性的萬物如今都具備實際的意義。各種文化曾經象徵性地「形塑地球」；如今它們已造成地球永久性的改變。此外，文化這個概念本身將與自然的概念一併消失。我們處於後自然世界，也是後文化世界。
漢彌爾頓參考發展出「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概念的經典著作《當預言落空》（When Prophecy Fails）（費斯廷傑[Leon Festinger]、利肯[Henry Riecken]與夏赫特[Stanley Schachter]合著），主張我們應該再度關注奇趣夫人（Mrs. Keech）的研究以及她對世界末日的預言。我們的斷裂並非預期世界末日，然後必須重組我們的信仰體系來解釋為何世界末日並未來臨（就像早期基督徒在了解到末日並非如《啟示錄》[Apocalypse]所描述的那種煙火表演般的耶穌再臨，而是君士坦丁大帝所領導的帝國緩慢的世俗性擴張之後，對自身信仰體系所進行的修正）。但對今日的我們而言，這種斷裂可能是相信世界末日永遠不會來臨，這可能會成為「當預言成真」的最佳也是最駭人的實例。如此一來，我們對世界末日的否認也將意味著我們正在重組自身的信仰體系，以避免看到大而可畏之日（the Great Coming）來臨。
正是這個原因使漢彌爾頓提出下列這個奇怪而駭人的宣稱；倘若我們想和蓋亞進行任何交易，我們就得放棄希望。對漢彌爾頓而言，希望，尤其是永不止息的希望，是我們憂鬱的根源，也是導致我們認知失調的原因。
《憂鬱天使》，丟勒，銅版畫，1514年作。來源網絡
我希望（噢，又是希望！）本文已說明為何集中所有可能資源來彌合下述鴻溝的兩端是重要甚至緊急的，一端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之大小與規模，另一端是（在不陷入憂鬱或否認的情況下）我們回應責任感召喚的情感與認知狀態。出於這個理由，為了啟動巴黎高等政治學院藝術與政治實驗計劃，我們必須重新使用「政治藝術」（political arts）這個早已過時的詞彙，以便訓練專業藝術家與科學家（包括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共同達成科學、政治與藝術再現這三重任務。
既然我們已成為蓋亞肩膀上的重擔，而它對我們亦然，我們或可說服蓋亞接受某種交易或儀式。這種想法既大膽又溫和。就像超級銀行（megabank）一樣，我們也可能變得「巨大到不能承受失敗」。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緊密相連，以致於最終可能會出現問題，就像Messkirke大師在巴塞爾創作的迷人版畫，其中聖克裡斯多福（St. Christopher）背負著鑲嵌在封閉宇宙中的年少耶穌。對我而言，聖克裡斯多福是一個比超負荷的擎天神（Atlas）稍具希望的圖像——前提是「希望」仍是件幸事。
巴斯勒·克里斯多福大師（Master of Basler Christopher）（16世紀後半葉），聖克里斯多福，巴塞爾藝術博物館。照片：Martin P. Bü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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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法國著名哲學家、人類學家，同時也是學社會學研究以及科技研究（STS）學界的重量級學者，並且是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創建者之一。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代表作有《實驗室的生活》、已被譯為20十多國語言包含中文版的《我們從未現代過》，新近中文出版書為《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學帶入民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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