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只要戴上個「奇怪」的帽子或頭帶，實時監控腦電波，再做些小遊戲，就能緩解焦慮、憂鬱，甚至集中注意力？
近期，「大米和小米」關注到一些寫坊間正流行的腦波反饋訓練改善注意力的文章。
因為注意力缺陷和情緒問題是自閉症與多動症的常見問題之一，很多圈內家長想必也有聽說。
腦波反饋訓練的效果真的像宣傳的那樣神奇嗎？作用機制又是怎樣的？
我們來一探究竟。
有一批人在用「緊箍咒」提升孩子的注意力
文｜曹安潔
遠遠（化名）今年八歲，在北京市海澱區某重點小學上二年級。
在升學競爭如此激烈的北京，遠遠的父母自然是不願意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所以遠遠剛上小學不久，就得上各種各樣的課外班，課餘時間也被塞得滿滿當當。
前不久，遠遠的日程表上又多了一項任務，去一家注意力訓練中心，參與所謂的「腦波反饋訓練」：頭上繃上軟頭帶，軟頭帶上連著幾根導線，然後坐在電腦屏幕前玩小遊戲。
根據該中心官網的介紹，腦波反饋訓練「是通過腦電反饋儀捕捉大腦皮層各區的腦波活動節律，基於視聽覺方式反饋給兒童」，它是「現代意義上注意力訓練的核心科技」。
這家中心自成立至今，已經在全國各地多達三十個校區，服務上萬名學員。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索「注意力訓練」、「提升注意力」、「兒童注意力」這樣的關鍵詞，瞬間就會得到上百條相關信息。
可是，如果稍微仔細留心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在這些機構天花亂墜的晦澀名詞、酷炫大腦圖片之外，他們並沒有給出任何一篇參考文獻，對於腦波反饋技術本身的描述更是支吾其詞、模糊不清。
天貓截圖
所謂的測量腦電波，究竟在測量哪個部位？
所謂的「精密設備分析優勢波段」，又究竟用的是什麼算法？
除了網站上的學員情況統計以外，是否有真正嚴謹的臨床證據表明這種訓練有效？
對於這些重要問題，這些網站一概沒有回答。
只是安慰劑效應
「腦波反饋訓練」又稱腦電波神經反饋（EEG neurofeedback)，是通過使用電生理指標來反映大腦活動，並對大腦活動進行可視化、反饋給被試者的一種臨床幹預手段。
這項技術聽起來科學，但其實它自上世紀中後期誕生以來，在學術界和臨床醫學中就一直爭議不斷。
2017年，麥吉爾大學的心理學家羅伯特·T·蒂博（Robert T. Thibault）和埃米爾·拉茲（Amir Raz），合作撰寫了一篇對於神經反饋的綜述文章。
文章中概括分析了近幾十年來的腦電波神經反饋的論文，最後得出結論：這種幹預方式的所謂療效，在很大程度上都能用安慰劑效應來解釋。
圖 | neurodevelopment Center
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 是腦電波神經反饋幹預治療的一大熱門。
有不少研究證據表明，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者的靜息腦電波與健康對照組有明顯的區別。
而腦電波神經反饋的支持者就認為，通過監控腦電波、訓練患者控制與ADHD相關的不同腦電波的微伏數值，就可以達到幹預效果。
那麼，這種效果真的來自於有意識地調節自己的腦電波嗎？
為了探究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俄亥俄州立大學精神病學與行為健康中心的尤金·阿諾德（ Eugene Arnold）教授開展了一項臨床試驗，並專門調查了一款「NASA技術支持」的商用腦電波治療儀。
他採取了雙盲隨機分組的方法，將小患者們隨機分配到安慰劑組和治療組裡，研究人員和參加實驗的家庭都不知道自己的所屬組別。
被分配到安慰劑組的小患者們和治療組一樣，以每周兩次或者每周三次的頻率，進行一次腦電波神經反饋訓練。
唯一的區別就在於，安慰劑組裡的小患者們受到的反饋，根本不是腦電波實時反饋，而是和他們自己的表現完全無關的隨機波形。
所謂「NASA技術支持」的商用腦電波治療儀SmartBrain的官網
經過四十次的治療後，研究人員發現，兩個組的孩子們的表現竟然都獲得了顯著的提升——治療的主要效果是依靠父母和老師對孩子的評估。
而且更有趣的是，安慰劑組的孩子竟然被毫不知情的家長和老師們評估為進步更大。
也就說，對於一些孩子來說，安慰劑效應起到的作用竟然比「NASA核心科技治療」起到的作用更大。
當然，如果這只是大量雙盲對照試驗中唯一得出如此結論的研究，一定是值得懷疑的。
但是，英國的一支科研團隊在2016年完成了一項元分析，其中整合了十三項雙盲對照臨床研究、囊括了520名ADHD小患者。
他們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目前為止，並沒有足夠的臨床證據表明，腦電波反饋訓練技術能夠起到治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的作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也在隨後刊發了一項臨床研究。
實驗人員共招募了118名被診斷為ADHD的成人患者，將他們隨機分配到腦電波反饋治療組、集體心理治療以及「假」腦電波反饋治療組。
研究人員發現，治療結束之後，三個組的患者都報告稱自己的症狀得到了緩解。
也就是說，沒有證據表明腦電波反饋治療組的療效，要優於傳統的集體心理治療和安慰劑組。
為什麼你不該買安慰劑
也許有人覺得，哪怕腦電波神經反饋效應是安慰劑效應，那也能起到治療的作用——所謂黑貓白貓，能抓到耗子不就是好貓嗎？
如果家長願意砸錢在孩子身上，只要效果有了，目的不就達到了嗎？
腦電波反饋治療的幹預都是在真正被確診為ADHD的患者身上進行的 | 圖蟲
首先，這種療法的耗時耗力會擠壓孩子的課餘時間，帶來不必要的壓力。
要知道，前文提到的治療幹預都是在真正被確診為ADHD的患者身上進行的，而像遠遠這樣只是因為「上課老走神」就被送去進行注意力訓練的孩子，才是目前的培訓機構裡佔大多數的存在。
其次，單就論培訓機構誇大療效，不充分提供現在學界的爭論與證據的衝突供家長參考，就已經構成了一種欺騙。
這樣的欺騙行為是建立在我們假設這些培訓機構具有基本的科學素養的基礎上的。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這些所謂的專業的培訓機構人員根本就沒有查證文獻的能力，對於自己正在進行的「訓練」沒有任何科學、專業的了解。
這樣一來，雖然並沒有在「是否是安慰劑」上欺瞞家長，但這樣不符合從業道德的行為，也就與招搖撞騙沒有什麼區別了。
某「腦波反饋訓練」培訓機構在其官網宣傳中提供的、含糊其辭的「腦反饋技術」作用示意圖 | 圖片來自該機構官網
技術仍有前景，但離我們還很遠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對這項技術蓋棺定論了嗎？
這項看上去很美的技術，真的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一場商家策劃的圈錢大戲嗎？
那些試過很多種治療方式卻總是以失望告終的ADHD患者，需要再放下一根希望的稻草嗎？
2011年，京都大學的一支研究團隊首次發現，提供神經反饋能提升人類在任務中的行為表現。
但這裡必須強調的是，他們提供的神經反饋並不來自於腦電波信號，而是由功能性磁共振（fMRI）掃描提供的大腦血流信號。
與EEG測量的腦電波信號不同的是，fMRI掃描提供的信號空間解析度較高。
也就是說，實驗人員們能夠更好地解讀、定位不同的信號是由大腦的哪一塊區域產生的。
近些年來，科學家們逐漸將目光轉移到利用fMRI進行神經反饋的研究。
例如，就在今年年初，一項同時利用fMRI和EEG的研究發現，一定的神經反饋訓練可以有效提升士兵們的抗壓能力，甚至還有起到預防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作用的潛在可能性。
與其買一些安慰劑效應，還不如多花時間陪陪孩子 | 圖蟲
不過，在實驗室裡得出的結論，離真正被商業化還有很長一段路。
拿fMRI神經反饋技術來說，其高昂的造價與使用費用、對於被訓練者的挑剔程度，都是目前很難解決的問題。
也許在不久的未來，隨著腦成像技術的不斷發展，這項技術真的能夠走進我們的生活，幫助患者改善認知功能——但絕不是現在。
每個孩子的童年都只有一次，對於那些像遠遠一樣接受腦波反饋訓練的孩子來說，他們本可以把這個時間花在自己更喜歡、更感興趣的事情上。
與其用自己的血汗錢給孩子換一些安慰劑效應，還不如多花時間陪陪孩子，共同創造出最美好的童年回憶。
寫在後面
關於腦神經反饋訓練，中山三院鄒小兵教授也在朋友圈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簡單直接地總結了本文的主張:
」神經生物反饋對多動症的效果目前依然是安慰劑效應。安慰劑效應的意思就是無效！醫生和機構不要騙人，家長不要輕信吹噓的效果。」
而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在自閉症兒童身上也普遍存在，鄒教授此前發表的文章就談到高達一半的自閉症譜系伴隨著注意力缺陷（多動症）。
點擊閱讀：鄒小兵：竟然高達一半的自閉症譜系伴隨著注意力缺陷（多動症）!
注意力缺陷等問題對於小朋友的學習有很大的影響，而涉及小朋友的教育問題，無論是普通家長，還是自閉症、多動症小朋友的家長，都會特別上心。
一些不良機構在洞察了家長們的焦慮心理後，搬出高新科技的頭銜，信口開河，「巧妙」地矇騙了不少不知內情的家長。
而瀏覽器競價檢索又為此推波助瀾，打開瀏覽器，輸入「腦電波反饋」「腦電波反饋訓練」就會看到鋪天蓋地的腦電波反饋訓練機構的宣傳信息。
對於類似的現象，家長們一定要提高警惕。
關於如何提升注意力的訓練，華盛頓大學早期幹預博士、大米和小米發育障礙研究所研究員曾松添博士曾給我們一些小妙招。
他曾在文中寫道：
根據ADHD領域的權威專家Russell A. Barkley教授等多年的研究：注意力的缺乏，更深層的原因其實是自我管理能力的薄弱或缺失。
通俗講，是孩子無法有意識地控制約束自己的當下行為，不會為一個相對長遠的目標而像搭積木一樣組織自己的資源和能力。
點擊閱讀：
教你10招改善孩子的注意力（上）
再五招，改善孩子注意力
除此之外，鄒小兵教授也提到，必要時對自閉症共患多動症的患者應給予多動症方面的治療，包括 藥物治療。
託莫西汀（國內上市的商品名有「擇思達」等）和哌甲酯（國內上市商品名有「專注達」，國外有利他林等），這兩類藥物是目前世界上治療多動症的常用藥物，效果比較好。
研究證明，託莫西汀對治療合併自閉症譜系障礙的ADHD比較有效果，且副作用較少。
但此類精神藥物都屬於處方藥物，一定要尋求專業醫生的幫助，切不可盲目自行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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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曹安潔
原文編輯：EON、odette
參考文獻
1. Arnold LE, Lofthouse N, Hersch S, et al. EEG neurofeedback for ADHD: double-blind sham-controlled randomized pilot feasibility trial. J Atten Disord. 2012;17(5):410–419. doi:10.1177/1087054712446173
2. Cohen, J. D., Lee, R. F., Norman, K. A., & Turk-Browne, N. B. (2015). Closed-loop training of attention with real-time brain imaging. Nature neuroscience, 18(3), 470.
3. Cortese, S., Ferrin, M., Brandeis, D., Holtmann, M., Aggensteiner, P., Daley, D., ... & Sonuga-Barke, E. J. (2016). Neurofeedback for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meta-analysis of clinical and neuropsychological outcomes from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55(6), 444-455.
4. Thibault, R. T., & Raz,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neurofeedback: Clinical intervention even if applied placebo. American Psychologist, 72(7), 679.
5. Barry, R. J., Clarke, A. R., & Johnstone, S. J. (2003). A review of electrophysiology in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lectroencephalography.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4(2), 171-
6. Van Doren, J., Arns, M., Heinrich, H., Vollebregt, M. A., Strehl, U., & Loo, S. K. (2019). Sustained effects of neurofeedback in ADH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8(3), 293-305.
7. Keynan, J. N., Cohen, A., Jackont, G., Green, N., Goldway, N., Davidov, A., ... & Ginat, K. (2019). Electrical fingerprint of the amygdala guides neurofeedback training for stress resilienc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3(1), 63.
8. Meisel, V., Servera, M., Garcia-Banda, G., Cardo, E., & Moreno, I. (2014). Reprint of 「Neurofeedback and standard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ADHD: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ith six-month follow-up」. Biological psychology, 95, 116-125.
9. Sch??nenberg, M., Wiedemann, E., Schneidt, A., Scheeff, J., Logemann, A., Keune, P. M., & Hautzinger, M. (2017). Neurofeedback, sham neurofeedback, and cognitive-behavioural group therapy in adults with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triple-blin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Psychiatry, 4(9), 673-684.
10. Shibata, K., Watanabe, T., Sasaki, Y., & Kawato, M. (2011). Perceptual learning incepted by decoded fMRI neurofeedback without stimulus presentation. science, 334(6061), 1413-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