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近代的民族企業，出過「麵粉大王」、「棉紗大王」、「中國首富」、「上海市副市長」和「國家副主席」的榮氏家族，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代表，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1986年6月，鄧小平同志也曾說過：「你們榮家對發展民族工業作了貢獻，是有功的，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榮氏企業這個中國的頂級家族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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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萌芽1873年，榮宗敬出生於江蘇無錫榮巷，兩年後，他的弟弟榮德生出生。他們的家庭雖非大富大貴之家，但供子女讀書的錢還是有的，所以到了年紀，他們便如同齡人一般按部就班，進入私塾讀書。
他們家所在的無錫屬於蘇南一帶，在歷史上是重要的糧食產區，曾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但自明代棉種植技術推廣以後，這裡便成了全國的棉紡織中心，明末更是率先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發達，經商風氣濃厚。所以讀書對於榮氏兄弟而言，不過是走個過場，家裡也不指望他們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只等到了可以出去闖蕩的年紀，便去大城市給人當學徒，以期將來自立門戶，養家餬口乃至富甲一方。
雖然只是走過場，這段讀書的經歷還是深刻的影響了他們。
儒學初創於春秋，歷經兩漢而至極盛，五代和唐式微，而宋代復發揚光大。範仲淹在嶽陽樓上寫下的那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儒學推上頂峰，這句話自此融入了中國士人的血脈，憂心忡忡成為知識分子的天然命運。儒學在明清走向僵化，而中國就在所謂「天下大同」的美夢中，一步步走向國家命運的谷底。在近代中國，儒學既不能御外侮，又不能盈國庫，不少人都對儒學產生了強烈的質疑，此風氣在新文化運動中尤盛，在大學生上街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呼喚聲中，千夫所指的儒學最終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但正如每一個讀過唐詩的人，都不會忘卻明月中低頭思故鄉的那份愁緒；每一個接受過儒家教育的人，都不會忘卻男子漢大丈夫修齊治平、兼濟天下的胸懷。這份古老的情懷，也將融入還未誕生的榮氏企業的生命裡。
1887年至1892年，榮氏兄弟都前往上海做學徒，在這幾年的學徒生涯中，他們初步通曉了金融業務，並對商業運轉有了一定的認識，這為他們將來在風雲詭譎的商場中脫穎而出，打下了堅實基礎。對於這段歲月，榮德生曾深情地說：「餘一生之事業，得力在此時。」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榮宗敬所在的森泰蓉匯劃號倒閉，他一個有著大好前途的青年一下子成為了無業游民，只能回家。1896年，待業青年榮宗敬隨父親到上海找工作，在熟人的建議下，榮父從自己的畢生積蓄中拿出1500元，另招股集資1500元，合成3000元，成立「廣生錢莊」，這是榮氏企業最早的立業基礎。
歷史上的1896年，是一個極為不平凡的年份，這一年，在甲午戰敗的刺激下，實業救國思潮興起，狀元張謇和陸潤庠分別籌建了大生紗廠和蘇綸紗廠，實業界的欣欣向榮、利潤豐厚也吸引了榮氏兄弟的目光，他們開始萌生了興辦實業的想法。
1899年 榮德生赴廣州與父親好友朱仲甫見面。廣州得益於過去十三行獨特的貿易地位，是近代中國瞭望世界的第一個窗口，中西文明在這裡交匯，榮德生在廣州看到了許多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和個人致富的書刊，如《美國十大富豪傳》令他愛不釋手，他買回後反覆研讀，以至於能夠通篇背誦。
這時的榮德生和那些整天癱在床上看《最強贅婿》如何逆風翻盤、抱得美人歸的中二青年沒什麼兩樣，他或許也幻想過將來出一本書叫《中國十大富豪傳》，而他是這本書的封面頂流。
不過，夢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畢竟夢誰都會做，但敢於真正到現實的刀山火海裡趟一趟的寥寥無幾。
然而，比起那些早期創辦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在洋務企業、外資企業、買辦企業的夾縫中勉力掙扎求生存，發展前途一片黑暗的人來說，他終究是多了幾分運氣，畢竟他能看見光了，雖然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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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業1900年，兩兄弟在商議後決定試辦一家麵粉廠，但建廠不是說建就建的，他們缺乏充足資金和人脈，不懂技術，經驗更是無從談起。
他們二人做學徒時多於金融業相關，又開辦了自己的錢莊，在這個領域，已經有了較為深厚的積累，在那個沒有法治且市場經濟水平低下的年代，這無疑極為重要。
畢竟，如果你在一個法治社會，你可以面對健全的法律體系和相對透明的市場規則，進入一個領域，無論在其中你想做什麼，法律和市場規則都給你劃出了道，順著道老老實實地走，發不了財是肯定的，但只要你有一定的商業頭腦，而經濟大環境又不是過於惡劣，還是能勉強在市場中存活的。
但這樣的法治水平，歷經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新中國尚且沒有完全達到，更何況是大清尚存的20世紀初，貿然進入一個新領域，稍有不慎，就會被騙得傾家蕩產，甚至連褲子都得買了還債，你還申訴無門，你去告狀衙門是否受理是一方面，就算大老爺可憐你接了這個案子，光憑衙門裡那幾個捕快恐怕下輩子都抓不到人，追回損失更是天方夜譚。
另外，如果你生在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其顯著標誌就是行業分工細化。比如我想涉足汽車領域，我可以從研發、生產、銷售三大環節任選其一入手，其中這三大環節又被細分為若干個部分，如果我想搞研發，我不需要清楚知道整個汽車的原理，我只要弄清其中的一部分，搞號稱汽車心臟的發動機整體設計當然難度極大，但是作為一個進入汽車行業的新人，我可以搞諸如人機工程學，其成果就是使汽車上的方向盤能夠讓駕駛者在操控時感到更加舒適，而這在銷售時無疑還將成為一大賣點；如果你搞生產，在汽車加工中心問世之前，你只需要生產汽車上的某一零部件，只要質量可靠外加價格合理，同樣不愁銷路；至於銷售更不用說，從營銷策劃到最終銷售籤單又可以具體分為若干環節。
但對於當時的榮氏兄弟來說，進入麵粉行業，辦一個麵粉廠，意味著他們需要親自負責從原材料獲取到產品生產再到銷售的所有環節。
在為廠子獲得生產原料小麥的過程中，他們需要在採選和收購中與若干試圖以次充好的農民鬥智鬥勇，在運輸中接受官差的盤查和付出若干釐金，要是不幸遇上了諸如土匪或者地方黑惡勢力，還得頂著精神壓力奉上保護費若干，歷盡千辛萬苦才能將麵粉廠的原料小麥運回。然而，這只是個開始。
想要辦工廠自然少不了機器，在那個年代，工廠在中國還是稀有物種，機器只能依賴進口，在西方對華機器進口進行封鎖的背景下，對華出售的機器本就少，而進口渠道又被少數買辦壟斷，更是進一步加大了進口難度；此外，機器也不是什麼機器都能買，它除了得是用於生產麵粉的機器，還要進一步考慮生產線配置的問題，而如何配置生產線，又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除了要考慮如何通過優化搭配提高生產線的生產效率之外，還要根據自己的資金狀況有所取捨，甚至還要將廠房大小、格局等因素考慮進去。
好不容易把廠子建起來了，生產出機制麵粉，銷售麵粉也是一個難題。
他們的工廠開在無錫，前面說過，這個地方的商品經濟，較之中國其他地區是更為發達的，無錫本地原本就有許多的手工磨粉坊，機制麵粉無論是在麵粉質量還是產量方面都遠遠超過手工麵粉。手工麵粉顏色偏黃，為了打擊競爭對手，磨粉坊主編傳言，機制麵粉是純白色的原因是裡面摻入了毒素，一度導致榮氏兄弟的麵粉滯銷，最後他們不得不將機制麵粉與手工麵粉摻在一起銷售。
辦麵粉廠千難萬難，難道榮氏兄弟在進軍這一領域時壓根兒沒有意識到嗎？
我想不是，他們雖然對於開麵粉廠沒有經驗，但絕非初出茅廬的商場小白，對於即將面臨的困難，他們是有預見的。
那是為了實現實業救國的理想？
如果你這麼認為，只能說明你被各種主旋律洗腦並且無法自拔了。現實不是小說和電視劇，不會有人為了一句熱血沸騰的口號就衝上去，辦企業更是如此。企業的第一目的是盈利，只有有了足夠的利潤，才能維持企業生產，才能給工人發工資，辦企業的投資才能獲得回報。至於其他的諸如回報社會、造福一方，甚至偶爾發揚一下大公無私的精神，犧牲小我，成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在企業有了足夠的積累，由一家朝不保夕的小企業變成中國五百強乃至世界五百強之後需要考慮的事。
不過，他們之所以這麼做，確實是為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用今天的話說，叫做企業家精神。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敢於直面一切未知的風險和挑戰。正是因為他們敢於冒險，敢於開拓，能低下頭做事也能偶爾低下頭做人，才能創造近代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神話和奇蹟。
為什麼用這麼大篇幅描寫他們在創業之初所面臨的困難呢？
因為這些困難為榮氏企業的發展打下了深刻烙印，並深刻影響了榮氏企業的發展前景。榮氏企業成功的關鍵詞：冒險、開拓。這是榮氏企業最核心的基因。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榮氏企業的成功源於此，但這其中也埋下了它將來衰落的種子。
不過，現在我們將鏡頭拉回到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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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官僚朱仲甫一起合辦的保興麵粉廠在這一年正式投產，這是榮氏企業集團的發力。
由於上述的種種困難，最初與他們一起合辦保興麵粉廠的朱仲甫決定不幹這種受氣的活兒了，次年從保興麵粉廠撤資，但榮氏兄弟在經歷了最初的困難之後，反而對麵粉廠的未來充滿了信心，他們增加了自己持有的股份並成為了控股大股東，為了表示一個新的開端，榮氏兄弟將麵粉廠的名字由「保興」改為「茂新」，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茂新第一麵粉廠。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戰爭導致大批麵粉廠停工，而戰爭又加劇了市場上對麵粉的需求，一時間麵粉供不應求，價格自然大漲。榮氏兄弟抓住這個機會，擴大生產線，增加產量，一時間賺得缽滿盆滿。
然而榮氏兄弟身上充滿了不安分的因子，要是他們甘心守著一份基業長久的做下去，恐怕他們當初也就不會涉足麵粉業了。他們不同於許多暴發戶，有了錢之後就要立刻購豪車建豪宅，外加養一堆姨太太。他們在投資之初，就與各股東有過約定，在廠子盈利的前三年，一律不進行分紅，所得利潤用於還清建廠欠款、企業資金周轉和擴大生產規模。
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科技水平落後。榮氏兄弟做實業，想要像當時的美孚石油或者卡耐基鋼鐵公司那樣，在某個領域佔據制高點，取得市場壟斷地位，從而躺著賺錢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經濟環境沒有給他們提供成為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的機會。
但中國的經濟環境給他們關上了一扇門之後，又給他們開了一扇窗。
雖然在當時中國不可能實現美國式奇蹟，但中國有屬於自己的優勢，那就是人口數量佔世界四分之一，這意味中國擁有世界上最為廣闊的國內市場。龐大數量的人一定離不開兩件事：吃和穿。麵粉行業屬於「吃」的範疇，在利潤的刺激下，他們決定進軍「穿」的領域，1905年，他們決定進軍棉紡行業，與人集資開起了振新紡紗廠。
好景不長，雖然他們有心要幹一番大事業，但現實的毒打可能會遲到，卻永遠不會缺席，就在這時，榮氏經歷了第一次重大危機：由於天災和國內麵粉企業的激增，小麥供不應求，價格如芝麻開花，茂新麵粉廠連年虧損。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貴經驗，在榮氏企業身上也毫無例外地應驗了。1908年，貨輪沉沒和投資失敗接踵而至，他們手裡的銀子一如飛鳥盡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現實將他們逼到了絕境。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榮氏兄弟知道，是時候做出選擇了。
是徹底放棄錢莊的底子，全心全意投入實業，還是放棄這幾年的努力，回到一條相對安穩的路上。畢竟開錢莊不比實業，錢莊的生意在更多時候是一張網，遇上危機拆東牆補西牆還能湊合；但實業是一個鏈條，這個鏈條有無數的關節，只要其中一個關節出現問題，危機就會在鏈條上持續放大，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從而一發不可收拾，導致破產。而且從心理上講，錢莊是父親用畢生積蓄為他們開辦的，就這麼捨棄，感情上難免會過不去。
他們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跌破眼鏡的選擇，盤歇錢莊，用田產作抵押借錢周轉，這次他們把自己家的老底都掏出來了，如果失敗，他們將直接變成窮光蛋。
上天終於難得的睜開了一次眼睛，茂新最終起死回生，度過了難關。
就在茂新剛剛走出困境，時間來到了1911年。這一年，在湖北武漢的革命黨聯合新軍，發動了武昌起義，存在了二百七十餘年的滿清王朝宣告覆滅。
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就出臺了一系列振興實業的政策，為實業的發展創造了相對良好的環境；在這一階段，由於代表封建勢力的清廷不復存在，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漸漸發生轉移，中國人民和列強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國百姓的愛國熱情日益高漲，提倡國貨抵制洋貨成為社會風尚，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國內市場。
加之1914年，塞拉耶佛事件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紛紛投入曠日持久的世界大戰，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同時戰爭各國國內物資消耗巨大，不得不從國際市場進口大量產品以維持戰時所需，這又為民族資本企業提供了龐大的海外市場。
在一系列內外因素的作用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迎來了黃金時代。
榮氏企業在這一時期，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開始飛速擴張。1912年，榮氏兄弟在上海開辦了福新第一麵粉廠，到1921年，他們已經擁有了八個福新麵粉廠；在此期間，他們除了繼續經營茂新一廠，又陸續開設了三個茂新麵粉廠。
在麵粉行業風生水起的榮氏企業同樣沒有放棄在紡織領域的開拓，1915年，經過一系列股權置換，他們退出了之前開設的振新紗廠，然後立刻開設了自己擁有控股權的申新紡織廠，即日後的申新一廠，緊接著又開設了申新二廠、三廠。
1921年，是註定要被記入榮氏企業發展史的一年，這一年，榮氏兄弟在上海成立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被稱為三新總公司，三新總公司有固定資產1959萬元，自有資本1043萬元，在冊職工1.3萬人，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
榮氏企業走上了第一個巔峰。
當時茂新和福新兩大麵粉系統的麵粉生產能力佔當時全國民族資本麵粉生產能力的31.4%，榮氏兄弟也因此被稱為「麵粉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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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在20世紀最初的20年，榮氏兄弟完成了從白手起家到建立一個大型企業集團的過程，企業從白手起家走到這一步已經實屬不易，但是想要在市場競爭中長久的生存下去並保持地位，其難度並不亞於創業之初。
任何企業的發展難免有起起落落，但有些企業的發展卻是起落落落。
有些企業就是因為在走到了這一步後，不思進取，躺在過往的輝煌上睡大覺，最終僅僅是曇花一現，就倒在了市場的腥風血雨裡。
在瘋狂擴張的十年中，榮氏企業集團的發展速度固然了不起，但這其中也潛藏著許許多多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20世紀20年代，榮氏兄弟在繼續擴張企業的同時，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企業內部管理革新上。
首當其衝的，是對企業的組織形式進行改革。
在1915年，榮氏兄弟由於與振新紗廠的其他股東不和，影響企業經營，最終不得不退出振新，為他人做了嫁衣。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在之後再次發生，榮氏兄弟決定對企業採取無限公司的組織形式：不設董事會，由榮宗敬自任總經理，實行集權制，由其一手掌握人事任免、經營決策、資金調度、生產管理等企業大權。此法起初在申新系統實行，後來推廣到榮氏企業茂新、福新系統中。
正常情況下，一個企業所有大權由一人獨攬無疑是危險的，這加劇了企業的經營風險。但對於當時的榮氏企業而言，這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卻是當時唯一可行的辦法。中國自秦代起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產生的思想就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一山不容二虎。」在這樣的環境下，想要實行集體民主決策本來就不容易，如果股東之間彼此獨立共同為了企業利益而奮鬥，尚且好說，但榮氏企業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家族企業，股東之間的親緣就已經關係千絲萬縷，還有各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裙帶關係；股東之間的立場和經營理念也不盡相同。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具有出類拔萃的經營才能的企業家榮宗敬來主持整個企業無疑是最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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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雖然在後世人人喊打，但專制在提高效率，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的優勢是其他模式無法取代的，而這些無疑是一個具有龐大而複雜體系的企業所必需的。
第二個改革方向，是建立責任明確、統一規範的企業管理制度
首先是對工廠的生產管理進行改革。其中又包括了：對原料市場實行制度化管理，對原料採購人員進行規範化管理，對生產設備進行科學化管理。
原料質量對不同行業產品最終質量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
對於煉鋼企業而言，鐵礦石質量成色不佳還可以對冶煉工序進行改造升級從而保證鋼鐵的品質，充其量就是麻煩點，成本高一些，不管怎麼說對於產品質量而言還是有救的。
即使如此，品質不達標的原材料所導致的成本上升，要麼會造成產品價格上升而降低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要麼就會壓縮企業利潤空間從而影響企業正常經營。
但對於麵粉和紡織而言，其生產形式就是直接對原料進行深加工製造出產品，原料質量不達標意味著無論怎麼安排後續工序都回天乏術。而且麵粉和紡織產品是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廠家的信譽十分重要。只要一批產品出現質量問題，該企業在消費者眼中就會失去信譽並立刻被消費者拋棄，那麼意味著該企業的生命也就立刻走到了盡頭。
這樣的例子放到當代，三鹿奶粉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在奶源中三聚氰胺超標，引發幼兒結石，該事件之間曝出之前，有著悠久歷史的三鹿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乳製品行業的領軍者，事件爆出之後，三鹿不久就全面停工，並很快由於資不抵債而宣告破產，整一個過程歷時不到一年。
所以，說原材料的質量是榮氏企業的生命線也不為過。
對於採購人員規範管理，可以遏制採購員為了回扣等經濟利益不擇手段的行為；而對原料來源進行制度化管理，則為產品原料上了「再保險」，即使採購員為了私利罔顧企業利益，通過對入庫產品原料來源的盤查，也能夠發現原料可能存在的問題。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原材料的品質。
對生產設備科學化管理則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減少設備損耗，從而提高企業利潤。
其次是實行財務制度標準化，一是由總公司統一對下屬各廠進行財務管理，制定規章制度，規範會計統計報表；二是實行財務核算制度。
中國有一句古老的俗語：富不過三代。很多企業沒有倒在市場的刀光劍影裡，卻倒在了自己人的偷雞摸狗中，尤其是家族企業更是如此。今天要炒股，美其名曰投資，就直接從企業的帳上把錢支走。明天要買奢侈品，後天可能連包二奶的錢都要走企業的帳。長此以往，小窟窿就變成了大窟窿，所謂千裡之堤毀於蟻穴就是這個道理。
實行標準的財務制度，能夠保證企業不出現或者儘可能少出現莫名其妙的虧空。在這一點，榮氏企業就超過了同時代無數在財務上管理混亂的民族資本企業，這也是民國前中期榮氏企業始終能夠在市場的洶湧波濤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就是對員工進行人性化管理。
在早期，榮氏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也不是沒幹過對工人的剩餘價值進行殘酷剝削的事。但是經歷迅速擴張之後，規模龐大的榮氏企業能夠承接很多小廠不敢承接的大型訂單；在水路運輸上，可以採取整船裝運而非拼船，極大降低了運輸成本；榮氏企業在市場上的地位舉足輕重，能夠以更加低廉的價格購進原材料。這些使得榮氏企業比起同行來說，有了獨天得厚的優勢。而且前面說過，榮氏兄弟畢竟不同於那些為了利潤而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對於他們而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現在的榮氏企業已是民族資本企業中的翹楚，榮氏兄弟自然有了兼濟天下的資本。
他們先是廢除了「工頭制」，推行「標準工作法」，為工人按時按量支付薪水；
又設立「勞工自治區」，由工人自行管理，在其中為工人建設了宿舍、醫院、學校等一系列福利設施，讓工人「在業餘之暇得精神之慰」；創辦職工養成所，為工人提供提升技能的渠道，而在企業內部，工資亦隨著技能等級的提升而上漲。凡此種種，在緩和了勞資矛盾的同時，也提高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帶動企業效益的提升。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1932年，榮氏企業進入全盛時期，此時整個榮氏企業在上海、無錫等地擁有4家茂新麵粉廠，8家福新麵粉廠，9家申新紡織廠共計21家工廠。「三新」系統佔有了當時全國近三成的麵粉和棉紗產量。繼「麵粉大王」之後，榮氏兄弟又摘得了「棉紗大王」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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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厄運前面說過，榮氏企業成功的關鍵詞是冒險和擴張。企業兼併中最大的難題就是資金，榮氏兄弟通過將廠房和設備抵押給銀行的方式獲取貸款，擴大生產規模和更新生產設備，再用企業所得利潤歸還貸款。這種模式本身就潛藏著極大的風險，在企業經營狀況好的時候尚可維持，一旦企業利潤下滑，不能如期還款，企業就將陷入危機。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為了轉嫁危機，列強紛紛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量傾銷商品，使麵粉、紡織行業都陷入極大的困難，而榮氏企業大面積負債經營更加深了這種困境。
1934年，申新紡織公司總資產為6899萬元，負債則為6376萬元，資負大體相當。當年3月，由於中國、上海兩銀行停止向申新公司放貸，導致申新公司財務困頓，瀕臨崩潰。
英資滙豐銀行更是趁申新第七紡織廠無法償還債務而將申七低價拍賣給日商，此舉非但激起民眾極大的憤慨，更讓實業界生出唇亡齒寒之感，在極大的社會壓力下，國民政府不得不出面調解，最終保住了申七。
申七拍賣事件，是榮氏企業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雖然對申七的拍賣計劃最終流產，卻導致申新公司被銀行團掌管八年之久，造成巨大損失，榮氏企業也因此元氣大傷。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榮氏企業集中所在的上海、無錫等地相繼迅速淪陷，沒有來得及內遷的工廠通通被日寇炸為廢墟或者直接侵吞，給榮氏企業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榮氏企業的掌舵者榮宗敬在上海淪陷後前往香港，於1938年2月10日病逝於港。
榮宗敬離世後，過去榮氏企業由榮宗敬獨攬大局的局面被打破，榮氏企業在自身已遭巨大削弱的情況下又陷入內部分裂，即使日後榮氏各分公司經營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起色，但昔日榮氏企業的榮光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抗日戰爭之時，榮氏企業的某些業務還算良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實現了突破，畢竟在抗戰末期，榮氏企業償清了申新公司的巨額欠款。那麼，抗日戰爭結束後，榮氏企業便是走向了絕境。
1946年4月25日，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榮德生綁架案」，國民黨少數軍警與匪徒勾結，持槍將榮德生從上海高安路寓所綁走，為了從綁匪手中脫身，榮德生先後花去了60多萬美元，除榮德生外，榮氏企業的其他負責人也遭遇各種巧立名目的敲詐勒索，這些事件背後都有著國民政府的影子。其中十分巧合的是，榮毅仁受所謂「軍粉黴爛案」牽連，被提起公訴，而開庭的那一天恰好是上海解放的日子。
國民政府的種種作為，使得處於戰後艱難恢復中的榮氏企業在資金上出現種種困難；與美國籤訂的新不平等條約，使美貨大量湧入，惡化了榮氏企業的生存空間；加上政治動蕩、苛捐雜稅等，到1948年，榮氏所有企業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營困難。
伴隨著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大批榮氏資本家抽資外逃，榮氏企業更是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此時的榮氏企業，離徹底破產就只差臨門一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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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生在命運的十字路口，榮氏企業的創始人之一榮德生再次展現出他超乎常人的魄力。他說：「餘平生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外國？」懷著對自己手創事業的深厚情感，對故土的無限眷戀，對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渴望，他選擇留在了祖國。
在當時惡劣的經濟大環境下，榮德生、榮毅仁父子留在大陸，組織榮氏企業繼續生產，為人民和社會供給物資，對穩定國家經濟做出了突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人民銀行的幫助下，榮氏企業經營狀況開始好轉，為了適應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榮氏企業開始逐步實行公私合營，為新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起到了積極示範效應。彭真同志說過：「榮氏家族對發展我國民族工業的貢獻，歷史將會大書特書的。」
1956年，伴隨著全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完成，榮氏企業完成了它的使命，墜入歷史的長河中。
它像黑夜，擁有寂靜與群星。
六、結語縱觀榮氏企業自1902年發軔於保興麵粉廠，直至1956年公私合營後消失，近一甲子的發展歷程，見證了近代中國命運的沉沉浮浮，它從實業救國的浪潮中誕生，在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崛起至鼎盛，而後與四萬萬同胞一起共赴國難，接受時代的殘酷洗禮。
然而不管經歷多少挫折與磨難，它都擁有永不言棄意氣和不斷前行的力量，榮氏企業築起了中國近代史上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它正如艾青詩中的那一塊礁石：
一個浪，一個浪，無休止的撲過來，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
被打成碎沫，散開.
它的臉上和身上，像刀砍過一樣，
但它依然站在那裡，含著微笑，看著海洋
文中數據引用自：
【1】《檔案建設·錫商與中國近代化·近代民族工業的巨子榮宗敬、榮德生》無錫市濱湖區政協:錢江
【2】人民網《榮毅仁同志生平》
文/深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