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壽石槨
有許多人在歷史上並無建樹，卻由於其墓葬的殊異，在逝世千年後名聲大噪，李壽便是其中之一。憑藉一合國內罕見的獸首龜形墓誌，一具堪稱唐代石雕藝術典範的石槨，一批內容豐富、極其精美的唐代壁畫，名不見經傳的李壽跨越千年成為現代人走進西安碑林博物館旅遊觀光的焦點。
他究竟是誰？為什麼會享有如此的禮遇？
墓主為唐高祖李淵的堂弟
位於陝西省鹹陽市三原縣的李壽墓，是唐高祖李淵獻陵的眾多陪葬墓中的一個。1973年因當地農民灌溉田地，墓道塌陷而被發現，是目前已經發掘的唐代墓室中年代最早的一座。現在西安碑林博物館老石刻藝術館內展出的李壽墓門、石槨、獸首龜形墓誌成為該館的「鎮館之寶」。
李壽（577年—630年），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淵的堂弟，墓誌中稱其為唐淮安靖王」。西安碑林博物館副館長王原茵說。從史料記載來看，隋大業末年，李壽會同李淵舉兵反隋，並參加了對宇文化及、竇建德和劉黑闥的戰爭，卻屢戰屢敗，還曾被竇建德俘虜，最後隨從李世民平定了劉黑闥，雖沒有顯赫戰功，卻成為建立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因此得到李淵和李世民的賞賜，爵位不斷升遷。唐貞觀元年（630年）12月卒於長安延福裡第，享年54歲，死後葬於三原縣，陪葬獻陵。
據當年的考古發掘報告記載，李壽墓為夯土堆圓錐形封土（現已夷為平地），總長44.4米，有長斜坡墓道，5個天井，裝石門的甬道和長3.8米、寬3.95米、深10.5米的墓室。墓室內曾出土金器、玉器、陶瓷器等隨葬品300餘件，以及石槨一具。石槨是罩護在棺外的一層葬具，體積碩大。李壽石槨由身、頂、底三部分組成，共28塊青石。從外觀看，槨身如3間歇山頂式房屋建築，8根大柱挺立，石槨四面雕刻著排列整齊、並著衣冠的人物形象，有文臣、武將、仙人等。石槨頂部用圓浮雕筒瓦覆蓋，邊簷雕有蓮花紋瓦當，槨底有團花及十二生肖線畫等。在石槨的內部，頂部有星象、太陽及金蟬、玉兔，內壁刻有樂人、舞伎、男女侍從等7組圖案，形象生動感人。
與唐代其他石槨相比，李壽石槨外形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正面多了一扇雙開門格式的小門，門高75釐米、寬52釐米，門上刻著朱雀、玄武、青龍、白虎這傳說中的四神。自西漢以來，朱雀是四神中標明方位的南方之神，代表吉祥、前進、勝利之意，在李壽墓石槨中多次出現朱雀，「也可能取吉祥之意，至於這扇小門是供誰出入，有什麼特殊寓意，」王原茵表示，「目前並不明確。而用文臣武將的衣冠人物形象取代了唐墓壁畫中常見的多姿宮女形象，既使得李壽頗具『王』的氣度，也是他生前豪奢生活的真實寫照。」
罕見的龜形墓誌
在李壽墓出土的文物當中，其獸首龜形的墓誌極為罕見，「這種龜形墓誌解放前曾在河南洛陽出土過一合，不過規模遠不及此，因此特別珍貴。」王原茵說。通常，一般墓誌大都為方形，墓誌蓋也為方形或覆鬥形，而李壽龜形墓誌並蓋卻是長橢圓形，所塑造的龜頭前伸，瞪大雙眼，四足趴伏於長方形石座之上，並刻有龜甲、連珠、蔓草等圖案。總長166釐米、寬96釐米、高64釐米，從殘存的痕跡來看，原來是通體彩繪貼金。以龜背為志蓋。上面正中刻縱橫四四布列「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國淮安靖王墓志銘」16字志銘。銘文共31行，每行37字，共1071字，並無撰書人名。書體類似歐陽詢書法。
銘文內容詳細敘述了李壽的生平業績，主要是為其歌功頌德。據史料記載，李壽雖貴為皇親，但本人卻非銘文中所敘述的那樣，是運籌帷幄、功勳卓著的將軍，唐高祖李淵起兵時，他率兵響應，但在論功行賞時，卻對房玄齡、杜如晦等功居第一，憤憤不平。很明顯，銘文與史料記載並不相符，對此，王原茵解釋說，李壽墓誌是唐貞觀四年（630年）所刻，也就是說，距離唐王朝統一全國才過去了僅僅6年，而統治初年，統治者往往都把維護政權的穩固視為首要目標，李壽是唐朝的開國功臣，對這樣一個特殊人物的美化和厚葬，可以體現唐朝皇帝的美好品質，贏得更多百姓的支持和擁戴。
龜在中國古代象徵著長壽和富貴，備受人們崇拜，李壽龜形墓誌的出現是否就是人們對古老靈龜崇拜的追憶呢？它與傳說中的「靈龜負書」有沒有關聯呢？王原茵表示，可能有，但這只能是一種推測，並無定論，「靈龜負書」的出現也多指祥瑞之照。所謂的「靈龜負書」，即相傳大禹治水成功時，有靈龜自洛水出，背上排列成「戴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的圖形，大禹得之而反覆琢磨，最後依次劃天下為九州，形成華夏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九宮圖。
畫中所奏為「宮廷雅樂」？
除石槨、龜形墓誌外，李壽墓中還出土了大量極其精美的壁畫，據粗略統計，大體可分為農耕、牧養、雜役圖，建築圖，儀仗出行圖，寺院、道觀圖等，而李壽石槨中刻有樂人、舞伎的壁畫一經發現，便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唐代宮廷音樂制度中備受關注的坐部伎、立部伎的區分，究竟始於何時，因古代文獻記載的不同，在音樂界存在很大爭議。據當年考古發掘簡報記載，刻於石槨內東南壁南部的「立部樂伎圖」，與其緊靠的「舞伎圖」，實際上是一張圖。也就是說，可分為「坐部伎（包括舞伎）」及「立部伎」（僅樂人）兩個圖。這是否意味著，早在貞觀四年，就已經有了「坐、立二部樂」的劃分呢？
據了解，「坐、立部伎」是唐代宮廷燕樂舞的典型代表之一。所謂「坐、立部伎」，包括「坐部伎」與「立部伎」，它是按照表演姿勢的站、立來進行劃分的樂舞，兩者各有其表演特色，規模和具體人數也有不同的限定。「坐部伎」表演人數較少，堂上表演，用絲竹樂伴奏，情緒優雅，音樂細膩，個人的表演技藝普遍較高。而「立部伎」表演人數較多，多用鑼鼓等打擊樂伴奏，情緒熱烈，氣勢磅礴，個人的表演技藝普遍較低。
「李壽墓壁畫中的舞伎是由6人組成，而文獻記載的『坐部伎』有8人、4人、2人、3人以及12人的，唯獨沒有6人組的。」王原茵說，「坐立部樂曲，都是頌揚隋至初唐帝王、尤其是在位皇帝『文治武功』的宮廷雅樂，絕非一般娛樂助興的樂舞可比。換句話說，身為臣下的李壽，是無福享受到這種性質的音樂，死後更不可能被刻繪入棺槨隨葬。這也就是說，李壽石槨中所刻的並非坐、立部樂伎圖，其所奏的也並非宮廷雅樂，而是一般親貴家中的尋常俗樂。」
至於坐、立二部樂究竟始於何時，至今仍是眾說紛紜。而李壽墓為什麼會如此奢華，它最有可能的建造者又會是誰，也成為了一個難以解開的千古之謎。（中國文化報 趙建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