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跑馬是一項顯赫的運動，代表著一定的財富「濃度」。電視劇裡常有富家千金穿著英式馬術服馳騁馬場的情節。前一陣熱播的電視劇《三十而已》裡，顧佳，一個中產家庭的母親，通過帶著兒子去學馬術，與一個富裕家庭建立了連接，挽救了家裡的生意。中國歷史上也曾有跑馬的傳統，但真正在近代以後流行起來的，卻是100多年前隨著殖民者一同登陸的英式跑馬。英式跑馬傳入的過程經歷了怎樣的演變？租界時期的上海，跑馬又如何席捲了在華外國人和華人精英，最終下沉到青幫和市民階層？張寧在《異國事物的轉譯》一書中探索的正是其來龍去脈。
這部前後寫了近16年的著作並不僅僅是要說明跑馬、跑狗、回力球這三個運動項目的演變史，作為臺北「中研院」副研究員，張寧還希望藉此回答一個更廣泛存在的問題：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與西方「看似一樣，實則不同」的事物究竟是怎麼來的？
張寧曾於上世紀90年代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歸來後，她曾一度覺得許多事物看上去很彆扭，乍一看和西方一樣，實質上又有很大不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她：她無法解釋這種不同究竟在哪裡，或者花了很大功夫去解釋，別人也不以為然。
張寧開始嘗試去尋找一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文化翻譯」案例，來解釋這種微妙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她找到的這個案例過去一直是歷史學研究的空白——租界時期的休閒活動。英國布裡斯託大學歷史系教授羅伯特·畢可思(Robert Bickers)認為，關於上海租界的商業、外交、衝突、宗教、醫療、暴力、性的研究已經很多，但有組織的休閒活動卻很少被注意到。之前國內對跑馬的研究，也大都僅僅把跑馬視為一個大賭窟來對待。張寧則十分耐心地以跑馬為主線，將清末民初上海的世俗生活畫卷一點點鋪展開來，細膩地講述了各方勢力如何圍繞跑馬展開角力和競逐。在張寧生動的敘事中，如今的黃浦公園、人民廣場、人民公園、江灣、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等地的歷史也被復活了。許多在復旦念過書或生活在江灣一帶的讀者評論，這本書讓他們產生了「時空恍惚的感覺」，有「歷史現場就在家門口的感覺」。
風靡上海的跑馬與賭馬
張寧梳理的史料讓人們看到，在晚清民國的上海，跑馬並不是一個局限在洋人圈子裡的「貴族」運動，其社會功能已遠遠超出了一項體育或賭博活動。
事實上，在跑馬被引入上海近30年後，逐漸積攢起了很大的影響力。1880年代，一到賽季，上海人參與跑馬的熱情絕不亞於2000年代一場申花隊的德比大戰。當年的上海縣城總共約20萬人口，湧向跑馬場觀賽的華人就有兩萬之多。除了一些中國官員會被邀請之外，絕大多數人只能隔著壕溝或圍欄，從外面遠眺，但他們毫不在乎，依然興致勃勃。
如此密集的人流，甚至讓比賽成為高級妓女們攀比身價的良機。這些居住在四馬路，也就是如今福州路一帶的高級妓女，在小報記者的大肆渲染下，一言一行都被公眾津津樂道，「儼然是電影、畫報出現前最早一批明星」。每年兩次的賽馬季，這些名妓都會添置最新潮的衣服，畫上最時髦的妝容，置辦奢華富麗的馬車，帶著風頭正健的馬夫和美麗的侍女一同招搖過市，前往跑馬場，就連侍女和馬夫的服裝也是專門設計定製，務求高調亮眼。誰不去看比賽，會被認為地位低了一等。有時候，她們會和客人一同觀賽，但如果沒有客人相邀，她們也寧願自掏腰包邀請姐妹們一同前往。這種誇富的氣氛到了1890年代末花界「四大金剛」——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等人出現後，變得更為明顯。當然跑馬場邊的觀眾席不只是妓女們的舞臺，事實上，這是所有想出風頭的人盡情發揮的地方。
那麼，圍觀者真的都明白跑馬比賽的規則嗎？張寧通過當年的《申報》推測，起初，華人並不懂跑馬本身的樂趣和規則，只是關注騎師和馬匹的裝束、馬匹奔馳時的刺激感以及觀眾席上的社會名流和美女。《申報》記者也大都不懂英文，所以僅能以顏色來區分馬匹和騎師，對賽事的報導也語焉不詳。「訪事者已如此，一般觀者的信息可想而知。」直到跑馬成了一項廣泛參與的賭博活動，情況才有了改變。幾家報社開始紛紛開闢專欄，聘請內行預測賽馬結果，還發行了不少諸如《得利穩跑馬特刊》這樣的小冊子。
享受比賽本身對一般觀眾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輸贏才是。張寧指出，到1920年代，賭博已成為賽馬的重要部分。馬會為了增加收入，開發出多種下注方式，降低賭馬的門檻，調動了市民的積極性，再加上媒體的宣傳普及，城市居民們對跑馬更加熟悉，也掌握了賭馬的方法。很多人開始參與甚至沉溺到賭馬中。
張寧還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可能是賭馬需要觀察和分析，特別吸引喜歡用腦的知識人」。她舉例說，鴛鴦蝴蝶派的主力趙苕狂就是一個資深「馬迷」。據說他每到春秋大賽必會參與，否則茶不思、飯不想，「心慌意亂，不知怎樣才好」。他甚至和老闆約定，每逢賽馬季必須讓他放假。
地位超然的賽馬總會
張寧說，英式跑馬本來就有賭博的成分，從為了觀看比賽而下注，到為了下注而觀賽，其中的轉變經過，就是《異國事物的轉譯》最關注的主題。張寧用「轉譯」，即英語中的translation，來指稱這種轉變。至於為何不直接用「翻譯」，她解釋，「轉譯」有「翻譯」的意思，但又不是像「翻譯」所暗示的那樣忠實原文、一一對應，它同時也有「背離原意」的意思。張寧在書中討論的，正是跑馬、跑狗、回力球在傳入過程中這種「顧此失彼、暗度陳倉」的情況。
外國人在上海賽馬的初衷，在張寧看來，除了滿足英國人固有的體育愛好之外，就是凝聚社群，重新塑造階層地位。所以，一開始，這項運動對外必定有很強的排斥性，華人一概被拒之門外。外國人在上海擁有的第一個正式的賽馬場，就在今天河南中路西、南京東路北的80多畝土地上，那裡被俗稱為「第一跑馬場」，上海跑馬總會就在離此不遠的南京西路上。這棟建築後來先後成為上海美術館和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所在地。1848年春，「第一跑馬場」正式開始賽馬，結束了此前賽馬不正式和隨興的狀態。
張寧考察英國人剛開始賽馬時的背景，發現當時的上海，整個英法租界只有177個外國人，其中27位是女性，而且多半是傳教士夫人，凝聚社群自然是他們需要重視的問題。另一方面，當年來華的這些英國人，多半來自本國中產階級下層，甚至勞工階層，在國內很難有機會養馬、賽馬，來到中國後，社會地位躥升，於是對跑馬樂此不疲。「英國人每到一處就大費周折地設立跑道，鋪設草皮，成立馬會，舉行賽馬，效仿母國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來匹配自己因殖民而新取得的社會地位。」
1867年正式成立的上海跑馬總會在租界地位超然，不受工部局控制，也不被強制納稅。跑馬總會內部，建立了財產信託制度，保證了財務上的永續經營。正是因為這兩點，上海跑馬總會一步步成為殖民社會的支柱。跑馬總會的董事地位極高，而且常常和工部局董事重合，在馬會中有了一定地位，就等於在殖民社會裡佔了一席之地。
上海跑馬總會雖然對外壁壘森嚴，但張寧發現，從很多方面看，他們在上海的比賽已經不那麼「原汁原味」了。比如，在英國，人們只用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大馬來比賽，而在上海，漂洋過海運來大馬實在成本高昂，無法滿足賽事需求，只能用關外的蒙古馬。蒙古馬個頭嬌小，脖子短，沒有英國軍馬那麼高大挺拔、威風凜凜，但勝在耐力持久，又能負重。起用蒙古馬一開始是迫於無奈的權宜之計，後來，蒙古馬慢慢被接受了，而且從充數角色，變成了跑馬場上的主流。
從貴族運動到大眾娛樂項目
跑馬在上海發展近半個世紀後，一些經常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也開始逐漸對跑馬產生興趣，卻因華人的身份，屢屢被上海跑馬總會拒絕。他們開始動腦筋建立自己的馬會——萬國體育會，並在江灣買地建立馬場，逐漸與外國人的跑馬總會平分秋色。
考察萬國體育會創辦人們的身世，張寧發現，這些華人都出身買辦家庭、政商家庭和官宦之家，家族的第一代對跑馬半懂不懂，但是因為和西方人交往，所以想要效仿。到了家族第二代，就能切實掌握馬術了。他們或出國留學，或長期與洋人打交道。寧波商幫的領軍人物葉澄衷之子葉子衡、大買辦徐潤之子徐超侯，都是萬國體育會的奠基人。
張寧認為，在葉子衡、徐超侯這批創辦萬國體育會的人中，有一些是真正醉心於跑馬運動，但也有人將跑馬視為一種攀爬社會地位的工具，希望藉此打入殖民社會的核心圈。在很多方面，萬國體育會都是跟在跑馬總會後頭亦步亦趨，還受其指導，是一種「監督下的轉譯」。但到1926年，「上海中國賽馬會」成立時，情況就不同了。青幫大佬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成了馬會董事，跑馬的賭博色彩更加濃重。馬會成員名單也開始發生質變，從華人精英逐漸變成中間階層和「白相人」的大舞臺。黃金榮對跑馬的看法可能最簡單，只是把它看作一門生意，而更有野心的杜月笙，則把成為馬主視為打入殖民社會的一種手段。成為上海中國賽馬會總董後，杜月笙一方面涉足工商界，另一方面借賽馬這個平臺，與中外馬主握手言歡。
在張寧看來，上海中國賽馬會的成立，堪稱「轉譯的失控」。至此，賽馬從精英階層的休閒餘興，完全轉變成城市居民自由參與的公共娛樂。而這種轉變的大背景，就是開埠後的上海人口迅速增長，培育了一批中間階層。
有一個有趣的細節，頗能說明轉譯過程中出現的微妙偏移。英國人喜歡在馬的名字上大玩文字遊戲，對他們來說，這也是賽馬的一項樂趣。萬國體育會裡那批華人精英雖然都受過比較好的西式教育，一般交流不成問題，但玩文字遊戲還是有難度。英國人為馬起的名字常常是拉丁文，或者包含歷史典故，帶著弦外之音。華人馬主搞不明白這些名字背後的文章。他們為馬起的名字一開始頗為直白，比如「Become Rich」(發財)、「Black Tiger」(黑虎)等。後來，華人也開始在中文譯名上做文章，用英語來表達中國傳統。比如，盛家老四盛恩頤的馬就以「ment」或「ship」結尾，比如Advancement、Leadership等，每逢必須譯為中文的，就選擇「宣武門」「正陽門」「江南春」「牡丹春」等。陸季寅則用「菊」為他的馬命名，比如「金菊」「綠菊」「刺菊」。張寧覺得，華人馬主為馬廄和馬匹取名的方式，進一步「讓看似正宗的英式運動朝著中國的方向略為偏移」。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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