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人：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劉建平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王洪喆 北京大學研究員
張毓強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正在加速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成。意識形態冷戰、地緣戰略壓迫、種族主義歧視，折射著近代以來的中國與西方關係史。對此，是作某種理論概念化的判斷而放任對抗性發展，還是嘗試在知識對話的共識過程中尋求建設性關係的可能性，意味著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是回到20世紀抑或真正開始新的紀元。在作出總體性戰略判斷基礎上，強調主體性知識生產，樹立有知識生產主體性和知識對話能力的文化自信，形成和堅持國際傳播的溝通理性，應該是必須的選擇。就此問題，國家社科基金「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實踐問題與本土化理論創新」課題組、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聯合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組織專家進行了討論。
百年變局的認知邏輯
張毓強：當前，中國的國際傳播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交流遭遇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出現的歷史與現實原因是什麼？或者說，我們應該以何種邏輯、在何種層面上理解這一問題，從何種意義上去把握這一現實呢？對於這個問題，目前的一些討論涉及三個不同層面：一是認為這仍然是冷戰框架的延續。在這個框架下，國際傳播應該回到輿論對抗的邏輯中，意識形態的對抗仍然是首要的考量要素。二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認為目前仍然是多年來不合理、不公平的全球秩序背後的階級性問題。在這一邏輯下，我們必須回到人類大歷史的進程中，去看待一種似乎不可調解的矛盾。三是在人類文明史的角度上考察，認為人類文明已經到了一個轉換節點，基於現代性的「惡」和二元對立思維的邏輯，已經在很多國家引發了眾多問題，而中國文明所提供的諸多共生性理念正在為人類破解困局貢獻智慧。當前的壓力與困局實質上更多是其他文明與治理形態自身的壓力和矛盾帶來的。
陳衛星：如何看待目前中國面臨的國際傳播局面？已經呈現的各種言論提供了各種不同角度的表述。從學術探討的角度來說，是不是還可以從認識論的方法論角度來分析這個現象的複雜性，就是說不能局限於一種單因單果的簡化邏輯，而是從多因多果的複合機制來試圖還原現象成因的演化機制。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的國際關係演進路徑來看，西方學者先後提出三種競爭模式的歸納或指向，一種是霍布斯定義的叢林法則，一種是洛克提出的契約精神，一種是康德提出的世界政府。當然現實和理論的互動總是一種相互修改的邏輯，比如說今天可能很難看見赤裸裸的叢林法則，但總有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大小霸權主義；冷戰結束終結雅爾達體系以後，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的各種條約機制所代表的自由制度主義又面臨著不斷被衝擊的脆弱性，從而引起不同意向的地緣政治-經濟板塊的重組；本來歐盟體制在全球範圍是最成熟的地區主義實踐機制，但從2015年難民危機對歐盟的衝擊以及有統一貨幣但沒有統一財政的歐元區經濟困局來看，人們也還沒有找到新世界主義的現實路徑。
王洪喆：首先，冷戰的歷史陰影依然徘徊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和國際傳播事務中。中美貿易戰和後疫情國際關係的走向，讓我們不得不去反思之前對歷史的線性認知在此遭遇的挑戰。在2020年談及「新冷戰」與20世紀冷戰的聯繫，比過去30年有了更加具體和邏輯的指向性。似乎當下距離冷戰年代更加切近，而自上世紀80年代全球新自由主義轉型以來的當代史反而成為距離我們更加遙遠的平行宇宙。
這就使得我們在「歷史終結論」後所形成的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並不完全適用於當下的現實。只是到了近幾年，人們才意識到冷戰從未在東亞終結。在國際法框架下，朝鮮半島依然處於交戰狀態，海峽兩岸也尚未完成統一。這些都提示了亞洲尚處於由20世紀「熱戰-冷戰」歷史所構造的國際秩序及其困境之中。
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又在更長的文明史視野裡揭示了歐亞大陸自大航海和工業革命以來的海權和陸權轉移，以及處於兩洋（大西洋-太平洋）之間的諸文明究竟何為中心、何為邊緣的文明史議題。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的挑戰和壓力，並非由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與過往歷史相斷裂的全新議題，而是處於貫穿整個現代歷史的資本擴張、大國協調和文明衝突長時段變化的綿延之中。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世界歷史的整體視野中去重新理解這些變化，重新把握這些事實，重建國際傳播的歷史與現實自覺。
劉建平：我更願意從東亞國際關係格局發展的經驗性視角來討論這一問題。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之際，國際合作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衝擊而似乎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新冷戰」鼓吹、「去全球化」動向、民族主義政治衝突給所謂冷戰後世界新秩序或和平發展主題論蒙上濃重的陰影，多國領導人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演講因此發出了維護和平、發展貿易、反對霸權之類應景於時政的呼籲。但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總統文在寅特別強調正式結束韓戰的必要性，請求聯合國協助締結終戰宣言以「完全、永久地」結束戰爭。他指出：終戰宣言將為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與永久和平「鋪平道路」，通過它邁進「和解與繁榮」的新時代，成為保障東北亞和平穩定、給國際秩序帶來積極變化的開端。
毫無疑問，東亞地區的大國政治機制受謀求半永久駐軍的美國操縱，聯合國難以設置、推動相關的外交議程和國際法進程。然而，韓國媒體肯定文在寅總統謀求朝鮮半島和平的決心，積極報導政府「鍥而不捨地為明天的和平做準備」。
對此，中國的國際新聞雖有所反映，但並無些許的興趣和思考流露，這意味著，即使在新聞輿論生產的最前線，所謂國際傳播也尚未得到可見證於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程度的理解。而且事實上，當前的中國媒體與西方尤其與美國之間進行著被稱為輿論戰的激烈鬥爭，直白的象徵暴力修辭也無疑是國際傳播障礙的表徵。
主體性的回歸與追尋
張毓強：面對當前的國際政治和國際傳播秩序的現實，也許無論我們從何種層面上去理解，都首先要確定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和民族的戰略需求。也就是說，應當在明確主體性的基礎上，明確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其他國際關係行為體的交往與交流方式，以及對話的姿態。這種主體性問題在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在知識分子的討論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也是延續著這種主體性追尋的邏輯。我認為，基於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當前國際傳播中出現的一些實踐現象與邏輯，根本意義上是這種主體性重建的過程中必然遇到的問題。只不過，我們要更加明確，我們這種主體性要通過何種與客體的交往與溝通姿態完成其歷史使命。也就是說，面對這種現實，我們應該以何種原則去討論和確認中國國際傳播的戰略需求，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實踐路徑與方式？
陳衛星：中國的特殊性首先在於中國從時空範圍和人口數量所形成的超大體量，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以後成為經濟上舉足輕重的國際行為體，曾經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充分發揮經濟火車頭的作用，為世界和平發展做出重大貢獻。但同時不能掉以輕心的是，和平與發展的相互保障中需要充分重視的一個要素是非傳統安全幾乎和傳統安全一樣重要。尤其困難的是，面對非傳統安全的不確定性危機，治理觀念和行政效率的不同會帶來不同的結果，經濟全球化一旦遭遇巨大的技術性障礙，不同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就有可能滑出相互承認的軌道，甚至把非傳統安全問題轉化為傳統安全問題，引發全面的國際關係危機。顯然，解決危機的方式應該把問題還原到問題本身，比如說，通過新的技術開發和制度安排，找到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方式，並惠及全球，為全球治理的修復和創新做出貢獻。
王洪喆：我對於國際傳播戰略的理解始終帶有跨學科和跨領域實踐的認識，即國際傳播和外交戰略在現代歷史當中從來不是獨立發揮作用的，而是緊密鑲嵌在國家與外部世界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及其戰略選擇之中。也就是說，必須在一個綜合的、總體性的系統中去把握國際傳播戰略定位的角色。比如美國戰後對歐洲的公共外交背後同時是「馬歇爾計劃」所開啟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和軍事協作，而日本戰後在東南亞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宣傳活動配合的是其長達數十年的綜合援助和青年外派計劃。由此我們很難去區分，歐洲人對美國的認同，或者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對日本的好感，在多大程度上是其國際傳播戰略的獨立貢獻。或者說，20世紀國際關係的特徵就是如此，即國際傳播從來不是孤立運作，而是在國家的整體對外關係戰略中形成的，是一個包含了從情報工作、軍事協作、經濟援助、貿易往來、人才交流、技術轉移、文化和公共外交等領域的有機整體系統中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在這個總體視野中討論和確認中國國際傳播的戰略需求，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實踐路徑與方式。
劉建平：仍然回到東亞的經驗性材料上來。以朝鮮半島為例，在幾十年民族分裂、戰爭狀態未解的和平不確定性折磨之下，韓國政治精英仍不失知識對話的國際傳播理性，即使疑似不可為亦不放棄追求正式結束韓戰的國際法進程，這符合人類社會經過世界大戰及其後審判戰爭犯罪、締結和平條約的地區政治和國際法實踐；文在寅總統對於正式終結韓戰的國際法文件的世界政治定位和歷史意義信仰，傳達著韓國社會高度的知識思想能力和國際傳播主體意識。以此為鏡鑑，把當前的中國與西方關係危機理解為「崛起陷阱」效應之類的宿命論和「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陰謀論就更加顯得武斷，因為韓國並不把朝鮮半島和平統一常常疑似絕望的挫折歸因於韓國的經濟起飛和發達國家化，而是執著於推動結束韓戰的國際法進程。
戰後處理的國際法進程就是戰爭當事國達成和平關係規範共識的國際傳播過程，不可能想像用一種新的暴力形式處理戰後歷史遺留問題，因為那會造成歷史連續性創傷與和解障礙的擴大再生產。而這種國際傳播理性的確立，需要以國際政治史的實證研究和比較文明史的知識生產為前提，以形成交涉主體基於有根據的知識、有邏輯的思想才能具備的交涉能力。
理性交流的邏輯與姿態
張毓強：國際傳播應該強調一種開放式的、理性的交流邏輯與姿態。也就是說，在中國與外部世界交流的過程和總體實踐中，應該具有清晰的主體性和對象感。主體性和對象感是相伴相隨的。相對獨立的知識生產是一個國家基於長期的國族生存經驗尋找到的一種穩定的理論性闡釋。這種闡釋形成了與世界溝通與交流的理性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對當前的研究與實踐進行某種調適，以力圖理解、闡釋並應對當前的困局。
王洪喆：當前中國在與外部世界交流過程和總體實踐中，自身存在的主要問題可能是既缺少跨領域的、總體性的、對歷史和現實的把握，同時又在具體的工作中缺少切實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換句話說，在總體實踐中呈現出缺少協同的碎片化特徵，在具體操作層面上又缺少有效的專業人才、知識與技能。
在這樣的問題面前，中國的國際傳播戰略應該既有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又能落實在具體的多元主體中——即不同的政府部門、企業和民間團體在開展對外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技術交流過程中，都應該在國際傳播上有所作為和擔當，認識到任何一個毛細血管的疏通與否，都會對整體國家機體的對外傳播造成影響。對外交流無小事。這同時就需要我們的國際傳播研究和實踐能夠靈活地對接這些具體的多元主體，不能停留在書齋裡做學問，而必須真正深入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基層去發現和解決問題，通過總結和提煉基層經驗生成可供推廣的一般規律，進而上升到對原有理論的修正和創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劉建平：作為近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文明進化，民主價值和戰爭違法化原則確立之後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和共同體間外交是有組織的共識過程，共識過程即主體間表意自由、對話可能的交往或傳播。戰後世界的國際關係曾經發生過種種不了了之的意識形態批判和道德譴責運動，其不了了之或間歇性復活從歷史教訓的方面提示了國際傳播理性和能力缺失其實是知識思想貧困和共識行為障礙。共識行為障礙源於知識生產缺位導致基本認知障礙並向邏輯表達和傳播功能缺失的主流話語障礙發展，造成運用知識方法達致共識形式的主體間關係合理化與公共理性能力的挫折。因此，改變這種狀況的啟蒙，首先需要「問題史」研究的知識生產。由此就可以理解，韓國政治精英的深層問題意識不在於「半島無核化」或「合作抗疫」之類時髦議題，而是鎖定終結韓戰的外交議程和國際法進程不放鬆。
比如，認識中美關係危機不能不正視其核心是臺灣問題。事實上，中美關係的正常化障礙和建交後發生周期性危機的原因就在於臺灣問題，而當前美國領導人對於中國的種種意識形態譴責、超市場貿易利益壓迫無非是其發展美臺官方關係的「掩護射擊」和「綁架勒索」。在歷史研究的知識生產意義上，臺灣問題是對日戰後處理被冷戰政治延滯、利用，而此後又因韓戰複雜化的歷史遺留問題。新中國被排除於美國割裂的盟國對日議和進程之外，日本、美國都曾與以「中華民國」名義偏安於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締結條約，這些條約雖然在與新中國關係正常化之後被中止，但日本、美國迴避承認臺灣作為新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戰後處理交涉，而美國竟然還在後續交涉中把對臺軍售條款赫然置於中美聯合公報，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日與臺灣的官方關係更趨於顯在化和常態化。因此，中美關係的「真正正常化」有待於在戰後處理的國際法進程中明確解決臺灣問題，這需要中國與美國、日本乃至於俄羅斯等大國進行艱苦、漫長的知識對話並從中釐定解決臺灣問題的「真外交」交涉方向。當前，美國利用這種知識對話的缺失而展開敵視、蔑視中國的價值觀外交和地緣政治戰略以謀求在東亞可持續駐軍支撐的政治帝國地位，其利用臺灣問題建構中國假想敵的戰略意識形態並發展事實上的美臺官方關係，雖然在其帝國利益形式上表現為對臺灣、大陸分別推進軍火銷售和一般商品貿易，但在地區政治機制的意義上則是美日同盟壓迫中國的冷戰政治復活。
面向未來的理性選擇
張毓強：闡釋當下當然是立足於國家和民族與世界交往的歷史經驗所展開的。然而，我們更需要一種基於歷史經驗和現實判斷的良好的問題意識，去看待中國與世界的當前與未來。在總體意義上，也就是我們要做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世界的中國」，並力圖在互動中尋求一個理性的、有秩序感的、公平的「中國的世界」。在不同的戰略意識下，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不同、實踐的路徑會有差異，進入的姿態當然也是不同的。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裡，問題的不斷出現與解決是常態。然而其中最關鍵的是什麼？我們應該在何種意義上去把握？
王洪喆：一方面，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經濟、貿易與技術上的交往一定會越來越緊密。現代工業與信息社會的複雜分工狀況，決定了大型經濟體不可能從全球協作中脫離出去而獨立存在和發展。同時，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復甦，也必須有賴於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的參與。簡而言之，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
然而我們同時也必須承認，在另一方面，中國的高速崛起必然加速新舊力量之間的衝突。這符合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周期性增長級輪動的普遍規律，但又是主導性工業中心從歐美向亞歐大陸轉移的歷史新階段。衝突的性質也不僅僅表現為經濟衝突，而更多以文明和文化衝突的面貌出現。這些新的歷史特徵，使得預測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走向變得更加困難。
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將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深入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我們將不能只顧埋頭發展自己的經濟，我們所熟悉的外部世界也將不再僅限於過去幾十年間的歐美日。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廣闊的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將越來越快地進入中國人的世界認知和日常話語當中，而這本來也是在20世紀中國人曾經具有過的「亞非拉」視野，我們只不過需要將「亞非拉兄弟姐妹」重新回憶起來。
在後疫情時代，內外兩個循環之間的關係，也將深度影響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處理經濟發展中的社會與環境代價，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矛盾，將成為中國道路、制度和文化是否能夠在國際社會贏得尊重的重要基礎。如何將這些為了人民的發展的中國經驗傳遞給世界，進而匯聚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經驗，將成為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與機遇。
劉建平：最為根本的是冷戰政治所遺留問題的解決，同時要解決冷戰話語修辭的對抗性問題。冷戰政治的話語修辭特徵是意識形態對抗，只有通過知識對話提供新的價值論證、達成和解的政治共識才能解構這種對抗。如果說由於戰後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造成現實的政治、外交衝突，中日兩國還曾組織過「歷史共同研究」之類政府推動的知識對話的話，那麼，中美關係的問題意識則根本欠缺韓戰後的歷史坐標和相應的戰後處理覺悟，這種學術荒廢造成思考中美關係結構的知識絕產，知識無生產的對話失能則導致「惡本質主義」的簡單化意識形態敵視歸因和政治攻擊性話語的象徵暴力對抗。而國家間的象徵暴力對抗被同盟地緣戰略所利用，冷戰政治的利益再生產機制就形成了。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為了使中美關係擺脫冷戰政治陷阱，解決臺灣問題所必需的盟國對日戰爭和韓戰的戰後處理國際法進程不能無限期擱置，因此要確立相應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對話構成的國際傳播戰略。在中國，確立這種國際傳播戰略有必要糾正媒體中心主義的輿論宣傳偏向，而重新認識學術生產力的核心地位，即認識到學術不僅在知識生產和社會教育的意義上決定了國民的認知和思想能力，而且在國家外交行政體制和媒體產業之外進行著廣義的外交政策思想、國家間關係的信息生產和輿論生產。學術是一個民族可能存在思想的知識前提；沒有民族的學術，知識生產依附於他國則喪失對話能力，必然導致種種迷信盲從或教條主義而損害尊嚴和利益，這是近代化過程中的殖民地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現了民族獨立但仍然殘留著後殖民性的文化病灶所在。在這種意義上，知識生產和知識對話的能力也是民族國家主體性的前提。必須認識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毀滅性威懾確保和平的大國政治體制下，人類歷史曾經的人體戰、機械戰等物質暴力戰爭已經得到遏制，徵服思想的信息戰成為了主要的權力形式，而信息戰則由人體戰、機械戰時代的情報戰和宣傳戰發展為知識話語形式的國際傳播。可以說，知識生產和知識對話構成的國際傳播能力決定著未來的世界秩序和民族命運。
張毓強：國際傳播在根本意義上是國際關係的處理問題，獨立的知識生產與理性知識對話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其背後有很多的問題。我們將這一問題作為國家傳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來討論，本身確實應該在經驗性的基礎上，尋找更多的關鍵性案例去闡釋清楚這一問題。當然這背後的問題，在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發展、政治文化特徵等很多方面都會有所映射和體現，其本身就構成了我們討論的一個部分。本次討論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嘗試，旨在於一個更加廣闊的學科和知識背景下討論國際傳播理論和實踐中的問題，並尋求基於確定性的、準確的經驗性材料的實證性研究。這本身也構成了我們主體性知識生產的一個部分。對後續的討論，我們保持期待。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實踐問題與本土化理論創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9AXW005）
作者：
劉建平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張毓強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