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歷史學家、《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諾亞·赫拉利。圖片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
中國日報網5月9日電 對新冠疫情一直保持密切關注的以色列歷史學家、作家尤瓦爾·赫拉利近日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信使》雜誌採訪，分析了當前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後果，並強調需要加強國際科學合作和國家間的信息共享。尤瓦爾·赫拉利提到中國可以和美國交流在抗疫過程中的寶貴經驗及應對方法，同時也提到曾在2014年伊波拉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擔任起全球領頭羊的美國已經放棄了這一（堅定的全球引導者）責任。
本次重大健康危機與過往的危機有何不同？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經驗教訓？
尤瓦爾·赫拉利：說實話，這一次並不一定是我們面臨過的最嚴重的全球健康危機。1918-1919年的大流感更為嚴重，愛滋病也很可能更為嚴重，其他時期也曾有過流行病大肆虐。事實上，與其他全球性大流行病相比，這一次是比較溫和的。在八十年代初期，如果感染了愛滋病就必死無疑。（在1347年至1351年間肆虐歐洲的）黑死病感染人口的死亡率是四分之一到一半。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一些國家甚至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喪生。 COVID-19目前的死亡率低於5％，除非發生危險的突變，否則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太可能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死於該疾病。
另外，如今的我們擁有對抗此次流行病所需要的科學知識與技術工具，但以往卻並非如此。比如，黑死病肆虐之時，當時的人們手足無措，他們不了解致死原因，也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1348年，巴黎大學醫學院認為，黑死病是由於不吉利的天體運動星象引發，即「三顆行星在水瓶座交集導致了致命的大氣汙染」（引自羅斯瑪麗·霍洛克斯的著作《黑死病》，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1994， p. 159 )。
相反，當COVID-19出現時，科學家僅用了兩周時間就辨別出了造成該流行病的病毒，對其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並開發出針對該疾病的可靠的檢測方法。我們知道採取怎樣的行動能夠制止疾病蔓延。很可能在一兩年之後，針對該疾病的疫苗也將被研發出來。
但COVID-19不僅僅是一場健康危機，也導致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與病毒相比，我更害怕的是人類內心隱藏的惡魔：仇恨、貪婪和無知。如果人們指責外國人及少數群體是病毒的傳播者，如果貪婪的企業唯利是圖，如果我們誤信五花八門的陰謀論，我們勢必很難戰勝新冠病毒，我們生活的世界將會被仇恨、貪婪和無知所侵蝕。相反，如果我們在抗疫過程中團結一致、各國互幫互助，如果我們相信科學而非陰謀論，那麼我相信我們不但能戰勝危機，並且還會變得更加強大。
保持社交距離在多大程度上會成為常態呢？這將對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尤瓦爾·赫拉利：在危機期間，採取一些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是至關重要的。病毒是通過人類最高級的本能來傳播的。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我們喜歡與人聯絡，在艱難時期更甚。當我們的家人、朋友或鄰居生病時，我們會同情他們，並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病毒正是利用了這個本能來攻擊人類，病毒就是這樣傳播的。因此，我們更應該遵循的是理性，而不是隨心而行。儘管困難重重，我們也應儘量減少與他人接觸。病毒是不具有理性的基因信息，而人類可以用理性來分析目前情況並調整我們的行為。我認為危機結束後，人類的本能並不會有長期的改變。人類還是社會性動物，還是喜歡建立聯繫，我們還會繼續幫助我們的家人和朋友。
我們可以看一看愛滋病毒流行之後，LGBT群體（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中發生了什麼。當時，愛滋病對於同性戀者來說是十分可怕的，因為他們中很多人被國家完全拋棄。但愛滋病並沒有導致這一群體的孤立，與此相反，在愛滋病危機最為嚴重之時，LGBT群體的志願者創建了多個組織來幫助患者，宣傳可靠的信息，並爭取自身的政治權益。九十年代時，在愛滋病流行最嚴重的時期過後，很多國家的LGBT群體比以前更加強大。
您認為疫情過後，科學及信息領域的合作前景如何？
尤瓦爾·赫拉利：面對病毒，人類的主要優勢在於其有效合作的能力。在中國的病毒和在美國的病毒並不能相互交流如何感染人類的心得，但是中國可以和美國交流在抗疫過程中的寶貴經驗及應對方法，甚至可以派遣專家、寄送醫療物資及設備直接幫助美國，美國也可以幫助其他國家。而這樣的合作，是病毒無法完成的。
信息共享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合作形式，因為如果沒有準確、具體的信息，我們就會束手無策。沒有可靠的信息來源，也無法研發藥物。甚至面對疫情的自我保護也取決於信息。如果人們不了解疾病如何傳播，又怎麼會採取居家隔離的方式對抗疫情呢？
比如，愛滋病的防護方法與COVID-19的防護方法差別很大。預防愛滋病感染，需要在發生性關係時使用保險套，但完全可以與愛滋病毒攜帶者面對面聊天、握手甚至親吻。COVID-19病毒則完全不同。若想了解如何預防某一流行病，首先需要掌握關於該疾病病原的可靠信息。致病源是病毒還是細菌？是通過血液傳播還是呼吸道傳播？對於兒童和老人來說是否危險？病毒是只有一類毒株還是有多種變異毒株？
近年來，專制及民粹主義領導人不僅採取措施阻止信息的自由流通，還試圖破壞民眾對於科學的信心。一些政治官員將科學家描述為可怕的、與民眾隔絕的精英群體。他們促使自己的支持者不要相信科學家們關於氣候變化及疫苗的言論。如今，這些民粹主義言論的危險性顯而易見。在危機時期，信息的自由流通至關重要，民眾需要相信科學專家，而非煽動人心的政客。
幸好在目前的形勢下，我們觀察到大多數人是相信科學的。天主教會要求教徒不再去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境內猶太教堂，伊朗對所有違反規則去清真寺的人進行了懲罰。寺廟及各類宗派都暫停了公共儀式。這一切舉措都是因為科學家進行了分析計算，並建議關閉宗教場所。
我希望在疫情結束後，人們能夠記住科學信息的重要性。若想要在危機時期能夠得到可靠的信息，就需要平常在該領域做出努力。科學信息並不會從天而降，也並不會在天才的頭腦中憑空產生。科學信息取決於是否存在大學、醫院及報刊等獨立機構。這些機構不僅僅求真，而且能夠自由地將真相告知民眾，而不會受到專制政體當局的制裁。建立起這樣的機構需要多年時間，但這是值得的。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向民眾提供可靠的科學信息，並且得到獨立、強大的科學機構的支持，一定會比一個希望時時刻刻控制無知的群眾的專制政體更為有效地抗擊疫情。
舉例來說，怎樣才能讓幾百萬人口每天用肥皂洗手？我們可以在所有洗手間中派一名警察或安裝監控，懲罰那些不洗手的人。但我們也可以和小學生們解釋病毒是什麼，細菌是什麼，並解釋肥皂可以去除或消滅病原體，之後信任民眾，讓他們形成自己的觀點。您覺得哪種方法更有效呢？
那麼國際合作對於傳播可靠信息來說有多重要呢？
尤瓦爾·赫拉利：各國不僅需要在醫學問題上共享信息，在其他許多問題上也需要信息交流，從經濟損失到公民的心理健康。假設某國目前正在就需要採取的隔離方式進行辯論，則不僅需要考慮到病毒的傳播，還需要考慮到居家隔離帶來的經濟損失及心理健康問題。其他國家或許已經面臨過這一兩難問題，或者已經嘗試過不同的政策。那麼該國就可以避免根據純粹的推測重蹈覆轍，而是分析在中國、韓國、瑞典、義大利和英國採取的不同措施及其實際效果與後果。這樣，該國便可以採納最佳方案。但如果希望達到這樣的效果，則需要所有國家都能坦誠公布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並公開隔離措施對於該國經濟及公民心理健康產生的影響。
人工智慧的出現與對於技術解決方案的需求使得私營企業發揮了作用。在這一背景下，是否還有可能創建全球道德準則並恢復國際合作呢？
尤瓦爾·赫拉利：私營公司的參與使建立全球道德準則及恢復國際合作更為重要。有些私營公司的目的更多是在於盈利，而不是團結，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系列規則來使這些公司更為規範化。甚至一些非盈利公司也不是對公眾直接負責的。因此，賦予這些企業太多權力是有風險的。
在監控方面更是如此。目前，我們正見證著全世界範圍內，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都在採取新的監控舉措。目前的疫情可能標誌著監控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首先是因為疫情會使得一些國家大規模使用監控工具合理化、常態化，而此前這些國家原本是拒絕使用這些監控工具的。第二個理由更為重要：此次疫情可能會導致監控無孔不入，導致從外部監控到內部監控的根本性轉變。
從前，政府和企業主要監控我們的行動，去哪裡，遇見誰。如今，他們更感興趣的我們身體內部發生了什麼，比如健康狀況、體溫、血壓。這些生物特徵的信息讓政府與相關企業對我們的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您可以列舉一些規範這些監控系統的道德準則嗎？
尤瓦爾·赫拉利：理想情況下，監控應由專門的衛生機構而非私營企業或情報部門進行。該衛生機構的目標在於預防流行病，而非商業或政治利益。當我聽說有人將當前的疫情與戰爭相提並論，並要求情報部門控制時，我感到十分震驚。這不是一場戰爭，而是一次健康危機。人類並不需要殺死敵人，而是需要治療病患。當我們想到戰爭時，通常會想到士兵持槍的畫面。在當前情況下，我們應該想到的是護士在醫院更換床單的場景。士兵和護士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若想控制住這場疫情的話，我們需要的不是士兵，而是護士。
相關衛生部門應收集預防流行病這一具體任務所需要的最少數據，並且不應與其他政府機構，特別是警察共享所得數據。衛生部門也不應與私營企業共享這些數據，而是應當確保這些從個人那裡收集來的數據絕不會用於傷害或操控這些個人（比如，不能以數據為由解僱某人或扣除他的保險金）。
衛生部門可以將這些數據提供給科學研究，但前提必須是研究成果需免費提供給全人類，並必須將可能獲得的任何附帶利潤投資於改善公共衛生系統。
而對個人來說，作為共享個人數據的補償，他們應該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掌控關於自己的信息，他們應該有權自由查詢自己的個人數據並可以從中受益。
最後，儘管這些監控系統可能是由國家機構或部門運行，各國衛生部門必須合作才能真正成功地預防流行病。要知道，病原體並不會因為受到國界的限制。如果不把各國數據放在一起共同分析，將很難檢測和剷除流行病。如果國家的監控工作是由一個無商業及政治利益的獨立健康部門來負責的話，各國之間的合作就會更加順暢。
您提到最近觀察到民眾對於國際體系的信心急劇下降。那麼您認為哪些深層次的變化可以影響多邊合作呢？
尤瓦爾·赫拉利：我無法預測未來，因為未來取決於我們當前做出的選擇。各國既可以選擇爭奪稀缺資源，奉行自私和孤立主義的政策，也可以選擇全球團結，互幫互助。這個選擇將決定當前危機的走向以及國際體系的未來。
我希望各國的選擇是團結與合作。如果沒有世界各國之間的密切合作，我們便無法成功抗疫。就算有一個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在其領土上遏制住了疫情，只要疫情繼續在其他地方蔓延，就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捲土重來，甚至比以前更為嚴重。因為病毒在不斷變異，病毒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突變都有可能變得傳染性更強，致死率更高，危害全人類。真正能保護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互相幫助，使全人類都得到保護。
面對經濟危機也是如此。如果每個國家僅捍衛自己的利益，將會導致波及全世界的嚴重經濟衰退。美國、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富裕國家可以某種方式擺脫危機。但是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貧窮的國家卻面臨完全經濟坍塌的危險。美國可以部署2萬億美元用於救助經濟，但是厄瓜多、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並沒有同樣的資源，我們需要一個全球經濟援助計劃。
不幸的是，我們需要的那個堅定的全球引導者尚未出現。曾在2014年伊波拉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擔任起全球領頭羊的美國已經放棄了這一責任。川普政府已經明確表示，美國政府只會對美國負責，甚至放棄了西歐最親密的盟友。即使美國現在決定製定某個全球計劃，誰會相信他們，誰又會緊隨其後呢？誰會支持一個口號為「我優先」的領導者呢？
但是每次危機也是一次機遇。我們希望這次疫情能夠幫助人類意識到世界不團結帶來的嚴重危害。如果疫情加強了國際合作，這將不僅是對抗冠狀病毒的勝利，也是抗擊威脅人類的一切從氣候變化到核戰爭的其它危險的勝利。
您解釋說現在我們的選擇將影響未來幾年內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這些選擇是什麼呢？由誰來負責？
尤瓦爾·赫拉利：我們面臨著許多選擇。不僅有民族孤立主義和國際團結之間的選擇，同樣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危機到來之時，公民會支持獨裁政權的興起，還是會繼續相信民主政治。如果政府斥資數十億來幫助陷入困境的企業，會選擇拯救大型企業還是小型家族企業？遠程辦公和線上交流是會導致工會制度的瓦解，還是會更好地保護工人的權利？
所有這些選擇都是政治性的。我們必須意識到，當前的疫情不僅是一場健康危機，也是一次政治危機。媒體和公民一定不能完全被疫情分散注意力。當然，關注有關疫情本身的最新信息很重要：今天的死亡人數是多少？感染人數是多少？但是，關注政治並督促相關責任部門做出正確選擇也同樣重要。公民需要向領導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本著國際團結的精神行動，與其他國家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責，督促他們公平分配資金，即使在緊急情況之下，也要堅持各民主力量之間的平衡。
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就做出這些努力。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無論哪個政府當選，都無法推翻如今做出的決定。在2021年當選總統，就像是聚會結束才來，能做的只有刷碗。在2021年當選總統，意味著發現上一任政府已經分配了數百億美元，並在重重債務之下面臨崩潰的邊緣。上屆政府屆時已經重組了就業市場，不可能從零開始。上屆政府將已經引入新的監控系統，不可能一夜之間全部廢除。因此，等到2021年行動就晚了，我們需要監督當今領導者們的決策。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