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西方的真正威脅不在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也不在於中國的經濟力量有多強大，中國如果對西方能夠有威脅的話，就是中國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
鄭永年：以自己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我覺得是非常偉大的一件事情
作者丨鄭永年
近日《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暨新書交流會》在CCG大會議室舉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鄭永年發表演講，分享了他對於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價值觀、以及中國在復興亞洲價值觀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以下文章由演講內容整理而成。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爭論，光看改革開放以後30年來解釋中國未來，我想這看不清楚什麼問題；加上1949年，甚至「五四運動」之前的近代歷史呢？我還是覺得看不清楚。我認為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來看，放到整個世界文明發展來看。我們今天所在的這個智庫叫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我非常喜歡。我們一定不能把中國孤立來看，因為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
從一個文明的角度，怎麼樣看中國的未來？未來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兩百年往哪個方向走？文明的方向基本上能把握住。從文明的視角來看，無論政黨，其它組織也好，能夠對它們把握的比較正確一點、精確一點。文明的力量很難改變，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變化不是以五年、十年為基礎。我一直在反思怎麼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實，我們文明怎麼發展。
先講講我的思路。文明的角度是什麼？我覺得現在是中國文明發展的第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中國文明基本價值形成時期，在公元前13世紀到公元2世紀基本上形成，這個時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爭鳴，就是中國本土產生的多種思想之間的對話，由對話而產生。
第二時期是公元3世紀到公元10世紀，佛教進來對中國文明產生巨大的衝擊。中國文明與佛教之間的衝突不亞於現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擊。佛教時代進入以後，中國剛開始是拒絕，非常懷疑、猜疑，甚至發生暴力衝突，可是以後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達頂峰。唐朝是國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說是文明的崛起。
中國第三階段文明是公元11世紀到19世紀末。宋朝是一個轉折點，就是「新儒學」開始。朱熹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物，對中國文明貢獻的影響是很大的，他精通儒學。重新把中國文明轉化成為一個主體，把佛教容納進來，真正吸納到中國自己的文明裡面。一直到王陽明心學，新儒學到了一個頂點。現在進入第四個階段，19世紀末西方文明進來，我們不說以前的傳教士這些活動，哪怕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現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從這四個階段的發展來看中國文明以後怎麼走呢？我自己覺得可以看清楚一些。中國文明是一個學習文明，特點就是開放、包容、改進，不是通過拒絕使自己更強大，而是通過包容使自己更強大。宗教文明很難包容，因為宗教文明的基礎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質。中國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我們現在講文明對話，經常不能把握這個特點。最近在博鰲論壇上提倡要進行亞洲文明對話，我覺得要對話得首先掌握你自己文明的本質性問題，否則沒辦法去深刻對話。
中國文明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內部各種思想之間的對話，韓非子是一個頂點。第二個階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但佛教文明是主體地位，中國文明處次要地位。到朱熹的第三個階段，中國文明再次成為主體。
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類似宋朝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著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應當思考怎麼樣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們文明裡來。這個是老問題，80年代李澤厚先生曾經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觀點。這也是近代以來一直所爭論的。李澤厚先生那個時代，他看到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他認為這些制度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是主體，中學為用。但我自己覺得，從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文明的對話必須像朱熹那個時代一樣，中學為主，佛學為次，就是說今天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還是要有文明自信心。我覺得，如果意識到佛教在中國的演變過程，基本上也能理解西方文明進來以後的歷程。我們已經到了新的時代，這是今天的大背景。
講到中西之間的關係，首先要梳理亞洲價值觀。「亞洲」這個概念不是我們亞洲自己發明的，是西方給我們的。我們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國論。但我覺得，西方也是一個西方為中心的文明。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沒什麼大的忌諱。
我發現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時候已經開始談論東方了。有意思的是，因為希臘文明東邊就是波斯文明，他們就把波斯稱為東方，波斯以東的都叫東方。他們以這個區分世界。東方分為近東、中東，我們這裡是遠東。我覺得這是西方人犯的錯，他們把整個東方等同成同樣一個文明，把中國稱為東方主義就是在這樣一個錯誤基礎之上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以儒家為核心的文明與波斯文明是不一樣的，沒有區分來看。我認為西方從亞里斯多德開始到現在的中國定位沒有任何大的變化。
真正把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化和概念化的是三個德國人。第一個是卡爾•馬克思，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第三個是卡爾•維特佛克，是50年代耶魯大學的教授。
這三個人非常有名氣，西方所有對中國的看法從這三個人身上來看是最系統化的。文藝復興開始到啟蒙運動，他們有談中國，但是還沒有系統化。直到馬克思第一個談亞洲，從物質層面來分析東方專制主義。他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專制的生產方式，這是第一次對東方主義的概念化，當然還包括了印度。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從宗教和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專制主義。第三個人是從兩者的綜合，他把中國稱為水利社會。這三個人是現在西方看中國的理論基礎。我們今天用的totalitarianism，或者totalism也好，80年代被翻譯成全能主義，都離不開這三個德國人。
我覺得，他們非常致命的錯誤就是延續了從西方古希臘開始的東方專制主義。我今天講怎麼塑造軟力量，但這三個人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要塑造中國的軟力量，就必須在講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要講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講中國的故事就永遠達不到目的。亞里斯多德講他的政治學，是把古希臘各種政治制度比較得非常透，把它概念化、理論化，成為了經典著作。這三位德國人也是這樣的。
東方專制主義一直延續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直到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亞洲價值觀。當時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學者都找來了，研究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遭到西方的圍攻。不僅如此，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價值觀也開始遭到亞洲一些開始民主化國家的批評。
我自己覺得亞洲價值是存在的，只是新加坡的力量太小。現在中國崛起了，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我覺得，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改變不了西方。中國現在講自己的中國模式，這並不容易。很多年以前，美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實際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中國對西方的真正威脅不在於中國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大，也不在於中國的經濟力量有多強大，中國如果對西方能夠有威脅的話，就是中國這套體制所代表的價值。我剛才說提到西方怎麼回應亞洲價值觀。無論是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之間的爭論，還是近年來對中國模式的爭論都很有意思。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中國發展經驗放在亞洲價值這樣一個背景裡來談。我相信中國模式是亞洲東亞模式的一部分。
東亞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或地區，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們的成功確實跟西方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們不是拒絕西方，而是像中國文明一樣，包容了西方。他們在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不是把自己變成西方。一旦變成西方就會犯錯誤，日本犯了錯誤，韓國沒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選舉上採用西方的方法，很多機制都符合自己特點的體制。我自己對新加坡比較了解，覺得完全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個做法，西方的東西都是作為工具來用，價值還是自己的。
中國下一階段還是需要根據亞洲價值觀的開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把這套價值體現在一套制度上。
從政治上說也不複雜，把中國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結合起來就行了。經濟上也是這樣，中國的國有企業存在了幾千年了，但要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處理好，要把社會保護好。實際上，中國的很多理念都具有普世性，所以我們要承認這些東西是普世性的。任何一個文明都是共享價值和核心價值兩者的統一。
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價值，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為他們都是人類社會，他們之間也具有共享價值。現在我們提倡的一些價值觀，老百姓很難理會，因為一些是在現實中找不到的東西。我們要把社會上已經有的東西找出來，這樣老百姓才能信你。大家還是找現在已經有的東西把它們作為核心價值，不要找沒有的東西；沒有的東西，沒人相信，只能製造一些困惑。
塑造中國價值有三個傳統，有幾千年的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改革以來的小傳統，加上全球化。我覺得知識分子應該有知識的擔當，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識體系。西方的媒體很強大，但媒體只是一個技術和形式的東西。西方媒體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套知識體系，媒體只是把這個體系傳播出來。西方媒體的強不是傳播技術的強，是它後面知識體系的強。我們現在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從經驗上說，我們是有的，但是現在沒有人做。
我們要有擔當，把這件大事情做起來，這樣中國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崛起。（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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