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凹凸鏡DOC 凹凸鏡DOC
2020年8月28日，《城市夢》全國公映，排片遇冷，觀眾想看卻無處安排。9月1日，凹凸鏡DOC發布推文《排片太慘了！我們決定：全北京，召集50位看紀錄片的人》，原打算舉行的一場放映活動在北京變成了五場。全國十幾座城市的放映組織或個人接力。在北京的前四場放映後，《城市夢》製片人戴年文在現場與觀眾互動交流。
本文為9月6日兩場放映的映後文字實錄。
整理：小神龍
編輯：楊楊L菲
《城市夢》映後交流文字實錄
嘉賓：戴年文（製片人）
主持：張勞動（凹凸鏡DOC）
2020年9月6日3點場
1
Q：戴老師您好，很好奇這個選題最開始是導演先關注到這個事件，再去找投資，還是投資方主動找導演去做？
戴：我就是投資人。我是製片人，也是出品人。我們是一個團隊，做這個項目的時候一起討論，然後公司投錢進來，我們再開始做製片的工作。
如果找投資特別困難的話，一是可以跟我們聯繫，二是也有新鮮提案大會等很多紀錄片節在搞創投。如果故事足夠吸引人，它先投一筆錢，做信息調研，再有詳細的樣片拍出來，覺得還不錯，資金就會進來。另外他對你要信任，因為導演也很重要。
2
Q：這個項目最初有哪些點打動到您，讓您願意把投錢？如果是一個素人而不是陳導這樣的專業導演，您也會願意把錢給他嗎？
戴：跟導演合作過多次，我們是做現實題材的，只說準備去怎麼做，導演擅長的是現實題材，擅長記錄小人物的故事。
我們團隊也有目的，要找到一個切口來切開這個社會，看切口裡面的人生百態，這是原則。這個切口的矛盾要突出，因為容易拍到故事。2014年的時候，城管與小販本身矛盾是比較突出的，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矛盾激化。除了城管和小販之間，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矛盾，這個矛盾如果能找到的話，更容易去做。
所以我們聯繫武漢城管確定拍攝，他同意了我們跟進，跟進之後跟著城管，然後發現老王、跟上老王，發現他們一家的故事。
這段故事易於以電影的形式展現，所以把《城市夢》呈現在觀眾面前，任何預判沒有，不知道老王會怎麼樣，也不知道給不給棚子，這所有的結果都是未知，最後有了結果，我們就給到觀眾。但是我們會有預算，大約花多少錢。
3
Q：想了解一下導演在前期拍攝過程中，他的參與度是怎麼樣的？他到現場拍還是說他在後方負責？
戴：他在現場。但是導演不扛機子，有攝像團隊跟著。他是在現場來調度的，導演的主要工作是跟被拍攝者溝通。
Q：他是跟著老王一家還是城管呢？
戴：他都會去，但是他在拍攝現場出現的時間不會太長，因為越多的人跟被拍攝者在一起，會越不舒服，被拍攝者一般都有這個心態。
4
Q：您是怎麼說服局長同意拍攝的？
戴：局長不是現在電影裡的局長，是武漢市城管局的局長，他是一個很有魄力的局長。當時武漢市城管提出「城管革命」，現在在百度詞條上搜「城管革命」這四個字，依然是指「武漢城管準備要幹什麼」。我們覺得能說通這個改革先鋒，所以去跟他商量。他說沒問題，隨便選，哪個區哪個地方都可以。他這個人很乾練。當時是我去聯繫的，基本很順利。我們當時有廣電總局，有武漢電視臺，都溝通過，跟他說得也很清楚。
其實不要想得太複雜，如果拍攝有問題是播不了的，比如說播出平臺，進電影院要拿到龍標，除非拍地下電影。這需要每個人同意，我們最後達成一個條件，不能審我片子，我拍你，你同意授權。如果授權我，我拍真實的你，難看也好，醜化也好，也要認帳。創作是自由的，這個大家放心。
5
Q：您的鏡頭在跟城管的對接上是屬於相對親密的鏡頭，還有一個鏡頭進了王先生他家裡，這個屬於更進一步的親密鏡頭。
您是製片，我想問一下在前期溝通中，您是怎麼做到跟王先生他們家關係處理得如此親密，同時還能夠保持在城管那邊的公立客觀？
戴：親密不是一天建成的，提前溝通也建立不了，跟咱們人際交往一模一樣，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磨，相互之間要信任，不可能一開始就什麼都跟你講。我們跟拍一年的時間，用到的鏡頭就這些。
親密是因為我們的攝像團隊跟老王說通了，導演跟他溝通好了，攝像跟他天天混在一起，他覺得可能對自己有利，有團隊監督，城管也不敢把自己怎樣。
城管更沒得說，第一是上級指令，因為局長答應拍攝，所以中隊肯定要執行，但是他依然防備你，但是跟時間長了發現無害，慢慢就熟了。當時我們男攝像去婦產科拍產婦關係也挺好的（此處指陳導作品《生門》），面對這些人也沒問題的。但是紀錄片一定要跟被拍攝者建立良好的關係，最重要的不是選題，不是器材，不是拍攝手法，也不是後期，最重要的是跟被拍攝者的溝通。
6
Q：我想請您講一講片子裡聲音和視覺元素的設計，比如說我注意到城管第一次去執法，那時候有一個電視新聞的插播，說是美國對敘利亞，這段是後添的嗎？
戴：不是，拍到的鏡頭恰好有這個，大部分人沒注意新聞背景是關於美國和敘利亞的事情。巧合的是城管也準備採取行動，所以戲劇化效果就出來了。我們沒有刻意做什麼，包括這個兒子特別愛聽廣播，其中有一段是說評書人，說到「這個時候誰怒氣衝衝來了」，結果他就正好碰到，都是巧合。
聲音我們很認真地重新做了，聲音是指的語音，因為現場收聲，主要麥克風指向主要人物的聲音，叫做語言，但是旁邊的聲音，使用指向性很好的麥克風，反而收不進來。這時候根據畫面所有的語音效果，汽車、機動車，哪怕旁邊走過一個人，都要重做。坐在電影院裡的觀眾感到真實，是要靠花錢來追求的。
Q：是機頭麥，對嗎？
戴：對，在機身上安了一個麥，但是是一個指向性非常高級的麥克風，但是後期要做大量的聲軌，做聲效，包括大家應該能注意到老頭演戲一樣地來回跳的那一部分收出來的主要聲音儘量做成立體聲，觀眾可以感覺到老頭一會兒在這兒、一會兒在那兒，是根據畫面來做的。
7
Q：在確定王天成這個案例之前，是否有接觸城管與其他攤販？在其他例子裡，王天成一家是怎樣的存在？他們很強硬，他的強硬有些時候會為他爭取來更多權利空間。
在與城管互動的過程中，對於其他沒這麼強硬的人來說，他們在與城管互動過程中是怎樣的情況？
戴：兩個層面，一是前期調研我們不知道王天成，先確定地點在武漢洪山區，二中隊管的魯磨路要進行大面積整治，武漢當時大面積整治的地方很多，但是選擇魯磨路因為是中心地帶，比較繁忙。選擇之後，王天成自然而然就浮現出來了，因為他是那條街上最有名的釘子戶，然後要說服他被拍。
至於拍到的其他人，我們未來有劇集版，但是不會跟那麼深。因為既然找到了一個主人公，一個主線故事能夠切開這個切口，不會去跟80個、100個小攤販，而且大部分的小攤販在街面的生存狀況並沒有王天成這麼厲害。大部分街面的攤販是這樣的，因為佔道違法經營，一攆就走了；有對抗的，也拍到了。所以說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他是扎在這兒的釘子戶，所以他更可以解剖開來看他的狀況，我們可以更大程度地了解這個現狀，或者是他的故事。
8
Q：為什麼是這樣一種結局？
戴：他要的到底是什麼，難道他是去跟別人對抗嗎？他是70歲的老人，他要的是那個棚在，他要的是他能在城市更好的生存。他不是要去反抗、去跟誰對抗的。他不是說我是個英雄，我要跟城管對抗一輩子，「推翻」城管的統治，不是這個目的。
2020年9月6日3點半場
1
Q：我看的時候，好像是有兩方的一個博弈，中間電影內容好像也是城管方面和小販方面一直在進行一個博弈，體驗是一種非常中立的記錄風格，但片尾好像又像是一個為城市發展的很公益的氛圍一樣，我是想問在拍攝期間肯定要涉及拍攝者和兩方的關係，就是一個中立的問題，怎麼協調關係？
戴：我們做紀錄片不是做新聞，新聞記者叫無冕之王，他直接可以去報導或者是拍攝。我們做紀錄片是一個藝術創作，甚至是一個文化產品，紀錄片創作要首先取得被拍攝者的書面授權，才能拍攝。我們的團隊堅持的是：一，跟被拍攝者沒有任何經濟往來和政治利益的往來，很嚴苛。二，獨立的藝術創作空間，也就是說我片子沒有出來之前，被拍攝者沒有任何權利提出看片子或者幹什麼，這都沒有。只有國家電影局在審片子，所以你說的這些就自然而然都回答完了。
2
Q：我想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片子和之前導演剪輯的版本有什麼不一樣？
戴：大致應該沒有什麼，故事情節也好，或者什麼也好，都不會有變化，因為它都是事實，就是說有一些臺詞，有一些橋段就剪了。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老頭罵人的話就沒了，還有你也看到他有神像，他回家求神拜佛，這個我們無意宣傳封建迷信，就剪掉了，也就是這些東西，不影響整個故事的真實和整個故事的發展。
3
Q：您好，我問兩個關於製片人的問題。第一個這是14年的片子，那個時候的設備肯定是比較簡單的設備，相對比較輕量化的，後來為了做5.1上院線，應該是音效上做了很多擬音和效果，肯定是付出了很多。第二個問題是為了上院線肯定是做了很多努力和工作，因為很多這種現實題材的片子，很多都是走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國外拿了獎，國內出個名就算了，為什麼要堅持進院線？付出這麼多為了什麼？
戴：OK。我簡單地說，拍攝的過程當中，比如說聲音，你如果想現場能收到，大部分紀錄片採取的辦法，挑杆，就是電影的辦法，或者甚至電影挑杆都沒有用，對吧？只是做備份，然後要重新配音，這個沒辦法，就是現場要收進來一些，我們主要把對話收進來，所以用了指向性非常高級的一個麥克風，這個麥克風已經達到了很高級別，就不光是一個攝像用的，很高級別，是從國外帶回來的。那麼這個的毛病就是旁邊的聲音你收不到。
這樣才能你聽到今天他們那麼清晰的臺詞，那怎麼辦？就要擬音，要進院線就要按照電影工業的方式，請後期製作的公司，所有的聲音哪怕一個人走路，哪怕旁邊有一輛車，哪怕是有個自行車過，你都得是跟被拍照的自行車很像的一輛自行車，新的舊的你都得選，把它錄下來，然後做起來。
這就是尊重電影觀眾的基本表現，一個片方是不是這樣幹的、一個製片人有沒有良心，就看這個錢舍不捨得花。畫面也都要做，做穩定、做調色、做DIT，等等一系列的東西都要做，才能夠達到進影院的水準，才能要你的錢，你買電影票才值。有很多不值，就是這些錢沒花，這是實話實說。
花了這個錢能不能回得來，這確實是個問題， 但是我們既然把它做成了一個電影，我在其他場合也說過，就像我們自己的孩子一樣，我不會因為有人說他考不上清華，我就不讓他念書了，我一定還會像老王家一樣，怎麼也得讓他上地質大學附屬初中這樣的好學校，對吧？一樣，我一定要把它送進電影院，因為它命不該如此，你們可以不買票，你們可以不給我排片，但是我不能放棄它，我一定會盡最大可能把它送進電影院，讓它享受電影的這份光榮，讓它被觀眾看到，它也會很高興。這個電影被你們看到，它會很高興的，對不對？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們這個團隊或者是我作為製片人必須要做。
至於說報獎呢，很不巧，今年所有的獎都停了，我們已經報了，報了也都入圍了，入圍之後都停辦了，只有中國的上海電影節推遲了幾個月開，其他的電影節現在也沒開，所以也沒辦法，我不能告訴你我已經哪個了，人家不讓說。沒有對外宣布召開之前都不能說入圍了哪個電影節，都不承認，你也不能說，所以說我們開始還想說，後來接到人家通知不能說，我們就不說。將來我估計會，但是也沒有用了，跟票房也沒有關係了，票房已經快結束了是吧？但是還是感謝你們，讓我們這個心願得以實現，它被人從電影院看到。我所有的努力都沒白費。感謝你們。
4
Q：我想問一個關於操作的問題，除王天成一家以外，您大概有多少個備選對象您一直在拍，然後跟到什麼程度？您和整個劇組決定聚焦於王天成一家，以及對於他這個故事的預判，可以聚焦到他全家一家的身上，開始展開這個故事，以及它最後怎麼樣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因為我們中期的預判和最後剪輯成片可能會有一些誤差，這個就是我看整個片子會讓我比較焦慮的問題。有沒有補拍的？如果遇到補拍的情況，像這種紀實性很強的，您是怎樣去做補拍的？
戴：先倒著回答，補拍不可能，肯定穿幫。補拍不了。你說我想補拍老太太的一個鏡頭，老太太已經去世了，那不行，對吧？所以說其實紀錄片拍攝過程有點像賭博，但是這是導演或者創作團隊的基本功力，要能找到一個表現力極強的人物，這是首先；然後進行溝通，他確實願意敞開心扉。
其實如果我們拍紀錄片能夠找到一個表現力比較不錯的，又願意敞開心扉、敞開他的所有的環境讓你拍，然後與他相關的那一方也願意讓你拍，基本上你就要成功了，離成功很近了，這就是實操的一個訣竅，就告訴你是這樣，如果你單方面的還不行，因為會單薄，不好講清故事。我們就巧合在老王願意，城管也願意，這就好辦了，矛盾雙方這個故事就可以展開了。至於說結果，根本做不了預判，最後是什麼樣誰知道你？不知道，我們一直跟一年，最後的結果是給他亭子；就算不給他亭子，這件事情也已經結束了。
實際上為什麼我們剪到這裡，其實老頭說出那句話的時候就結束了，說「別看我在這磕磕絆絆，他給不給我棚子，我都不會離開武漢。」這句話是這部影片的定海神針，你拍到這句話，你心裡就踏實了。實際上就是這麼回事，所謂城市夢，所謂他很正確的人生觀或者價值觀，你拍到了，因為他不是一個結果導向，說「不給我棚子，我就回河南去了」，沒有。我要留在城市，對不對？就像這個電影一樣，你排不排片子，我都要把他送進影院，這就是非結果導向的正能量。
5
Q：那個老人罵他們有時候形容他們是蒼蠅，我看到翻譯下面也寫了，我想知道您這個團隊當時把蒼蠅的英文譯成 flies（聽不清），有沒有自己的一些主觀意志的導向？因為假如我是一個創作者的話，我會在蒼蠅的地方翻譯的時候可以拿捏一下。
戴：這個事兒我們就是問老外，我們翻譯過程是這樣的，先是學英文的中國人翻譯，然後請生活在國外的華人校對，緊接著是完全跟中國沒關係的美國人來再看。也問蒼蠅這個詞你懂不懂什麼意思？他說我當然知道蒼蠅。不不不，在中國是什麼意思，你明白嗎？他說我明白，是你們抓貪官的時候那個小腐敗人員，這有什麼問題呢？我們拿到國外人家也都知道，這就沒問題了。
Q：這部片子除了最後做的一些特殊音效，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戴：前期拍攝加上剪輯等等這些做完，基本要達到上電視臺的水準了，大概是將近600萬，不到600萬，後來為進影院大約的花銷是100萬左右。任何電影這個是你需要付出的。當然這還是都是友情價，比如說唱歌你請王菲，這個錢就不夠了。因為我們請了孫八一，我還認識他，所以這就好辦了，包括作曲，作曲也是，他是剪輯師的男朋友，所以說這個是這樣的。
凹凸鏡DOC
原標題：《這不是城管宣傳片，而是在講「城市夢」的故事|製片人戴年文如是說（二）》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