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技術的迭代與其對社會運作的介入，使媒體融合和傳播主體多元化成為傳播學本科課程改革的技術語境和傳播環境語境。具體可表述為，媒體融合改變了大眾傳播屬性、更換了對傳媒人的職業要求，使培養複合型、全媒型人才成為傳播教學改革的目標；傳播主體多元化則重構了傳播格局，傳播研究和傳播取向更加注重「產消合一」主體對社會轉型的多樣化參與。二者的影響既著眼於狹義上對未來傳媒人的「通識化」培養，又落腳於廣義上每一個傳播者對網絡社會各領域發展的「通識性」建構。由此，在兩種語境的共構下，尋找傳播學誕生源頭與傳播學發展過程中的通識因素，繼而增設通識課程，成為傳播學本科課程改革的重要一環。
一
傳播學學科演變與反思
作為一門學科，傳播學濫觴於20世紀初的美國，建制於20世紀40年代末。20世紀初期，美國剛剛進入工業化大生產階段，社會環境相對寬鬆、市場經濟發展自由，基於商業推廣的傳播業開始獨立。而此時，與美國一洋之隔的歐洲正籠罩在一戰的陰影下。迫於戰爭局勢和經濟困境，一大批歐洲人選擇遷入美國，這其中包含的知識分子流亡者，例如拉扎斯菲爾德、勒溫等社會科學家，在美國傳播學的學科發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二戰期間，為了瓦解敵軍、鼓舞盟軍，美軍及相關機構、財團大量撥款給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者，支持他們以戰事宣傳為切入口，進行戰時宣傳方法和效果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他們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傳播學理論基礎，後經集大成者施拉姆的整理、提煉，創立了傳播學學科體系。1947年，施拉姆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創辦世界上第一個建制的傳播研究機構，標誌著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
傳播學在美國誕生之後，西歐及東方國家的傳播學建制也接踵而至。其中，我國的傳播學，主要起於改革開放後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的黃金期，西方傳播譯作不斷出現，西方傳播理論和研究方法漸被國內學者接納、運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我國高校紛紛開設相關本科專業，傳播學學科規模不斷擴張、學科建制不斷完善、知名度不斷提高，傳播學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然而，我國傳播學的引入，主要嫁接於新聞學，除了建制性質的外延式發展外，我們似乎很少駐足思考「傳播學本身是幹什麼的」「傳播學本身研究什麼」等關乎傳播學本體性的內涵式問題。加之技術場景不斷切換、時代環境不斷變遷，無論是傳播學研究抑或傳播學本科教學，都面臨著如何重新科學地認識、理解、發展傳播學的問題。本小節將從傳播學學科發展範式出發，對該問題做出溯源和反思。
傳播學建制早期的大眾傳播研究，是在市場經濟的推廣和總統競選的需求下，依託媒介傳播課題進行的經驗主義學科範式研究。其中，尤以麥奎爾所言的受眾「行為性研究」為核心，其採用實證分析方法，觀察受眾的媒介使用態度和選擇傾向，進而測量媒介傳播效果，旨在為利益方的傳播決策提供借鑑。經驗主義範式下的受眾行為效果研究，經歷了從拉斯韋爾的「魔彈論」，到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等人的「有限效果論」，再到諸如「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知溝假說」等理論描畫的「適度效果模式」的三個階段的起伏。其間，作用於受眾的大眾傳播效果的程度性研究，一直佔據著早期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位置。然而，經驗主義範式下的行為與心理研究，是基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社會控制和社會管理手段。在早期缺乏體制探討的微觀語境中，研究者容易忽視「傳播活動中極端複雜的、共有的社會過程，僅僅將傳播窄化為說服性信息傳播」，在研究層面出現描述性調查較多而理論分析較少的研究狀況。
20世紀60年代末，媒介效果研究者試圖跳出微觀上的強弱之爭，開始思考宏觀視角下大眾傳播作用於社會文化的意義，伴隨這一進程的是批判研究範式的成熟。批判研究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框架發展起來，基於社會政治、經濟等宏觀發展進程，從批判而非實用的維度，警醒人們關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的權力支配和不平等的研究。該範式涉獵流派廣泛，包括從所有制關係和社會結構維度批判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派、採用文本分析和受眾調查方法的文化研究學派、基於社會哲學和語言哲學的哈貝馬斯批判理論學派等經典分支。其中，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學者認為，大眾傳媒是資本家壟斷意識形態、操縱受眾認知的工具，受眾在傳播過程中處於麻痺、被動的屈從境地。學者們試圖從社會哲學角度出發，為受眾的解放而吶喊。由此，在不同社會觀的引導下，批判範式逐漸走到了經驗主義研究的對立面。
在經驗主義範式和批判研究範式被引入我國並建構的過程中，傳播學研究範式的二元對立框架逐漸成為研究者的牢固共識。直到21世紀來臨，中國的傳播學走上了專業化的發展道路，學者們開始質疑和反思二者對立存在的意義，隨之而來的是解構二元對立和尋求多元範式並存的改革呼籲，這表現為技術主義範式正在崛起。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傳播技術的重要性脫穎而出，以多倫多學派為代表的傳播學研究，多以媒介技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為主題，探索現代傳播媒介對社會進程的影響。人類大約用了3萬多年時間從語言時代走進文字時代，又用了大約三四千年時間走進印刷時代，用了幾近四個世紀的時間走進大眾傳播時代，而步入網絡傳播時代卻只用了不到百年的時光。若引用傳播學者威廉斯的24小時人類濃縮史，則20世紀的傳播技術發展只用了24小時的最後幾分鐘。
由此看出，在人類傳播的加速曲線上，新舊媒介迭代的時間被技術發展急劇壓縮，但基於元媒介的包容性，新舊媒介的集合程度越來越高，這也直接決定了傳媒界迅速開展媒體融合實踐，以適應技術嬗變下的傳播進程的現實。其間，傳播平臺的不斷豐富和信息過剩，使以往被動的受眾開始產生自覺意識、擁有媒介使用權，其話語空間、選擇空間、參與空間不斷擴大。社交媒體的出現，更大大加快了受眾自主化、分眾化、個性化進程，描畫出傳播主體多元化的傳播生態。由此，多元傳播主體的傳播活動、傳播行為、傳播現象、傳播方式、傳播情緒等快速地顯露、變化並極端複雜化，現代社會結構進入快速的轉型和變遷期。因此，傳播學發展首先面臨著技術範式的改革呼喚。此外，由技術變革帶來的傳播主體多元化及其再生產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啟發一些學者從批判範式中抽取一支受到符號學、敘事學等學科影響，採用人類學研究方法，強調理解而非批判的研究，並將之歸結為詮釋主義研究範式，主張從人的主體性視角和體驗出發，致力於探索人類行動的內驅力和自反性，激活傳播學發展中的人文主義關懷。
基於以上對傳播學範式的探討，不難看出，無論是經驗範式下的傳播效果研究，還是批判範式下的大眾傳播工具理性，又或者是技術範式下媒介功能的脫穎而出，其研究出發點多集中於大眾傳媒本身，但隱藏的重心終究逃不出對於受眾能動性的分析。從受眾毫無媒介操控能力的「魔彈論」「文化工業」到受眾主動性得到關注的「使用與滿足」「選擇性編解碼」，再到社交媒體時期受眾主體性崛起的「網際網路群體傳播主體」，說明傳播學研究始終圍繞著作為媒介接觸者的「人」及其能動性在開展。由此可以總結出，傳播學是研究人類傳播行為、傳播過程以及人與社會關係的科學，在基礎硬體上，傳播研究需要以介質、符號為表意載體；在研究取向上，傳播以「人」為焦點，研究範圍輻射人的能動性程度及其作用的傳播活動、傳播歷程和傳播資本。由此，基於信息社會發展的快速流變可知，傳播學是一門需要緊跟社會前沿、與時俱進的顯學。傳播技術社會化所表徵的媒體融合和傳播主體多元化態勢，成為直接影響新時代傳播學科反思和課程改革的媒介語境和社會語境。
二
傳播學課程改革訴諸的
媒介語境和社會語境
出現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媒體融合，首先表現為技術條件驅動下介質的多功能、一體化趨勢，是在新舊媒介生命力博弈、交替的歷程中，趨於元媒介的包容和收編過程，伴隨的是媒介形態分界線的逐漸消融。
而在這一技術趨勢日漸明朗的21世紀，大眾傳媒機構感到焦慮，並開始尋找發展的新思路——試探性入網、試探性聯合，進而在試探的過程中逐漸興起一場媒體融合革命。2000年3月，美國坦帕新聞中心成立全球最早的「媒體融合實驗」模型，成為媒體融合的國際性事件。隨著網絡技術的全球化發展，融合概念在媒體領域的運用愈演愈烈，我國傳統媒體的危機感和變革意識也日益增強。從2001年「三網融合」的提出，到2010年針對「三網融合」建立統一協調機制和明確的時間表，再到2014年「媒體融合」和「網際網路思維」的頂層設計，我國媒體融合的進展在逐漸明朗後，四處開花。其間，從具有時空傳播偏向的語言文字、印刷成品、電子媒介，逐漸轉向興趣傳播偏向的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智能媒體的介質融合，到電信產業、傳媒產業、信息產業的互聯互通，再到傳媒文化、傳播觀念的網絡化，媒體融合在大眾傳媒業的變革使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大眾傳播時代，媒體是一種稀缺資源。報社、廣播電視臺等媒體機構分別基於自身的壟斷地位，根據所採信息內容，針對受眾設置議程，推出報紙、廣播、電視等相互獨立、清涇濁渭的傳媒產品，以形成對受眾長期、持續的浸潤性影響。而在以網際網路技術為特徵的群體傳播時代，社會化媒體的撒播突破了傳統媒體的壟斷地位，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的使用者、信息的生產者和輿情的影響者。頃刻間，網絡輿論場眾聲喧譁，稀釋了傳統媒體的獨立價值。由是，傳統媒體有效整合起各媒體的採編作業，實行資源共享、集中處理，進而通過不同平臺分眾發放，應時當令地深化媒體融合。在該態勢的牽引下，新舊媒體的共存伴隨著相互間不斷的衝撞、整合、借力、融合，引致信息傳播的多渠道、傳播內容的多樣化、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和傳播效果的駁雜交織。基於此，傳統媒體單向浸潤式的傳播模式被徹底顛覆，媒體融合的觸角也在不斷內卷，成為「一場涉及思維、內容、組織和經營等方面的系統性的創新革命」，這其中，思維的轉變至關重要。過去傳統的媒體機構是基於工業社會的組織化、規模化、科層化特徵運行的，信息傳播層次分明、流程穩定。而如今，網際網路的自發性、去中心化、扁平化的運轉特性使得傳統媒體受眾紛紛入網，社交媒體的崛起引致信息運載量驟增並快速、多向傳播，信息生產和資源配置方式急劇變化，整個社會都在快速地網際網路化。經濟基礎的發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此時，網際網路思維的內爆，將使媒體融合在機制改革和經營轉向中更加深入。
依據以上的融合態勢，媒體融合已不僅僅是技術融合，同時也是外顯於對傳播5W模式的解構，內含於傳媒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轉變，是全面解構大眾傳播屬性的融合。這實際上是一種主體性質的革命，也就是說「人類而非技術是傳播活動的原型，人類在以技術為中介的傳播活動中佔據著關鍵位置」。媒體融合是網際網路時代傳媒實踐的歷史性變革，其帶來的傳播屬性的每一點變化，最終都將落腳於媒體人的轉型。過去被奉為圭臬的標準已無法滿足時代對思維、技能全面發展的「通識化」人才的訴求，媒體融合的技術語境和行業語境，正倒逼著傳媒教育的改革和傳媒人才培養課程的創新。
需要注意的是，在社會化媒體牽引下的融合格局中，傳播者不再僅僅是專業的媒體從業者。網絡傳播中的傳播節點可以是任何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秉性、態度、情緒和觀念，其交織在一起，編織出一張21世紀的素人傳播網，重新建構基於多元傳播主體的群體傳播格局。由此，傳播學課程改革，還在於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延展之於傳媒生態的「通識性」建構。
網際網路群體傳播時代，傳播主體的多元化首先表徵於媒介的使用者存量。據我國第44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人數達8.54億，較2018年底增長2598萬。其中，手機網民人數達8.47億，佔比99.1%。以年齡結構為分類標準發現，10-39歲網民群體佔比最高，達65.1%。40歲以上網民的數量不斷提升，網際網路持續向中高齡人群滲透。此外，考察網民學歷結構、職業結構、收入結構等結構圖譜發現，隨著網際網路尤其是移動互聯技術的快速迭代、網絡人口的不斷上漲與網民間傳播形態的交融，網絡社會結構多出現代際差異的逐漸消弭、職業種類的網絡化、傳統權威的弱化以及普通群體自由類聚/離散等新現象，浮現出去中心化、非制度化和缺乏管理主體的群體傳播特徵，與之相伴隨的是新興生活方式的出現和群體傳播格局的日漸清晰。
這種清晰在主體複雜性與能動性交織下，表現為傳播形態的融合與傳播功能的延伸。在大眾傳播時代，基於身體在場的人際傳播、基於規章制度的組織傳播、基於同一目標的群體傳播和基於傳播效果的大眾傳播，分別依賴不同的傳播特質和傳播對象而存在。而在傳播主體多元化的網際網路群體傳播時代，極具包容性的社會化媒體集多元傳播主體、多種傳播特性、多個傳播形態於一身，無論是具備大眾傳播特徵的主流媒體、具備組織傳播特徵的網絡紅人，還是具有群體傳播特徵的次元團體、具有人際傳播特徵的普通素人，他們在「廣場式」的傳播環境中都無法各自為陣，各傳播形態不再封閉、隔離、不可見，各傳播主體在數位技術的話語賦權下開始以或大或小的傳播單位在共享的平臺上互相觀望、分享和交流。於是，基於數字邏輯中傳播形態的網絡化、傳播主體的能動參與，媒介功能不斷豐富與下沉，新的傳播格局逐步形成。
這主要表現在，以主流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播深感數字邏輯的重要性，開始突破過去狹隘的媒介中心視角，一改居高臨下的話語姿態，借力微博、微信等網絡互動平臺，運用多模態敘事風格傳播信息，旨在激發媒介使用者的積極參與與反饋。在這一過程中，社交媒體用戶也一改過去被動的受眾角色，搖身變成社會事件的參與者、民生利益的訴求者，拓展了新格局下的民意表達主體。與大眾傳播聯繫緊密的是組織傳播，組織傳播形態一般存在於政務單位、現代企事業當中。而在網際網路技術浪潮中，組織傳播也無法置身事外。政務單位開始藉助社會化媒體開展網絡服務，並鼓勵網民參與政務監督，協同提升政務公開性與透明性。現代企業則得益於網絡營銷，實現頗為理想的組織外創收。值得一提的是，以KOL為核心的營銷組織開始出現，其藉助短視頻、直播等平臺中人際和群體的傳播力量，創造帶貨機制，建構了網絡新消費模式。其中，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形態倚賴熟人偏向和興趣偏向，在社交媒體中崛起並協作成長。人際傳播網絡化中的熟人信任，在去中心化、狂歡化、信源不確定的群體傳播環境中尤顯突出。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這一方面有利於信息的有效傳播，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謠言的快速擴散。其間的情緒宣洩功能和娛樂功能躍然屏上，置網絡環境於混沌之中。
以上四種傳播形態在網際網路群體傳播時代紛紛上網並相互作用，以不同的功能視閾架構了傳播新格局。主流媒體與新媒體的互相借力，提升了媒介使用者的意見表達和政治參與效能；實體企業與網絡營銷的耦合關係，建構了產消合一的新消費生態；人際資本的網絡化與群體資本的再延拓，促進了信息生產機制的快速變革……在多元傳播主體的努力下，每一次傳播形態的融合，都代表著某個局部結構的嬗變。基於局部與整體的辯證關係，多個局部的相繼改變整合在一起，建構了網際網路群體傳播的總體性格局。傳播格局的顛覆性變化不僅引發了傳媒業界對大眾傳播的反思，從傳播學角度思考，它也啟發了學界對於大眾傳播學的學科反思。以往的大眾傳播學多研究傳播者之於傳播對象的作用效果，而忽略受眾的傳播體驗。而基於傳播主體的多元化，過去的傳播者既是如今的傳媒人，同時又具有網際網路使用者的身份，即過去的「受眾」。可以說，在網際網路群體傳播時代，信息傳播者同時也是信息消費者，他們在提供信息服務的平行時空中也在享用信息服務。由是，當下的傳播學研究，更需注重紛繁複雜的多元主體對於傳播活動的參與感。傳播學改革既需要從媒體融合視角出發，明確「通識化」人才的培養理念；也需要從作為媒介使用者的「本我」出發，注重每一個「我」的傳播感受和每一個「我」對傳播格局的通識性建構價值——網絡社會中的每一個「我」是什麼樣的？「我」在其中參與了怎樣的內容生產？這些生產波及哪些方面？「我」需要從哪些方面充實自己以適應這樣的生態環境？這些疑問回應了傳播學的研究旨趣—以人為焦點，將研究的觸角延伸至人的傳播行為、傳播過程、傳播間的社會關係等，也使我們想起傳播學的學科源頭。
傳播學誕生之時，由美國學者分別從政治學、實驗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角度探索傳播理論，建構傳播學學科體系。隨著網絡社會的出現，由多元傳播主體建構的傳播新格局生發於經濟、技術的革新，並基於各傳播形態的網絡化而回饋於政治、經濟、文娛、民生等各個方面，即本文所說的通識化地影響社會結構的轉型和變遷。其間，傳播學者也開始延拓研究領域，創立政治傳播、傳媒經濟、科技傳播、認知傳播等學科分支，從傳播學角度回應母學科。基于吉登斯的社會結構理論，我們將以上傳播規律總結為：傳播學生發於多學科的架構與支持，隨後茁壯成長。伴隨著網絡技術的全面應用，傳播研究開始回饋於多學科來源的社會語境，傳播學的發展也在不斷回應更多的學科領域。從這一發展趨勢來看，傳播學的教學和學習，既需要深深植根於支持傳播學誕生的通識學科理論，也需要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發掘各學科與傳播學的交融點，發展壯大傳播學的通識化研究旨趣。由是，在傳播學的課程改革中，通識課程設置的必要性引起學界關注與重視。
三
傳播學本科課程設置與通識教育等的改革探索
如果說專業教育的目的在於提供具體知識的深度教育，那麼，非專業性的通識教育則有利於拓寬學生基礎知識的廣度，繼而幫助學生建構個人認知體系和獨立的創造能力。通識教育概念較早見於19世紀歐美國家對專業人才教育缺陷的彌補，無論是芝加哥大學哈欽斯的通識教育方案，還是哈佛大學的《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都在強調對人文、社科、自然科學等綜合知識的掌握和對跨學科、跨領域學習的重視，並認為「通識教育關係到國家高質量人才的成長」。
從傳播人才培養來看，傳播學本科通識教育和課程設置的必要性，在於其面臨著複雜的技術演變背景和傳播形態背景。新舊媒體的持續、動態發展，四大傳播形態的交叉、融合互動，是傳播學改革的因變量，傳統的學科培養目標和課程設置都面臨著時代的挑戰。在媒體融合以前，傳播學的核心課程主要定位於傳播理論與傳播史等專業領域，課程體系結構不盡合理，課程設置上通識類課程、前沿類課程開設不足，無法快速回應當今業界對人才的通識化要求。而當媒體融合成為大趨勢，我國高校的新聞傳播學本科教育迫切需要考慮增加通識課程、完善課程體系，繼而承擔起由新聞傳播新語境委以的人才培養重任。
媒體融合是「與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新技術、新應用緊密結合、同頻共振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學生如果不懂無人機、AR、VR等技術，可能出來找到工作都困難」。這就要求傳播學本科的通識課程設置關注新興媒體形態，增設一些功能性的新課程和回應社會需求的課程。例如，增加工科的大數據、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幫助學生了解數據採集、數據挖掘與數據應用等技術，進而能夠運用於數字傳播的需求分析、內容智能生產、精準分發、數據監管等領域。當然，傳播學本科通識課程的增加不能一味地引入工科思維，傳播學不同於新聞學的實務特性，從其誕生的學科基礎即可發現，它是一門非實務型的研究型學科，理論基礎寬泛且開放。這意味著，傳播學發展既需要數據算法的工具性支持，更需要以文史哲為主的通識課程的基礎人文觀照。這主要表現在傳播學與作為通識課程內容的各母學科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具體的內生連接。
早期傳播學依託於心理學視角及其方法論，採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作用於政治、軍事研究。20世紀上半葉，歐美工業社會的迅速發展，加速了經濟增長、社會結構轉型和人口流動。各國依傍地理位置的安全感被打破，社會發展極度不穩定，進而引發了多國角逐世界地位、積極重建世界秩序的多次戰事。其中，在美國戰事的對外開展、對內宣傳中，心理學成為早期傳播學者看待傳播問題的理論視角。在一戰的宣傳研究中，拉斯韋爾以行為主義的刺激—反應模式為框架，用精神分析理論研究社會群體的接受心理，給美國官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進而為後來二戰以至冷戰時期的心理戰提供價值依據。二戰期間，美國軍方、政界以及多種基金會為傳播研究機構提供了巨額資助，並要求研究必須看上去很「科學」。其間，以拉扎斯菲爾德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深入伊利縣等地，運用人口調查訪問結合多變量統計分析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方法測驗民意，產生了《人民的選擇》等著作，明確闡述了兩級傳播、意見領袖等傳播效果理論，為大眾傳播研究開闢了經驗主義路徑。戰事期間，心理學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研究方法、社會學家及其經驗主義範式、政治軍事學的戰略部署等學術研究的發展，直接推動了包括傳播學在內的諸多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並以合作、融匯的方式將以多個學科為基點的研究者塑造為傳播學術共同體，奠定了傳播學誕生的多學科基礎。由此，從傳播學紮根的學科基礎看，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軍事學等通識課程的設置，是助力本科生了解傳播學、學習傳播學的基礎。
傳播學從誕生起就深植於多種學科，傳播學本身的自為性發展，也倚賴於對各學科發展的回饋和滿足。即，傳播學的結構二重性，勾勒了傳播學取之於母學科、用之於母學科的傳播學想像。從傳播媒介角度看，印刷媒介、電子媒介、移動互聯媒介，以及人工智慧等穿戴、嵌入式媒介的融合發展，豐富了政治軍事宣傳路徑、社會參與渠道、人類調研平臺、心理研究方法和資源的配置方式；從傳播主體角度看，傳受雙方的產消合一、傳播者的極端多元化，促使社會關係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社會行為情緒化、社會消費的電商化趨勢顯現；從傳播效果看，社會輿情的觸發態勢促使民生利益、政治腐敗、國際關係等備受關注，網絡暴力、謠言的肆意彌散敦促關於傳播的法律法規的相繼出臺；從傳播研究嵌入的領域看，超越人文社科研究的風險傳播、認知傳播、健康傳播等，都在追求更大範圍的學科協同發展。由此，從傳播活動對社會的通識化建構和傳播學對各學科發展的通識化回饋角度考慮，社會學、心理學、技術哲學、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通識課程的設置，將助力傳播學子更好地運用傳播學知識，進一步拓展傳播研究旨趣。
通識課程注重學習的尋根性和整體性，如果沒有通識課程作為傳播學專業學習的基礎，容易產生「何有不作最下屋而得造彼第二之屋」的迷思。當然，落腳於通識基礎知識的專業化學習，也將牢固傳播學子的專業能力。二者結合，可以進一步完善課程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科的跨域交叉、融合過程中，傳播學本科教學極有可能形成一個龐大的跨學科課程體系，關於傳播學的學科正當性和學理正當性或將再次遭到質疑。這一顧慮不無道理，但學科發展不能因為質疑的存在而放棄前行，換個角度思考，多元學科的對話、多種觀念的碰撞或許為傳播學搭建元理論提供了機遇與方向。
傳播學從學科建制到成規模發展，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裡經歷了傳播介質的快速迭代、傳播模式的極端顛覆、傳播形態的借力融合、傳播生態的解構與重構。當下，如何能夠在變動的學科發展中沉澱多元傳播理論、不斷完善課程體系，值得傳播研究者和學科改革者持續關注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