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注釋從略
奕劻在義和團運動中的廬山真面目（上）
孔祥吉
人物研究是義和團運動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以前由於受史料和認識的局限，對清王朝內部高層人物與義和團的關係，研究得並不深入。慶親王奕劻即是其中一個。奕劻本來是義和團事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是與慈禧關係最詭秘，最受慈禧寵信之人。但是，對其研究卻殊欠深入，以至對奕劻在義和團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亦不甚分明。本文試圖以原始檔案，揭示奕劻的廬山真面目。
奕劻（1838—1917），愛新覺羅氏，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孫，早年過繼給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鎮國公慶郡王為嗣。道光三十年襲封輔國將軍，鹹豐二年正月封貝子。光緒十年，奕劻時來運轉。三月，甲申易樞發生，恭親王奕被免去一切差事，奕劻開始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管理總理衙門事務，並晉封為慶郡王。次年設立海軍衙門，受命會同醇親王奕譞辦理海軍事務。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奉懿旨晉親王。從此，在晚清政壇上，奕劻呼風喚雨，成了近代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
對於奕劻究竟在義和團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長期以來並不清楚。世人對奕劻有太多誤讀。
其一，義和團成員本身，並不甚清楚奕劻的面目。一般的義和團成員「把奕劻當成了漢奸」，當作反對的目標。當時，坊間廣為流傳的有關奕劻的揭帖有兩個。其一為：
慶王爺於四月初九日夜間子時連得三夢：
玉皇大帝點化他，改天主，歸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國俸祿，反與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因天主爺、耶穌爺不遵佛法，大悖聖道與大清黎民，大街小巷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萬神兵，教傳義和團神會，特借人力，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掃除別邦鬼象之流。不久刀兵就動，軍民難齊，惟此秉正公心，終能保全一家之福。見而廣傳，即免災殃。玉皇大帝發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起，莫坐火車貪快，惟恐死在鐵軌之中；至於五月十八日，遍方鐵道俱都毀折，切囑爾曹，屆期千萬不可安坐火車耳。傳一張免一家之災，傳十張免一方之災難。倘見而不傳，必有大禍臨身。夢必醒兒錄之以救世。
另外一個揭帖的內容如下：
玉皇示夢慶王奕劻之二（天津）
慶王爺於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時連得五夢。
京都示，慶王爺於三月初四日夜中子時，連得五夢。言其夢雲，玉皇上帝點化，教他改天主，歸之大道。言說你既吃大清錢糧，為何給外邦出力？你若不改過，悔之晚也。只因天主教、耶穌教不遵佛法，欺滅聖賢，欺壓中國君民。玉皇大怒，收去雷雨，降下八千九百萬神兵，義和拳傳流世界，神力借人力，扶保中國，度化人心，剿殺洋人洋教。不久刀兵複流，不論君民商賈士農，急學義和拳。如若秉心虔裡［理］，終能保一家之災。見單快傳，如若不傳，必受刀兵之苦。
這兩個揭帖，內容互有異同，在北京和天津等地流行。此外，俄國駐天津的情報人員，還將《由旅順華工處得來的義和團揭帖》，「附在關東省省長所屬外交處官吏庫羅斯託維支1900年6月12日的情報中」。該情報亦稱，「慶王爺連得三夢」云云，與上述揭帖內容大同小異。可見，此類揭帖，在東北地區亦有傳播。該揭帖流行如此之廣，其原因是奕劻長期任職總理衙門，與洋人打交道，誣其信奉洋教，處處為洋人說話。因而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後，義和團認為奕劻站在其對立面，是順理成章的。
奕劻在義和團高潮中，是否真的站在其對立面？應該如何看待這兩個揭帖？對此，長期研究義和團時期揭帖的專家陳振江、程歗，對上述兩個揭帖有明確的解釋：
慶親王即奕劻，時任大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理大臣。他反對人民群眾的反教會運動，並奏請慈禧鎮壓義和團。所以義和團很恨他，稱他為「二毛子」，並出此帖以示警告。當時端王載漪等人，利用義和團這種對奕劻等洋務派的仇恨情緒，造言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一龍」是指光緒皇帝，「二虎」一為奕劻，一為李鴻章。此謠聳聽一時，但並非整個義和團運動的口號。
陳振江、程歗兩先生長期合作，對搜集、闡釋義和團揭帖多有貢獻，他們這種端王載漪等人企圖利用義和團，將矛頭指向奕劻的觀點，長期被史學界接受。
其二，親身經歷了義和團運動的清朝官員，對於奕劻的政治態度及其與慈禧的關係，也不甚瞭然。當時，有一位頗有頭腦的京官李希聖（1864—1905），可稱為典型代表。李希聖，字亦元，湖南湘鄉人。光緒十八年考中進士，而後在刑部擔任主事。張百熙於庚子之變後接管京師大學堂，李希聖成為他最重要的助手。義和團事件發生時，36歲的李希聖就住在北京。他留意時事，注重搜集史料，立志將這段不同尋常的史實，記錄下來供後世史學家研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兩個多月，李希聖於光緒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離京南下探親，半個月後在上海寫信給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亨嘉稱：「希聖自出京後，見聞隔絕，此後諸事，求吾師屬抄胥錄出，免致放失；尚擬賡續成文，以備史官之採。」 可見，李希聖對義和團史實確實留意、記錄，不願因離京而中斷。在《辛丑條約》籤訂的第二年，李希聖出版了一本《庚子國變記》，頗受學界推重。翦伯贊等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四大本史料中，將李書列為史料之第一種。翦先生在《義和團數目題解》中稱讚此書為「較好資料」。
據李氏此書記載，榮祿曾經勸說慈禧別殺徐用儀等人。其文曰：
榮祿方入對，知將殺用儀等，至殿門……太后袖出詔，祿頓首曰：「祖宗時不輕殺大臣，今誅之太驟，罪不明，臣亦見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與他人事耶？為我謝奕劻，行將及若矣。」旬日之內，連殺五大臣，詔辭忸怩，無左證。又欲殺奕劻……會城破而免。
可見，在李希聖的筆下，奕劻不但力主剿滅義和團，而且也不主張殺徐用儀等五個反對「用團」的大臣，因而與慈禧、載漪等人關係緊張，以至於鬧到慈禧要殺奕劻的程度。
其三，非但京官們有此認識，即使那些駐北京的外交官也認為，由於奕劻反對義和團，導致了他在清政府上層被排斥。英國駐北京公使竇納樂（Claude M.MacDonald）於1900年6月5日同慶親王奕劻舉行了一次會晤，並將會見情形向外交部報告。竇納樂記下了當時會談的情況：
慶親王在談到義和拳的時候，所用的毫無希望和無能為力的語氣，給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館之後，便致電艦隊司令，詢問他是否能夠再撥給七十五名士兵。我的會晤的另一結果，就是使我確信長期以來我所懷疑的事情：總理衙門即使有慶親王作為它的發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國統治勢力；同時我感到，他作為推動中國政府的一個槓桿，正在徹底瓦解。
這位英國外交官，只是從表面上看問題，認為由於奕劻堅持反對義和團的立場，已經使他在政治上的影響「徹底瓦解」。
以上均為義和團運動中間，一些當事人對奕劻的評價。長期以來，受這些史料的影響，不少學者均認為，奕劻同主張利用義和團的慈禧、載漪等人觀點對立，關係緊張。譬如，戚其章先生在《論庚子事變中的和戰之爭》一文中，提出「載漪、剛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撓他們『撫團剿洋』的主要障礙之一」，「甚至曾有載漪欲殺奕劻之說」。《清代人物傳稿》所收「奕劻傳」亦謂：「奕劻的態度引起義和團憤恨，稱他為『二毛子』、『天主翁』。天津的一張揭帖警告奕劻：『你若不改過，悔之晚也』。」
我本人過去亦認為，奕劻作為總理衙門大臣，經常處理與各國關係，對義和團堅持主剿的態度，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最近發現的一件檔案，卻使我從根本上轉變了那種認為奕劻在義和團運動的高潮期間，即庚子五月二十日後宣戰至慈禧出逃以前，對義和團持堅決反對立場的認識。這件檔案就是軍機章京所撰寫的「召見單」。
清廷的召見單，通常是指皇帝於早朝或其他時間，召見官員們的姓名記錄。這些被召見的官員姓名，通常會出現在邸抄上。召見單的內容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以提供考證朝廷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的特殊線索。
譬如，在戊戌政變前夕，軍機章京楊銳，曾經帶出了光緒皇帝的「衣帶詔」。該詔宣稱「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而康有為同樣宣稱，他也得到了光緒帝的「衣帶詔」，其內容則是「爾其愛惜身體，善自保衛。他日再效馳驅，共興大業，朕有厚望焉。」意思是要康氏到海外設法救皇上。黃彰建先生在考訂上述兩個衣帶詔時，用了一個關鍵史料，就是光緒皇帝政變前夕召見人員的記載，結果發現，戊戌政變前夕，僅僅於戊戌七月三十日召見過楊銳，根本沒有召見康有為。這樣，康有為所謂他奉光緒皇帝出外求救的「衣帶詔」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從而得出了楊銳所奉系真的「衣帶詔」，而康有為的則是「偽詔」的結論。康有為「偽詔」,是根據八月初二日光緒帝召見軍機章京林旭時，林所帶出的敦促康有為儘快離京之詔書篡改而成的。
這個史例足以說明，召見人員名單在考證史實中，有須臾不可離開的關鍵作用。1980年代，我在參加《清代人物傳稿》（下）工作時，曾經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資料室的耿來金先生，根據該所所藏的「邸抄」原件，輯錄自甲午戰爭至光緒末年，皇帝逐日召見官員的名單。發現庚子義和團期間，京師動蕩不安，因此，光緒二十六年的邸抄，近代史所所藏也只是到五月底。六月初一日以後，該所即付闕如。後來，我在故宮清代檔案中，卻找見了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的召見單。這是一件很特殊的檔案，文字不多，卻至關重要。它使我對義和團高潮期間，清廷最上層官員對義和團之立場，有一個全新的看法。這份召見單的內容如下：
七月初一日，莊親王載勳、李秉衡、軍機。
初二日，莊親王載勳等、李秉衡、軍機。
初三日，莊親王載勳等、徐承煜、景灃、軍機、張春發。
初四日，李秉衡、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
初五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陳澤林。
初六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
初七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升允。
初八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李秉衡。
初九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岑春煊。
初十日，慶親王奕劻、軍機、李秉衡。
十一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夏辛酉。
十二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
十三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岑春煊。
十四日，莊親王載勳、徐桐、崇綺、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軍機。
十五日，慶親王奕劻、軍機。
十六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徐桐、崇綺、董福祥、軍機。
十七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徐桐、崇綺、軍機。
十八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徐桐、軍機。
十九日，慶親王奕劻、端郡王載漪、徐桐、崇綺、軍機。
由此召見單可以看出：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每天召見軍機大臣。當時的軍機大臣成員包括大學士榮祿、禮親王世鐸、剛毅、王文韶、啟秀、趙書翹。清朝祖制，每天早朝時均須召見軍機大臣。除此之外的召見，則有很強的針對性。譬如，七月初三日召見徐承煜，是商討是日在菜市口殺許景澄、袁昶，要徐承煜承擔監斬的事宜。而七月初九日、十三日召見岑春煊，則說明岑春煊在慈禧出逃之前，曾經出現在北京，並且被召對兩次，並非在西逃途中才開始見到慈禧。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共召見慶親王奕劻16次，而且，從召見次序來說，大多是首先見慶親王，然後再見他人。慈禧召見端親王載漪14次，李秉衡5次，徐桐5次，莊親王載勳4次，崇綺4次。
這些召對的時間與次數，可以說明許多重要問題。因為朝廷內外官僚成千上萬，而皇上所召見的，除去軍機大臣之外，其他官員卻是寥寥無幾。因此，皇上的召見，對每個官員來說，都是機會難得，至關重要的。尤其是本文所開列之召見單，是八國聯軍正在由天津向北京進逼，後來的幾天，更是在炮聲隆隆，兵臨城下，人心惶惶的情況下寫成的。
當時，慈禧為首的清廷統治者，正面臨著滅頂之災。是逃跑，還是堅守？是投降，還是堅持反抗？慈禧一夥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這樣千鈞一髮的關頭，慈禧召見人員的名單，就顯得更是非同尋常了。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召見單，並非像通常那樣，是皇帝本人的召見單。因為當時光緒皇帝已形同傀儡，因此，它實際上是慈禧的召見單，根本不代表皇帝意見。光緒帝是否每次都在場，亦值得懷疑。
看了這份召見單，就會知道：那種認為奕劻被「慈禧擱置到了一邊」，「載漪欲殺奕劻」，其作用「正在徹底瓦解」，只能「韜光養晦」的觀點，統統是無稽之談。
這份召見單的記載顯示，從七月初一日至十九日，慈禧召見次數最多的官員，是奕劻，達16次。其次是端郡王載漪的14次。召見單顯示，情勢愈是緊張，慈禧愈是離不開奕劻和載漪。他們二人可以說是慈禧當時的左右手。而且，對奕劻的信任，又在載漪之上，其中七月初十日、十五日召見奕劻，而沒有召見載漪。
而且，我對該召見單七月「初二日，莊親王載勳等、李秉衡、軍機。初三日，莊親王載勳等、徐承煜、景灃、軍機、張春發」的記載中的「等」字，表示懷疑。因為人物名單，字數本來就很少，為何要「等」字？我懷疑這個「等」字，可能代表「奕劻」。
眾所周知，載漪為了使自己的兒子「大阿哥」取代光緒，登上帝位，是利用義和團攻打使館以及對列強宣戰的積極促成者。可是，人們沒有想到的是，作為總理衙門大臣的奕劻，卻能夠與載漪坐在一起，同舟共濟，共商大計。否則，就不會兩人多次同一天被召對，半個多月的時間內，慈禧幾乎每天都和奕劻、載漪一起籌劃對策。
庚子夏季，尤其是宣戰以後，慈禧對於官員之任命，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大臣中，誰主張鎮壓義和團，反對與列強開戰，慈禧就疏遠誰，排斥罷免，甚至殺頭，在所不惜。相反，誰贊成慈禧的政見，主張利用義和團，旗幟鮮明地反洋教，主張同列強交戰，就會獲得重用與提升。諸如慈禧於六月二十日頒布懿旨稱：「戶部尚書崇綺補授」；直隸布政使廷傑由保定被調回京，而以主剿派廷雍取而代之；步軍統領衙門的崇禮，本來是慈禧的人，可是最終還是被比他更激進的莊親王載勳取代；李秉衡的前敵總統的任命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翻一翻這個時期的《隨手登記檔》，可以明顯看出，無論是京官，還是地方大員，只要主張「用團」，就可以獲得高升。試想，位高權重的慶親王奕劻，如果不同意「用團」，或是稍稍反對同列強宣戰，背離慈禧當時的決定，當然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由於發現召見單，促使我對庚子年慈禧對奕劻的態度，進行了仔細考察，發現慈禧對奕劻的寵信，遠在一般王公大臣之上。庚子七月的密集召見，絕非偶然。請看以下事實：
其一，庚子三月初四日，慈禧要像往年一樣，由紫禁城前往頤和園。由於庚子春季各地義和團陸續進入北京，京師治安不比尋常。慈禧專門頒布懿旨稱：
軍機大臣面奉懿旨：此次赴園著奕劻、載漪各派神機營、虎神營隊伍分作兩班，沿途隨護各處路口，一體嚴密稽查等因。欽此。
另有交片曰，交神機營、虎神營，本日軍機大臣面奉懿旨：此次赴園著奕劻、載漪各派神機營、虎神營隊伍分作兩班，沿途隨護各處路口，一體嚴密稽查等因。欽此。相應知會貴營欽遵辦理可也，此交。三月初四日。
上述懿旨中的「園」，應指位於北京西郊的頤和園。按理，慈禧出行，均有例行的維持治安的安排。庚子三月，慈禧專門提出由奕劻和載漪所統轄營隊負責沿途稽查，這是很不尋常的。此道懿旨釋放了一個信號，即慈禧對奕劻和載漪特別寵信。此舉也反映了慈禧在用人方面的好用心計，陰險狡詐。
眾所周知，戊戌政變之後，軍機大臣榮祿權傾朝野，掌控了包括袁世凱、聶士成的新式軍隊以及董福祥等部組成的武衛軍。然而，在京師地盤，慈禧卻將神機營的軍權，交給奕劻掌握；可見，慈禧雖然信任榮祿，但是卻依然要奕劻的京師神機營，來制約大權在握的榮祿。而載漪統率的虎神營，類似於百日維新開始前夕，慈禧特命載漪、剛毅等守舊派人物挑選的所謂八旗精銳組成的武勝新隊。
據清檔記載，載漪等於戊戌閏三月遞折稱：
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奴才載漪、敬信、剛毅面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著由外三營暨京內八旗挑選精壯兵丁二千名，歸入武勝新隊，一併訓練。欽此。欽遵。謹奏。
實際上，武勝新隊也罷，虎神營也罷，都是慈禧為了防止政敵之突襲，而臨時組成的八旗別動隊。它既不隸屬於神機營，又不隸屬於武衛軍，直接聽命於慈禧。慈禧之好用心計，遠非一般等閒之輩可望其項背。
其二，庚子五月二十日後，清廷對義和團的態度非常明朗，即主張招撫義和團以對付八國聯軍。慈禧於五月二十一日頒布了三項重要的決定。一是命令「各直省督撫，迅速挑選馬步隊伍，各就地方兵力餉力，酌派得力將弁，統帶數營，星夜馳赴京師，聽候調用」。二是要裕祿將天津地區的義和團編成隊伍。《上諭檔》記曰：「軍機大臣字寄，『直隸總督裕，天津一帶，義勇麕聚甚多，著裕祿迅速派員招集，編成隊伍，以資捍衛』。」 三是組織成立一個全國性的軍事指揮機構。是日《隨手登記檔》記曰：「交軍機大臣、大學士徐（桐）、慶親王奕（劻）、管理禮部事務崇（綺），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京師軍務，著派徐桐、崇綺與奕劻、載漪並軍機大臣會辦由。分交領去。」次日，《上諭檔》又記載稱：「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京師現辦軍務，著派徐桐、崇綺與奕劻、載漪並軍機大臣，會商一切事宜。欽此。」
請注意，慈禧在上諭中強調，要奕劻與徐桐、崇綺、載漪一起「會商一切事宜。」
這道諭旨，其實並沒有說清楚，只是籠統說「現辦軍務」。實際上，是清廷決定像甲午戰爭中一樣，成立了一個戰時最高指揮機構——督辦軍務處。自五月二十一日之後的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多次將有關戰事之奏章等公文，轉交督辦軍務處辦理，說明清廷當時的確成立了這樣一個機構。如六月二十日記曰：「督辦軍務處奏片一件，貴恆條陳由」；七月十六日記曰：「督辦軍務處奏片一件，大學士榮祿報效軍需由」；七月十九日「交督辦處、順天府，官車被扣，請飭隨到隨御一折。各州縣寬為預備由。」等等。時人稱：「其時都中亦設督辦軍務處，旨意擬出即發，多不呈兩宮核奪。可知五月二十五日宣戰之諭，實是端、剛矯傳。」
督辦軍務處是專門管理清軍及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作戰事宜的。本來類似事務，完全可以由軍機處辦理。然而，慈禧顯然覺得僅僅依靠軍機大臣，無法貫徹實行自己的政見，於是，成立了這樣一個機構。這個重要機構的成員中，除了原有的軍機大臣之外，專門添加了4人，即大學士徐桐、慶親王奕劻、崇綺和載漪。
以前史學界都把奕劻當作是反對義和團的代表人物，然而，由此諭旨觀之，奕劻和徐桐、載漪等人完全是一個營壘的，否則，慈禧不會把一個政治見解與自己有異之人，安排進這樣一個專門對付洋人的臨時機構。
慈禧設立督辦軍務處，實際上是給原來榮祿主持的軍機處「摻沙子」，即把一些主張招撫義和團來對付洋人的極端守舊官員和自己的親信，放在重要的崗位上。
慈禧對奕劻寵信逾常，奕劻則對慈禧格外出力。慈禧手中同時握了兩張牌：一張是載漪策劃如何利用清軍，加上義和團同列強正面爭鬥；另一張牌是由奕劻出面，與洋人談判斡旋，另覓出路。進入庚子五月後，清廷已經決定招撫義和團來對付列強，中外矛盾空前激化，於是，慈禧開始更多地依靠奕劻出謀劃策。這就是召見單所反映出來的每天召見奕劻密談的背景。
由於發現了庚子七月之召見單，使我對光緒二十六年五月的召見單亦發生了興趣。耿來金先生生前由近代史所藏邸抄中輯錄的庚子五月召見名單內，有關慶親王奕劻與端郡王載漪等人的記載如下：
五月初二日 召見軍機、慶王、端王
五月初四日 召見軍機、慶王
五月十二日 召見軍機、慶王、端王、榮中堂、餘虎恩
五月十五日 召見軍機、端王、楊佩璋
五月十八日 召見軍機、慶王、端王
五月二十日 召見軍機、慶王、端王、龔盛階
五月二十一日 召見軍機、慶王、端王、榮中堂、堃岫、龔盛階、崇公
五月二十六日 召見軍機、慶王、端王、英年、瀾公、徐用儀、許景澄。
據耿來金先生《邸抄記錄之召見單》統計，光緒二十六年正月至四月間，奕劻被召見次數為4次。而庚子五月，是清廷對義和團政策由剿撫不定，轉變為全面招撫的重要時刻。慈禧對慶親王與端王載漪的召見次數大大增加。是月慈禧共召見奕劻7次，載漪6次；而且，其中有5次是慶王、端王同日被召見，並且不排除二人是一齊被慈禧召見的。這種召見現象表明，慈禧招撫義和團以對付八國聯軍的政策，應是同奕劻與載漪兩人反覆商議之後而確定的。否則，不會出現兩人反覆被同日召見之現象。
此外，由上引《邸抄記錄之召見單》可以看出，庚子五月召見名單中所記「軍機」，似乎不包括軍機首輔榮祿，否則五月十二日不會既寫「召見軍機」又寫「榮中堂」，此應與榮祿請假有關。庚子七月的召見單，也有類似問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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