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午夜零點還有100秒。
這是根據世界末日鐘上的顯示，末日鍾是1947年由《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ces）發明的一種裝置，用來示意我們離人類終結的大災難有多遠。時鐘從晚上11點53分開始計時，多年來，隨著全球形勢的惡化或改善，指針會前進或後退。但在2020年1月23日，末日鍾比它近75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午夜。
今年的歷史性決定是由《原子科學家公報》的成員在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新聞俱樂部向「世界領導人和公民們」宣布的。在將時鐘設定為離午夜100秒時，他們列舉了諸如核威脅升級、氣候保護行動缺乏以及「網絡化造謠活動」抬頭等風險，這些活動破壞了社會的行動能力。
每年一次的世界末日鍾重置是一個重要媒體事件，為世界各地的政治家、決策者和評論員提出了一個課題。這個時鐘實際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很快出現的，由芝加哥大學的兩位物理學家尤金·拉賓諾維奇和海曼·戈德史密斯提出，他們是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眾多科學家和工程師之二，眾所周知，該計劃研製了1945年8月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
1942年，義大利物理學家恩裡科·費米在芝加哥設計並建造了第一座能夠實現可控自持的核反應堆，曼哈頓計劃的大部分科學都是在這個反應堆裡孕育出來的。「在原子彈被投下後的三四個月內，拉賓諾維奇和戈德史密斯創辦了一份名為《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出版物。」時任公報主席兼執行長雷切爾·布朗森說。
核武器是這顆星球上最具災難性後果的威脅。圖片來源：bbc.com
布朗森並非物理學家，而是國際關係方面的專家，根據她的說法，許多曼哈頓計劃中物理學家已頗具政治意識，但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在德國之前獲得核彈。結果德國人從未製造出這樣的武器。直到戰後，曼哈頓計劃的研究人員才開始與更廣泛的物理學界討論核風險和核擴散問題。
「公告的建立是為了樹立一個旗幟，告訴我們科學家們應該在這裡參與政治事務。」但是，該期刊的設立也是為了考慮未來的危險，或者正如拉賓諾維奇所言，「為了管理現代科學潘多拉盒中的危險禮物」。正是出於向公眾傳達這些風險的意願，世界末日鍾於1947年設立，距離公報第一版發布兩年。
那年6月出版的公報封面上出現了這個鐘的概念圖，由藝術家瑪蒂爾·朗斯多夫創作，她的丈夫是一位核物理學家。朗斯多夫將第一個時鐘放在離午夜7分鐘的位置，純粹出於美學原因，但之後的位置是由公報創始編輯拉賓諾維奇決定的。1973年他去世了，一個科學和安全委員會接手了這項責任，他們通過與公報的贊助委員會協商做出決定。
1947年6月末日鍾第一次出現在《原子科學家公報》
贊助委員會最初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羅伯特·奧本海默擔任第一任主席，目前的委員會成員包括1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如粒子理論家謝爾頓·格拉肖、史蒂芬·溫伯格和弗蘭克·維爾澤克，此外還有天文學家馬丁·裡斯和理論物理學家麗莎·蘭道爾。至於科學和安保委員會，其組成經過多年的演變，目前有19名成員，由物理學家、阿貢國家實驗室前負責人羅伯特·羅斯納擔任主席。
「我們有物理學家，他們知道所有關於核、武器和反應堆的事情，同時也有人參與了與政府的談判。」羅斯納說，他在委員會工作了10年，目前每年領導著設定世界末日時鐘的進程。布朗森則強調：「這有一個強烈的政治因素。」他指出，這個過程中需要「了解不同國家的政治進程以及科學是如何在我們所做事情中做出總結的人」。
今年是北極最暖的一年，也可以說是最糟糕的一年。圖片來自culturacolectiva.com
在2020年之前，世界末日鍾離午夜最近的一次是1953年，在前一年美國和蘇聯都進行了氫彈試驗，那一次它被定為晚間11點58分。而它離午夜最遠的距離是在1991年，11點43分，原因是冷戰結束和《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籤署後，美國和蘇聯的核武器庫大幅削減。
無論如何，核威脅依然存在。2019年，全世界大約有13900枚核彈頭（儘管低於1980年代中期的7萬多枚）。而正是這些核武庫的持續存在，加上幾項主要軍控條約的失效以及美國決定退出伊朗核協議，決定了該公報目前的風險評估。
歷年來末日鐘的指針設定變化
自2007年以來，公報對世界末日鐘的審議也開始將人類面臨的氣候變化風險考慮在內。布朗森承認，將氣候變化納入其職權範圍是「可能是最具爭議的決定之一」，因為該組織過往的聲譽主要是應對核武器威脅的權威機構。「但，如果你相信這個公告是為了管理『潘多拉魔盒中的危險禮物』而創立的，那麼答案當然是，你必須包括氣候變化。」。
近年來，公報也開始關注新的顛覆性技術。「以合成生物學為例，或者說基因編輯。」史蒂夫·費特指出，他是馬裡蘭大學的一名物理學家，後來成為了公告的科學與安全委員會的政策專家。「雖然這項技術在治療目前無法治癒的疾病方面有著巨大的前景，但你不必花太多的想像力就可以看到有人可能會濫用它。」費特補充說，這些技術的易於開發使風險更為複雜。「你需要一個巨大的工廠來製造鈽或高濃縮鈾，但是基因編輯，或者人工智慧，這些都是個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氣候變化引起了各種災變。圖片來自NOAA
世界末日鍾設定是一個非常認真的過程。「我們為它能提供諮詢而感到自豪，」 布朗森說，「我們的領導者和專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把它們擺在桌面上來審查。」
正式程序於每年11月開展，科學與安全委員會成員在芝加哥舉行為期一天半的會議，集中討論兩個基本問題。首先，與前一年相比，今年人類是更安全了還是面臨更大風險？其次，與 1947 年《公報》開始審議以來的所有年份相比，今年人類是更安全了還是面臨更大風險？羅斯納說，討論不適合敏感人士，因為贊助委員會成員是「頭腦冷靜、積極表達意見的人」。考慮到思維能力，他說，「你不能是一個懶惰的思想家」。
11月的會議結束後，委員會成員開始起草一份公開聲明，解釋他們的決定，並與公報的員工一起對其進行完善，整個過程持續到1月初宣布時鐘新位置為止。今年，為了將時鐘設置為最接近午夜的時間，布朗森堅持認為，委員會必須確信我們正處於1947年以來最危險的時期。不過她提醒說，設定時鐘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你沒有把數據塞進一個大算法中再吐出一個時間來，它只不過是一個判斷而已。」。
AI技術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增加了很多不確定因素。圖片來自ictinstitute.nl
一年一度的時鐘設置，旨在給政客們提出挑戰，敦促他們未來一年做得更好。然而，委員會成員目前所擔心的是，全世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和合作來應對他們所指出的風險。「你可以看到這一切現在正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中上演。」，她指的是，很多國家的政府無視了常規的安全和大流行防備演習給出的警示結果。
布朗森否認了那些指責——多數來自右翼人士——即他們的風險評估武斷且有政治動機， 「坦率地說，我們接受來自雙方的批評，這意味著我們在做正確的事情。」如果說有什麼需要解釋的話，布朗森覺得，末日鍾給了很多人一種理智的感覺。「這是一種授權，去鼓勵人們指出某些事情是不正確的（而且）在2020年我們過得並不好。」她對那些認為時鐘只是一種嚇唬手段的批評一笑置之。「沒問題好嘛，它就叫末日鍾！」
2020年1月世界末日鐘的新聞發布會。從左至右：公報執行主席傑裡·布朗、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圖片來源：攝影師Lexey Swall /原子科學家公報）
公報委員會的成員還越來越關注假新聞和陰謀論的興起，這些事情導致了反疫苗接種運動和其他恐怖故事。社交媒體讓這種虛假信息得以傳播，使得解決實際風險變得更加困難。但是，脫離對核武器和軍備競賽的純粹關注，是否會衝淡世界末日鍾背後想要傳達的信息？
總部位於英國的科學家全球責任組織（SGR）的執行董事、物理學家斯圖爾特 帕金森認為，鑑於世界末日鍾目前試圖涵蓋各種風險，它可能變得過於簡單化。「我希望看到一個更多維的風險溝通設備，所以也許需要對每一個問題，都建立一個紅綠燈系統或五分評級制度。」布朗森知道時鐘是一個不會說話的工具，但他說，這也是它的優點，可以在最高權力層和本地課堂中引起討論。
但在當下，包括物理學家在內，大家對核風險問題的興趣確實總體下降了。「戰爭期間以及至少在20年之後的非常特殊時期，物理學家在公共政策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羅斯納指出， 「但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氣候危機的到來，政策議程變得需要更多人參與，迫使公報不僅要諮詢物理學家，還要徵詢化學家，生物學家和風險評估專家的意見。的確，他能感到當今許多物理學家都避開了公開辯論或政治辯論，對應對圍繞氣候風險的不確定性感到不自在。
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的宇宙學家安東尼·阿奎爾是一位敢於思考科學進步所帶來風險的物理學家。2014年，他與麻省理工的馬克斯 泰格馬克共同創立了「生命未來研究所」——一個研究如何安全開發新技術的非盈利中心。阿奎爾說：「（該研究所解決的）不是常規學術日常研究所討論的問題，我們考慮的是可以採取哪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使得事情向好的一面發展。」
COVID-19大流行讓阿奎爾確信，科學家需要更認真地考慮風險。「它驚醒了很多人，風險並非純粹理論上的。我更擔心的是，缺乏有效的國家和國際機構來預防和應對風險的出現。」儘管「生命未來研究所「確實關注核風險，但它目前的重點是變革性人工智慧（AI），阿奎爾認為這可能會加劇現有的風險。
當前的新冠大流行讓很多全球性問題變得異常尖銳。圖片來自thestatesman.com
例如，如果將其用於武器，人工智慧可能會在在不經意間將小規模事件迅速地升級為核戰爭，而人類卻無法阻止它們。他認為，這恰恰是物理學家發揮特長的問題。「在物理學和宇宙學界，人們傾向於思考更大的空間尺度和更長的時間尺度。」這給了他們一種能力，能夠理解隨著時間推移，微小的風險仍將變得多麼顯著。
曼哈頓計劃的物理學家曾擔心，核爆炸可能產生極端溫度，使得空氣中和水中的氫原子會融合成氦，從而點燃大氣和海洋，產生失控的反應，並可能席捲全球。幸運的是，在研究了這種可能性之後，它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
鑑於當前冷戰協議瓦解所構成的核威脅，《原子科學家公報》正在尋求重新與物理學界接觸。剩下的最後一個雙邊核武器控制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定於2021年2月到期，這會使得50年來核武器擴散首次不受限制。這些事件促使美國七所大學的物理學家在美國物理學會的支持下，於今年早些時候發起了「減少核威脅物理學家聯盟」。布朗森說，儘管公報沒有直接參與這項倡議，但它支持這些努力。
即將到期的削減核武器條約增加了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圖片來自：nationalinterest.org
作為計劃的一部分，費特和其他人正在美國的大學院系進行演講，希望吸引更多物理學家投身減少核威脅的倡導。他指出， 20世紀80年代，物理學家們在裁軍政策中發揮了有效作用，包括反對美國提出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該系統曾被吹捧說能解決核威脅。而物理學家指出，在太空中，無論質量如何，所有物體都會沿著相同的發射軌跡運動，這意味著很難區分彈頭和誘餌。
帕金森贊同一個看法，即如今的物理學家們對核風險以及自身工作可能對世界造成的危害是低估的，這就是為什麼SGR認為倫理和責任必須植根於科學教育之中。物理學並不只是一個純粹抽象的練習，其後果是不容忽視的。他呼籲對那些直言不諱的科學家給予更多保護，並認為專業機構應該更公開地與成員和公眾討論新技術和現有技術的風險。帕金森還認為，這些組織應該終止與化石燃料和國防公司的聯繫。
阿奎爾甚至認為，需要更好地激勵和獎勵那些幫助世界避免災難的個人，像是蘇聯防空軍官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那種。他於1983年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指揮中心當值，當時衛星雷達屏幕上預警顯示，好像美國已經發射了五枚核飛彈。但彼得羅夫懷疑是故障引起的，最終也被證明確實是故障。儘管有可能從核戰爭中拯救世界，但他還是因為沒有及時通報遭到了訓斥。
當前的COVID-19大流行，雖然不是人類造成的威脅，但顯然是一個警告，告訴我們若風險被忽視會發生什麼，阿奎爾說，忽視就是我們利用現有技術和新技術持續在做的事情。確確實實，他認為我們為應對所有風險而付出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都看到了（COVID-19）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慘事，（而且）這在災難譜中還是相當輕微的。」他確信，我們需要對其他重大、潛在甚至更災難性的風險投入智性思考。
2021是否會讓我們更接近午夜，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https://physicsworld.com/a/doomsday-clock-ticks-closer-to-dis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