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人被迫冷靜了一段時間，但並未因此徹底被打斷脊梁而一蹶不振。德國高級軍人們對於未來的世界局勢有著自己的看法，他們普遍認為新的衝突還會再在各個大國之間爆發一次，因此在草草地恢復過國家秩序之後，德國軍人們第一時間投入了對「末日」的準備之中。
這種德國軍人們的普遍共識也深深地影響了日本派往德國學習的諸多年輕軍官們，石原莞爾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在石原莞爾眼中，法國元帥福煦對未來德法關係的預測是有先見之明的，兩國因利益和民族尊嚴問題終將爆發又一次牽扯全世界的大戰的判斷，同樣可以適用於日本和美國之間。對於20世紀20年代世界局勢的感知使得石原莞爾成為了一個堅定的「末日大戰派」。
早在德國留學期間，石原莞爾就預測過，美國已經逐漸成為了西方社會的代表，而在東方，日本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在不久的將來，兩個代表相互敵對意識形態的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將爆發難以想像的巨大衝突。而日本如果想要活下來，就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比如控制朝鮮，比如侵吞中國。
石原莞爾的思想影響了許多日本的少壯派軍官，他也因此而成為了日本少壯派軍官之中的名人。在他以少校身份於士官學校講戰爭史的時候，很多並非他的學生的軍官慕名而來，聽他分析世界局勢，講解日本未來的道路。
石原莞爾個人聲望達到第一個高峰是他在1928年踏上旅順港之後。這個遠離東京權力中樞，卻又有著軍隊支持而使軍官享有巨大獨立權力的地方，沒人能像他眼中那些「迂腐的政客」們一樣，限制他傳播他的思想，很快，關東軍中就有很多軍官知道了「有一名堪稱棟梁之才的軍官從東京而來」的消息。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石原莞爾的思想在年輕的關東軍中傳播開來。漸漸地，這支駐紮於中國東北沿線與朝鮮的軍隊產生了與東京政客們迥然不同的政治和軍事主張。
1929年對美國來說是慘痛年代的開始，對日本來說也不外如是。主要城市的失業人數以百萬人計，靠種植稻米為生的農民突然發現自己的種植成本遠比自己銷售稻米的所得要高得多，絲織業的蠶農和紡織工人們的收入水平也迎來了腰斬，整個日本的經濟情況一夜之間掉入了黑洞。
每一個日本人都承認自己和國家已經到了至關重要的緊急時期，但少有人能提出解決方案。人們先將目光投諸於政府，但政府手忙腳亂卻毫無任何效果的舉措令民眾更加失望。極端思想開始在國內外泛濫，在軍隊之中尤其如此。
石原莞爾在1931年春天得出了結論，不論是國內洶湧的民意，還是中國軍閥混戰的現實，亦或者國際社會因經濟危機而動蕩的現實，都說明1931年是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最重要也是阻力最小的時間節點。
國內洶湧民意讓軍隊可以輕鬆地獲得支持，甚至是反抗政府的直接命令。中國軍閥混戰的現實意味著這個巨大但四分五裂的國家在面對外敵入侵時無法快速組織起有效的防禦。而國際社會因經濟危機產生的動蕩又讓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無暇他顧，這個機會簡直千載難逢。
於是在1931年9月18日，當東京的政客們還在為愈演愈烈的經濟危機焦頭爛額，爭吵不休的時候。關東軍的少壯派力量已經趁著夜色用劣質炸藥悄咪咪地炸掉了「南滿鐵路」的一段鐵軌。當日本人長驅直入地在短短48小時裡攻佔了瀋陽和長春兩地張學良的兩座主要兵營之後，還是大佐的土肥原賢二設置了一個用於管理東北事務的緊急委員會。
這一切都跳過了日本政府，當第二天一早，消息傳回東京之後，時任首相若槻禮次郎先是大吃一驚，然後氣急敗壞。他勒令陸軍大臣南次郎作出保證事態不會擴張的保證，但此時不論是首相還是陸軍大臣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對關東軍的控制。
關東軍的少壯派軍官們一邊和從東京發來的一張又一張加急電報虛與委蛇，一邊在短時間內瘋狂地製造摩擦，而中國軍隊幾乎全無抵抗的退讓讓這些侵略者們格外振奮。中國的土地一片又一片地淪陷於侵略者之手。
石原莞爾所期待的「末日列車」正式開動了，在他眼中，接下來日本在消化完中國東北之後，便可以揮軍南下，在佔領整個中國之後，和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展開物競天擇的決一死戰，角逐出這個地球上真正的霸主。這個思路為關東軍，以及後來的日本陸軍軍部官僚所公認為最佳的國家發展路線。
豺狼的獠牙已經露出，貪婪的目光已經不加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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