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統治者深諳邊疆秩序穩定對於國家安定的意義所在，為使邊疆民族區域風移俗易、認同儒家大一統觀念，明朝建國之初便確立在邊疆民族區域實行「文德以化遠人」的文教政策。採取多種文教舉措，不遺餘力地以「文化軟實力」潛移默化地化導邊民，不僅提高了邊疆民族區域儒學水平，也基本臻至「文德治天下，教化興太平」的良好局面，在邊疆治理方面取得卓著成效。
第一，明朝在邊疆民族區域大興文教，使邊疆的儒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儒家大一統觀念進一步加強。
明代邊疆民族區域文教在元代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出現了「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的景象。明臣陳璉云：「皇明御字，—視同仁，當投戈講藝之際，首興學校，以敷治本，於是天下郡邑，皆有廟學……是故教化大行，絃誦日盛」。地方志記載：「國朝宏敷文教，丕式四海，雖窮荒僻壤，罔不立學宮祀先聖者，崇本業也」。國家在邊疆民族區域大興文教並開科取士，促進邊疆民族區域儒學水平的提高的同時，也為國家培養大批具有較高儒學素養的士人。貴州地區自永樂十三年（1415）設布政司後，「所屬府州衛偏設學校，作養人才」，百五十年過去，「文風十倍，禮義之化，駸駸與中原等」，禮部官吏也認為貴州「文教漸洽，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輸苑臺諫之選者，往往文章氣節與中原江南才俊齊驅。」廣西慶遠府「建學立師後」，「其民風士習，日盛一日，漸與中州等。土之由科貢以登顯仕者，蓋不絕於當世」。岑瑛興建思恩府學，取得「崇儒重道」、「群才輩出」的教化效果。賀欽在遼東治教四十年，「邑士之登科目、篤行誼者，多出其門」。《全遼志》卷4《宦業志》則載廣寧中衛人李英「少從醫閭先生遊」，後為指揮使，一生「講武恤士，以教化育才為急」。邊疆民族區域人才輩出，為儒家大一統民族觀念深入邊疆民族心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明朝在邊疆民族區域大興文教，對於柔服邊民，使邊民認同儒家大一統、歸心於明朝統治起到積極作用。
明代官學以傳授儒家經典為主，行孔子廟祀、傳播儒家禮儀是其重要內容。正如明人所言：「惟我國家定製，兩京皆立國學，府、州、衛邑亦皆立學，有學必有廟，雖窮荒絕塞，亦所不略」；或雲我朝「學必有廟祀先聖先師，以報本也。」廟祀也是教化臣民的一個重要途徑，祀事「明禮樂、彰法度，著好惡、平人心，和合敬同愛，而王道得矣」，故明朝詔天下行「孔子廟祀」，兩畿十三省府學「皆然也」。劉成德《都司文廟新置雅樂記》記載遼陽都司學購置雅樂用於明倫堂祭儀之事，在邊疆興禮樂的作用更在於教化。雅樂之作，所以「化殘暴之習，移澆漓之俗，達教化之遠」，從而「暴民不作，夷狄率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而遼陽都司學諸士子在明倫堂行祭儀時，「餘與守巡二道監視之，見其禮度修、聲音正、性情舒，故曰聲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之謂音安，以樂其政和而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充分肯定孔廟祭祀對於邊疆民族大一統觀念的積極效果。
又如畢節「地當蠻夷巢穴，肯綮之首要，狼子野心，乍臣乍叛，急之則變生，緩之則法弛」，可見明初對邊疆民族區域統治並不成功。而當明朝置衛、築城、建官並「建學立師，恢宏聖教」後，使「唐虞之仁而不能柔服，秦漢威力而不能克」的邊疆民族區域，「至我朝終歸一統」，「君臣父子大義終不能滅」。雲南官學發展迅速，邊疆民族生徒逐年增多。天啟元年（1621），提學道副使樊樞良《請加額解疏》對此多有描述：「自（萬曆）四十八年三月職受事以來，迄今歲考，東西十六郡，將遍按籍計之，有一萬二千餘人，而新進者不與焉。詢之郡邑，有司僉云：『漢士攻苦下帷，夷人束髮慕學』」。雲南民族區域士子向學蔚然成風，說明各級儒學導民俗、興教化的目標已基本達到。正如天啟《滇志·學校志》「序」所云：「本朝列聖，喜意文教，廟學之盛，六十有餘，士出其門者斌斌焉。」
地方官吏乃至碩儒名士，以聲譽威望教化民眾，對維護治安亦起到積極作用，謂之「教化興太平」。據《都勻縣誌稿》載，都勻衛指揮陳原「尤重文事」，「建學繕城，振飢撫苗，民夷率服。」賀欽在家鄉執教多年，深得眾望。正德四年（1509）義州發生兵變，鄉人請賀欽安撫百姓、曉諭叛眾，叛兵感悟，終不傷城中「一人」。反映出賀欽在當地的崇高威望，而背後也映射出賀欽傳授的儒家禮儀觀念得到當地民眾的高度認可。又如瓊山人唐胄，嘉靖時為廣西提學僉事，積極發展文教，「令土官及瑤、蠻悉遣子入學」，在當地威信很高：「木邦、孟養構兵，胄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後遷至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即解甲。」可見唐胄在廣西的教化確實收到了止戈息兵的功效。
第三，明朝在邊疆民族區域廣施教化，使忠、義等儒家倫理道德深入滲透到邊疆民族心中，在明朝危難之時，忠義之士挺身而出，踐行儒家大一統觀念。
在儒家文化影響下，忠、義等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深深植根於邊疆民族心中，並在危難之際充分體現出來。《明史》卷290《忠義傳》對此有集中記載，天啟元年（1621），四川永寧宣撫奢崇明叛明自立，地方官吏先後殉難者有數十位之多，如重慶知府章文炳、巴縣知縣段高選「皆抗節死」；四川知府文炳「罵賊亦被殺」；灌縣左重，「率壯士追賊成都，力戰馬蹶，罵賊死」。地方官吏家人一起守城、一起赴義者也為數眾多，興文縣知縣張振德守城，「會大風雨，賊毀土城入」，振德一家十二人一起就義；長寧縣主簿徐大禮守長寧，城亦陷，大禮曰：「吾不可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雲南劍川縣人高選，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歷聲叱賊……罵不絕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側室徐及一子一女，聞變，皆自盡。僕冒死覓主屍，亦被害」。
除了邊疆地方官員「死難」外，當地「裡居士大夫死節者」也頗多。如董盡倫，四川合州人，奢崇明反時已解職歸田，賊率眾薄城，盡倫偕知州翁登彥固守，屢挫賊鋒，後遇伏，「遂戰死」；李忠臣，貴州永寧人，「官松潘參政。家居，陷賊。募死士，密約總兵官楊愈懋，令以大兵薄城，己為內應。事洩，合門遇害；。高光，瀘州人，「嘗為應天通判。城陷，剃髮為僧，與子在昆募壯士，殺賊百餘。賊怒，追至大葉壩，光罵賊不屈，與家眾十二人同死」。這些抗賊、慷慨就義的邊疆士民，尤其是土生土長的邊方士人，他們在黎民塗炭之際，為恢復社會秩序、維護大一統，不惜以死抗爭，這何嘗不是明朝在邊疆民族區域大行教化的效果所致。
國家教化所及，邊疆民族區域土官也誠心認同，以維護「華夷一家」為己任。據《新纂雲南通志·土司傳》載：雲南臨安府所設長官司的長官皆龍海基之裔，自宋至明，歷五百餘年，其長官「皆奉法效忠，而上登尤為傑出」。龍上登，即阿雅龍氏第26代土司，「好文雅」，於萬曆間襲土司職後，「始興學校」，在邊疆傳播儒家文化。崇禎年間，阿迷州土司萬氏勸邀上登反叛朝廷，上登嚴正拒絕道：「我本漢臣，數百年受國家厚恩，恨無尺寸功，何忍從逆，以遺萬代罵名！」可見經過數百年「教化」，一些邊疆土官已深持儒家忠君愛國觀念，認同國家，可謂明朝文化軟實力顯著成效的典型案例。
總體看來，明代在邊疆民族區域的文教推行較為成功，基本達到「治天下」、「興太平」的預期治邊效果。但無可諱言，這種「太平」並非覆蓋全部邊疆地區，各邊疆地區的文教發展並不平衡。某地文教水平低，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著朝廷對此區域的治理差強人意。從整個邊疆考量，西南邊疆文教效果不如東北邊疆。西南邊疆民族眾多，語言不通、心理抵制，乃至叛服不定、社會動蕩，使得儒家文化推行不易。宣德元年（1426）九月，因「思恩、忻城累因蠻寇攻劫殺虜人民，生員亦被拘略，今忻城全無一人，思恩止有四人，縣民稀少，多是猺獞，非但言語不通，不堪訓誨，抑且不願入學，徒存學官，無所施教，故「罷廣西思恩、忻城二縣儒學」。雷州府海康縣，「洪、宣後，瑤倭二賊相繼猖獗所在剽掠，儒生鵠面鳩形，以致學宮茂草，弟子員十僅一二」，故久廢講席，「百餘年絕弦誦聲」。可見西南邊疆民族土人的受教程度令人堪憂。而土司子弟的入學積極性也不高，弘治十二年（1499）六月，「貴州土官漸被聖化百三十餘年，汙俗已變，但應襲子孫未知向學」。而遼東地區的文教基礎好，明代時得到更大發展，不僅官學遠遠超過前代，而且私學和私人講學之風也遠勝以往。也反映遼東地區「煦濡浹深」「禮樂文物彬彬然」的景象。除了不同地區間文教水平差距大，即使同一邊疆民族區域內也參差不齊。如遼東，城鄉及貧富之間乃至不同階層之間文化水平相差懸殊，城鎮「士大夫家以禮義廉節自閒，彬彬然若鄒魯城郭之民」，至於一般「窮鄉僻壤」之民則被認為語音「侏偶」、服尚有「左衽」之遺，不太講究儒家倫理，「每徵飲食，男女輒聚會無別坐」而「恬不知怪」。
因此，在肯定明朝邊疆文教、邊疆治理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也要正視其不盡如人意之處。導致某些邊疆地區文教落後的緣由很複雜，譬如國家投入有限、地方官吏治教不力、邊民桀驁難馴等，但我們更需要強調的是，明朝在邊疆地區積極推行文教是以邊疆治理為依歸，明太祖多次闡明在邊疆民族區域設學目的有二：第一，使邊疆之民「誦詩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第二，使邊疆之民「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而無悖亂爭鬥之事，亦安邊之道也」。可見無論是造才為我所用，還是變夷為夏，其核心均是為了「安邊」、「興太平」，即維護邊疆穩定、實現大一統。興教是為安邊服務，一旦有悖於此，其地儒學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如正統十三年（1448）十一月，明廷懷來衛、龍門衛等五處儒學，便是因為此五處儒學「俱臨極邊，武生父兄每歲出哨赴操、修城燒荒、採備薪草、接送外夷、蚤暮辛勞、不遑自給，故武生乏人供送，衣食艱難，至於有警又複選令操備，僅有數人在學，教官常閒，虛費廩祿。」正統十四年（1449）十一月，大同左右雲川、玉林等八衛所共設儒學四所，也因為「地臨極邊，其軍餘選調差操之外，別無空閒人力」而被罷。
邊地因武備需要導致官學屢屢被罷，足見明朝政府在邊疆地區興文教的深層目的是以邊疆治理為依歸、以維持邊疆穩定為核心。大興文教不過是其「安邊」、「興太平」的手段，而非終極目標。當然對國家整體安全戰略布局而言，文教自然要為政治服務，但不得不說，這正是導致某些邊疆地區文教落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