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瘴癘、鴉片、海洛因到愛滋病：醫學人類學視野下的中國西南邊疆與邊疆社會
【作者】
沈海梅（1968－），女，雲南永仁人，雲南民族大學雲南省民族研究所人類學教授，雲南大學禁毒防艾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會女性人類學分會秘書長，中國漢民族學會理事。研究方向：中國西南社會人類學、區域社會史。專著有：《明清雲南婦女生活研究》。
【摘要】在醫學人類學看來，疾病不僅僅是與機體自身的紊亂有關，在疾病的概念下也會衍生出人類不同文化對疾病的認知和界定，以及疾病在某些具體歷史、社會文化情景中所具有的意義。將疾病置於中國邊疆過程中加以考察，可以勾勒出一部由瘴癘、鴉片、海洛因、愛滋病構成的西南中國邊疆史。本文認為疾病是一種跨文化接觸的身體體驗，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話語形式，記錄的是少數民族在與外來異文化接觸、交往時表現出來的文化策略；疾病是西方殖民體系在中國邊疆留下的深刻的殖民歷史印記；疾病也勾連出民族國家對邊疆各民族社會的整合，對邊疆地區的疾病控制就有了能否治理、控制邊疆的象徵意義。
【關鍵詞】疾病；邊疆過程；跨文化接觸；殖民創傷；醫學人類學
在醫學定義中，疾病是機體在一定原因的損害性作用下，因自穩調節紊亂而發生的異常生命活動過程。然而，疾病絕不只是與機體自身的紊亂有關，人類學者陶西格（MichaelTaussig）指出「疾病不只是身體功能的紊亂，病人對文化、社會關係與歷史的認知，可能具化（Reification）為對疾病根源與治療手段的解釋。」［1］因而，在疾病的概念下也會衍生出人類不同文化對疾病的認知和界定，以及疾病在某些具體歷史、社會文化情景中所具有的意義。在醫學人類學的視野中，疾病是一種政治經濟不平等的社會形態，因而對愛滋病進行病理的政治經濟學考察後得出的結論就是愛滋病是「獲得性收入缺乏綜合症」和「獲得性政治免疫系統缺損綜合症」［2］。在桑塔格（SusanSontag）看來，「疾病被眾多隱喻所糾纏」，人們對它充滿想像，「結核病在19世紀的西方社會被賦予的形象總結了當時經濟的負面行為：消耗、浪費、虛擲精力。而癌症所落入的想像，是20世紀的負面行為：畸形成長、壓抑汙染」［3］（P.5）。在楊念群看來，「『疾病』作為一種隱喻不僅塑造了中國人想像自身與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同時建構出了中國在建立現代國家時所採取的行為技術和制度體系」［4］（P.6），與此相關，近代中國的「病人」，如東亞病夫之類，「不僅承擔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義，而且也承擔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內涵」［4］（P.7）。羅芙芸（RuthRogaski）從中文的「衛生」概念著手演繹了中國人在健康與疾病方面所經歷的現代性體驗，指出「衛生的意義是如何從中國人的宇宙觀轉變為包含了諸如國家主權、科學實驗、身體淨化和民族適應性等方面的概念。［5］（P.21）西方一些史學家也將疾病與中國帝國的邊疆過程結合加以討論，貝洛（DavidA．Bello）在《去漢人不能久呆的地方：瘴癘與清代雲南邊疆的族群行政空間建構》中認為，瘴癘作為疾病「既是雲南土著與移民漢人之間加以區分的基礎，也將該省行政能力已經達到和尚未達到的空間區分開來。」［6］楊斌在《南中國邊疆的瘴：疾病建構，環境變遷及帝國殖民》中考察了漢人士大夫對瘴的描述，存在著對瘴「普遍恐懼和焦慮」的心態，認為「瘴的產生，是因為中華帝國向南方擴張」，「瘴作為疾病，一種生態障礙，影響了北方王朝對南方的用兵。」［7］這些研究揭示出像瘴和瘧疾之類的疾病介入了清帝國對西南邊疆的政治過程。因而，將疾病置於中國的邊疆過程中加以考察，我們發現，疾病也是一種跨文化接觸的身體體驗，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話語形式，記錄的是少數民族在與外來異文化接觸、交往時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策略。疾病或許還是西方殖民體系在中國邊疆留下的深刻的殖民歷史印記。疾病也勾連出民族國家對邊疆各民族社會的整合，對邊疆地區的疾病控制就有了能否治理邊疆的象徵意義。
一、邊疆過程、跨文化接觸與瘴的話語
14世紀以來，由漢人建立的明帝國加快了對中國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區的軍事控制和經濟開發步伐，數以百萬計的漢人或為軍事控扼屯戍，或為移民就寬鄉屯田，或為商賈貿易和礦藏開採，或為仕宦謫戍，或因罪流放，這些來自不同階層、採用不同謀生生計的漢人，混同為一個龐大的移民群體，匯成一股股移民大潮，湧入地處西南邊疆並與東南亞越南、緬甸連接的雲南。大量漢人移民的到來，改變著雲南的人口構成，也增加了移民與少數民族跨文化接觸的頻率，甚至在資源獲取和重新配置的過程中結成了新的族際關係，中央王朝的力量、少數民族的力量甚至移民的力量在這裡交迭為「中間地帶（MiddleGround）」［8］（P.4），使雲南日益成為中央王朝不可小視的新邊疆。
對於移民和中央王朝，新邊疆意味著新的財富、新的土地、新的生計。謝肇浙《滇略·物產略》中生動描述雲南的富庶之區：「大理北控土番，西威驃國，東有若水，南扼昆彌，一大都會也。臨安繁華富庶，甲於滇中。諺曰：金臨安，銀大理，言其饒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魚嬴之產不可殫述。又有銅錫諸礦，輾轉四方，商賈輻湊。永昌騰越之間，沃野千裡，控制緬甸，亦一大都會也。山高水深，饒竹木魚豕鹿蝦之利，其人環巧善製作，金銀銅鐵象牙寶石料絲什器布毯之利，皆精好甲他處。加以諸夷所產琥珀，水晶碧玉古喇錦西洋布及阿魏鴉片諸藥物，輻湊轉販，不脛而走四方。」出於對邊疆安全、戰爭花銷和為仁君者道德水準的考慮，中央王朝需要在移民和當地少數民族利益維護之間尋求適當的平衡，儘管明清帝國運用多樣的機制和管理技術來處理邊疆過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如建立雲南行省、設定職官以維持政治和軍事的控扼；創辦官學、開設科舉以教化夷人和培養邊疆漢人移民對國家的忠誠，普及漢人的道德等文化價值觀念。然而，正如Giersch的研究所看到的，中央王朝仍難以控制到邊疆拓荒的漢人數量和他們應該居住的地方，漢人移民並不只是定居在帝國中央認為他們該去的地方。中央王朝對那些娶當地少數民族女人即用異族通婚的方式進入土司領地擴張勢力的漢人們也束手無策，通過各種途徑許多漢人很快成為土司署中的大小頭目。即便出臺各種律令，帝國也難以阻止漢人與土著間的土地買賣，甚至是騙取土著手中的土地。［9］（P.138－177）對財富、土地和可及的謀生方式產生的巨大動力使得漢人移民在民間社會生活中越來越成為新邊疆有影響力的居民。
然而，當中央王朝和漢人移民進入到新邊疆廣袤之地時，即便有強大的軍事勢力，這種擴張和拓殖仍難以做到隨心所欲和肆無忌憚。其中，瘴就是帝國和漢人們所面臨的障礙和難以躊躇滿志的方面。據DavidBello的研究，「『瘴』是一個中國南方特有的詞彙，『瘧』則是中國北方的相似詞彙，二者皆指各種發熱的病，具體是哪種特殊的病得根據語境而定。」［10］（P.232）而根據楊斌的研究，認為「瘴可能是熱帶、亞熱帶疾病（惡性瘧疾為其中一致命元素）：病毒性腸炎，空氣水汙染；傳染性細菌和微生物；急性中毒，毒氣，真菌等等」都是瘴這一疾病的症狀和病理表現。［7］楊斌也關注漢人文化中對瘴「普遍恐懼和焦慮」的心態，認為「南方的瘴，體現了士大夫心目中南方的陌生，野蠻，奇異和危險」，這是漢人在文化上表現出的對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他者」的焦慮和緊張。［7］儘管作者將瘴置於疾病史和中華帝國在南方的邊疆過程加以考察，討論了瘴的產生、興盛與消退，卻沒有看到瘴作為一種話語如何被當地少數民族運用到處理與帝國、漢人移民之間的權力關係中。
對於人類歷史中的跨文化和軍事接觸，土著都會有一套自己的策略和文化技術來加以抵禦或處理與這些外來者之間的關係，如印第安人的巫術，阿贊德人的毒藥神諭，庫克船長在夏威夷群島所碰到的島民們的羅諾神祭祀儀式，甚至英國使節馬戛爾尼在中華帝國面對的天子的禮儀等等①，歷史上雲南民間社會中瘴的話語也是被如此運用的。朱元璋一統全國後，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滇雲這塊尚未納入版圖的區域。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多次派使節出使雲南招撫雲南無效後，決心以武力平定雲南，於是派傅友德、藍玉、沐英統帥三軍出兵雲南。白石江一戰，大敗元軍，梁王自殺，滇池地區為明軍所有。進而兵臨威楚，明軍與大理總管段氏大戰在即。大戰前夕，大理段氏負隅頑抗，三軍統率傅友德則意志堅決，敦促段氏投降，雙方互有信札往返，這些書信為《弇山堂別集》中所錄，名為《大理戰書》。《大理戰書》中世居大理的大理國總管段氏已在使用瘴的話語，段氏致傅友德第一封信中就提到「唐玄宗不忍邊夷小忿，逞武於蒙氏，全軍以之陷沒，構多事之禍以貽後人……弗如是，唯恐瘴毒日重，疫痢日興，師老糧絕，萬一失挫，奚翅為天下之叱笑」，影射唐天寶年間的西洱河之戰唐軍覆沒由瘴而生，若明軍不停止兵威也將重蹈覆轍。信中，段氏對「瘴」又有進一步的描述：
據西南稱為不毛之地，易動難安，即日春氣尚喧，煙瘴漸重，汙穢鬱蒸染成痢疫，據汝不假礪兵，殺汝不須血刃。四五月雨水淋滔，江河泛漲，道路阻絕，往返不通，則知汝等疲睏尤極，糧絕氣敝，十散亡八九，十患倒六七，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毛髮脫落，骨瘠露出，死者相籍，生者相視，欲活不能，悽慘涕泣，殆及諸夷乘隙，四向蜂起，駑人發毒箭，弓人激勁矢，弱則邀截汝行，強則圍擊汝營，逆則知之，入進退果狼狽矣。莫若趁此天晴地幹，早得活路，全骸逃歸鄉裡，但得父母妻子一日完聚之樂，可瞑目而無憾也。雖以軍律論，豈有盡誅之理哉！寧作中原死鬼，莫作邊地遊魂，汝宜圖之。文中刻畫了瘴癘有如礪兵血刃般威猛，可以散其精銳，耗其體能，不僅描繪染瘴後人的體徵是「形如鬼魅，色如黑漆，毛髮脫落，骨瘠露出」，也指涉目睹瘴疫的生者難逃驚恐與絕望，最終都是性命不保。「寧作中原死鬼，莫作邊地遊魂」，這番關於瘴的言說和大戰前用瘴癘來形成警告所產生的心理誘導、恐嚇力已經具有了作為話語的力量。儘管《大理戰書》中的瘴癘恐嚇並沒能阻止傅友德大軍最終以武力平定大理，但明王朝強大的軍力也沒能阻止瘴的恐慌在中原地區擴散，更加俱化了瘴在漢人心中的焦慮和對蠻荒雲南天遙地遠、瘴癘橫生、猛獸出沒的文化印象。正因如此，雲南歷來被中原人士視為一去即不復返之地，也成了罪犯充軍發配和官員謫戍的理想之區。洪武十年（1382年）命天下衛所「凡逃軍既獲者，謫戍雲南」。謝肇浙《滇略》也說：「高皇帝既定滇中，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及有罪竄戍之家，鹹盡室以行。」
雲南富庶的壩子富有水利資源，道路通達，是最適宜耕作、居住的理想之地，大量漢人移居雲南後勢必要與當地少數民族們重新劃定土地才得以定居，這些壩區就成為雙方都想據為己有的地方。然而，瘴的話語卻強調壩區是瘴癘最嚴重的地方，漢人難以久呆，而當地少數民族卻天生地具有免疫力，比漢人更耐受瘴癘之苦。於是，漢人對瘴的認知，無論是來自於移民漢人身體的真實疾病體驗還是懾於瘴的話語力量，正如Bello所看到的，「清代西南邊疆的行政長官們則採用了當地少數民族比漢人對瘧疾有更強的抵抗力的假設，卻不考慮漢人適應水土的能力如何。其結果是，瘧疾作為生物民族志話語成為描述和區分雲南行政管理空間差異的工具。例如在永昌府，一般土司地區所表現的特點即是瘴癘（瘧疾）肆虐，反之，凡府州縣地區如永平縣就表現為很少受到瘧疾的影響」［10］（P．235），也就是說，漢人易受瘧疾感染的脆弱性限制了中央王朝在雲南郡縣地域的無限擴張，帝國秩序不得不對瘴癘（瘧疾）採取一種政治妥協，只能間接地控制邊界以內的地區，而將那些瘴癘橫生的地方留給土司們去管轄。
瘴的話語也強調漢人家屋是建在地面上的，不能避開瘴氣，他們只有居住在山上才可以避開這種瘴癘疾病，而當地少數民族則多住幹欄式建築，喜食生冷酸辣的食物、嚼檳榔就可以避開瘴癘。這些關於瘴的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漢人進入雲南後對土地的無限制擴張，從而呈現出漢人居住在涼爽的山上而土著居住在地勢低矮溼熱的壩子的立體分布。筆者的人類學田野點西雙版納勐臘縣的曼底寨就流傳著漢人與傣泐人的劃地故事：以前有一個葫蘆，炸開有漢族、傣族出來。幾千年前，那時是諸葛亮，我們傣族的房子就是按他的帽子樣子蓋的，這個故事是老人講的。以前人不多，但爭地時漢族也想在河邊佔領平地。諸葛亮沒辦法解決，就拿一對石磨讓漢族、傣族認，磨心是傣族認，磨盤是漢族認，說好石磨滾到哪裡就在哪裡居住。漢族的磨盤滾不遠，滾一小截就滾進篾籮中，傣族認的磨心滾得遠，哪裡有平坦地方就就落在哪裡，所以傣族就住在了河谷平地，漢族居半山，其他民族也住半山。而在內地，漢族住在很多好地方。這樣的傳說故事就是對歷史作出的回應，也是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對漢人放棄河谷平地，選擇居住山上的空間劃分作的解釋。
在雲南，似乎越富庶的壩區就越是有關瘴癘話語流行的地區。在雲南許多人都會吟唱「美麗富饒的潞江壩，人人見了人人誇」的地方民謠，都知道那裡「頭頂香蕉，腳踩菠蘿」物產豐富，而同時許多民間諺語又強調潞江壩煙瘴最盛，每年清明節時來頭撥瘴，秋後又來尾撥瘴，那裡還有泥鰍痧、黃鱔瘴、悶頭瘧、軟腳瘟等等怪病，要是碰上就得去見閻王，因而「要到潞江壩，先把老婆嫁」或「要到芒市壩，先把老婆嫁」之類的家喻戶曉的民間諺語就成為主要針對想前往該地的漢人們的告誡，令許多膽小的漢人畏懼途程而不得不停下徵程。美麗富饒卻與瘴癘共生，這似乎是難以釐清的矛盾糾結，只有那些不畏瘴癘，親歷邊疆並生存下來的漢人才最清楚邊疆的瘴對於他們、對於當地少數民族究竟意味著什麼。解放初，一位在芒市的緬寺中教漢文的漢人說：這裡有瘴氣屬實，但所謂「奪生命於頃刻，滅人種於無形」，卻是被人為地大大渲染了。究其原因，一是土司怕漢人大量進來，有意渲染給漢官聽，使他們害怕；二是小漢官渲染給大漢官聽。這裡做官的漢人基本上是出錢買官，到傣區撈錢財，怕上面人來查辦，就誇大其詞嚇退貪生怕死的官吏，免去許多麻煩。［11］（P.67）
與這位流入邊疆的漢人一樣，仍然有許多移民漢人識破瘴的話語，不畏懼瘴癘而在邊疆雲南生存下來。當然，隨著大量漢人移民進入雲南，許多深山密林被開發，生態環境的改變也使瘴氣在雲南許多地方消退②，許多漢人最終定居雲南，並以此為樂土，正如吳大勳在《滇南志略》中說：滇本夷地，並無漢人。歷代以來，徵伐戍守、遷徙貿易之人或不得已而居此，或以為樂土而安之。降至近世，官裔幕客流落茲土，遂成家室。蓋緣道途綿遠，盤費難支，日積一日，年復一年，無復歸期，永為客戶。大抵江、浙之人居多，既好體面，又難吃苦，手乏身疲，不能行動。至今城市中皆漢人，山谷荒野中皆夷人，反客為主，竟成樂國。
運用醫學人類學闡釋西南中國的邊疆過程和跨文化接觸，瘴是漢人在邊疆對環境不適應的身體感，瘴是漢人移民在邊疆的疾病體驗，瘴也是被建構出來的話語形式。有關瘴的言說，體現出當地少數民族的一種自我保護能力，同時也是他們用來處理與漢人移民和中央王朝關係的策略。因此，瘴既是他們恐嚇、遏止漢人的話語，也是一種文化策略，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延緩了當地少數民族被漢人同化的命運。
二、鴉片的邊疆殖民印記
基於對瘴的恐懼，清朝廷一直在尋求有效的藥物來醫治瘴癘，緩釋戍邊人心中的恐懼，阿魏就被用來預防瘴癘，甚至主要以之來穩定軍心。據《清實錄》載：乾隆三十四年，有經略大學士公傅恆等奏：「粵東辦送阿魏三千斤解騰，臣等統計兵數，概行散給。查沿邊雖有瘴氣，訛傳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藥，不特實能避瘴，並可釋其疑懼，於軍營大有裨益。」③然而，民間有諺語說「黃苓無假，阿魏無真」，假造亂真的阿魏無處不在，清朝廷要購辦到大批量的真正的阿魏是件不易之事，還須尋找其他醫治瘴癘的良方。15世紀以來，隨著歐洲殖民者在全球的探險、貿易等活動的增多，這些生長在溫帶國家的人向熱帶擴張時，無一例外地要遭遇到瘴氣、瘧疾問題。鴉片在許多瘴氣地區就作為一種預防瘴癘的良藥。17世紀早期，荷蘭人向熱帶的亞洲從事殖民活動，面臨瘧疾等熱帶疾病問題時，曾在爪哇用鴉片來治療瘧疾（瘴癘）［12］（P.311）在臺灣也用鴉片來對付瘴癘，「臺灣有些人認為吸食鴉片可以防止瘧疾，因為吸食鴉片身體會溫熱（瘧疾會畏寒），鴉片可以驅除瘴氣」。④鴉片最初是作為可以治療和預防瘴癘的藥物進入西南中國邊疆社會的，正如道光年間雲南巡撫顏伯燾所言：「滇之邊地，瘴氣甚盛，百姓土民以吸菸可避瘴，乃競相吸之。」［13］美國學者Bello也看到「瘴癘是西南地區鴉片存在的決定性因素」［12］（P．311）。
在中國，人們吸食鴉片主要用於自我治療，如止痛、降燒和止咳。鴉片能解除便秘，是有效的呼吸道疾病鎮靜劑、止咳藥、止痛藥、退燒藥，能緩解痙攣。19世紀，鴉片較少的花費使得普通人能用它緩解痢疾、霍亂、瘧疾等地方病症狀，用它來緩解疲勞、對付飢餓和寒冷。在治療腹瀉方面沒有什麼藥比鴉片更有效。［14］（P.74）然而，隨著鴉片走私的猖獗，鴉片很快成為當時沿海社會中的奢侈消費品。Diktter認為鴉片在19世紀的中國具有社會身份的表徵，並且有社交禮儀的作用。「在許多婚喪和節慶的場合，煙床、煙槍、煙燈一應俱全，鴉片就像酒一樣提供給客人享用。」［14］（P．55）一般而言，你的客人邀請你去吸鴉片，代表你是熟客的等級。鴉片的菸具也代表社會身份，包含珍珠、木頭等，這都代表財富與地位的象徵。因此，當時還出現了所謂的鴉片鑑賞，而這種鑑賞也代表士紳階層表達自己品味的能力與象徵，能夠鑑別鴉片的好壞似乎也成為身份與品味的表徵。［14］（P.58）當鴉片從治療疾病的藥物轉化成一種消費品後，就意味著鴉片已經作為一種新的物質媒介真正將中國社會與資本主義的殖民體系關聯起來，成為歐洲殖民生產和貿易的一部分。正如有學者認為的「印度鴉片貿易是英帝國主義整個亞洲計劃的『關鍵組成部分』……其在維持殖民權力方面是至關重要的。」［12］（P．303）如果說廣東沿海地區是西方殖民者通過成癮性商品的銷售和推動消費來拓展殖民勢力，那麼在西南中國邊疆，西方殖民者則是通過鴉片種植來拓展其殖民勢力的，這與鴉片作為成癮性消費品進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方式存在差異。
雲南鴉片，又被稱為阿芙蓉。一些學者已經關注「沿海的走私商人最初直接參與了將昂貴的印度鴉片流入雲南的活動」［12］（P．309），然而，鴉片最早進入雲南的通道肯定不只是東南沿海一個方向，還從越南流入雲南南部。而且，雲南緊鄰印度，地處季風氣候的北端，與當時東印度公司及英、法等歐洲殖民國家在亞洲推廣鴉片種植的印度、孟加拉、寮國、緬甸山區在氣候、土壤、植被、生計等文化生態方面有著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就是屬於東南亞季風圈同一個文化生態整體，鴉片直接從印度和相鄰的孟加拉、緬甸進入雲南的可能性極大。緊鄰緬甸的永昌就是「雲南最早被記載為吸鴉片煙而種植罌粟的地方，至遲可追溯到1801年」。［12］（P．314）李三謀認為，我國種植罌粟，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罌粟的種子最初由印度傳人我國的南疆雲南。在雲南種植後，又傳至四川、貴州、甘肅，再由甘肅傳至陝西和山西。［15］鴉片作為一種新的經濟作物，其經濟價值很快就取代了稻米等傳統農業產品，並且，從邊疆雲南到四川及其它中國內地省份開始大規模種植後，鴉片從奢侈品變為大眾可及的消費品。雲南、四川的鴉片種植對於西方殖民拓殖的意義，Bello將其總結為「到19世紀末，雲南和四川的罌粟種植者實際已從英屬印度手中奪得了鴉片販運的控制權，使清朝的西南地區成為服務於世界的最大鴉片市場和最大的鴉片生產地。」［12］（P.303）1876年，英國人貝伯爾一行人從北京出發遊歷中國許多省份，在旅行日誌中記載：「至鄂川交界處，始見罌粟；進入四川，栽種尤盛；到了雲南，遍地皆是。」在這年1－5月間，他們一直在廣袤無際的罌粟地中穿行，目睹鴉片的種植、萌芽、抽蕊、開花、結果及收割的全部過程。［16］（P.572－573）
地處金沙江炎熱河谷的雲南永仁方山山腳一帶，歷史上也是瘴氣橫生之地，諸葛亮徵雲南「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渡過金沙江後為避瘴氣，到涼爽的方山安營紮寨，留下諸葛營遺蹟。方山與四川涼山的會理等地一江之隔，金沙江南北兩岸歷史上也是種植鴉片的地區。對於種植鴉片時代的生活人們仍保留著歷史記憶，從小生活在方山的一趕馬人（70歲）自述：
年輕時趕馬，從方山馱蘿蔔、土豆到永仁縣城賣。我13歲時第一次抽大煙，只是抽了小拇指指甲殼大小的一點菸就醉了，整整3天頭都是昏的，渾身無力。當時（民國時期）整個方山都種鴉片，長勢很好。收煙的季節，婦女、娃娃都去割煙。我們家也種幾畝鴉片，每年能收十二三大碗煙膏，拿去街上賣，一碗煙膏（約有一二公斤）就可換得七八百斤糧食，足夠一家人吃一年，家家種鴉片。村裡也有人抽鴉片上癮的，家裡的一個親戚就是吸鴉片上癮了。鴉片可以治百病，咳嗽、肚子疼樣樣病都可以治。
民國時期靠內地區罌粟一定程度被禁種，而江外土司控轄的地區卻仍然在種植，許多漢人移民的後代開始走夷方，組成馬幫將夷人種植、收取的鴉片馱到石屏、昆明等靠內地的城市中銷售，雲南近代崛起的許多商幫都曾販運過鴉片。在雲南石屏筆者訪談的一位96歲的唐姓馬鍋頭回憶：
年輕時趕馬，民族地方彈琴的琴弦要用銅線，在昆明稱一斤一二十塊，運到少數民族地方五塊錢一排（音三聲，當地方言，伸開雙臂的長度），一斤找五六十塊（半開）。張學林的毛筆二角五一支，馱去賣一塊錢一支，阿司匹林要賣一塊錢一顆。賣了貨去土司地收大煙，土司收的大煙太多了。馱鴉片出來賣到石屏，對本是找一倍，三百現金賣六百。開始趕馬時趕一匹馬，去上三年最多時候趕到四匹馬，從石屏到瀾滄要走一個多月。馱其它貨出來重又重還找不著錢，只有馱鴉片又輕又找得著錢。
生活在中緬邊境雲南省盈江縣支丹山區中的景頗人、漢人和傈僳人在解放前一直種植鴉片，「每個村寨、各家各戶均種植大煙，主要供自己吸食，只用少量去換糧食、農具、食鹽、衣服、布、煤油等生產、生活用品。每當大煙收穫季節（每年三、四月份），漢族商人馱著大米、土布、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從昔馬、勐典等地來支丹山換大煙。有的通過頭人、董薩與景頗族人民交換；有的直接同群眾交換，一兩大煙可換大米一至二鬥（30－60斤），或換土布一匹，也可賣五六塊銀元」，這種交易是解放前景頗山區「唯一的商品經濟」［17］（P.47－53）。邊疆地區的鴉片種植及其產品刺激著邊民對各種商品的消費，漢人與少數民族間，以及回族、白族、納西等少數民族商幫與邊疆少數民族間的貿易活力有力地支撐起了商幫輻射邊疆甚至緬甸的遠距離貿易，造就許多興盛的雲南商幫。
可見，邊疆社會的經濟發展對鴉片有著嚴重的依附性，從生活於邊疆的每個個體農民、商販、馬鍋頭的生計，每個家戶的收入與花銷到雲南省的財政收支［18］（P.21－85），都得依靠鴉片的種植和販運、交易以及所結成的貿易網絡。正如學者所看到的，「在所有東南亞殖民地，當時都依賴某種鴉片包稅制度（對鴉片的國家壟斷）來獲得政府收入，是其稅收的支柱，這對其經濟社會生活都產生了一系列深遠的結構性後果。」［19］雲南與當時東印度公司及英、法等歐洲殖民國家在亞洲推廣鴉片種植的印度、孟加拉、寮國、緬甸在氣候、土壤、植被、生計等文化生態方面有著高度的同質性，繼而勾連起一部與亞洲山地連成一體的鴉片種植、貿易和消費的社會史。鴉片在中國邊疆地區耕種、吸食、大眾化消費的歷史打上了深深的殖民印記。
殖民者推動鴉片種植與消費，而鴉片成癮後所產生的社會後果遠比菸酒惡劣，許多資料反映出的是緊隨西方殖民者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們，卻自然承擔起了來處理中國社會因鴉片而產生的宗族離散、社會脫域、失範所帶來的各種社會陣痛和疾病，如防止普遍存在的鴉片自殺事件，治療身體疼痛和撫慰、拯救人的心靈。從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出發，傳教士們也曾對鴉片深惡痛絕，力倡禁菸，然而傳教士們也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教，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英國傳教士柏格理在《中國曆險記》中就是以吞服鴉片等待死亡的婦女來開篇的，書中總結道：「當本地人陷入這種困境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想起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外國傳教士。據我所知，有一年在昭通，由於吞服鴉片企圖自殺而來向傳教士尋求幫助的病例，約有一百起。」［20］（P.14）而柏格理自己僅在1898年的第一個月，就挽救了20個服用鴉片自殺者。鴉片與宗教之間的糾結關係，被馬克思形象地比喻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21］（P.2），而且作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對於邊疆各民族而言，鴉片曾經是邊民所經歷的普遍的日常生活經驗，涉及瘴氣、瘧疾等疾病，農耕社會的新型生計方式、飲食習慣、醫藥治療、器物開發、消費文化、社交往來等現代性經驗，也涉及信仰的轉變和宗教實踐。在邊疆社會，西方殖民的影響以鴉片為媒介從生計經濟滲透到人的心靈，使得中國邊疆之各民族獲得物質性鴉片和精神鴉片的雙重殖民體驗，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邊疆經歷了比中國內地更深的殖民化程度，呈現出邊疆社會早期現代性的特徵。即便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對煙毒的滌蕩禁絕，鴉片的文化風習和被殖民的心理依然在對邊疆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愛滋病的殖民創傷
鴉片貫穿於雲南邊疆早期近代化的社會文化過程，與雲南社會糾結成甚為特殊的關係，二者難以脫離開來。民國年間羅養儒的《雲南掌故》提及昆明街市中櫛比的「煙歡鋪」、「芙蓉鋪」、「熟煙鋪」、「潮煙莊」是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場景。［22］（P.111）清光緒年間，曾官至騰越同知的謝瑾以其奢華的菸具著稱於滇省，其有一套紫檀木煙盤產自交趾，全用魚骨磨成水滸圖108將，每位人物的面容與服裝各具一種色彩。其特製煙槍36枝，形質不同，用行省職官之名來命名煙槍之名，「官名以制臺居首，次為撫臺……縣主簿、巡檢、典史等三十六名」，這位謝同知每天午前、午後、晚餐後抽3次大煙，每次吸菸36口，「是每三口易一槍，槍由典史起而上升十二位，至州同而畢其數。午後又吹三十六口，復上升十二位。晚餐後，亦是吹三十六口，槍則吹至制臺為止。」［22］（P．624）在這裡，鴉片菸具不只是代表社會身份，代表財富與地位，也代表著鴉片的吸食方式、吸食行為從簡單的滿足菸癮而達到炫耀式吸食的登峰造極地步。隨著西方國家化學實驗室技術的發展，從鴉片提取出嗎啡併合成出毒性更高的新型成癮產品時，人類吸食鴉片的方式也由此發生轉變，這些炫耀式鴉片吸食方式將只能作為一些片段定格在中國人對於鴉片殖民生活方式的群體歷史記憶中。
消除煙毒、擺脫殖民影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在亞洲民族主義浪潮中誕生的新政權的當務之急。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被冷戰的世界體系封鎖而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新中國政府得以禁絕鴉片的種植和貿易，普通民眾吸食鴉片得以禁止。也正是在這短短的20年中，從鴉片中提取嗎啡合成的新型毒品海洛因通過金三角的精工提煉和越南戰爭中的走私以一種全新的面目出現在人類生活中，在美國和亞洲國家泛濫。海洛因（Heroin）是嗎啡的半合成品，化學名叫二乙醯嗎啡，1874年由英國人從鴉片中提煉出來，1898年由德國拜爾公司開始大批量生產，並將這一由嗎啡合成的白色粉末命名為海洛因（Heroin），其詞義即「英雄粉劑」，在世界許多國家銷售。「海洛因除了用於醫學臨床外，還被用來作為解除鴉片上癮、嗎啡上癮的藥物」［23］。這種從鴉片中提煉出的灰白色粉末，被人們稱為「白粉」、「白面」，一改以往黑色鴉片所代表的「負面、陰暗的壓抑性格」和「黑暗、迷濛、僵滯、陰沉、黯寂」的刻板意象［24］，總是與勃勃生機和英雄氣慨聯繫在一起，成為戰後西方男性氣質的表徵。海洛因的體積和重量比鴉片大大減小，可以放到錫箔紙上燃燒唆吸菸霧，既可吸食又可注射，採用與鴉片不同的新的吸食方式，最根本的是，海洛因已經不是人們熟悉的鴉片。
與雲南接壤的寮國、緬甸地處金三角毒品生產基地，緬甸在20世紀70年代有「世界白粉中心」之稱。在中國進行民主改革、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過程中，由於民族政策的失誤，中國邊疆一些少數民族如景頗、拉祜、傈僳族居民遷往寮國、緬甸境外居住，有的就與境外當地居民一道，繼續從事鴉片種植或者為鴉片種植提供勞力，得到的報酬就是鴉片。實際上，邊境地區的鴉片種植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出現了複種的回潮。「1978年前後，盈江縣的邊境線附近首先發現一些吸食鴉片者在深山裡偷種罌粟，比較突出的是該縣盞西、芒璋和支那三個公社到1981年種植罌粟達到159畝」［25］（P.206）。儘管經過當地政府強力禁種而基本禁絕，但與這些邊境一線接壤的境外緬甸克欽邦仍一直以種植罌粟收取鴉片為生，「盈江縣西北端境外常年種植罌粟較多的約有14個村寨……1982年這些境外村寨的居民種植的罌粟有6238畝，產煙量約124760兩，而當年從這一帶境外流入盈江縣的鴉片估計約在兩萬兩左右」［25］（P.207）。對於這些跨境而居的邊民而言，國家疆界並不能阻礙他們之間的流動，也不能完全阻止鴉片在他們之間的流通，「緬甸境內的邊民，常攜帶鴉片入境，或作為探親訪友的禮品，或當做交易中的小額支付手段」。中國境內的邊民，往返境內外，攜帶鴉片入境是平常事，邊民吸食鴉片幾乎未斷絕過。有的婦女在丈夫抽鴉片上癮後，還會到境外背鴉片回來給丈夫抽。［25］（P．202）邊民較容易接觸和使用海洛因等毒品，當中國改革開放、土地包產到戶時，移居境外的部分邊民又再次回到境內生活，海洛因等新的毒品也隨之進入邊境一線的村落，與注射海洛因這一吸毒方式相伴的就是愛滋病開始從境外蔓延到中國境內邊疆一線。「1989年中國在雲南省瑞麗市靜脈注射吸毒人群中首次成批發現HIV感染者146名」［26］，這也是雲南省首次在邊境地區靜脈吸毒的少數民族中檢出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德宏州的隴川縣也是毒品、愛滋病危害嚴重之地區，病毒感染者不斷上升。⑤當許多村寨中的強勞力因感染愛滋病而死去，一個個家庭絕戶，一個個村寨在萎縮，愛滋病吞噬的景頗社會與曾遭受殖民統治的非洲，或是20年前地處東南亞的泰國所面臨的愛滋病威脅是何等相似，他們都處於同樣的社會情景之中。因而，我們應當看到像景頗族這樣的跨境族群在感染愛滋病方面表現出來的脆弱性，是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殖民體系在亞洲殖民統治後遺症的一部分。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世界的化學工業在從鴉片中提取高純度的海洛因方面發展出許多新技術、生產出新產品時，中國大陸還處於一個較封閉的國際環境中，化工技術改變了鴉片的內部分子結構和產品外觀形式，對這些「藥」既熟悉又陌生的菸民仍然用他們熟悉的鴉片來認知海洛因。在雲南，將海洛因這類白粉稱之為「白色的鴉片」［2］。這樣的認知確定了二者之間只是顏色不同而已，他們沒辦法知道何以原來黑色的鴉片變成白色，塊狀的鴉片膏會變成了像麵粉或洗衣粉般的粉狀物；原來吸食鴉片的方式也變得更簡便了，如煙槍不需要了，只要在隨處可及的包香菸的錫箔紙上放一點點白粉用打火機來燒並冒出青煙就可唆吸；吹煙的獨享也可變成幾個好友一起來共同吸食獲得共同快感的體驗過程，海洛因的分享性和刺激感已經超過了鴉片。
滇池畔的晉寧縣地處雲南腹地，在民國時期有過種鴉片的歷史，據當地人所言，在20世紀50年代初還種植鴉片，解放後也未斷絕，並且一直都有人在吸鴉片。一位曾抽鴉片後來又吸海洛因的當地居民在訪談中向我們講述自己使用毒品的歷史：
我是1988年開始吸的，當時只是擺闊。我在勐臘做生意的時候，鴉片也好買，就吹上了。那時鴉片兩塊錢一小包，相當便宜，買包煙的錢夠我們三四個人吹一天。一次買個兩三百塊錢的，夠吃個把月。吹煙我一直吹到1989年，才開始有海洛因。吹鴉片麻煩，要用銅鍋炒，要煙槍，要油汀，很不方便。海洛因出門的時候方便攜帶，吃的時候更方便，就開始改抽海洛因了。吸鴉片，香得很，一小點放在煙槍裡面，一屋子都香。吃海洛因吃了兩年都是蘋果香，打下去，嘴巴、鼻子裡面都有蘋果香。最早的時候，純度高，有蘋果香味，後來只會打昏，想睡，眼睛想閉。
從這一毒品使用案例可看到，其一，到勐臘等邊境地區做生意就意味著對鴉片、海洛因等毒品有可及性。其二，即便在中國開放後吸食鴉片也像舊殖民時代那樣可以以此來表明自己的財富和社會身份，除了毒品的樣子換了，使用和消費毒品的行為、社會心理和文化環境似乎並沒有徹底改變。其三，初吸鴉片時鴉片價格便宜，吸鴉片與抽菸都一樣，而且鴉片與香菸的價格相差無幾，甚至更便宜。其四，有了海洛因以後，吸鴉片成為過時的行為，菸具也因難以攜帶出門且要暴露在公眾面前，而海洛因唆吸和針注的吸食方式更方便就成為人們的新選擇。其五，鴉片與海洛因所獲得的身體感和氣味感很相似，海洛因正是鴉片的替代品。
由於舊時代吸毒的文化「心癮」和社會環境仍難以從人們的生活中剔除，從鴉片到海洛因人們對毒品的認知仍保持較高的一致性。對於許多吸毒成癮的人，他們認為「老輩子的人吸鴉片一輩子也還活得好好的」，自己吸海洛因也不會怎樣，許多人就是在用對鴉片的認識來認知海洛因這樣的毒品而染上毒癮。1992年邊境地區「嚴打」，政府嚴控了毒品販賣，海洛因的價格快速上漲，吸毒者普遍將唆習改為靜脈針注，但從吸食到注射吸食行為改變帶來的愛滋病高風險行為卻是人們未能認識到的。海洛因在邊疆社會的泛濫仍然打著舊殖民生活方式的印記，所引發的愛滋病流行也是邊疆社會難以抹去的殖民創傷。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地處邊疆的雲南省成為中國愛滋病疫情形勢最嚴峻的地區之一，欠發達的少數民族也是主要感染人群。在雲南省，少數民族HIV感染者曾經佔感染者人數的80%，所佔比例比漢族高。且雲南省的HIV感染已從原來的邊境局部地區蔓延到中心城市，感染者大多數為青壯年，傳播渠道已從流行初期單一的吸毒者共用注射器，發展到性傳播、母嬰傳播等多種渠道並存，愛滋病的流行速度明顯加快。愛滋病病毒已經通過高危人群進入了一般人群，愛滋病流行的危險性正在逐年增大，其中移居城市工作的少數民族感染者正在明顯增加。2005年以來雲南省開展了三輪禁毒和防治愛滋病人民戰爭，民族國家通過愛滋病的防治加強了對邊疆各民族社會的整合，對邊疆地區的疾病控制因此就有了能否治理和控制邊疆的象徵意義。
總之，醫學人類學視野下的邊疆，是由瘴癘和鴉片種植區來界定漢人與少數民族之間、帝國與土著之間的邊界。以疾病、醫療為主題的邊疆過程使邊疆社會經歷了與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力量展開文化接觸的過程，也在近代全球體系的結構過程中體驗了比中國內地還深重的殖民經歷，並遺留下了深刻的社會陣痛，通過愛滋病這樣的文化接觸、殖民創傷的疾病呈現出來，只有在新的社會系統中尋求治癒。
注釋：
①可參考［英］弗雷澤《金枝》，徐育新等譯，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英］埃文斯普裡查德《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覃俐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美］薩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庫克船長為例》，張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美］何偉亞《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鄧常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等著作相關內容。
②可參考周瓊著《清代雲南瘴氣與生態變遷研究》相關內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③參見《清實錄》之《高宗實錄》卷836，也可參見雲南省歷史研究所編《清實錄———有關雲南史料彙編》卷四，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29頁。
④參見臺灣政治大學FrankDiktter著作研讀會相關內容，NarcoticCulture：AHistoryofDrugsinChina．2009－05－01。
⑤關於毒品對景頗族社會的影響，已有許多討論，參見金黎燕《毒品對景頗族的危害及其原因分析》（景頗族文化網）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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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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