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廬篇：吳昌碩作為近代以來有著巨大影響的詩書畫印「四絕」的大師級人物，篆刻創作無疑是他的「頭牌」。對於其篆刻作品的關注與收藏，時常成為熱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吳昌碩篆刻作品，乃是吳為不同地域、階層的人所刻，精彩紛呈，增加了藝術含金量。
「馬衡」（圖1）、「馬衡印信」（圖2）和「叔平」（圖3）三印是吳昌碩為馬衡所刻。馬衡曾長期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昌碩是第一任西泠印社社長，馬衡是第二任。馬衡評價吳昌碩篆刻：「其刻印亦取偏師，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後，椎鑿邊緣，以殘破為古拙」。1905年，馬衡請吳昌碩為他書寫齋名「凡將齋」，馬衡對此十分珍惜，請工匠將其製成齋堂匾。
「成多祿印」（圖4）、「多祿長壽」（圖5）和「澹堪居士」（圖6）是吳昌碩為成多祿所刻。成多祿以詩歌、書法聞名於世，同宋小濂、徐鼐霖共同被譽為「吉林三傑」。
「張公之束」（圖7）是吳昌碩為同鄉張鳴珂所刻。張鳴珂曾經記下與吳昌碩交往的感受：「性孤冷，工詩，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畫，天真爛漫。」對於吳昌碩的篆刻，張鳴珂給予很高評價：「倉石治印獨往獨來，一空依傍，論者謂與吳讓之、趙撝叔，如鼎三足。」
「勳伯五十六歲以後書」（圖8）和「勳伯賞鑑」（圖9）兩印是吳昌碩為合肥人張廣建所刻。本為當地不第秀才，光緒年間流落京津，投入淮軍聶士成部為軍佐，後至山東，為巡撫袁世凱器重。
「壽樞」（圖10）、「菩薛（薩）戒憂媻塞員頓蒯壽樞」（圖11）和「合肥蒯氏自聞齋收藏印」（圖12），是吳昌碩為同是合肥人的蒯壽樞所刻。蒯壽樞精書畫，富收藏。這批印章石材名貴，雕刻精美。
故宮藏吳昌碩篆刻作品，為研究吳昌碩生平和交遊歷程，提供了寶貴依據。
菊香篇
毛澤東主席的書法創作世所周知，深入人心。他與篆刻也有不解之緣，近當代很多篆刻大家曾為其治印，值得關注。
1949年，毛澤東寫信邀請齊白石參加新政協會議。齊欣喜之餘，精心鐫刻了朱文「潤之」（圖1）和白文「毛澤東」（圖2）各一方，見證了兩位老鄉間的情誼；同為老鄉的謝梅奴（圖3）、（圖4），也曾為主席刻制朱白文對章。
1949年，北京金石名家劉博琴受人之託，為毛澤東刻過一方「毛氏藏書」印（圖5）。其實早在「七七事變」時，就有人找到他，要刻一枚「潤之」印送給遠方的朋友。直到解放後，才知道「潤之」就是毛澤東。
錢君匋曾刻「毛澤東印」（圖6），通過時任文化部部長沈雁冰轉贈給毛澤東。後來，毛澤東又通過上海博物館找到錢君匋，刻了「毛氏藏書」印。
1956年，上海市政府請陳巨來刻「湘潭毛澤東」一印（圖7）。陳巨來審慎精思，三易其稿。其後，陳巨來收到了致謝回函，大意是：主席收到印章十分高興，特附上三百元以作潤筆……
1959年，傅抱石聽說毛澤東要為《江山如此多嬌》巨幅畫題字，事先精心刻制了一枚「毛澤東印」（圖8）。但主席書法作品一向不蓋印，最終沒有破例。
1963年8月，鄧散木用壽山田黃石為毛澤東刻龍紐大印（圖9），堪稱「極品」。
同年，毛澤東委託陳叔通代為邀請上海名家吳樸刻了一方「毛氏藏書」印（圖10）。毛澤東對這方印章非常滿意，許多藏書都有鈐蓋。
1945年8月8日，毛澤東赴重慶參加談判，書寫《沁園春·雪》一詞回贈柳亞子。柳亞子發現作品上沒有印章，就特請重慶名家曹立庵選了兩塊壽山石料，刻「毛澤東印」（圖11）和「潤之」（圖12），並鈐蓋在作品上。
毛主席還有兩方印出自女印人談月色之手，但目前只能看到「毛澤東印」（圖13）印蛻。
1936年2月，毛澤東率領紅軍抗日先鋒隊渡過黃河，途經陝北清澗縣袁家溝一帶，適逢大雪，寫下了氣勢磅礴、雄壯豪放的《沁園春·雪》，鈐有一方白文「毛澤東印」（圖14）。另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早期籤署的公函、命令等文件和資料，蓋有一方朱文印。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毛澤東印章（圖15）。以上兩枚印章，作者是誰，已不得而知。
（原標題：印道千秋)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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