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果說四年前的川普的當選令民主黨及其支持者深感意外，那麼四年後他們恐怕會失望地發現，這種選舉中的「意外情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常態化了——民意依然撕裂，左右兩黨支持者之間的敵意不僅不減，甚至愈演愈烈。政治觀察者發現，2020年美國大選在選民前所未有的悲觀、恐懼和懷疑中進行。
共和黨政治顧問Frank Luntz曾在七個總統選舉周期中參與焦點小組調查，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示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即使是最溫和、最主流的選民，在談論起本次大選時措辭也非常激動和悲觀，我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如果你相信氣候變化，川普的再次當選就意味著世界末日；如果你擔心稅收問題，你會認為拜登的勝利將讓你破產；如果你最關心的是醫療，你會認為拜登的失敗將殺了你。」
這種撕裂和兩極化的政治情緒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日積月累，積重難返。在《為什麼美國人恨政治》一書中，美國著名記者、政治評論家小尤金·約瑟夫·迪昂（E. J. Dionne, Jr.）將政治極化的源頭追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他指出，彼時的民權運動和反文化運動刺激保守派找到新的同盟力量，謀求反擊；與此同時，佔上風的自由派卻在政策和實踐中出現失誤，逐漸遠離了他們最龐大的選民基礎——工人和中產。
在卡特總統任期內（1977年-1981年），嚴重的通貨膨脹抬高了普通美國人的稅率，卡特以提高失業的代價來對抗通貨膨脹，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構成他選民基礎的低收入選民。保守主義陣營中的經濟放任派於是抓住了機會，裡根上臺後順應當時美國人的反稅呼聲，扭轉了自羅斯福新政以來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共識，即政府有責任為公民，特別是處於弱勢的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和援助。
左右兩翼的分歧遠遠不止經濟這一個維度。事實上，自共和黨吸納了傳統主義保守派（如宗教右翼）後，美國政壇的紛爭就呈現出了「文化戰爭」的態勢。兩黨之爭越來越圍繞「議題」而非「問題」展開，比如社會福利的正當性、女性墮胎權、種族歧視。然而迪昂提醒我們，「問題」才是政治家可以著手解決的，「議題」在很多時候都是掩蓋真正問題的幌子——真正的問題是，普通美國人感受到了越來越強的社會不平等和被剝奪感。在《為什麼美國人恨政治》出版的1991年，迪昂觀察到了美國選民的憤怒與政治倦怠：
「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覺得在最近三十年的多數時間裡，被政治欺騙了。在自由主義那裡，他們看到了貶低他們的價值的綱領；在保守主義那裡，他們看到了剋扣他們的利益的信條。」
時至今日，可以說美國政壇的格局不僅沒有改變，甚至更加極端化。假如拜登當選，他將如何回應迪昂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的憂慮——「我們已經喪失了對共同公民資格的感受。我們被關於價值的苦澀爭論分裂，被不斷擴大的階級、種族間的不平等所撕裂，美國人已經越來越懷疑公共參與到底有什麼價值」——有待觀察。但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還能繼續承受分裂的代價嗎？
文 | 小尤金·約瑟夫·迪昂 譯 | 趙曉力 等
自從1940年代晚期小亞瑟·施萊辛格提出他的「中樞」論，以及1950年代丹尼爾·貝爾宣告「意識形態的終結」以後，美國已經走過了一段長路。舊中樞已被破壞，部分是被歷史事件——尤其是越南戰爭所致，部分原因則是它對來自左、右的挑戰的傲慢忽視。「意識形態終結」的宣告來得有點兒太早。結果，美國在基本原則上爭鬥不休，從戰爭與和平到種族與女性主義。
但是，美國不耐煩的中產階級厭倦了政治對抗，這種對抗，似乎與國民面臨的生活水準的挑戰，以及在一個沒有共產主義的世界中美國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無關。看看最近二十年所提供的選擇，美國選民心神不安地做出了妥協，指望共和黨在白宮決定大政方針，指望民主黨在國會抵制共和黨的大手大腳。這是一種醜陋的妥協，選民越來越不喜歡這樣的結果，即便他們別無選擇。因此，選民的確越來越期待無須冒過多變革的風險、又能反抗現狀的方法。就這樣，在1990年，限制議會會期的措施成功了，兩位謀求州長職位的無黨派人士成功了，佛蒙特州一位獨立的社會主義人士成功了，明尼蘇達州一位缺乏財政支持但具吸引力的古怪左翼教授成功了。就這樣，出現了兩黨現任州長一州接一州的潰敗。
這一切都代表了一種剛剛開始的對新政治中心的需求，這一中心將吸取過去三十年的教訓與成就，推動國家前行，結束維吉蘭特所說的「尖叫」。它要求終結意識形態對抗，這種對抗在很大程度上與1990年代不相干。它要求穩定、社會安寧、廣泛的寬容、更加平等取向的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增長。這是不耐煩的大多數——廣大的美國中產階級——的政治。
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覺得在最近三十年的多數時間裡，被政治欺騙了。在自由主義那裡，他們看到了貶低他們的價值的綱領；在保守主義那裡，他們看到了剋扣他們的利益的信條。要重新吸引廣大中產階級成員，自由派必須對他們的價值表示更多的尊重，保守派則必須更加留心他們的利益。
對自由派而言，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要在美國經濟生活中達至更廣泛的平等，維護1960年代最偉大的遺產：社會與種族寬容。自由主義方案脫軌的部分原因是，很多中產階級選民不再相信政府項目的運作合乎他們的利益。確實，他們不再相信政府能做事。當政府做事時，在那些中產階級成員看來，政府似乎處處在和自立、責任、家庭穩定以及辛勤工作等價值作對。
長久以來，保守派崇敬上述價值。但是任由這麼多的美國中產階級成員的生活水準惡化（部分因為累退稅），裡根政府、布希政府和他們倡導的文化恰恰傳遞了相反的訊息。最近十年，我們沒有把榮譽給予那些整日為工資、薪水辛勞的人，那些為了創立自己的事業而長期艱苦努力的人，而是給予了那些暴擁財富、暴得大名、暴享奢華的人。如果說，辛勤工作的中產階級覺得他們對工作倫理的獻身在自由派主導的時代不被賞識，那麼在保守派勝利的年月裡，他們覺得沒有獲得足夠的回報。
這一切仍在繼續，政治聚焦於抽象的意識形態問題，以致那些基本問題被排除在外。當政府被看作在基本問題上（兒童教育、醫療保健、修建道路和公共運輸、打擊犯罪）失敗時，廣大的美國中產階級就對政府絕望了。這一訊息事實上表達的是對更好政府的需要，但它被保守派錯誤解讀為對更少政府的需要。
裡根的供給派構想的基本缺陷是，它認為「供給方」僅僅包括私人領域，政府僅僅消耗社會，而非社會的資產。這導致了供給派在財政方面一個災難性的假定：減稅很容易，因為削減政府開支很容易。當然這並不容易，雖然政府作為一個機構已變得不受歡迎，許多政府職能卻仍舊很受歡迎從而難以削減。後果之一就是我們愚蠢的、完全不必要的預算失敗。另一個後果就是那些促進增長的政府領域內投資急劇下降：教育、研發、職業培訓、路橋以及公共運輸。國民願意為那些他們認為必要的政府領域買單——只有他們仍然相信政府實際上還有機會完成它開始做的事情，才會如此。
目前，這一信心遭受了挫折。因此，新中心政治的另一面必然是實驗。如果美國人已經厭倦了對引起分歧的社會議題進行意識形態討論，那麼他們對給政府項目施加意識形態的緊身衣同樣不高興。為了恢復大眾對政府的可能性的信念，政府必須顯示它能做事。同時必須表明，政府干預並不必然是侵擾式的，或者太官僚。
事實上，許多好的政策點子讓意識形態分類落了空。代金券曾被認為是保守派的理念，但是最成功的代金券項目——食品券——卻是林登·詹森「偉大社會」的一項創造。收入稅收抵免主要用來給予工作的貧困人口以工資補助，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都受到了歡迎。自由派喜歡它是因為它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保守派喜歡它是因為它提高了效率，並提倡工作。有些政策設想實際上可以非常簡單。只要將公立學校開放至下午六點，就能解決那些五歲以上兒童的日託問題，但是，我們距離這一解決方案還要走很長的路。
現在，很多社會項目實驗的壓力來自右派，他們希望摧毀官僚制。但是，自由派應當歡迎保守派重新參與社會政策，只要堅持這一點：如果保守派認真對待幫助中產階級和窮人的替代性方案，他們就必須籌錢為這些社會實驗提供資金。
不耐煩的大多數也正在尋求更加穩定的經濟，在其中，各種相互競爭的價值——機會、保障以及責任——能夠達至新的平衡。1980年代對企業家精神的強調，儘管很多方面是健康的，但還是扭曲了我們關於財富是如何創造的觀念。如果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過於簡化了經濟過程，那麼很多右派分子支持的可以被稱為「資本價值論」的理論也同樣如此。1980年代的經濟學給那些進行資本投資的大膽的風險承擔者賦予了太多浪漫色彩，以至於忽略了最終使一家公司得以成功的更廣大的群體——為公司工作的人。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正如在我們的政治生活中，我們已經遺忘了許多古老的價值：忠誠、辛勤工作以及精益求精。如果說1980年代經濟變遷的哪個方面威脅了社會結構，那就是長期僱員對他們認為一直忠誠服務的公司不斷喪失信任。1980年代公司重組的模式發出了這樣的訊息：投資者的利益差不多總是優先於員工的利益。美國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日本員工為他們的公司工作比美國員工更努力、更忠誠，這可能就是部分答案。美國無須複製日本的管理風格以變得更有競爭力。但共同責任的理念確實既是美國的理念，也是日本的理念。
因此，一種將恢復大眾信心的政治的中心主題必定是：給予廣大美國中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以回報。對於實現上述目標所必需的一些步驟，存在著不斷擴展的共識。
首先，對於中產階級和窮人，稅制必須變得不那麼沉重；尤其是對為人父母者，無論是單身的還是已婚的，稅負必須減輕。未來的任何稅收改革都必須以下述內容為目標：使稅制更加累進化，從降低薪資稅、擴大養育年幼孩子的父母的稅賦免除開始。造成的稅收下降可以通過以下手段找齊：提高對富人收入繳納社會保障稅的比例，同時限制政府收益（包括減稅）流向富裕階層。
福利改革的第一步必須是增加流向工作窮人的收益。他們遵照這個社會聲稱應當信賴的所有規則生活，但是獲得的回報很少。1990年收入稅收抵免擴大，就邁出了很好的第一步。收入稅收抵免應當進一步擴大，所有工作的人都應當有醫療保險的保障。同時，必須讓最貧困人群的孩子有進入職業群體主流的可能。這意味著擴大學前兒童的醫療、營養補給和教育項目，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貧困和破裂家庭的兒童。這樣的項目有可靠的記錄。流向這些兒童的資金的的確確可以視為一項精明的投資。應當鼓勵每一個人都對自身進行投資。這意味著擴大如下途徑：接受大學和中等職業教育、接受再培訓項目，以及為工作做準備的年輕人的學徒項目。
最終，如果年輕人被鼓勵以時間而非金錢償還學生貸款以及其他政府利益——花幾年時間從事教學、警察工作，或在軍隊服役，或為窮困人群提供醫療服務——那麼我們公民之間的紐帶會得到加強。通過建立起給政府機構輸送年輕血液與理想主義的常規渠道，這樣的項目也能提高政府機構的士氣。這些年輕人中的一些人將受到鼓勵，把一生奉獻給公共服務事業；在這樣的奉獻很少受到鼓勵的社會裡，這是件大好事。
這個簡短的列舉僅僅是說明性的。它代表了一些最基本的優先事項，類似某種1990年代的《退伍軍人法案》。它著重於那些政府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它圍繞如下理念：當預算緊張時，新的開支應當著眼於幫助個人在前所未有地重視教育與創造性的全球經濟中獲得成功。放寬來說，1990年代的成功政府的關鍵，在於發現結合同情與自立、權利與義務、平等與卓越的方法——簡言之，發現使1960年代價值與1980年代價值和平共處的方法。討論社會公正的自由派與討論「選擇」「賦權」的保守派並不必然相互牴觸。的確，如果保守派對賦權的態度是嚴肅的，那麼他們就是在討論社會公正。
但是，選民將不會指望政府做這些，除非他們確信政府能夠負責任地做事。存貸危機就是美國人為什麼已經如此恨政治的好例子。如果說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做出了什麼重大貢獻，那就是自由放任主義者指出，政府進行資助和管制的方式，經常是讓私人發財致富，而讓公眾一無所得。這當然是老生常談——還記得1870年代的鐵路補貼嗎？但是在一個經濟管制十分複雜和廣泛的時代，這一點變得尤其重要。
前後不一致的管制措施的危險性在存貸醜聞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儲蓄與貸款放鬆管制，加上由存款保險保障的儲蓄額的增長，一起創造了這個無風險的資本主義的龐然大物。利潤是私人的，風險則被社會化了，國會成員和總統候選人接受了大量競選捐款，留給納稅人一張大帳單。因此，一個新中心的政治的主要關注將是把政府補貼和管制與公共目標重新連接起來。清理我們資助競選的方式會使國會採取措施實施上述設想變得更加容易。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隨後的戰爭證明，後共產主義世界遠比舊世界更沒有秩序。固然，布希的大膽行動以及美國武器的力量向許多右派分子表明，美國最終超越了越南症候群，再次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還是可能的。至少，保守派和幹預主義自由派會爭辯，反戰左派明顯已經失去了許多最令人信服的論據。反戰左派實在無法論證薩達姆·海珊「站在歷史的正確一方」。
可是，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人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十年來財政上的不負責任已將美國置於幾乎要乞求外國捐款以支持戰爭的地步。這場戰爭也顯示了維持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會有多麼耗費錢財。美國人願意多久發動一次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軍事行動？波斯灣戰爭或許標誌著後越戰時代的終結，但人們希望，這意味著新的關於正確使用美國力量的更有成果的爭論的開始。不管多麼令人眼花繚亂的軍事策略，都不能制訂對外政策。軍事策略甚至都沒有除掉薩達姆。
我們從這場戰爭中學到的最具價值的東西，幾乎都與我們國內的公民生活有關。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政治上的不滿源於一種惱人的憂慮：我們已經喪失了對共同公民資格的感受。我們被關於價值的苦澀爭論分裂，被不斷擴大的階級、種族間的不平等所撕裂，美國人已經越來越懷疑公共參與到底有什麼價值。這個國家的人民很善於單打獨鬥，但我們懷疑我們能否同樣出色地集體對付危機。
自由放任主義者提醒我們，戰爭就是集體行動錯誤之處的最大表現。但是任何人都不禁被如下事實震動：在經歷了被廣泛譏諷為「自我放縱」的十年之後，仍有成千上萬美國人願意為國捐軀。有沒有利用這一公民潛能的和平方式呢？在經歷了一段將一切政府都譏諷為無效的時期之後，政府資金與私人付出的結合已經製造出了真正巧妙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畢竟，美國確實懂得如何製造東西。美國的才能必須被限定在戰爭武器上嗎？政府資助研究與開發的能力必須被限制在軍事領域嗎？
然而，美國仍然要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那就是戰爭的代價是以極度不公平的方式被承擔的。很多人評論說，在海灣服役的美國黑人數量之多是不成比例的。但是還存在其他不公平，尤其是如下事實：上萬預備役軍人的生活與工作被突然打斷了，而其他和他們一模一樣的美國人視而不見，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並不願意恢復徵兵。但是國家必須重新思考它看待公民責任與共同承擔犧牲的方式。這場爭論必須由關於服務與責任的保守派理念與關於公平的自由派理念共同培育。
戰爭的後果和蘇聯的終結刺激了對布希總統「新世界秩序」之含義的爭論。迄今為止缺乏的是關於這一秩序的政治內容和經濟含義的言論。在世界範圍內推進民主既是一項道德事務又是一項實際事務，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因為民主制比獨裁統治更少威脅性，沒有獨裁統治那麼好戰，僅這一點也就夠了。但是，如果美國推進民主的態度是認真的，那麼這一努力的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和其他富裕的民主國家，是否奉行使東歐和第三世界的新民主國家經濟上足夠繁榮以維持民主信念的經濟政策。在前共產國家，當經濟持續停滯，已經出現了對民主不滿的跡象。現在，經濟災難也有在其完全實現之前扼殺蘇聯民主的危險。如果1991年的革命不但沒有產生新的民主國家，反而造就了一系列民不聊生的獨裁國家，那麼這將是一場巨大的悲劇。
促進第三世界和東歐的經濟增長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利他行為。對美國自身而言，這是一件經濟上必須做的事情。中期內，美國可以通過同它最富裕的競爭者——日本和歐共體——達成更加有利的貿易協定取得一些經濟進展。但是，從長遠來看，國內真正的經濟增長將依賴於一個更為繁榮的世界經濟。只有幫助提高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生活水準，美國人才能維持他們的高生活水準。這個任務不簡單，但極其重要，它要求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嚴肅的目標，而當前我們搞政治的方法似乎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嚴肅性。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為什麼美國人恨政治》一書，經出版社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