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資料齊魯晚報 2012-09-25 《1931年：濟南學生南京請願記》 於建勇黨員幹部之友 2010年01期 《蔣介石接見濟南請願學生的臺前幕後》劉世萍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981年0《期 《「九一八」事變後學生愛國救亡運動》 邵鵬文 郝英達「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大片國土淪陷，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各地學生紛紛成立各種愛國組織，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1931年12月4日，山東省立高中學生率先商議決定第二天早晨乘車赴南京請願。隨後，鄉師、正誼、女師、一中都起來響應，起初只有五百餘人，後來發展到兩千五百餘人。要求蔣政府立即對日宣戰，出兵收復東北失地。
學生們行動起來後，馬上便整隊到車站去要車。鐵路當局接到鐵道部的命令，拒絕發車，站長及的職員逃走一空。
1931年12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明令禁止結隊到南京請願，無論何種團體，如有意見欲陳述於政府者，均應書面呈請當地行政機關或學校校長轉呈。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市長聞承烈、市警備司令雷泰平向在車站候車的學生宣布將禁止結隊赴南京請願的電令，但學生們沒有退縮，仍徹夜堅守車站。
學生在濟南車站停了兩日兩夜。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看見沒有辦法，答應給學生們備車。
據濟南女子師範學生宋錚回憶:「在火車上,我們又冷又渴,由於帶的被子少,四五個人才能蓋一床；由於水很少,同學們只拿小碗盛一點水輪流沾沾嘴皮。」（《濟南女師南下請願的片段回憶》）
12月10日列車到達浦口站。濟南學生，受到當局的「熱情歡迎」,他們備好了汽車，要送學生們去中央軍校居住。學生們看穿了當局這種名為歡迎、實為軟禁的花招，南京中央大學學生代表迎接他們渡江到下關,然後步行到中央大學休息。當局給學生們送來餅乾和毛毯等，企圖收買濟南學生，但同學們團結抗日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
國民政府如臨大敵,軍警夾道站立,只留很窄的路讓學生通過。「當時南京下雪了,天氣很冷,同學們穿得單薄,但是,冷了就組隊進行跑步。」（張承先:《濟南一中學生南下請願回憶點滴》）
11日,請願團研究請願要點,為第二天的請願做準備。這天,山東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帶著濟南各校校長和訓育主任悄然來到南京,旨在動員學生回校,瓦解請願行動。
請願團得知後,「馬上派了一隊學生軍帶上童子軍棍,準備把這些校長和訓育主任抓起來。這些人住在下關的旅館裡,他們得了信,沒等學生軍趕到就溜走了。學生軍趕到下關旅館的時候,這些校長和訓育主任早已逃到浦口去了。」（耿玉衡:《憶南下請願》）
正誼中學校長徐伯璞也來到南京動員學生,說在南京有性命危險,誰願意回去,他給錢。請願團決定把他抓起來扣押一天。
就在他第二次來到中山大學的時候,學生們立即行動。徐伯璞一看不好,拔腿就跑。後來,他收拾行李回了濟南。
12月12日，濟南學生，在駐地中央大學整隊出發，高舉「山東濟南市學生請願團」的橫標，一路高呼口號，浩浩蕩蕩地向國民政府所在地行進。到達國民政府門前時，被門衛司令攔住，學生請願團代表一再交涉，門衛司令執意不許，並命令衛兵排成橫列堵門站立。憤怒的學生一齊向前猛湧，衝到大門內的院子裡。院子很大,兩旁有廂房。正誼中學學生柴保中看到,「從廂房的窗子伸出許多槍口,裡面埋伏著軍警。」只見第二道大門緊閉，全副武裝的憲兵們架著4 挺機槍，如臨大敵。同學們毫不畏懼，並聲明見不到蔣就不解散。
國民政府參軍長賀耀祖出面敷衍:「主席很忙,有什麼問題由我代主席回答。」學生們不幹。
一直僵持到下午一點鐘，蔣才被迫在層層護衛之中出來接見學生。他略看了一下學生代表遞上的請願書，便不痛不癢對學生說，他北伐抵達濟南時受到濟南學生的熱烈歡迎和慰勞，對濟南同學印象很深，濟南學生是愛國的學生，不畏寒冷來到南京，給政府增加了很大力量。
同學們齊聲高呼：「我們強烈要求蔣主席答覆我們請願的條件！」學生代表義正詞嚴地向蔣提出：希望政府立即向日本宣戰；出兵收復東北失地；政府查究張學良不抵抗的罪責；反對政府依靠國聯的投降外交；撤免顧維鈞的職務；給學生義勇軍發放武器。
蔣說,目前內憂外患,政府有困難,對外宣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一個準備的過程。一切準備就緒,馬上就對日宣戰。政府正在訴請國際聯盟來解決東北問題。
濟南第一鄉村師範學生孟錦善反問:「請問,國聯是什麼組織？」不待蔣回答,同學們群起呼應:「是帝國主義聯盟！」
隨即大院裡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和口號聲。
蔣解釋說:「國聯裡也有弱小民族的聯盟,也有帝國主義的聯盟,是一個綜合體。」學生又問:「弱小民族能不能和帝國主義交朋友、結成聯盟？」蔣答道:「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能結成朋友的。」
學生們七嘴八舌討論起來,有的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算是什麼朋友？」有的說:「和帝國主義做朋友就是認賊作父,引狼入室。」
蔣又被迫說他已命令張學良戴罪立功、出關作戰。不久他還要親自北上指揮。說打仗用不著同學們，政府自有主張，還欺騙同學們說：「三年東北失地不能收復，當殺蔣某之頭以謝天下！」
當受到學生代表質問時，蔣惱羞成怒，說同學們不尊重他就是不尊重國家元首、不尊重國家。在受到同學們的駁斥後，他理屈詞窮，灰溜溜地走了。
蔣在這天的日記中稱「幾受侮辱」。
12月13日，學生們請願未獲結果。「各省市來京請願學生開代表會,決由每省市推代表五人,在京組織總示威辦事處。」（《申報》十三日專電）各地學生代表推選了北平法學院的學生李時雨為總指揮,杜宏藩為副總指揮,定於翌日上午舉行全國各校學生聯合示威。
12 月14日，蔣的言行進一步暴露了他根本不想順應人民的要求奮起抗日的真正面目，學生們徹底丟掉了對國民政府的幻想，決定將「請願團」改稱為「示威團」。濟南學生舉著「濟南市學生赴京示威團」的旗子，同其他各校學生4000餘人在中央大學操場集合,隨後走上南京街頭遊行示威。學生們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求同日本帝國主義宣戰」、「我們不要賣國的政府」等口號。在國民竟度府門前搏續兩個多小時, 而後在南京街道進行抗日宣講 , 至晚返回中央大學。
12月15日，學生們再次列隊到到外交部、教育部、中央黨部等處遊行示威。走到外交部時，同學們打算質問顧維鈞，衝進去後，卻發現裡面空無一人，於是在部長辦公樓及部內各室牆壁上寫滿標語，在外交部的牌子上蓋上了一張「不要這個賣國部」的大標語。此後，各地赴京學生也紛紛到外交部內張貼標語，並搗毀了外交部。走到中央黨部時，時值舉行臨時會議,一些自恃老於事故的委員, 競趴在樓上窗口,對愛國示威學生橫加污衊。學生憤怒至極, 把黨部團團圍住，並派學生糾察隊分布各要道, 禁止黨部人員出入。他們用石子擊毀黨部大門上「青天白日」 的徽章, 破門而入,擁至二門外,高呼:反對內戰,反對鎮壓抗日運動,要求蔣出來接見。蔣恐懼學生的愛國運動,一面派考試院長蔡元培和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接見學生,一面調來大批武裝軍警、 特務鎮壓學生愛國運動。學生們將出來接見的蔡元培、陳銘樞毆傷架出門外，警廳保安隊鳴槍鎮壓，將蔡、陳奪回並逮捕5名學生。
同日，蔣宣布下野，辭去了陸海空三軍司令、行政院長等職務。
12月16日,濟南、北平、安徽、上海、南京、蘇州、安慶等地學生決定「十七十八午前十時舉行聯合總示威」。（《申報》十六日專電）
12月17日上午9時，濟南學生與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安慶、蘇州等地學生及南京各校學生共3萬餘人，由中央大學出發，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聯合大示威。
示威隊伍途經總統府時，學生們將總統府部圍住，總統府事前獲悉早將鐵門關閉，並派大批軍警在內防守，愛國學生猛衝數次未得進入。學生在憤怒之下用石塊磚頭將鐵門兩旁警衛室、傳達室窗欞玻璃、電燈悉行搗毀，後又繼續前進。
當示威隊伍前列抵達總統府時，隊伍的後尾還停滯在珍珠橋（近北京東路、太平北路一隅）《中央日報》社門前。因《中央日報》曾於12月16日刊登社論，說學生示威活動受操縱。示威學生就此提出質問，並向報社提出通牒，但報社負責人奉當局之命，拒絕更正。於是，大批學生衝進《中央日報》社，先將大門打破，電話線割斷，後將經理室、會計處、廣告股、發行股、材料股搗毀。並有數十名北平學生衝入地下室，將印刷機拆毀，將鉛字、印模等物件拋入報社後面的秦淮河內。與此同時，聚集在國民政府門前的示威學生高呼口號，要求出兵抗日。
此時，南京警備師二旅武裝士兵，從《中央日報》社馬路兩邊，以密集的衝鋒隊形，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展開血腥屠殺。學生們英勇無畏，徒手與軍警展開激烈搏鬥。十幾分鐘的功夫，有一百多學生受重傷，三十多名學生被當場刺死，六十多人被捕，其中濟南的學生有2人被捕，10多人失蹤。這就是著名的「珍珠橋慘案」。
當晚，各校學生返回中央大學後，立即召開各地學生代表團聯席會議，決定，為抗議反動政府鎮壓學生，喚起民眾武裝抗日，次日繼續舉行各校學生聯合示威。為防備反動軍警的襲擊，各地學生搬到中央大學和國民大會堂集中住宿。十八日，天沒亮，反動當局就調集了南京警衛師二旅、六十一師二團，交通憲兵一團及警察廳保安隊等大批軍隊、警察、憲兵武裝包圍了中央大學和國民大會堂。宣布臨時戒嚴，在中大操場上架起機槍,大肆捜捕愛國學生。然後用預先準備的三輛運貨卡車，將濟南、上海、北平等地學生，分批武裝押送至南京下關車站，強迫上車返回原地.學生雖然被繩捆索綁，仍高喊「打倒賣國 政府」，「反對出賣東三省」、「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進行英勇不屈的鬥爭。濟南第一中學學生張承先說:「當時我們坐在宿舍的地上不出來,兩個大兵就架著一個學生硬拖出來,押上火車。」
12月20日，請願的學生們回到濟南時，各校留校學生及教職員均到站歡迎，各工會也派代表結隊持旗，表示歡迎。早在四天前（16日）,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就令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提前放寒假,要求濟南所有旅館、客棧不準收留學生住宿。但返濟學生仍受到各校留校學生、教職員工和工會代表的歡迎。
濟南愛國學生赴南京請願，不畏艱難，不怕犧牲，忍飢受凍，英勇鬥爭，雖未能達到迫使國民政府立即抗戰的目的，卻對喚起民眾、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