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牧笛
1938年，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了炫耀他們以武力侵略中國、製造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的所謂「戰功」，在瀋陽市郊陵東鄉柳條湖村建立了一個「柳條湖紀念碑」(俗稱「炸彈碑」)。此碑為鋼筋水泥結構，由基座、碑身、碑頂三部分組成:基座呈梯形，碑身為方錐形，與碑座銜接處為正方形(邊長45釐米)，碑頂為炸彈尾翼形(高140釐米)，3翼間距為76釐米，埋深為260釐米。原碑址距現水泥碑北約200米處，後移於此。這塊碑既無碑誌，也無銘文，今天佝僂著負罪之軀，向中外觀覽者供述著當年日寇的罪行。
炸彈碑
當人們看到這個怪物似的「炸彈碑」，「九・一八」事變的情景就像歷史鏡頭似的，一幕幕地重現目前:
1931年9月18日深夜，半圓的月亮高懸，疏星點點，長空欲墜，柳條湖周圍的高粱地裡，夜色蒼茫。這時日軍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視」鐵路為名，率部下數人向柳條湖方向走去，他們一面像小偷似的窺視著北大營東北軍的動靜，一面小心翼翼地在離北大營800米左右的鐵軌下埋放了一顆騎兵用的小型炸彈，拉開定時引信後，悄悄地溜了。
深夜10點20分，當長春到瀋陽的第14次列車剛剛通過，轟然巨響，炸彈爆了，列車因強烈震蕩傾斜了一下，仍然「安全」到站。這時河本中尉便用隨身攜帶的電話機向關東軍本部和奉天特務機關報告，誣稱「十八日午夜十點半左右，於奉天北面北大營側面，暴虐的中國軍隊破壞我南滿鐵路，襲擊我守備隊，與赴現場的我守備隊發生衝突。」同時，早已潛伏在爆炸點以北4公裡的駐文官屯日軍，在川島中隊長指揮下，已向北大營進擊;駐瀋陽「滿鐵附屬地」的日軍，也猛然用重炮向北大營轟擊。
深夜11時光景，北大營已被日軍團團包圍住了，炮聲密集，炮火連天。剛剛就寢的東北軍慌忙起床，倉促應變。當他們知道是日軍挑釁時，中下級軍官和士兵恨得怒髮衝冠，咬牙切齒，自動跑步到操場集合，個個喊打，他們的愛國行動卻被制止了。原來早在9月11日蔣介石電約張學良在石家莊會晤時，就一再叮囑著日軍有軍事行動，「一律不準抵抗」，他幻想「國聯主持正義，和平解決」，頑固推行他那「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所以「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北大營獨立步兵第七旅旅長王以哲曾向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代司令官)榮臻請示行動，榮又向北平張學良報告，張便緊急請示蔣介石，蔣仍電話嚴諭:「瀋陽日軍的行動，仍按以前的指示處理，勿逞一時之忿，致誤大局。」並補發了緊急的電報命令。這樣，被包圍在北大營的東北軍只好於當夜零點到翌日凌晨4時光景，全部撤離了北大營。
日軍守備隊第二大隊佔領北大營的同時，還兵分三路向瀋陽城進攻：一路攻入南市場，佔領了第一、第二公安分局;一路進攻北市場，繳了警察的械，佔領了郵政局;還有一路竄到大小西門，佔領了第四警察署、憲兵隊司令部、電話局、無線電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省政府等軍政機關和東三省官銀號、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到9月19日早晨6時半，日軍沒費吹灰之力便佔領了整個瀋陽城，劫掠了東塔機場的飛機262架，兵工廠內的迫擊炮3000門，戰車26輛，機槍5800挺，還對老百姓進行了野蠻姦淫屠殺。從此瀋陽便淪於日帝鐵蹄蹂躪之下，瀋陽人民過著非人的國破家危的生活。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它揭開了日帝大規模地、明目張胆地武裝侵略中國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不是偶然的。日帝犯我中華、侵吞東北是蓄謀已久。早在1915年，日本就與竊國大盜袁世凱籤訂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上臺，曾分別在東京、大連召開過兩次「東方會議」，策劃侵佔東北陰謀。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在向日本天皇的奏摺中便赤裸裸地叫囂:「如欲徵服中國，必先徵服滿蒙;如欲徵服世界，必先徵服中國。」1928年6月4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製造了皇姑屯炸車事件，謀殺了張作霖，妄圖在混亂中「兵不血刃」而侵佔瀋陽，因奉天當局善後處理謹慎，無隙可乘，加之有英、美勢力掣肘，日本也沒作好準備，故其狼子野心未能得逞。張學良將軍執政後，日本又軟硬兼施，玩弄離間、分化、利誘、威脅等卑劣伎倆，阻撓他與南京謀和，妄圖策動東北獨立，置於其卵翼之下，這險惡用心被張學良將軍毅然「易幟」所粉碎。到1931年秋天，他們眼見東北軍大部進關，東北駐兵分散，軍政要員多忙於私事，防務空虛，有機可乘，便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過去快一個世紀了，全國同胞永遠也不會忘記日帝侵華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他們昔日豎立的「炸彈碑」，今已成為日寇侵華的鐵證。1985年瀋陽市人民政府已把這塊「炸彈碑」列為重點保護的文物之一，作為對子孫後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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